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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城市诞生在商周之际，当时已经有了专门的城邦，有了军队、监狱、刑法等国家机器，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城”的政治功能和军事功能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它属于第一阶段的城市——权力之城，其主要功能是礼仪性的、政治性的和军事性的，主要是通过对周围区域的控制来获得生活资料，这种城市与周边的乡村没有形式上的独立性，它也没有固定的人口，它是作为临时集散地存在的。中古时代，城市的发展进入到以混合型为特征的第二阶段——权力之城和贸易之城，有了简单的商品交换，但这个时候它的商业和手工业并不是很发达，生活资料主要靠周围乡村提供。现代都市诞生于19世纪初，马克思·韦伯在他的《城市》中勾勒了城市成熟的样子：一个都市共同体必然具有一个市场作它的中心制度，一个城堡，一个至少是部分自主的行政和法律系统，以及一种反映都市生活特殊面貌的社群形式。①
　　到了近代，现代都市发展成了一个集权力中心、工业生产中心、商业贸易中心、文化中心和消费中心于一体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同时它也慢慢形成了一种独立于乡土的生活方式和存在形式，同时它也与文学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不同于乡村那种储存式的消费，倡导消费是它的一个显着特点，这个特点也使得人们在茶余饭后有了消费小说的可能，同时也让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可以走出文人的书房和皇宫的翰林院，找到安身立命的可能；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也为小说提供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市民阶层。“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着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②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日益成为文学发展所需要的背景和舞台，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晚清以降的小说家描写的对象。以上海为例，晚清作家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中讲了三个苏州贾氏世家子弟在一尧姓老夫子的带领下去上海见识一下，一路上，他们坐的是火轮去的，感觉比乌篷船要快得多。到了上海，他们发现旅馆的电灯比家里的煤油灯亮十倍，比家里用的菜油灯亮百倍。后来他们去张园看文明戏、到新式学堂看维新人物的讲演、每天看报，而在苏州看报不是当日的，看的都是通过乌篷船摇来的一周前出版的旧报，在街上他们可以看到很多巡捕，上海人称这些印度巡捕为印度阿三，另外，他们看到很多新式的上海人戴着礼帽、拎着文明棍而且每天都洗澡。这些猎奇式的描写为我们提供了清末民初时城市初具模型时的场景。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郁达夫笔下，城市让“好久不在天日之下行走的我，看看街上来往的汽车人力车，车中坐着华美的少年男女，和马路两边的绸缎铺里的丰丽的陈设，听着四面的同蜂衙似的嘈杂的人声，脚步声，车铃声，一时倒也觉得是身到了大罗天上的样子”，但挡着无轨电车上的道，随着机器手一顿大骂，我又回到了现实，这是一个城市无业流浪者眼中的城市。张爱玲的“沪港传奇小说”名躁40年代的上海，她笔下的城市景象显示出女性特有的感性与直观：“他每天伴着她到处跑，什么都玩到了，电影，广东戏，赌场，格罗士达饭店，思豪酒店，青鸟咖啡馆，印度绸缎庄，九龙的四川菜……晚上他们常常出去散步，直到夜深”（《倾城之恋》）。从上可以看出，小说主人公或是城市的猎奇者，或是流浪者，或是栖居者，城市并不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仅仅只是一个让人飘荡无踪的人生游乐场，就像张爱玲在《倾城之恋》的结尾也替主人公发出“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呀呀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的哀叹。
　　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可能是建国初期中国作家最后一次用眷念的感情去回眸城市，小说的故事设置在解放初期的上海，写的是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私营工商业资本家在政治经济上形形色色的两面活动，在小说里，上海的私营纱厂、投机药房和“星二聚餐会”等资本家出现的领域都被作为丑恶和糜烂的对象加以表现，张爱玲笔下那种对洋场社会风风雨雨，对金钱、虚荣包装下的文明社会的穿透力已经荡然无存，有的只是平面化的对所谓时代“溃烂肿块”的描述。就连资本家的私人汽车命运也是那样的暧昧：
　　在一片红色砖墙的当中，两扇黑漆大铁门紧紧闭着。铁门上两个狮子头的金色的铁环，在太阳里闪闪发着金光。小奥斯汀的喇叭对着黑漆大门叫了两声。黑漆大铁门开了，迎面出来的是身上穿着银灰色咔叽布制服的门房老刘。他伸开右手，向里面指着，让小奥斯汀开了进去。他旋即关紧了大门。好像防备有坏人跟在后面溜进来似的。
