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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有56个民族，形象比喻为56朵花。在世纪之交的今天，纵观由56朵花组成的中华民族这个“百花园”里，的确呈现了满园春色的景象。虽然各个民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程度有所不同，但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到目前为止，全国真正没有解决温饱的人口也不过只剩了几千万，而且这个数目正在一天比一天减少。十多亿人口的一个国家，只此一大变化，已足以震惊世界。因为这一变化将为在城乡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人类社会最先进的发展目标奠定基础，证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它特有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同时，也完全证明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紧密联系我国国情，针对新问题，研究新情况，又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有了新突破，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同时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从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铺平了道路。因此可以想见，在未来的岁月里，中华民族“百花园”里更会繁花似锦，争奇斗艳，各有千秋，向着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进步的目标胜利前进。
　　当然，我们看到的这种巨大变化还只是事物发展的一个方面，还必须看到存在的问题，尤其多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还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仅以农村经济发展情况为例，据有关统计资料介绍，到1996年底，东部沿海那些走在前头的省份，基本上已经进入小康发展阶段；中部地区大约有75％左右的人口进入小康发展阶段；而西部地区也有50％的人口进入小康发展阶段。由此可知主要分部在西部的少数民族农村经济发展，不但与东部农村存在很大差距，而且与中部农村也存在着差距。进一步分析，从西部少数民族集中实行自治的地区来看，又与一般地区存在着差距。贵州民族自治地方占全省面积的50％以上，而到1996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达到1066元，低于全省211元，低于全国860元。我们通过一种非常简单的分析比较，就不得不提出必须卓有成效地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发展的问题。也就是说，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要有新的思维，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剖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提出新的理论概括，为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起到理论导向作用。这是我国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新时期对民族经济学的要求，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赋予这一年青的学科的使命，更是全国9000多万少数民族寄予民族经济学研究者的厚望。
　　　　　　（一）发展生产力要敢于“一步登天”。
　　党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是由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依据的。因此，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成了首要的、根本性的一项历史性任务；同时，它又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内容。可以这样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来，就象春风化雨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得到了持续、高速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也有了极大的提高。在东部和中部相当一部分平原地区的农村，历史上形成的以手工操作为主要形式的生产力状况已基本上为机械化所代替，在西部也正在逐步实现着这种变革，在农业、工业的各个领域也都日新月异地进行着新技术革命，促进产品科技含量的增加，减少成本的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得到良好的经济效益。山东的良种革命是山东发展高产、高效、高质农业的重要而有效的一项措施。鲁棉一号新品种只投资400万元，但一经推广采用，第一、 第二年就带来了几亿元的经济效益。他们有一个乡的农科所，培育了叶单玉米系列优良品种，解决了玉米密植通风透光的问题，就使玉米的产量能获得翻番的效益。这项成果已经惠及全国。从工业看，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下，通过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已成为现有工业永远保持朝阳工业地位，占领国内外市场的先决条件。50年代由苏联帮助建立的以鞍钢为代表的那批工业企业，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沦为亏损企业，其原因也主要是在技术设备上早已陈旧、过时，丧失了竞争能力，从而被挤出了市场。与此不同的是上海宝钢，由于技术设备相对先进，则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名贯中外的天津静海县大邱庄、江苏省无锡市的华西大队等一批农村捷足先登的典型，其所以获得举世闻名的成功，无不得益于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了生产力。再从民族地区来看，其产业结构按比重排列仍然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并且有相当一部分农业还没改变以手工操作为主的传统农业的落后模式，工业的技术设备也大都属于被淘汰的范围。至于第三产业，它本来就具有依附于一、二产业发展的属性，所以民族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迟缓的原因则是不言而喻的。针对民族地区特有的这种客观现实，在谋求发展生产力上一般说有两种选择：一是按步就班，循序渐进。其理由是，民族地区经济落后有诸多历史原因，改变面貌远非一日之功，所谓“欲速则不达”。