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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肖丹：纵观当代文学的诗歌史，尤其是叙事诗，优秀作品屈指可数。郭小川在1956年底至1959年间，写了七八首长篇叙事诗，其中《一个和八个》、《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都是优秀之作。《一个和八个》因为拍成电影的缘故，知者颇多；《白雪的赞歌》也得到一些评论；而《深深的山谷》的独特意义一直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
　　今天我们想谈一谈《深深的山谷》① (以下简称《山谷》)。首先，它描写了一对青年知识分子诚挚热烈的爱情被战争毁灭，是爱情的悲剧，这是它尤为动人之处；另外，它塑造了一个逃避战争、“自绝”于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写出男主人公的人格悲剧。这首诗和《一个和八个》一样，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内心的冲突表现得细致尖锐。他们都折射着作者真实的心境，正因为如此，这几首诗作具有强烈的艺术张力和人性魅力。
　　郭晓惠：《山谷》的故事是这样的：抗日战争初期，一对青年男女在去往延安的路上相逢而心生爱恋，女子“年青而美丽”，“无忧无虑”，“单纯得如同一张白纸”，心灵“好像明净的天空”；而男子英俊而潇洒，“长睫毛”，高鼻梁，微皱的额头露出“深沉的忧郁”。宝塔山下，男子“持久而炽热的热情”，把少女的“整个身心熔化”，延河水旁“每个迷人的夜晚”，都留下他俩的“狂吻和高歌”。然而，在抗日战争的进程中，少女“渐渐地少了女性的柔情”，“变得不修边幅”，随之在“沸腾的战斗生活”中加入共产党，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女游击队员”。而她的男友，却一步步远离集体和斗争，感到越来越深的悲苦与失落。
　　一次激烈战斗之后，在月光照耀的夜晚，男主人公从悬崖跳下“深深的山谷”，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临终前，他表白说：自己是“属于另外一个时代的人，在这个世界里无非是行商和过客”；他“利己主义的根性”难以跟“战斗的集体协调”；他被爱人带进“革命战争的前哨”，却又感到这里“斗争太尖锐”；“要我用服从和自我牺牲去换取光荣吗？在我看来，那不过是一场太严肃的胡闹”；他明白：“这是时代对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嘲笑。/我呀，也许是一个治世的良才，/在这动乱的日子里却只能扮演悲剧的主角”；“我毫不怀疑，你们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可是，这胜利并不是属于我的；/我也决不否认，你们一直好心地关怀着我，/可是，这种关怀反而加深了我的敌意。/当然，我也不愿去当革命的叛徒，/因为，那对于我跟革命一样没有意义。”“我怕在突围中被乱枪打死，/因为那太不符合我一生的抱负；/我怕你终有一天斩断对我的爱情，/因为那时甚至没有人看着我生命结束，/我怕那无尽的革命和斗争的日子，/因为，那对于我是一段没有目的地的旅途。”
　　这样，一个投身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战争和集体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终于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样一个主题，在中国“十七年”文学甚至整个当代叙事诗中都是罕见的。
　　关于爱情的描写
　　范肖丹：此诗的出色之处主要是在两个层面：其一是爱情毁灭的悲剧。
　　郭小川选择女战士“大刘”作为叙述者，给“小云”——一个刚刚失恋的女战士讲述自己失去的一段爱情，这个叙述角度选取得好。作为刻骨铭心的恋人，叙述、抒情都具有真实感，更容易打动读者，诗人尽可能细致地展现了男女主角的内心世界，主人公的爱情历程细腻而有较强的真实感。当大刘叙述自己的恋情时，大刘其实不知不觉地回到了亲历战争之前的语境，或者说暂时忘记了战争。同时正是因为以恋人的口吻叙述故事，她心中充满对昔日恋人的同情。这也就是说，郭小川是把男主人公当作深可同情的人来塑造的，这样就挣脱了僵硬的政治分野和阶级划分的面具，从而展现人性的丰富性。
　　在描写爱情上，郭小川写大刘为男主人公的外貌和气质风度所吸引，两人的爱情热烈奔放。这在当时爱情题材基本被列为禁区的文学语境下，这里的描写是大胆而激动人心的：“当汽车驰进了陕甘宁的边境，/车厢里立刻响起快乐的歌声，/女伴们因喜悦而涌出了眼泪，/男伴们的脸因激奋而涨得绯红。/这时候，有一支宏大的声音，/突然在我的斜对面轰鸣，/我无意中朝那里望了一下，/哦，长睫毛覆盖着一双大眼睛。”大刘对男主人公一见钟情，诗人写她在瞬间被吸引的心理：“在战争中最怕遭受意外的袭击，/男性的突来的目光也常使人战栗。/他的这锐利的一瞥呀，/竟使我的心久久不能平息。/当我仰望着那北方的晴朗的天空，/环视着那边区的广阔而自由的土地，/我感到，我是置身于美好的世界中了，/这双眼睛呵，格外叫我沉迷。”他“黝黑的脸上突起来高高的鼻梁，/额头微皱着，露出深沉的忧郁，/稳重的举止显得文雅而大方”。大刘因为心里有了爱，感受世界无比美丽而宽阔。