　　这描写的是沪江纱厂厂长梅佐贤的出场，拥有私家车的他出场无疑是气派而有威风的，但大门打开又旋即关紧，“防备”两字点出这个时候的主人公已经不是那么随心所欲的人了。这时的小说主人公的生存境遇跟《子夜》中那被买办资本家扼住咽喉的吴荪甫可有一拼，可是可怜的是，处于新旧夹缝中的他在新的意识形态阴影的笼罩下，连一点富有小资气息的生活也被自我阉割了，哪里找得到《子夜》诸公的苏州河轻歌曼舞的闲适。曾是西装革履的上海骑士的民族资本家徐义德在递交“三反”、“五反”交代材料时，就刻意地把自己装扮成平民，不坐汽车转坐公交车，看到挡在他面前的雪佛莱也心生厌恶，这部小说对城市生活中的富贵之气的描写也随着主人公的自我拘谨而慢慢地被筛洗掉了。
　　就这样，随着新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城市生活中鲜活饱满的一面日益消退，而且总被作为一种都市中的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进行批判，就连《创业史》里的徐改霞要去的“城市”也被作家置换成了“纺织厂”，“工厂”成为“城市”的代名词，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十七年小说中少有城市题材小说而多是工业题材的原因吧。到了十七年后期城市形象更是命运多舛，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城市被刻画成引人堕落的泥淖，城市中的生活方式被斥为是资本主义香花毒草。
　　城市生活的纯净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身处新生政权下的人们对新旧两种文化的标准并不清楚。这时，领袖毛泽东的指导作用相当重要了。毛泽东是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指导下取得全国胜利的，建国后，他很快就把一种别样的城市的规则运用在城市后的文化、生活之中，“对毛来说，城市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是现代革命的舞台，而是由外国势力占据的场所。这就培养了一种对城市的强烈的偏见情绪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强烈的农民意识：城市意味着异己势力，而农村则意味着家乡。这种观念导致了一种普遍的疑虑，即城市是外国资产阶级思想道德以及社会腐化现象的来源和泛滥场所，即使外国从这座城市里移居出去了，这种疑虑也还长期存在。”③ 很快地，新旧两种文化发生了冲突，事情肇始于建国前夕的1949年8月22日，那天《文汇报》在报道上海剧影协会欢迎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上海代表返沪的消息时，报道了陈白尘关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精神的报告，其中说道：“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且应该以工农兵为主角，所谓也可以写小资产阶级，是指在以工农兵为主角的作品中可以让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人物出现。”④ 看到这一报道，同样也出席了一代会的洗群发表了《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的文章，指出文代会提出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并不意味着对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角的作品的否定。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也可以写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角的作品。”⑤ 此后，陈白尘又发表了《误解之外》反驳。一时间，“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议由上海波及到全国，最后以当事人洗群和《文汇报》编辑唐弢的1952年的检讨而告结束。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争论到了后期增加了一个背景，那就是：在1952年元旦祝词中，毛泽东号召“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的“三反”、“五反”运动，这场文艺争论的风向也必然要受其影响。何况，在这场运动中文艺界本身也是被特别注意的。当年2月，《南方日报》上发表的华南文联主席欧阳山的《我的检讨》一文，同时加上“编者按”，指出华南的“文艺部门中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同样是严重的”，欧阳山的错误思想和作风，“已足够引起文艺界的警惕”，在当前“展开这一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文艺界的首要任务。”⑥ 为表清白，全国的新老作家们开始自己调动自己的工资，一减再减，而且绝大部分的作家都是自愿主动减少工资的，巴金甚至放弃工资，通过文章稿费和翻译书籍生活。这些时代风云被历史的大手放置在新生政权诞生之初的大语境中，虽事过境迁，我们仍然可以隐隐触摸到新的意识形态对那些刚刚从旧社会进入新社会的出身小资产阶级的作家们的心理影响，也隐隐能体会到城市形象或城市题材日后所遇到的处境。