我认为这是一种稳重有余，进取不足的思想；如果以此决策，必定陷入爬行战略。采取这种战略就永远不可能与先进地区缩小差距，永远无法赶上先进地区，永远改变不了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地位。我所主张的是第二种选择，就是走以循序渐进与跳跃式相结合的道路，那就是不排除循序渐进，但应着重竭尽全力在生产力更新换代上采取先进的科学技术，跳出“技术梯度理论”导致的误区，敢于“一步登天”。我所以这样提出问题，基于几点：第一，依靠科学技术含量的增加，谋求高效经济效益，不但已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共识，而且成了决策小至一个企业，大至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也都充分反映了这种动因。因此，民族地区离开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是别无最佳选择的。第二，在我国已有无数在这条道路上成功的先例，地处沿海的大邱庄、华西大队姑且不说，地处中部的河南、山西等省区那些典型也不必引以为证，仅就西部地区来说，比如新疆、甘肃、宁夏、云南、四川、贵州又何尝没有一批类似的典型呢？中国的民族地区一般都具有“资源丰富”的特有优势，都是不同种类的“宝地”，只要坚持走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的道路，经济上翻身的日子定会到来。第三，中央财政支付已经向西部倾斜，同时加大了对民族地区、贫困地区扶持的力度，并已提出先富地区要带动和帮助后富地区，港、澳、台地区和国外投资者也越来越多地把投资目标瞄向西部地区，加之民族地区本身的财力、物力、人力也已今非昔比。凡此种种，都给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带来了空前未有的新机遇。民族地区只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善于抓住种种机遇，决策得当，出现一个中国民族经济快速发展新局面应当说是客观之必然。
　　　　　　（二）人的因素亦然是决定性的因素。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科学的论断，是客观真理，也是不容置疑的。然而，这并不能因此否定人在生产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道理很简单，因为任何一项科学技术，包括一些尖端新技术，都是人的科研成果；同时，所有科学技术的应用也都是通过人的社会行为或经济行为实现的。当然，随着科学科技的发展，自然要求人的素质与之相适应。从事传统农业生产只要具备一定的体力，并能熟练操作犁头、耙子和掌握田间管理那套老技术，就是一个合格的劳动力中的能手。在转向现代农业的时候，这些能手如果不经过一定的技术培训，掌握必要的有关技术，显然是不能驾驶拖拉机和收割机的，施放农家肥料的那套本领也不能代替科学种田的技术，这里说明了生产力在更新换代采用科学技术的同时，人这一生产力要素也必须同时提高科学文化素质。这里所说的人至少应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决策者。既包括各级党委领导和政府官员，也包括各种企业和经济实体的董事会成员、经理人员、总工程师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委、政府对所辖范围所作的战略性客观调控，对整个经济的运行仍然起着重大作用。这一人群的素质如果缺乏运用市场导向、科技导向的知识和相应的管理能力，就会直接妨碍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生产力的尽快更新换代。至于一个企业的领导成员，他们的决策直接关系到经营的成败，其素质能否胜任更为重要。商场如战场，没有经济头脑，不了解市场动态，不及时掌握科技发展的信息，没有正确的决策，盲人骑瞎马，总是要失败的。所以，这个第一层次的人——决策者们，是提高素质的特别重要的一部分。第二层是中介人员，主要包括技术传授人员和专业技术岗位上的管理人员。这个层次是科学技术队伍的骨干，他们对于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应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这种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也是由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所决定的。因此，他们能否具有相应的素质也是一个关键问题。第三个层次是科学技术的操作者。这个范围相当广泛，既包括能够操作高新技术的稀有人才，更包括数以亿计的从事农业、工业、商业等一切经济活动领域的劳动者。比如，在农村的各种经济行为中，只要开始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至少要采用一些应用技术，尽管这些已经是平常无奇的技能，但是隔行如隔山，只会从事传统农业那套本领的劳动力则不能胜任。不经过一番学习培训，同样拿不到这把依靠科学技术致富的金钥匙。从这个意义上讲，提出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是完全正确的。具体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及其他相关的原因，人的整体素质更有待于加速提高，以解决科学文化相对落后的问题，这已是燃眉之急的重要任务。
　　　　　　（三）生产关系必须实行“第二个飞跃”。
　　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条客观规律是永远不能违背的。我国建国后的实践已经让我们完全明白，什么时候能够尊重这一规律，成就就大；相反，就要造成失误，甚至带来灾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特别在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以后，通过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使生产关系比较能够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在农村普遍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就改变了脱离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工业、商业领域里也逐步深化改革，改变着“吃大锅饭”的旧体制。到目前，伴随着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已有些农村在双层经营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实行了第二个飞跃，就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的基础上发展了新的股份合作制，使生产关系适应了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业产业化的要求。我国坚决贯彻实行了邓小平关于“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这一理论，调整了生产关系，解决了凭借主观意志盲目提高生产关系的问题，才在短短十几年就使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还多的中国顺利地沿着“三步走”的伟大战略，在本世纪末全国农村基本上都能够跨入小康发展阶段。这种发展变化，再一次充分证实了生产关系必然适合生产力发展这一客观规律的科学性和它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固有的特性。因此，我们在研究民族经济发展问题的时候，就不能摆脱深化生产关系的改革及相关的配套改革去寻求出路。
