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消费热点”问题到消费经济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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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消费经济》杂志社召开“消费热点”问题的讨论会是很有意义的。粗略地说,消费热点问题的提出与其意义是和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的。这是由于市场经济有其波动性、周期性,或者说动态性、不确定性,因此反映在消费市场领域必然出现消费热点、冷点、萧条、疲软、饱和点等现象。我们再深入一步加以探讨,则可以从客观上和主观上来论证消费热点问题,就客观方面来说,消费品(主要是讲生活消费品)的种类、性能、效用、包装,乃至于美观,总是日新月异、花样翻新,何况还有使用期,因为生产厂家为了竞争必须不断创新。这就不得不引进美国着名经济学家张伯伦(1899~1967)在其名着《垄断竞争理论》中提出的商品的“同质性”和“异质性”概念,因为两者是影响消费者的自主选择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种产品,总是从设计——试制——批量生产——销售——垄断市场,有上述周期性过程。当消费者对这类商品的需求达到饱和点在市场上失去优势地位时,就会变成消费冷点,只有经过再创新另外生产新产品,制造新的消费热点。另外,从消费者的主观来说,由于消费者的年龄、性别、地域、民族、习俗乃至于文化水平、职业以及对同一消费品(同质性的)的主观评价和价格、广告的引诱是千差万别的,何况消费者的主观欲望本身也是变动的,这就更加剧了消费热点的形成与持续时间。应该特别注意,消费者既是经济人,又是理性人,他(她)必须把有限的购置力去求得消费品效用和主观欲望满足的双重最大化。上述两者对不同的消费群体来说,有时是同步的,有时又是异步的。这在西方主观经济学派的着作中是研究颇多,甚至时间因素即“现在”与“将来”的主观评价,以及象马歇尔这样的经济学家,还说“同一先令所衡量的动力对穷人比对富人为大”的观点。在我国,有“财大气粗,挥金如土”的富人,而穷人则不能不精打细算,珍惜每一分钱的使用。这就是说,“价格衡量”是有相对性的。上述情况,从理论上来说,就是客观的物(商品)和主观的人的矛盾与统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统一反映了商品供求关系与其价值的生产和价值实现的全过程,和商品价值的最终实现,这一价值的实现产生了另一个再生产过程,这就是所谓消费是终点又是起点的双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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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党的十五大前后已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这是一个大转变大飞跃,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新阶段。在理论上打破了从苏联早期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列夫·纳·克里茨曼(Lev.N.Keritsman 1890~1938)到匈牙利着名经济学家亚·科尔奈困惑于社会主义必然贫困与短缺的难题,而使社会主义越来越富裕。我国市场中出现的这种买方市场,形象地说是从凭票供应的计划经济进入消费者凭货币自主自由自选的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标志着我国国民经济在健康、快速、持续地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这种转变也给我们国家、政府、社会、市场、生产厂家、商品经营者、消费者、尤其是消费经济学带来迫切而又重要的研究课题。
  首先,在理论上对消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及其在经济学科群体中的地位应予高度重视,万万不能认为消费经济学是可有可无或附属性的学科,甚至根本否认它是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我认为这门学科无论从宏观(再生产的四个环节)来看,这是从微观来看,消费者是商品效用与价值的最终裁决者以及主观欲望满足程度的最后认可者。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愈来愈多样化和逐步高档化。从“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到“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再到“衣、食、住、行、用、医、保、教、娱、礼、特、杂”等12大类,都是极重要而复杂的。我们对这些微——宏观研究得愈深入和愈完整,则经济工作尤其是宏观调节与市场调节则愈稳定而可靠。我们可以这样肯定地说:市场经济愈向前发展,消费者的最终裁决力度与地位就愈大,以至我国把它译成“消费者是上帝”,而这种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就愈需要建立在科学研究的牢固基础之上。自然科学在不断发展,经济科学也同样在发展并增加其门类。“科教兴国”是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的。我们总不能把今天的医药科学回归到华佗时代,仅只内外兼而有之,那就会到头来成为“华佗无奈小虫何?”