　　顺理成章的，接下来便是两人的热恋。“延安的三个月的生活，/我们过得充实而且快乐，/延河边上每个迷人的夜晚，/都有我们俩的狂吻和高歌。/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争吵，/他对我总是那么温存又柔和，/只有在离开延安的前几天/才发生一次小小的风波。”请注意这里的时间交代，这是一段既没有战斗又没有开始整风运动的日子。这时，他们正对延安充满了好奇和新鲜感，又能够在暂时和平的条件下享受爱情的甜蜜。郭小川这样描写爱情对现在的人来说，实在不足为奇，甚至是保守的，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已经是大胆而惊人的描写了，所以，诗作发表时的冲击力很大。
　　关于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软弱性问题
　　郭晓惠：这是一次作者不满足于已有成就，试图在题材上有所突破的创作②，也是一首作者“真正动了感情”(郭小川1957年3月24日日记)写出的诗。诗的旨意，是“打算用一个女人的口吻写一个知识分子在艰苦斗争中的动摇和幻灭”(1956年12月29日记)，“写出了我对某种知识分子的憎恶，也许以后会有人骂我，但我还是善意的，为知识分子放出一支警号”(1957年3月24日日记)。
　　他为什么“对某种知识分子”怀有“憎恶”？又为什么要为知识分子“放警号”？这和作者在中国作协工作时亲身感受到的一些“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的毛病有关，也和他对政治运动中受批判者既有憎恶又有同情的矛盾心情有关，不过，更能作为其思想基础的，是对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必然性的认可，认为应该批判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软弱性”。
　　现在的人们要问，难道知识分子就一定比作为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工人农民软弱而易于动摇吗？我们都知道不少坚定的知识分子革命家，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比如彭湃，临死不屈为革命牺牲，或者说，革命的启蒙者、撒播火种者都是知识分子，多少有理想、能够超越自身利益，为社会、民族着想、改变社会制度的都是知识分子；我们也知道许多工农出身、知识不多的人不能坚持革命，比如有的惧怕杀戮远离流血的革命，有的贪生怕死当了逃兵。所谓“知识分子的动摇性、软弱性”的说法从何而来？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说：“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性和组织性……意志萎靡、动摇不定……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性是同他们通常的生活条件，同他们在很多方面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的谋生条件(单独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体里工作等等)有密切联系的。”③ 也可以说，知识相当于一定的资产，所以有知识者的革命性就不彻底，而且，由于知识是敌我双方皆可利用的东西，知识分子就容易动摇于敌我阵营之间。
　　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共产国际这种不信任知识分子的传统，并把它加以发展④。毛泽东把“小知识阶层”或曰“广大的知识分子”归于“小资产阶级”⑤，说他们虽然“有很大的革命性”“富于政治感觉”，“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是“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⑥。毛泽东还认为，“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是“自由主义的来源”⑦。
　　总之，按照毛泽东与共产党的理论，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而且要经过痛苦的改造，才能被革命队伍所接受。
　　范肖丹：谈到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怀疑态度，这与党从建立开始就一直存在的生存焦虑有关，因为那时党的力量弱小，立足未稳。这种紧张的焦虑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甚至二十世纪末。党的历次整风，实际上是清除可能混进党内的暗藏的敌人，即是以异己力量的方式来进行各种运动。形势紧张时，甚至要清除有合乎“历史的必然性”的个性诉求和个人欲望的革命者，因为政党处在危机时期，更需要“彻底”的革命者以卫护革命队伍的纯洁性，以及政党和革命的生存和发展。