　　关于民族地区深化生产关系的改革，首先要正确评价那里现有生产关系状况是否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就是说，是否已经有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对城市故且不论，仅就农村这个大头而言，据我所掌握的材料进行研究，应当说亟需深化改革，加以完善和发展。理由有三：第一，农村实行联产承包以后，这种生产关系形成的经营，事实上成了个体经济，开始时虽释放出因摆脱了人民公社的压抑而产生的那种强大活力，但它的能量因为缺乏必要的技术革命的动力和进行大规模土地建设的能力，一般说就只能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徘徊，在一定程度上说仍然是一种没有根本改变的自然经济经营模式。特别是在民族地区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一般都发展得比较缓慢，对农业的反馈能力都比较薄弱、严重滞后的地方，甚至集体经营部分成为空白，所以民族地区的经济就难以快速发展。第二，不改变以手工操作为主和采取旧的耕作技术的传统农业经营模式，就会直接妨碍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的集约经营，就难以走上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中国农村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农业现代化，民族地区自然也不例外。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虽然是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但也不是遥遥无期的，尽管这个过程涉及国家政策、资金问题等因素，关键还在于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为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会创造出生产力发展的种种有利条件。比如，我国是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就具有集中资金使用于特需项目的优势。一些先行者能在今天就成为小康村，决不是依靠分散的个体经济经营模式，而是充分发挥了集体和个体双层经营机制的优越性，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发展了新型的股份合作制，依靠群体的智慧和合力向农村现代化的目标迈出了新的第一步。这类小康村在我国还不是个别的典型，在华北和东北平原，在华南和华东沿海，在中部一些省份，都已随处可见，甚至连西北、西南地区也都已经有了相当数量，而在民族地区相对来说则少得多。这与民族地区在深化改革上步伐缓慢，经济体制优化程度低，不无关系。第三，要从实现农业现代化这一既定目标着眼，敢于进行突破个体经营、传统农业模式的改革。我国民族地区农村毫无例外，要坚持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所有制形式。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这是必须肯定的。但这里要澄清一个误区，不要以为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多了一些，就认为会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会影响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认为，中国的农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要决定农村命运的土地的集体公有制没有改变，尽管实行了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决不会因此而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对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用不着产生忧虑，而相反的应当鼓励和支持，让其充分发挥作为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和有益补充的作用。当然，如果认为仅仅依靠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会加速农村经济的增长就能实现农村的现代化，那也是一种认识上的极大误区。因为依靠个体和私营经济是不能完成实现农村现代化必经的发展过程——农业产业化这一重要的发展阶段的。从现有的普遍经验看，则是实行继家庭联产承包负责制之后的第二个飞跃，就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发展新型的、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制。这种合作制与过去的合作化及人民公社有着重大区别：第一是建立在土地两权分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农民对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仍拥有自主经营权；第二是农民加入是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切身利益自愿所作的最佳选择；第三是如果农民认为必要还可以自由退出。总之，通过第二个飞跃，就能够克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固有的种种局限性，也可以说又经过一次解放生产力，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迸发出新活力。