  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的欲望是无穷无尽、没有完全满足的时候,而只能有当时当地的相对满足。市场经济愈是向前发展,消费者的欲望就会愈多样化、多档次化,前者是由于欲望的多样性所决定的,后者则是由于可支配收入所决定的,所谓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就反映这种规律。因此,消费者的欲望、爱好、嗜好、偏好就在微观消费中加以区别了。我们可以说:市场经济愈发展,对微观消费即消费者的各个方面的研究就愈透彻,因为“可支配收入”是在消费者口袋里,而对消费品的选择又由消费者自由自主确定,不深入研究它们就形成不了“消费者均衡”。最近中央有关部门对全国大中城市的消费者心态及其对消费品选择的调查发现,对经济实用选择的比例大于追求品牌——新潮的选择比例,可见我国市场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可支配收入”还是有限的,消费者不能不作理性人的周密考虑。但是应该看到,随着我国独生子女国策的贯彻、家庭小型化的加剧,“爷爷奶奶再见”的普遍、消费偏好的“代沟”以及我国“老龄国”的到来,微观消费会出现新的趋势与特点。这些都应该由微观消费经济学加以研究。
  再次,买方市场意味着消费者在消费品的选择上具有更大更多的自由与自主,超级市场就应运而生。这种自由与自主达到了偏好甚至于排他性的程度,即“非此不买”。这类问题在西方消费经济学中有专门而独特的研究,而且恰恰是创建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所特别注意的,创立了消费倾向、消费偏好理论。同时在效用理论上,西方经济学家为了让消费者的主观欲望满足与客观效用相一致,他们费尽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创立了很多复杂而且可以用数学去量化的理论和数学模式。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与消费心理应该“买得满意,用得高兴”。我国着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的创建人之一张培刚教授和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最近分别出版了《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对微观消费理论与宏观消费理论作了较详尽的介绍与评述,都是有权威的着作(两书均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值得学习和推荐。
  最后,根据党的十五大“科教兴国”战略指导,将把7500亿美元的巨额投资用之于基础设施建设,而把投资重点由沿海地区转向中西部地区,这样的投资方针是有中国特色的。国外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历史,有的是先轻后重,有的是先重后轻;从地区发展顺序来说,美国是先东后西,前苏联是先中西部然后开发远东地区;有的是先建设工业大城市然后逐步梯度推移。我国根据自己的国情走有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建国后的近半个世纪,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基本上是重(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轻(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再重(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阶段)。从地区来看,先沿海后中西部地区。这里的关键是7500亿美元的巨额投资如何又顺畅地转化为消费基金问题,实际上就是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又如何转化(分裂)为微观的个人消费基金问题,这就要求既保证宏观的生产性投资,又刺激微观的国内消费需求,使两者能动地互动或者说互利的良性循环,其中需要研究的学问很多、很复杂,而又很重要。
  国外的舆论认为我们拿不出这么多钱即7500亿美元,同时又把我们中西部巨额投资比喻为美国二战前即30年代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以及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即T.V.A工程(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用“新政”的“公共工程”去刺激国内需求。这些看法都牵强附会,不了解我国当前的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与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以及滚动式建设投资及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的巨大作用,我们不是已经在进行比T.V.A工程更大、更宏伟、更有综合效益的长江三峡工程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地位,何况作为世界金融、旅游、外贸、商业、航运中心的香港已经顺利回归祖国,香港与大陆内地一国两制两种力量的结合与互补是经得起考验的。
  在7500亿美元巨额投资如何转化为消费基金问题上,西方经济学对我们会有所启发与借鉴。随着我国统计数据准确性的提高和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这种借鉴意义与力度更能洋为中用。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国民收入可以分解为消费与储蓄两部分(即Y=C+S),而消费又可以区分为生产性消费与非生产消费、储蓄又可以转化为投资。投资通过“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又产生“乘数理论”,这样投资会最终转化为消费的。在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中,乘数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投资乘数”了,还有“就业乘数”、“政府支出乘数”、“赋税乘数”、“预算乘数”、“外留乘数”、“经济基础乘数”、“区域乘数”等,只要我们结合国情、审时度势,是多少可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我们从7,500亿美元的投资中可以找到刺激国内需求的动力和来源,这些都值得我们科学地加以研究的。