　　从郭小川最初的创作初衷来看，这首诗写的是“知识分子的动摇与幻灭”，但他是以爱护知识分子的善良的动机为出发点的，他从来没有把知识分子放到革命的对立面来看待。他在创作此诗期间，正在痛苦地撰写所谓“丁(玲)、陈(企霞)”结论，他曾想把丁和陈的问题放在党内解决，可没被通过。这在诗人的检讨书里多次提及。现在看来，郭小川对男主人公命运的同情的描写，是符合人性的，这也正是他被批判得最多的一点。
　　郭晓惠：对于知识分子，作者的态度充满矛盾。一方面，他理解甚至欣赏、爱护这些知识分子。作者的妻子杜惠说，这个男主人公是有原型的，就是作者在延安马列学院的一个同学。也就是说，他身边确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深深懂得他们，甚至和他们气味相投。他欣赏他们的洁身自爱、孤芳自赏、优雅、忧郁等气质。
　　另一方面，他又必须站稳政治立场，因此他认同对知识分子的所谓弱点必须批判。结果，他就写了这样一首诗，用文学来阐释和宣传党的这个观念，鼓励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教育他们走大刘的道路。也许可以说，作者既是诗中这位男子，也是“大刘”，他正是从前者改造并成长成为后者的。他的笔锋不仅指向动摇和软弱，还包括知识分子洁身自爱、优雅、忧郁等等气质，这恐怕都是作者曾经有过并且欣赏的气质。他在这里是表达一种决心，激励自己和其他知识分子实践毛主席的教导，脱尽身上的“小资”味道，走向工农，走向粗犷，走向战斗。但是，他的同情与惋惜是动人心弦的，出于政治立场的批判却写得相当生硬。比如他写的男主人公那种个体性格深处对行动的犹疑，其实是很正常的；而大刘在爱人跳下山崖之后被指导员一番呵斥，忽然神志完全清醒，跟着队伍突围去了，这样的描写其实是苍白的。
　　这种概念性的写作所以还有诗味，是因为作者逼真传神地写出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因为了解，所以逼真细腻，因为改造过程痛苦，所以诗作打动人心。
　　总之，我们今天仍能感受到诗人对知识分子既恨且爱、既批判又“惋惜”的矛盾心情。这种不坚决不彻底的批判态度，把诗人自己推上了受批判的审判台。
　　范肖丹：郭小川说他“写出了我对某种知识分子的憎恶”，实际上，他对知识分子的同情更真实、深刻，他的“憎恶”倒反而是概念化的。这大概是创作的主观意图和作品的主体生命之间的冲突吧。也是他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而非政治人物的明证。他以为“也许以后会有人骂我”，我想他猜想知识分子们会骂他。殊不知，在政治话语取代一切话语的时代，知识分子并没有骂谁的话语权利。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善意的”为政党服务的创作，倒是受到了严重的政治批评。这倒是政治给他的个性化的创作“放出一支警号”了。他对知识分子洁身自爱、孤芳自赏、优雅等气质的欣赏，正是他处在以崇高的政治名义，泯灭一切个体正当需求的特殊语境下，仍然追求着个体尊严的诗人禀性的体现。所以，他是真正的诗人。
　　诗作受批判的厄运
　　郭晓惠：先是有人对郭小川的这种写作倾向表示不赞同，1958年臧克家撰文谈《山谷》和《白雪的赞歌》，他先肯定“主题是新颖的”，有很多“出色的片段”，但结论是“希望他多写一些《向困难进军》一类的战斗性强烈的长诗。……希望他不要太多的在这样题材上多花费精力”⑧。
　　1959年冬天郭小川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山谷》也成了目标之一。批判者纷纷发言，我们只看其中一段话：“主人公是小资产阶级女性，与资产阶级青年一见倾心。女的上前方发现对方胆小和自私，却又难以割舍，直到后来他公然暴露反动立场跳崖自杀，哭得死去活来。作者没有批判，直到说故事时，对阶级敌人还有眷恋。孤立地探索心理，主旨何在？结果是美化了小资产阶级的心灵。”⑨
　　郭小川检讨说该诗“表现了对叛徒的某种程度的惋惜情绪”，写作这些作品“在这样的时机(‘反右’即将开始——引者注)，分散精力，是一种对党不负责任的态度，同时也包含了某种个人的欲望在内”，“《山谷》和《白雪的赞歌》是个人主义的空虚、怅惘的情绪，和对当时革命斗争的游离”⑩。
　　“文化大革命”中郭小川检讨说：这首诗“最能说明我当时的矛盾的思想感情。一方面，在我接触的知识分子圈子里，我讨厌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另一方面，在我的灵魂深处，并不把他当成罪该万死的叛徒，而在字里行间流露了对他的某种同情，实际上是美化了这个叛徒。……这株大毒草，在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上，都是违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11)。“美化叛变革命自杀的反革命分子，主要是为右派知识分子开脱，歪曲女共产党员的形象。”(12)“实质上与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是一个思想体系。”(13)
