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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6)10-0016-05
　　一、西欧经济史表明，有效率的市场、对生产具有激励作用的产权结构与保护产权的政府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结构发轫于中世纪的西欧。在罗马帝国崩溃后，没有一个权力中心有能力扮演原先中央政府的角色，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由教会和封建领主所分割。自治市的自由民向君主提供财政援助和管理才干，作为回报，君主向自由民提供保护，以反对封建领主和主教的频繁战争和苛捐杂税（斯塔夫里阿诺斯，1992）[1]。自治城市和商人阶级便获得了相对自由的生长空间。市场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需要在使用强制力方面存在规模经济的组织保护产权，维持市场秩序，建立更大的政府单位；形成一个全国范围内统一的行政管理系统和统一的大市场，把原先分散的地方经济网络转变成一个全国性的经济网络；民族国家应这一需求而产生并逐步壮大。君主国家与商人阶级的联盟导致资本主义的兴起。市场、产权、与商人阶级结盟的政府相互依靠又相互制衡，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如果没有出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在英国，17世纪初斯图亚特王朝一再遭遇财政危机，导致王室从事强行贷款、出售垄断权，以及采取一系列动摇财产权保障（包括财产权充公）的做法。议会与普通法法庭对王室进行了长期的抗争。终于在经过几次政治制度的实验失败后导致了内战，最终废除了国王。推动革命的人士设法控制王室恣意充公的力量，缩小了王室特权，确立了中央（议会）控制财政、司法独立的原则，赋予议会和普通法法庭的崇高地位。国家政治体制的变化不仅有利于提高财产权的保障，并且迅速发展出资本市场。这些成就为英国后来经济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帮助它达成霸权并终于凌驾全世界（诺斯，1994）[2]。
　　二、中国的制度变迁具有逆序演进的特点，即在政府主导的背景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步界定和实施产权
　　在古代中国，官民二重结构是中国经济运行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制度结构。在长时期内，国家是财产的最终所有者，国家动辄利用自己的暴力潜能变更或侵入平民的所有权边界，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几乎不存在保护产权和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结构（张杰，1998）[3]。政府未将保护产权、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中心职责。这种情况到民国也未有根本改变。例如，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外债的还本付息加上军费开支，至少占北京政府年总支出的4/5。在支付了一般行政费用之后，就没有钱为发展经济进行投资和提供公共产品。省和地方的税收也被军费和警察费用耗尽。北京政权通常举借外债也不用于经济发展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费正清，1993）[4]。普通民众经常受到军阀、土匪、外国政治军事势力的侵扰而得不到有效保护。统治阶层追求垄断租金最大化却不能满足民众产权保护、公共产品提供、公正分配的需求。在西方世界政治、经济势力崛起并且以暴力为基础进行对外殖民扩张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政府基本职能的缺位，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事实上处于“霍布斯丛林”状态（黄仁宇，1997）[5]，经济陷入系统性危机中。在1949年以前，没有强有力的国家维护秩序和安全、保障经济活动正常进行，使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缺乏必要的条件，近代以来中国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1949年以后，新政府结束了“霍布斯丛林状态”，摒弃了以欺骗、抢夺为基本特征的游戏规则，推翻了追求统治阶级垄断租金最大化的国民政府；消灭或彻底改造了民国史上横征暴敛、征战不休的地方军阀政权、土匪和黑社会势力；也驱除了在中国境内驻军并在租界行使独立管辖权的外国政治军事势力。建立了自上而下统一的政府管理体系，国家真正成为国内唯一合法的暴力团体。人民不用在付出税收后，再承担维护秩序和安全的费用。“对合法使用暴力手段的垄断是现代国家的最重要的特征”（李强，2003）[6]，中国从此迈出了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步。为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缩小地区、城乡之间在居民收入、发展条件方面的差距，实施统一的宏观经济政策，创造了前提条件。政府将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粉碎了长期羁绊经济增长的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同时建构了适于社会发展的各项制度，如保障平民子女接受教育的教育制度，维护妇女权益的婚姻制度，适应中国实际情况的合作医疗制度等。从而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局面：建国初期即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9.3%；“一五”计划时期，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8.9%（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1998）[7]。