　　　　　　（四）通过实行农业产业化把农民引向市场经济轨道。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党的十四大就确定下来的重要目标和历史性任务。党的十五大又重申了这一重大的战略决策。这已成为我国物质和文化各个领域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条件。一般地区如此，民族地区也不例外。实践已经充分表明，不论工业、农业等物质生产领域或文化领域的发展，如果缺乏市场观念，不以市场作为导向，不了解、分析国内外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有关技术的发展态势，有关管理科学的变革状况，就会陷入盲目和被动，甚至招致失败。我国的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环境封闭、心理保守，加之人的总体科学文化素质偏低，从而就导致了对市场经济认识上的不足和行为上的动作迟缓。尽管这个问题正在不断地改变着，但与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从占人口比重最大的部分来说，就是通过推动农村实现农业产业化，把农民全面引导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从自然经济传统农业的经营模式中解放出来，从而脱胎换骨，逐步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代新人。为什么这条道路具有如此作用？因为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条件的，而且要以某种股份公司或企业集团为龙头打入市场，并以规模或大或小的具有一定数量的农户作为提供原料乃至加工产品的基地，在市场上去经受优胜劣汰的考验。这种新的龙型产业链，就把农、工、商连结在一起，把原料、产品加工和销售连结在一起，风险分担，利益均沾，并通过契约关系和法律保证形成了一种适应市场经济应运而生的新型的生产关系。这样，不但冲破了个体经营小农经济式的约束，而且已开始走进规模经济和集约化经营的门槛。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既不会触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现有土地两权分离的所有制关系，又完全基于农民的自愿选择，同时又克服了他们经济发展中力不从心的资金、技术、产品销售等困难问题，一般又都会迅速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可以认定，这种在全国已经获得广泛成功的经验，在民族地区是可行的，也是稳妥的。如果说有问题，我认为在于能否抛弃一种偏见，就是说不要过分地强调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把民族地区看成好象与全国共性太少的地方，一般地区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的好经验也不能在那里推广。我坦诚地说，这种认识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的观点，忽视了民族地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年代基本上和一般地区同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也是不分先后。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民族地区已经培养了一批跨世纪的干部、科技人才和企业家，党组织、共青团组织也都有了相应的发展，工人、农民对市场经济、信息社会、计算机网络也不是一无所知。所以，今天再过分地强调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似乎将会产生一种负效应，影响民族地区自尊、自强、自信观念的树立，不利于发挥勇于开拓，大胆实践的精神。因此，我们应以时代英雄的气概抓住种种机遇，发挥特有的优势，加快民族经济发展的步伐，争取后来居上，赶上乃至超过一般地区。
　　　　　　（五）要以市场导向和科技导向制订发挥特有优势的发展战略。
　　说到发展战略，在我国各地区各行业已经不是什么陌生的东西，而且也都知道它的重要性。但是，从地区战略来说，真正能够制订得既符合地区的客观实际，又符合客观规律，的确不容易，所以也不多见，往往仍如人们形容的“写写画画，墙上一挂”，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产物。如果真是如此，可以断言地方的决策不会是科学的、正确的，不属于搞现代化决策应有的范围。我也看过若干地区制订的发展战略，包括深圳这类改革开放先行地区的战略，还有沿海和内地一些省市的发展战略，并参与主持了“七五”国家重点课题“中国西南地区发展战略”的研究，从中获益颇多。使我感悟最深的一点，就是作为地区发展战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以市场导向作为首要的前提和条件，然后再根据自身特有优势去寻求能够快速发展的途径。如果不是这样，比如说尽管这个地区属于“资源富翁”，就一厢情愿地去发挥所拥有的资源优势，那不但不能发挥“资源丰富”的优势，甚至会因不能占领市场而陷入困境。由此可见，拥有资源优势并不等于就会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能否转化则决定于市场的需求。同时还有价值规律的作用，就是说市场虽然需要这种资源开发的产品，但由于产品质量差或价格高，也会因为缺乏竞争力而不能成为现实经济优势。其次，要想发挥本地区特有的优势，还要把科技导向放在不能稍有忽视的地位。我身在贵州就有种感性认识，贵州在烟的经营上败在云南手下，在酒的经营上也负于四川，这是为什么？我认为根本的问题：固步自封，缺乏市场竞争和对付新技术革命挑战的意识。茅台国酒固然名扬天下，但是天地间的事物总是在发展变化的，酒有香型不同，酒精含量高低之分，烟也有尼古丁含量多少和色香味的区别，人的生活习惯也要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保健意识的更新，对某些昨日的珍品的认识也会逐渐淡化，如果忽视这种发展变化，吃败仗也就不可避免了。民族地区要快速发展，在选择自己的发展战略的时候，除了强化市场竞争意识外，更要树立科技兴区观念，强化科技导向意识，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说到科技兴区自然也就同发展教育事业联系起来，因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和应用，都是人的素质提高的标志，而解决人的素质提高的根本途径还是发展教育事业。诸如，普及基础知识的教育、专科教育、成人教育、职业培训的短期教育等等，都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一般地区提出科教兴区、兴县、兴乡都十分必要和正确。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恩施25～30A849民族研究石争19981998加快民族经济发展要有新思维，民族经济学理论也必须发展和创新。发展生产力要敢于“一步登天”；要加速提高民族地区人口的整体素质；生产关系必须实行“第二个飞跃”；通过农业产业化把农民引向市场经济轨道；要以市场导向和科技导向制订发挥特有优势的发展战略。民族经济/民族经济学/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业产业化作者　石争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研究员，贵阳，550000 作者：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恩施25～30A849民族研究石争19981998加快民族经济发展要有新思维，民族经济学理论也必须发展和创新。发展生产力要敢于“一步登天”；要加速提高民族地区人口的整体素质；生产关系必须实行“第二个飞跃”；通过农业产业化把农民引向市场经济轨道；要以市场导向和科技导向制订发挥特有优势的发展战略。民族经济/民族经济学/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业产业化

网载 2013-09-10 21:5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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