　　范肖丹：可怜的诗人没有想到，“百花齐放”在当时的语境下，只是允许同一种花开放一百朵，不同的只能是花形的大小和颜色的深浅。其他种类的花不许开放，开放了充其量只能算“草”，甚至“毒草”。诗人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一个和八个》还有《望星空》这些优秀之作给诗人带来厄运，都被批为“毒草”。当时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庸，完全政治化的文学语境，和作者作为文化官员的身份，只容许他创作“革命的文学”，不允许有任何个人化的东西。对国家和个人都有利的正常的创作欲望却被扣上“个人主义”的帽子。1959年底，诗人写了大量的检讨，反复进行这样的陈述：“写这些作品(按：指长诗)的动机当然不是出于个人打算，但在这样的重要时机，分散精力，是一种对党不负责任的态度，同时也包含着某种个人的欲望在内的。”他还检讨自己的创作倾向说：“我自己的个人主义也不见得比我批判过的那些人少，那么，我的那些‘作品’只不过是对我自己的一种讽刺，我又有什么颜面和资格，板起面孔，以长者的姿态教育青年一代？……从《深深的山谷》以后就更向坏的方向发展，与共产党员作家应有的思想高度相距十万八千里……追求一种所谓的心理描写和个人主义的狭小天地里去，革命的锐气和共产主义思想逐渐稀薄……”(14)
　　到“文革”中，更是每次检查都提及个人主义，每提及个人主义就有《山谷》等诗。我们要问，这首诗中的男主人公到底是不是个人主义呢？
　　关于“个人主义”
　　范肖丹：诗里的男主人公为追求自己心爱的人，并且寻觅发展自我的空间而来参加革命的。这被很多批评者指责为抱有个人欲望和目的参加革命，动机不纯，个人主义。我认为这种指责是不对的，如果我们把革命的目的与个人正常的欲望决然分离，那么我们就失去革命的内在动力，因为革命的力量是一个个革命者个体力量的总和，革命的目的如果和革命者每个个体的目标分离，革命其实就被架空了，缺少内在的生命动力。马克思很重视自我的欲望，他引用霍尔马赫的观点：“人在他所爱的对象中，只爱他自己，人对于和自己同类的其他存在物的依恋只是基于对自己的爱。”“人在自己一生中一刻也不能脱离开自己，因为他不能不顾自己。”“不论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只是我们的好处，我们的利益……驱使我们去爱或去恨某些东西。但是，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要爱别人，因为别人是他自身的幸福所必需的……道德向他证明，在一切存在物中，人最需要他人。”“真正的道德也像真正的政治一样，其目的是力求使人们能够为相互间的幸福而共同努力工作。凡是把我们的利益同我们同伴的利益分开的道德，都是虚伪、无意义的，反常的道德。”“爱别人……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同我们同伴的利益融合在一起，以便为共同的利益而工作……美德不外在就是组成社会的人们的利益。”“人若没有情欲或愿望就不成其为人……人若完全撇开自己，那么依恋别人的一切动力就消灭了。”(15) 正是因为延安革命根据地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既看到民族和国家的前途，也看到自己理想实现的曙光，才积极奔赴延安的。因此把男主人公这种正常的人的欲望界定为“个人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在这一点上，郭小川也认为是“个人主义”，这体现了他的政治立场，也恰好是他的局限所在。
　　他写男主人公用这样的话跟爱人诀别：“我少年时代的富裕生活，/就培植了我的优越感和清高；/我的锐敏和聪慧的天赋，/更促成了我性格上的孤傲。/我的这种利己主义的根性，/怎么能跟你们的战斗集体协调？”“你也许要问：我为什么来革命呢？/那是因为反动统治压得我直不起腰，/在那黑暗的社会里我也毫无出路，/所以才向革命索取对于我的酬劳。/我当然也可以支付我的一切，/但那仅仅是为了我个人的需要，/只有先给我的欲望以满足，/我才肯去把英雄的业绩创造。”
　　这一段独白作为男主人公“个人主义”的宣言，是缺少真实感的，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化的描写。
　　再者，关于“个人主义”概念的运用在这几十年里是含混不清的，“五四”时期陈独秀引进此概念时，是指个人自由与经济的独立，其内涵与个性解放几乎等同，是个褒义词。后来在延安以来的历次“反右”的整风运动中逐渐演变成贬义，此间的过程在此我们无法详细考证，但有一点很清楚：凡是与个人有关的，包括个性(自我)、个人的正当欲望及权利、自我中心的人格缺陷或者是不同于大众的思想观念(不论它是否正确)等统统可以冠以“个人主义”的帽子。当我们把男主人公的行为套用1980年版的《辞海》里“个人主义”的概念时，你就发现，它们对不上号，《辞海》是这样解释的：“一切以个人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思想。是私有制经济在意识上的反映。它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和资产阶级道德的根本原则。表现为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等。”男主人公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当然是他个人的决定，但与“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尔虞我诈”这几种行为都不相干，《辞海》里的解释正是解放以来几十年对“个人主义”的权威的诠释。