      (二)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在热烈讨论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内容与框架诸问题,以便取代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编着的政治经济学南方版与北方版。这是理论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改革开放近20年来的经济理论的总结和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概括与进一步深化。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又实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本理论经济学着作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都是重大而不能低估的。《经济学动态》杂志(北京)已连续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讨论文章,其他报刊也有类似探讨性论文。最近,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经济学前瞻》一书中,各个学者从不同角度去探讨了21世纪经济学,所以实际上是一本论文集。其中第一篇论文就是以专攻消费经济学着称的尹世杰教授的论文:《21世纪经济学——研究经济、文化一体化,以人为中心的科学》。此前尹世杰教授曾在《经济学动态》上发表过《当代经济学应当加强对人的研究》(该刊1996年第8期),此文后又由《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96年第6期)摘要刊出,这两篇文章都带有一些倡导性,这里我想多写几句话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世界着名文豪高尔基曾经说过:文学就是人学。这是最概括的界定。同样,经济学是研究以人为本、为主体,把人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培养其有教养、有文化、身心健康、全国发展的人(当然这一工作不能仅仅靠经济学,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把经济学界定在“人文科学”(Human Studies)之内是有深刻涵义的。如果进一步把经济学界定为以人为中心并聚集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学科,也是有理由的。按照当代社会科学乃至于自然科学发展的趋势,学科之间总是在相互交叉、渗透、融合、互补……过程中发展与演变的。贺来先生在《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光明日报》1998年4月24日)一文中说:“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之一,便表现为超越学科间的硬性壁垒而走向它们的综合和融汇。……例如,经济学家们越来越认为,‘经济’本身依存政治、社会制度、国际社会甚至个人的行为与心理,因为经济学必须与其它学科相结合才能真正把握经济现象。”因此,把经济学定义为以人为中心、进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研究,实即把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文化相沟通的研究,是具有前瞻性与融合性的。
  如果我们从经济学的历史来加以考察,最早的经济学着作如A.斯密的《国富论》,是一部综合性的着作,它包括当时经济学的核心——价值论,也包括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外贸史、财政学等,但它主要研究“物”即“国民财富”也就是商品的增加及其原因的研究,至于对“人”的研究,则是把“人”看成是“利己”的,从人人利己最后到也有利于人,人人为己也等于我为人人,这种逻辑,对A.斯密的时代和他本人从伦理道德学者转为经济学者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其后的李加图,是典型的“为生产而生产”,可以说是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学家,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剩余价值理论》,中文版第2册第124~125页)这种为生产而生产是人的天性,也是目的本身。当然李加图已经认识到了分配关系和三大阶级的矛盾性。我们是否可以说:英国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人”是“孤立的个人”、“政治经济学喜欢鲁滨逊的故事”《资本论》第一卷,汉译本第93页)。到了19世纪70年代,历史地出现了三大主观学派,即奥地利学派、数量学派和英-美学派。这几个主观学派的共同特点,一是价值论上的主观效用价值论,二是人的主观化和主观化了的人,这是他们研究中的人。这种“人”我看是动物化了的,所以接近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境界。剑桥学派的A.马歇尔在其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中要研究有血有肉的人,即不是抽象的人,很明显是带有动物化倾向的人。但是在他的经济学理论中,也还是“经济人”与“理性人”的一身二任,否则他的主观价值论、剪刀价格的供求决定论就无法诡辩了。自从马克思主义建立以来,“人”成为社会的主人,“人是世间最可宝贵的。”(毛泽东语)人是历史的主人,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与享受者,这时候的经济学,是见物又见人,见树又见林。物质财富是人所创造的,又回过头来为人所享受,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并进一步推动历史的前进。
  尹世杰教授在上述论文中所提出的经济学,我想就是把“人”作为社会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人,既是生产者(生产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又必然是消费者,因为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这样“人”的含义与消费的含义就扩大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也跳出了过去狭隘的圈子,从而沟通了更多的学科,丰富与开拓了更广泛的视野。因此,在这种视野中,消费经济学所研究的也就愈来愈复杂、面广而又高档化。它不仅仅是一个温饱问题,而要开发脑筋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消费经济学的研究,无论从物质上、健康上、精神上、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都要得到综合满足。二战后的西德(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北欧的福利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已经远远不够了,因为人作为消费者在母体中和死后还要靠别人进行间接消费,当然有些消费是消极的、不健康的,但“中消协”是我国最大最富群众性的协会,它的政策措施真正涉及到千家万户,深入寻常百姓家,而其理论与政策依据则是“消费经济学”。因而,我们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需求愈来愈多样化、消费者的各种欲望——物质文化精神的各种需要也更多样化,而这种满足又是通过自由、自主、自愿去实现的,这样一个由传统计划经济向更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必然给消费经济学带来新的内容,从而把消费文化提高到更高阶段。
  
  
  
科技信息长沙8~11F51商业经济、物资经济彭明朗19981998(彭明朗 作者系湖南财经学院教授) 作者:科技信息长沙8~11F51商业经济、物资经济彭明朗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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