　　为了尽快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当时政府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在当时无法借助于市场机制实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建立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林毅夫等，1999）[8]。为此，逐步取消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单一的产权结构。在计划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下，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经济效率低下、周期波动明显的经济发展阶段。
　　为了摆脱经济发展的困境，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政府主导经济生活并拥有几乎全部资产产权的背景下，开始利用市场机制，并逐渐允许非公有产权发挥作用。在西方国家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一般的情形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引发对产权保护的需求，然后，实施有效的产权保护的民族国家顺应这一需求而产生、演变。与这种自然而然的制度演进路径相比，中国制度变迁的历程具有逆序的特点（冯涛等，2003）[9]。即首先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了一个致力于经济增长的政府。1978年以后，在政府的主导下，开放市场交易，促成产权主体的发育。逆序的制度变迁方式描绘了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和方向，总结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制度变迁和经济结构演进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近代崛起时相比有所不同的演进路径。
　　三、逆序的制度变迁方式的绩效与后果
　　中国逆序的制度变迁方式由于不断释放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又没有造成经济有机体的功能紊乱，因而使经济出现高速增长的局面。但与此同时，这种制度变迁模式也制约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增长中出现的种种缺陷也源于此。
　　首先，逆序的制度变迁方式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以来，在没有改变基本的政治制度、利益格局、社会结构情况下，开始在传统体制的边际上发展出新体制（樊纲，1994）[10]。在制度变革中不触及既有的利益格局，通过改进交易环境使效率提高。着眼于做大“蛋糕”的渐进式改革可以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扩大资源总量，扩大可供在各个利益集团间进行分配的份额，使改革尽可能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将改革成本和风险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上（林毅夫等，1999）[8]。在没有进行大规模私有化的情况下，改革在局部的改良和逐步深化的步骤中有条不紊地推进。这种改革方式之所以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绩效，是因为既有效利用了改革前既有的制度、组织基础和物质条件，又发展出非国有经济和市场机制的成分，使二者得到有机结合、互相促进。既保持了充沛的改革动力，又保留了原有的保障和约束机制，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经济主体均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前苏联、东欧实施的“大爆炸”式的改革模式，将社会支撑系统和长期积累的制度、物质、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资源视若敝屣，新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秩序又难以迅速建立起来，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因而陷入困境。
　　其次，逆序的制度变迁方式也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在改革之初，公有产权占绝对统治地位。直至目前，各级政府依然拥有相当数量核心资产的所有权。这些资产的控制权掌握在各级代理人手中，国有、集体资产的私人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经济增长。根据易纲等人的研究，在1992～1997年期间，中国经济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自我实现的经济增长模式：国家财政得自国有企业的投资收益很差，但是，有关个人来自国有企业的收入却是高速增长的，这就为国有银行、进而国有企业进行新的投资提供了新的来源。如此反复循环，中国经济得以实现高速经济增长（易纲，2003）[11]。这种增长模式在经济起飞的初期具有较大的激励作用，推动投资和政府支出大量增加。但也造成公私产权边界不清，腐败、官商勾结的现象普遍存在，腐蚀政府治理的公正性和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导致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第三，逆序的制度变迁方式也造成了市场的结构性缺陷。改革以前，存在一个强大而有效的政府，却几乎没有市场与非公有产权。在改革过程中，产品市场在政府放开以后成长发育很快，但布罗代尔所说的市场的上层组织依然基本上由政府控制，改革进程缓慢。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仍具有政府主导造成的一系列后遗症。如国有银行就是由于在逆序演进中处于非优先环节，产权改革迟迟没有推行，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至今仍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最大隐患。