　　男主人公不是个人主义者，表层看来，他的错误是人生定位的错误，这种错误定位导致他选择死亡的悲剧发生。他不存在肉体生存的问题，他觉得在国统区“反动统治压得我直不起腰，/在那黑暗的社会里我也毫无出路”，那么，他要追求的是直得起腰的出路，那是精神上的人格独立和尊严。可是，那是民族救亡图存和政党生存危机的焦虑都极为严重的时期。民族和政党尊严都成问题，何况个体尊严呢？所以，他的悲剧是历史性的错误的悲剧。
　　郭小川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把这对恋人置于战争前沿。三个月的和平日子结束了，他们一同开赴太行前线。艰苦的战争生活迅速改变了“大刘”，她很快和工农革命者打成一片；男主人公则无法适应危险的战争环境，他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感到爱情和个人理想的破灭，在无法选择的情境下，选择死亡，作为逃离战争的方式。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他选择自杀，是清醒和理性的。因此，我想这样来界定男主人公的行为比较恰当：男主人公逃避战争，同时也逃避个体尊严的困境，他的悲剧是内心理想的幻灭，和无法战胜这种幻灭感的心灵悲剧。
　　诗人在这首诗里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当代文学里独一无二的形象：一个另类的知识分子——追求个体尊严的形象。这类人物真实存在，且有一定的典型性。但在很长时期内，我们的作家不敢表现这类人物形象。
　　关于背叛
　　范肖丹：同情“叛徒”是《山谷》被批评的主要理由之一。男主人公跳下山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很多批评者把他骂为“丁玲那样的叛徒”、“叛变革命自杀的反革命分子”，事实上，丁玲根本不是叛徒，男主人公也不是叛徒。我们回到当时语境中仔细考究“叛徒”这个概念时会发现，如果男主人公背叛民族、投降日本鬼，那么他是汉奸——民族的叛徒；如果他背叛共产党，投靠国民党，那么，他是政治上的叛徒。但在诗里，他既没有投降日军，也没有投靠国民党，而是选择自杀。他只是认为自己的才能在残酷的战争里无法发挥出来，打仗不是自己的长处，与其在战争里毫无尊严地被流弹打死，还不如自己有尊严地结束自己生命。正像他临死前的独自说的那样：“这是时代对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嘲笑。/我呀，也许是一个治世的良才，/在这动乱的日子里却只能扮演悲剧的主角。”“当然，我也不愿去当叛徒，/因为，那对于我跟革命一样没有意义。”显然，他不是叛徒，诗人在创作时也从未把他当成叛徒来描写，否则，就不会寄予那么深切的同情。“大刘”的立场，其实就是诗人的立场。
　　当然，男主人公的选择显然是逃避现实的，当然也是不利于革命的。他没能把自己的个人理想与当时的民族和革命的理想相结合，换句话说，他的心理依然停留在和平年代而没有调整过来。追究起来，造成悲剧的根源，一是罪恶的战争；二是男主人公基于对自己的不合时宜的认识，而最后作了悲剧的选择。男主人公的复杂人格是发人深省的。而他对个体的独立人格尊严的追求是“历史的必然要求”。这是《山谷》给我们留下的关于个体人格尊严在强大的政治机器下艰难挣扎的历史记录。
　　诗人的冒险和“文学的革命”
　　郭晓惠：仅就这一点说来，郭小川的诗应该有中国人权史文献的价值。
　　范肖丹：仅从文学的角度看，郭小川开始大胆挖掘人性的丰富性，以诗人的胆识触碰创作禁区，这在当时无疑是在进行“文学的革命”，也是在冒险。他对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弱点，有较深的思考并敢于表现，这种创作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郭晓惠：郭小川受到苏联文学的影响，确切地讲，郭小川日记里记录自己读《欧根-奥涅金》并说：“这部伟大的诗篇把我迷住了。”(1956年6月23、24日的日记)。
　　范肖丹：他受奥涅金和连斯基的启发，人性中那种个体性格深处对行动的犹疑，其实是很正常的。显然，诗人也尝试把这种人格内部的不协调，体现在《山谷》等诗的人物性格的塑造里。这有利于加深人物性格的深度。
　　值得指出的是，郭小川之所以敢于触碰如此敏感的问题，除了他想尝试进行“文学的革命”之外，还得益于当时“双百”方针的提出和身边同事的鼓励。臧克家等人赞扬过他的几首诗作，使得他原本顾虑重重、多次想放弃该诗的念头得以打消。
　　郭晓惠：这在他的日记里有记载。当时的许多文学艺术家都受到“双百”方针的鼓舞，意识到当时文学艺术存在的诸多桎梏和流弊，想打破这些禁锢。郭小川在日记里多次谈到当时诗歌的弊病：“近来的诗作，的确有一种形式主义的潮流，匠人气，追求一种形式上的完整，自然是对的，但不应该丢掉思想的武器，不应当没有诗，不应当忽略生活和思想的深度与广度。”(1957年1月27日日记)“《诗刊》第一期已经出来了。拿到了一本，内容和方式都是好的。但我深感，近年来的诗形式主义是十分严重的，而且正在发展。”(1957年1月28日日记)