　　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正好发表在这次争论中，作品中写了一个老革命干部进城后，感觉到工农出身的妻子与新的城市生活的格格不入，而自己原先就出生在城市的生活环境中。当他们进城时，丈夫李克带着一种欣快的感觉：
　　今年二月间，我们进了北京。这城市，我也是第一次来，但那些高楼大厦，那些丝织的窗帘，有花的地毯，那些沙发，那些洁净的街道，霓虹灯，那些从跳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乐……对我是那样的熟悉，调和……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这一切对我发出了强烈的诱惑，连走路也觉得分外轻松……虽然我离开城市已经有十二年的岁月。虽然我身上还是披着满是尘土的粗布棉衣……可是我暗暗地想：新的生活开始了！
　　而在妻子眼里：
　　那么多的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男的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得！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不知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红，像是吃了死老鼠似的，头发像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得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攘攘，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总之一句话：看不惯！？？
　　1951年6月，文艺界开始批判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 指责这部小说“歪曲和丑化了革命干部”，是“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⑦ 从批判肖也牧的作品进而演化为一场带有全局性的“反对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的运动。我们再回头看看小说，就会发现，这场批判斗争含有着一个乡土文化对城市文化的批判和改造的主题。丈夫李克是从城市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妻子却是15岁参加革命的山村女儿；对城市的一切，丈夫感到既熟悉又亲切，但妻子却什么也看不惯，“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改造我们？”丈夫与妻子的冲突意味着城市与乡村的冲突。从这里说开，我们可能感觉到后来对《红豆》、《在悬崖上》等小说里的资产阶级情调的批判中实际上也包含着这种乡土意识对城市生活的批判。
　　到了1953年6月，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提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之手很快地伸向新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城市生活中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首当其冲。除了在观念的层次上“农村包围城市”外，还发动各种运动把城市知识分子送到乡村。1958年前后，几乎所有的城市“右派分子”都下了乡村，60年代到70年代又把城市中约数十万的高中生、初中生送到了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高等教育的停办中断了城市文化的绵延和传播，文学中的城市性在这场“农村包围城市”的运动中也遭受到空前抑制。
　　艾明之的《浮沉》反映的就是知识青年选择去乡村工矿工作还是留在城市工作的故事，小说通过上海的一个护士学校的同学面临毕业分配时，各自的选择，揭示了新中国年轻人在人生道路上如何选择的问题？她们中有选择去边远工矿医务室，如简素华、唐小芳；有一心留在大城市的，如马菲霞。其实留不留上海对今天的我们看来是没有对错的，不过是个信念选择的问题。可小说却把这种选择赋予了意识形态的内涵，如对简素华和沈浩如之间的爱情描写，沈浩如是一个出身不错的医生，他的目的就是等恋人简素华毕业后，调到自己的医院，两个人过着和和美美的小日子，还布置好了未来的新房。当他听说简素华选择了去北方的一个建筑公司工地医务站时，不断地写信劝简素华回来。简素华回信表达了自己对做家庭主妇的不屑，并劝道：
　　这真是幸福的生活么？当我们头上满载着白发，回想一下过去的一生，我们能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当我们的孩子，有一天问我们，若干若干年前，新的中国刚建立，在那个最最困难的岁月里，大家都勤奋地参加工作，你们做了些什么？我们怎么回答他们呢？……曾经有一次，祖国需要我，就像失血的人需要血一样，我拒绝了。当然，它没有死，也不会死。我拒绝了，但只是我一个，更多的人会勇敢伸出自己的手臂。然而，我们将抱愧而死。
　　作家笔墨之中暗含着对沈浩如、马菲霞选择的批评。为了让沈浩如的小资情调显得不那么的突兀，小说设置了一个革命后代“堕落”的故事：沈浩如是革命者的后代，因为父母临时要调往苏北根据地，把他托付给在国民党电机厂任总工程师的伯父，在伯父的教育下，沈浩如变得只知道追求个人生活享乐、不关心别人的人，正如小说中所说：“他（沈的伯父）对沈浩如严格要求，要他成为有学问的人。……他当然没有料到，这种宠爱，不知不觉地在沈浩如血液里，注入了一种无形的毒素”；对另一个执守城市的人物马菲霞，在小说一出场也给她冠上“交际花”的称号。