　　第四，逆序的制度变迁方式没有统一的时间表与明确的终极目标，容易受到干扰而偏离改革的方向。改革之初，着眼于调整当时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和低效率的管理体制，以摆脱普遍贫困的发展状态，提高经济运行的活力，改革过程中没有统一的时间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模式，从而容易受到干扰而偏离改革的方向。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治理整顿期间，就出现了改革的短期停顿，直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重新启动改革的进程。
　　四、将逆序演进的制度变迁变为顺序演进的方式，实现产权、市场和政府的良性互动，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逆序的制度变迁方式的实质是在政府掌握了几乎全部经济资源的情况下，建立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促进各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在政府的默许、参与、鼓励的情况下，建立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从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看，要建立公平的、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结构，必须完成逆序制度变迁的关键环节，建立政府、市场体制、产权结构彼此妥协的制度结构（周其仁，1995）[12]。英国的权利法案，美国的1787年宪法，都是在制度变迁的关键时期新兴生产力的代表与既得利益集团相互争取利益又彼此妥协的结果。
　　目前面临的基本格局，与古代中国的情形类似，一方面是强大的国家，另一方面是分散的经济下层组织，这显然是典型的二重结构特征（张杰，1998）。[3]中间阶层缺乏必要的制衡能力和自己的权力空间，往往只能选择官商勾结的方式寻求保护和发展空间。政府既是最大的市场参与者，又是规则的制定者和强制执行者，也是市场活动的仲裁者。虽然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也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导致社会游戏规则混乱，获利机会垄断在既得利益阶层手中，出现社会两极分化的情形。从而很难保证政府管理市场的公平性、有效性。市民社会和民间经济势力也难以获得公平、自由的发展空间。美国宾州西切斯特大学的洪朝晖教授认为，中国目前的状态是一种权力资本经济，其结果是社会分配的规则、机会、过程和结果出现严重的不公。中国的权力资本经济极有可能成为一种无法转变的终极形式。
　　解决逆序演进中存在的问题，首先依赖于法治目标的实现。法治的第一个经济作用是约束政府，即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法治的第二个经济作用是约束经济人行为，其中包括产权界定与保护，合同和法律的执行，公平裁判，维护市场竞争。通常要靠政府在不直接干预经济的前提下，以经济交易中第三方的角色来起到支持和增进市场的作用。但由于政府拥有垄断性的强制权力，又容易滥用权力，法治就是将经济人和政府都置于法律约束的框架内。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的结果大都表明法治和适当的规制有利于经济发展（钱颖一，2003）[13]。不断完善法治，是遏制官商勾结的必要措施，也是中国制度变迁最终要达到的目标。
　　中国经济逆序演进的制度变迁方式决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法制规则的过渡性，要实现真正的法治还需要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如果没有其他改革措施的配套和立法、司法程序的改革，单纯强调对现有法律规则的执行，可能强化行政管制，在一定程度上窒息民间经济和底层社会势力的发展。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陆续建立起来的，具有大量偏向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条款，对民营经济和普通劳动者的保护条款明显不足，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也就是说，法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约束政府和“经济人”的作用，但是，要真正建立一个法制社会，就要在对“体制硬核”进行改革的基础上，发展出实质性的经济、社会势力去推动与完善法制建设，这恐怕是更长期的工作。
　　其次，进一步推动产权制度改革是解决逆序演进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的又一重要环节。“产权界定是一切积极性的内在源泉；产权界定清楚后，市场才有规则，社会才有道德标准；市场有了规则，人们才会有长远、稳定的预期。没有产权界定则无异于偷抢合法，这时人们不会努力工作，也不会关心市场价格，根本没有道德标准可言”（易纲，2003）[11]。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是市场形成的必要条件，是市场竞争秩序的经济基础。将部分国有产权民营化，政府逐步退出微观经济领域，才能摆脱与民营经济实体同台竞争、与民争利，从而不尊重产权的局面；才能使政府将主要精力用于维护市场秩序，保护产权，促进社会公正上。产权改革的停滞、转向，都可能导致一个不公正的产权格局和寡头垄断的市场竞争态势。