　　他还写过一篇《关于题材》的文章，说：“一个作品，如果能够通过革命斗争和日常生活的描写中，提出对亿万人民和青年男女的生活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我们能够说，这不是写的重大题材吗？毫无疑问，这也是重大题材。……人民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试想；如果我们的作品描写的都是打仗，或者都是生产，那有多单调呢？”(16) 由此我们看出，诗人以他的创作实践试图突破诗的局限，进行“文学的革命”。而事实证明郭小川这三首诗在题材上确实有了突破。他给我们留下《山谷》里另类知识分子的形象，和《一个和八个》里具有人格魅力的共产党员王金的形象，并开始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诗人也开始获得创作的自信。诗人强烈的创作欲望如果能正常释放，正像他自己所向往的那样，是有成为大诗人的希望的。他在1959年写的检查里说：“到了我写出并发表了《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以后，我在创作上的信心大为增长，我觉得我找到一条独特的创作道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我认为，只要按照这条道路再探索下去，我可能有很大的成就，换句话说，有成为大作家的希望了。……”(17)
　　范肖丹：在《山谷》里，男主人公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我怕那无尽的革命和斗争的日子，/因为，那对于我是一段没有目的地的旅途……”有人说这一句写得好，象征式地暗示和预示了丁玲等许多知识分子在以后二十年的命运。仔细阅读郭小川的日记，我发现这其实是诗人潜意识的独白。
　　郭晓惠：可惜郭小川没有能够成为他希望的大作家，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诗人当时担任中国作协秘书长，说到根处，其实是打杂的大管家，作协里鸡毛蒜皮的事都来找他，最棘手的“丁陈”结论他写得很烦躁，很焦虑。他对整人这种无休止的斗争的确很厌烦，多次想不干了(1957年8月23日、8月30日、10月13日、10月21日日记)。从日记里我们还发现，一旦诗人进入创作状态他就很忘我，和朋友谈论文学问题时，心情就非常愉悦。他厌倦斗争的情绪在检讨书里也有提及(诗人连写检讨都是真情流露的)：“我这个人历来是怕党内斗争的，人家攻击我，我都可以忍让，我历史上从来没有跟谁闹过不团结，也从来没有在我提议下发动什么原则的斗争……我一直在高级领导机关，生活很平静，组织生活松懈，没有什么斗争，解放后一系列的斗争都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社会主义革命似乎是在我不知不觉中开始而且胜利了。我既没有受到锻炼，也没有做过什么思想准备……”(18)
　　范肖丹：郭小川从本质上讲是个诗人，渴望过平静的日子，渴望能静心写作，可他没能等到那一天。他被卷入斗争的漩涡，在生存、信仰和诗的矛盾里挣扎，最后自己被卷入深渊……
　　郭小川当时所想到的，所“深感”的“形式主义的潮流，匠人气，追求一种形式上的完整……丢掉思想的武器……没有诗……忽略生活和思想的深度与广度”，“形式主义是十分严重的，而且正在发展”，在今天看来，这些认识是何等的敏锐、深刻。以执政党的文件精神作为文学的“思想”，当然缺乏作家自身的“思想的武器”，缺乏“生活和思想的深度与广度”。这样的“文学”其实已经不是文学，只是文件的变种，其中自然没有生活和思想的力量。文学的内涵和形式是一体化的，创新的文学内涵往往需要创新的文学形式来承载和表达。当文学的内容仅仅是一致文件精神时，文学的形式能不是十分严重的形式主义吗？郭小川说的这种形式主义“正在发展”，后来果然一直发展到打倒“四人帮”之前。中国文学因此淹没在史无前例污染的政治“赤潮”中几乎窒息。
　　二十多年前，我喜欢郭小川的诗，就是喜欢他诗如其人，他诗里表现的人性，他的诚恳的人格和他的才华。同时，我也读出他的困境与痛苦，写了论文《从〈望星空〉看郭小川的悲剧》。现在读诗人的叙事诗和他的日记、检查，再一次深刻体验了诗人身心痛苦感受的同时，更为他的命运感慨，诗人创作欲望被压抑和扼杀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呵！值得安慰的是，时代进步了，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勇气来反省了，为了我们的未来，这样做非常必要。
　　《山谷》里塑造的男主人公和丁玲、王实味其实不同，丁玲、王实味其实是坚持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对革命队伍里存在的落后观念持批评态度。从观念的角度说，他们革命的观念更前卫和彻底，已经超出了政治革命的范畴。
　　郭晓惠：二十世纪下半叶，政治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影响到没有文学的地步。