　　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作家的价值取向，他赞赏那些为新中国的建设抛弃舒适的城市生活而远赴边远地区的人们，而鄙薄那些贪图城市生活享乐的人物。前者作家极尽笔墨写他们的光辉形象，如简素华的忍辱负重、默默奉献，设计了她雪地送药、治病救人的情节，唐小芳的天真活泼、率性直爽，写出了她和简素华的相濡以沫的姐妹情谊，她们最终赢得了工矿领导的表扬和工矿职工们的尊敬，代表建筑公司出席全国劳模大会。对于后者，作家十分注意对他们的“堕落”语言和行动的描写，当马菲霞勾引上沈浩如，面对那布置好的新居时（这个新居本是沈为女友简素华准备的），心中窃喜，自己终于能做一个清闲安逸的家庭主妇了。小说中对城市生活中平稳安逸的一面绝对排斥，那舒适的住房、考究的家具、洁白的床单、精美的饮食甚至连工作时间妇人闲聊也被看作是为人不齿的，城市生活的舒适化和享乐化的一面再次被有力地封杀了。而在小说中，那为人不齿的城市生活中本身所蕴涵的私人空间、情感领域的小芽也被意识形态的沙暴掩埋，被风沙抹平，有的只是那不断吹动鼓动着的风沙世界。
　　社会主义的城市新形象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40周年的会议上，向64个国家党的代表提出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并在1958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中，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公布了这个消息。赶英超美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动机之一，而钢铁和其他重要产品赶上和超过英国，遂成为发动“大跃进”的重要手段，当时有“以钢为纲”、“三个元帅”、“两个先行”的说法，其中的“三个元帅”是指钢铁、机械和粮食；“两个先行”是指钢铁与机械。在这里，现代化被国家理解成工业化，而重工业题材更是国家的钦定题材，这些都规约着当时的作家们的城市想象，同时也规约了当时作家观察城市的立场，小说的笔墨开始更多地把故事发生的场景集中在了工厂、工地、办公室、车间等地方，仿佛这就是十七年的城市空间。
　　艾芜的《百炼成钢》，发表于《收获》1957年7月24日的创刊号上。小说一开始就用“移步换景”的方法，通过新来的厂党委书记梁景春的眼睛来看城区中的工厂：
　　汽车随着马路，突然转个方向，无数庞大的建筑物和许多烟囱就在远远近近的地方，一下子出现。不断升起的黑黄色云烟，好像遮蔽了半个天空。木牌子做的大标语，扑面而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接着又是“为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载运各种物资的汽车、载运砖头沙子的马车，牵连不断地来往。……在一处转拐地方，耸起一道堤埂，许多汽车停止下来，正等候一列火车通过。堤上正飞奔着电车，喧嚣地叫着。
　　这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工人们在生产战线上热火朝天地工作着，小说主人公是由八路军转业到辽南钢厂的秦德贵，他以身作则，带领自己的平炉车间小组不断地提高钢产量。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是有着浓厚个人主义的另一个组长张福金的，他后来如何在教育中转变。作家主要是通过历经日伪统治，后到解放翻身做主人的老工人袁廷发的眼睛来看待这些新工人的言行举动和成长过程，通过老工人的眼，看出旧的工厂变成了新社会的新企业，工人的待遇和身份也变了，一跃成了新社会的新主人的巨大变化。草明的《乘风破浪》发表于1959年，写的也是一个钢铁基地，小说也是以炼钢厂为中心，通过“大跃进”前后的一系列事件来描写和刻画钢铁战线上的战斗图景，这部小说最重要的贡献也是贡献了大批的富有时代特征的新一代工人阶级形象，主人公李少祥本是一名普通农民，到兴隆钢铁公司后，经过锻炼，迅速变成了一个出色的工人阶级新人。对比一下两部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笔下的城市生活是多么的贫乏，这里的城市风景再也不是充满时代感、绚丽感的传奇都市，过滤得只剩下了一色的烟囱、厂房和生产基地，就像草明另一部小说《火车头》里描写的那触目可及的令人骄傲的浓黑的烟柱：
　　在离沈阳五里地的屯子里等候的时候，远远便看见这座城市被灰色的烟幕遮盖住。熟悉沈阳的人便指点着天空介绍说：“瞅瞅沈阳上空的烟柱！在早工业最兴盛的时候，十五里地以外就看得见这股烟柱；比这乌黑多啦。”
　　这红红的炼钢炉出炉的钢水，映照着半边的天空，惊醒熟睡的小鸟，让它们误认为是黎明的红日，表现着那个歌颂机械文明时代的骄傲情绪。这让我不由想起了艾青在30年代写作的城市形象，在长诗《马赛》中，午时的太阳，它“嫖客般”凝视着厂房之间“高高的烟囱”，而烟囱，“这为资本所奸淫了的女子／头顶上忧郁的流散着／弃妇之披发般的黑色的煤烟……”，工人们“摇摇摆摆”走向“这重病的工厂”；在《巴黎》中，艾青把巴黎比作“解散了绯红的衣裤／赤裸着一片鲜美的肉／任性的淫荡”的“患了歇斯底里的美丽的妓女”，电车、群众的洪流、春药、拿破仑的铸像、酒精、博物馆、歌剧院、交易所、银行……，它散发着现代的美感；还有30年代上海以刘呐鸥、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他们“把这飞机、电影、JAZZ、摩天楼、色情（狂）、长型汽车的高速度大量生产的现代生活”⑧ 摄入笔下。无论是异国之都还是旧时沪上，在他们笔下是一个充满物质、诱人颓废、纸醉金迷的地方，也是一个充满剥削压迫的魔域。