中国目前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市场秩序混乱，腐败问题严重，在相当程度上与产权问题有关。如在证券市场中，政府既是多数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又是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市场的监管者、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在微观层面，要确保上市公司的国有资产保值、升值，在宏观层面，要贯彻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政府的多重角色使其不可避免地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在经济低迷、需要刺激经济增长时，鼓励股价上涨，满足其宏观调控的需求；在股市低迷时，采取救市行为，满足其国有资产保值、升值的需求，使上市公司感受不到二级市场股价变化带来的压力和约束，使股价长期脱离企业基本面运行，“业绩造假”、“黑幕”盛行。再比如，在现有土地产权制度下，当城郊农村土地变为城市房地产用地时，农民只能得到远低于市价的补偿，致使城市政府、房地产商人共同侵犯了农民对土地的产权。
　　需要注意的是，产权的作用不是万能的，不能离开国家与市场单独发挥作用。产权的保护和执行离不开尊重产权的社会资本的积累，离不开公正的政府执法体系。在市场发育不充分、竞争规则不健全、法治不完善的情况下，产权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实施，产权改革也很容易被扭曲，在某些情况下丧失必要的公正性，制约产权对生产的积极作用的发挥。如果没有市场的演进和充分发育，没有国家进行公正的界定和保护产权，仅仅将原来垄断性的公有产权转由私人持有，这些私人产权也会极力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限制市场的充分竞争，阻碍经济增长。因此将产权与国家职能和市场的演进结合起来，而不是人为割裂，更有利于经济的均衡增长。
　　减少行政管制与审批，不断开放市场竞争，也是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又一前提条件。行政管制越多，腐败越多；管制还导致信誉机制丧失，增加交易成本；使得国家税收流失；最后会扼杀市场经济的活力（张维迎，2001）[14]。市场机制如同看不见的手，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形下，可以达成资源的有效配置。减少行政管制与审批，用竞争因素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是改革神奇而巨大的动力。市场交易也是产权价值实现的基础，发达的市场交易会不断产生对产权界定和保护的需求。将市场化改革与产权改革有机结合，也是促使国家、市场、产权三者之间出现良性互动关系的重要步骤。
　　第四个前提条件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用公民社会的力量推动改革，监督、抑制既得利益集团侵犯社会其他群体利益的行为。市民社会是促进市场经济发育、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重要力量。市民社会的发育有利于分担政府的部分社会救助、道德教化和维护公共秩序的功能。因此，应鼓励和培育NGO、NPO等公益性的民间组织；通过农村基层组织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的选举，实现以社区或其他行动场所为载体的自治；发挥民营企业、私立学校、工会、中介机构、民间社团和协会等民间组织的作用，以及社会舆论、新闻媒体的影响力，争取和维护各阶层公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各项权益，扩大社会各阶层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让这些社会阶层享有基本的公民权利。他们维护自身权利的努力有利于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解决目前改革中遇到的瓶颈性问题。
　　五、结论
　　在持续地完善法治的同时，由不断壮大的民间产权主体、逐步获得公民待遇的社会边缘势力及市场机制共同推动，最终建立起以公民社会为中心的产权结构、交换关系和政府治理结构。在此基础上，演变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政秩序，才能建立保障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停止改革只能“固化在许多情况下任意决定的政府权力和不公正、不稳定、不确定、不透明的游戏规则，使政府官员同时是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仲裁者和参与者的状态长期存在”(Jeffrey sachs等，2003)[15]。近年来，中国已逐步迈进市场、政府、产权良性的互动关系的轨道，进一步推动上述方面的改革，就有希望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
　　收稿日期：2006-08-10
当代财经南昌16～20F11理论经济学李英东20072007
制度变迁/逆序演进/经济增长
近代以来，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制度变迁具有逆序演进的特点。这种逆序的制度变迁模式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种种问题的根源。实现产权、市场、国家的互相制衡和良性互动，才能真正解决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体制硬核”，保障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
作者：当代财经南昌16～20F11理论经济学李英东20072007
制度变迁/逆序演进/经济增长

网载 2013-09-10 21: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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