　　范肖丹：我很感慨，如果当时郭小川有一个好点的创作环境，那会怎样？可是，没有如果。郭小川一生都处在“文学的革命”与“革命的文学”的冲突中。几乎可以说解放后的前三十年，是不允许有“文学的革命”的，所以，有创造性的作家总是处于文学的革命与不许革命的尴尬境地。如果谁的文学的“革命”被许可，除非是在“革命的文学”的框架内。文学之不能革命，是中国文学几十年的一个莫大的损失，它使“五四”以来开创的新文学运动之路中断了，使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路封堵了，使已经走向国际化的中国文学重新回到了封闭的孤岛。所以，当代文学缺乏国际影响的作品。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的文学，不得不重续“五四”新文学之路，不得不重新面临开放和现代化、国际化的艰难抉择。
　　注释：
　　①《深深的山谷》首发于《诗刊》1957年第4期，收于《郭小川全集》，第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诗句引自该诗。
　　②诗人修改此诗期间在日记中记录：在《诗刊》召集的会议上苏金伞、方纪、严辰、冰心、艾青等参会人谈到目前诗的状况，“都觉得，现在的许多诗，缺少嘈杂的声音，缺少激动的情绪，有些只做到稳妥，只做到在修辞学上没有什么毛病。”郭小川1957年3月19日日记，《郭小川全集》，第9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③《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7卷，256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④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242—245页，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
　　⑤毛泽东在1926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把“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和“自耕农、手工业主”一起归于“小资产阶级”，《毛泽东选集》，4—5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毛泽东又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把“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归入“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并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生活条件”和“政治立场”看，他们中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见《毛泽东选集》，603—605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
　　⑥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604—605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
　　⑦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选集》，330—332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
　　⑧臧克家“郭小川同志的两篇长诗”，《人民文学》1958年第3期。
　　⑨Z2(即张光年)的批判发言，《郭小川全集》第12卷，5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⑩(11)(12)(13)(14)(16)(17)(18)《郭小川全集》，第12卷，22、40、95—96、173、231、22、29、10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5)马克思：《神圣家族》引述爱尔维修等人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9页，人民出版社。

南方文坛南宁82～8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郭晓惠/范肖丹20072007
郭晓惠，中国人民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范肖丹，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
作者：南方文坛南宁82～8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郭晓惠/范肖丹20072007

网载 2013-09-10 21:5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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