　　到了解放后，这些都被新的思维观念所代替，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厂房机器对于工人而言是钢铁般的野兽；而在新社会中，高层建筑、烟囱厂房是城市的象征，工厂与机器是取得领导地位的工人阶级主人翁身份体现的重要媒介，而敏感于此的所谓“美丽的城市风景”的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慢慢地被挤兑出作家们的视野。这时城市人物只留下勾留在生产基地中充满主人翁意识的工人阶级，他们健康向上，富有朝气，他们与那卿卿我我、缠绵悱恻、哀哀怨怨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绝缘；他们属于新时代的主人，没有旧时城市中受雇于人的低声下气和忧心忡忡，他们时刻显示着自己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的意识。城市日益成了一个没有旧的温情的生产基地，《在悬崖上》的主人公出现婚外情，爱上了混血儿加丽亚，作为工程师的他在完成设计方案时，也变得心猿意马，“设计的病房，我就想着她披着软软的睡衣在屋里躺着；设计阳台，我又想象她在阳光下画水彩画。图设计出来以后，我吃惊地发现自己在舒适、美观上花了那么多心思，甚至显得太豪华了”，吃惊归吃惊，他的心猿意马在当时只能是一种精神“梦游”。
　　50年代后期，中国的城市迎来了大跃进的高潮，早在建国初期就从苏联引进的各种劳动竞赛的方法被发扬光大，工人被动员起来保证完成越来越高的生产指标，《乘风破浪》中的小组竞赛就是一例，各种轰轰烈烈的运动和活动充满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一位参加过十三陵水库建设的美国人这样写道：“到周末，我们浑身上下满是污秽；连个洗澡的地方也没有。我感到十分疲惫，全身疼痛，极其厌倦。但当时的气氛却很好——一个大家共同的热烈气氛”。⑨ 虽然大跃进失败了，但十七年小说中的城市形象在这之前已经定型了。1960年代初出版的小说更多的是为修补曾被破坏的国民士气而表示出自己极大的关心，城市中更多的是对工厂中新的英雄式的人物进行歌颂，如唐克新的《沙桂英》中的穆桂英式的模范青年纺织女工沙桂英。发表于1962年的《晚年》（胡万春着）可以看作是1960年代城市工人对青春激情的无悔寓言。小说中的退休老工人顺发，在退休之初有一种无用的感觉，而当他认识到自己曾有过的饱满的革命热情，看到自己培养出来的年轻学徒的工作激情，慢慢地找回了对自己的自信和尊严。而在与工业息息相关的城市生活中，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的飙起，城市中也开始扬起阶级斗争的风尘，代表作品是1964年出版的话剧《千万不能忘记》，这是一部通过勤奋学习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后，剧作家们主题先行地创作的一部准样板戏，写的是某电机厂青年工人丁少纯的妻子姚玉娟和岳母的影响怂恿，逐渐讲究吃穿，并热衷于下班后打野鸭赚外快，以至上班时心不在焉，险些酿成重大生产事故。最后，在其父等人的帮助下认识到资产阶级泥坑的危害，决心痛改前非，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接班人。这个话剧中没有对城市的描写，工厂就是城市。随着丁少纯的被挽救，城市生活中最后被坚持在私人空间里的内容彻底地被时代抛弃了，有的只是那种充满理性的终极话语。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走过了充满乐观主义的50年代城市生活的纯净化进程，蹒跚过弥补自信的60年代初的新的城市生活定型的道路，最后被时代洪流裹挟着进入了“文革”时代。
　　注释：
　　① 马克思·韦伯《欧洲城市的特征和西方世界的兴起》，黄宪起、张晓玲译《文明的历史脚步——韦伯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③ 莫利斯·迈斯纳《毛主义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主题》第240页，斯坦福大学出版1974年版。
　　④ 《剧影协昨开会欢迎返沪文代》，《文汇报》1949年8月22日。
　　⑤ 洗群《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文汇报》1949年8月27日。
　　⑥ 欧阳山《我的检讨》，《文艺报》一卷四号，1952年2月25日出版。
　　⑦ 陈涌《肖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
　　⑧ 同人《文坛消息》，《新文艺》2卷1号，1930年3月版。
　　⑨ 莫里斯·威尔斯《叛徒：一个美国人在共产党中国的12年》，转引自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7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文艺理论与批评京34～4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金进20062006
金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作者：文艺理论与批评京34～4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金进20062006

网载 2013-09-10 21:5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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