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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增刊出版
　　1947年11月到1949年3月，台湾《新生报》副刊《桥》上， 发生过一场关于台湾新文学的热烈讨论；这是台湾新文学史上一场不该遗忘的文学论争。论争涉及到台湾新文学发展中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不幸，这场争论惨遭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而夭折。岁月流逝，史料尘封，后来者渐渐遗忘了这场争论。先是国民党反共体制的箝制，人们无缘重读史实。后来又遭逢“台独”势力的刻意歪曲和欺骗，人们还是难以见识这次争论的本来面貌。80年代，“台独”派的“文论家”掌握了这场争论的资料，却秘而不宣，有意隐藏下来，妄图湮没这一段历史，万幸的是，近年，一些渴望统一的台湾思想界文学界人士，多方努力，重新发掘了这些珍贵的史料——计有杨逵、骆驼英等26人共41篇论文，另有相关的文章9篇。现在，这些珍贵的史料，已由陈映真、 曾健民辑集为《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增刊，于1999年9月，交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
　　这份增刊，封面上印下了这样的文字：“一场被政治挫杀的台湾文学问题议论文集出土！”“修补台湾战后文艺思想史缺佚的篇章”，“台湾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文献”，“突破历来的政治抹杀·全面改写台湾文学史篇”。这，自当引起我们大陆同行的极大重视。
　　　　　　《桥》的风云突变
　　1947年2月末，台湾爆发了震惊世人的“二·二八”起义。3月初，起义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残酷镇压。顿时，全岛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就在这时，这一年的夏天，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江西人史习枚，从上海来到台湾，8月1日接任《新生报》副刊主编。他将副刊改名为《桥》，并以“歌雷”为笔名活跃在台湾文学战线上。
　　1947年11月7日， 《桥》副刊发表欧阳明《台湾新文学的建设》一文，提出了关于台湾新文学的历史和建设台湾新文学的一系列问题，拉开了这场争论的大幕。三个多月后，《桥》副刊又发表了扬风、杨逵、史村子、林曙光、叶石涛、朱实等人的文章，以为呼应。与此同时，编辑部还举行了多次作者茶会。歌雷整理了第一次、第二次茶会的总报告，以《桥的路》为题，也在《桥》上公开发表。两次茶会上的发言者，计有杨逵、吴浊流、林曙光、吴坤煌、孙达人等20余人，话题也十分广泛。后来茶会还曾巡回举办，《桥》副刊还选发了萧狄在彰化茶会上的报告。
　　同年5月10日，彭明敏在《桥》上发表《建设台湾新文学， 再认识台湾社会》一文，彭明敏批评了雷石榆在此前发表于《桥》的《女人》一文，提出了台湾在日据时期所受“奴化教育”的评价问题，引发了不同意见的争论。雷石榆作了答辩。争论还由阿瑞的《台湾文学需要一个“狂飙运动”》而引起。雷石榆着文《台湾新文学创作方法问题》，呼应了阿瑞的观点。扬风则着文《“文章下乡”谈展开台湾的新文学运动》批评了阿瑞的主张。雷石榆又着文《再论新写实主义》，批评了扬风的误解和妄评。争论中，雷石榆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的新写实主义论引进台湾，并引发了讨论。从这往后，直到1949年3月7日，《桥》继续发表文章争论。其中，骆驼英的长篇论文《论“台湾文学”诸论争》，实际上是从理论上对这场论争作了总结。
　　论争中，《中华日报》的副刊《海风》还在1948年5、6月间发表了有关文章，参与了在《桥》上展开的这场讨论。
　　不幸的是，正当这场论争热烈、广泛地进行的时候，1949年4月6日凌晨，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台北进行大逮捕。反动军警一路去台大宿舍、师院宿舍。台大学生、参与这场讨论的孙达人、何无感（张光直）被蒙上双眼逮捕下狱。另一路，按黑名单逮捕社会人士，歌雷、杨逵落难。风云突变，“《桥》塌陷了”，一场有关台湾文学的争论被迫降下帷幕。
　　　　　　争论
　　欧阳明在《台湾新文学的建设》一文中明确阐述了他的看法：
　　“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战斗的分支，过去50年事实证明是如此，现在、将来也是如此。”“台湾新文学的建设的问题根本就是祖国新文学运动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建设台湾新文学，也即是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
　　台湾文学适应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需求，创造出新内容新形式新风格的台湾新文学，是“台湾反日民族解放运动使台湾文学急骤的走上了崭新的道路”。赖和、朱点人、蔡愁桐、杨逵、吕赫若等人创作的文学作品，是台湾新文学的主流。
　　台湾新文学的目标是“继承民族解放革命的传统，完成‘五四’新文学运动未竟的主题：‘民主与科学’”，而“这目标正与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不谋而合地取得一致。”“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路线”，也是“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环的台湾新文学建设的方向”。
　　欧阳明还支持赖明弘用白话文写作的主张，认为如果创设了另一种台湾语文，势必阻碍台湾与祖国思想文化的交流。
　　在文章的结尾，欧阳明呼吁：“台省的文学工作者与祖国新文学斗士通力合作，”团结一致。
　　这以后，可以说，直到1949年3月的讨论， 都是围绕着这些内容展开的，只是更为具体、更加深入了。
　　关于台湾新文学的源流问题，大家都异口同声地支持欧阳明的观点，但由此，又就“台湾文学”、“台湾新文学”称谓的理由及台湾新文学的特殊性和建设方向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钱歌川认为，“台湾文学”、“台湾新文学”之称谓有语病：既然同属中国文学，“语文统一与思想感情又复相通”，因此“谈建设台湾文学某省文学”实无必要。对此，多数人都不同意。杨逵在《“台湾文学”问答》一文里写道，台湾有其特殊性：其一，日据50年，使台湾社会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发生了不同于祖国大陆的变化；其二、日据50年，使台湾文学“荒芜”了；其三、日据50年的分离与殖民地化，造成祖国两岸的隔阂与误解。台湾光复、回归祖国后，又因“国府”的劣政，扩大了这种隔阂与误解，形成了“澎湖沟”。提出“台湾文学”、“台湾新文学”，正是要反映这种特殊性，从而消除“澎湖沟”，取得与祖国的一致。在“台湾新文学”的建设方向上，讨论取得了共识：由于台湾社会实际情形和祖国相比的差异性，决定了文学作品思想内容上的特殊性。不跨越这个特殊性，正是是希望“从特殊性的适应里，创造出无特殊性的境地。”1949年3月7日，吴阿文发表文章《略论台湾新文学建设诸问题》，对这个问题做了总结。他认为，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和“全体性”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性”，二者“有互相连系的紧密关系”。台湾新文学是整个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中国新文学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是‘人民’的文学。当然台湾的新文学，也就是这样性质的文学。”
　　讨论中，人们还纷纷提出“文艺大众化”、“文章下乡”的口号，呼吁台湾省内外的作者加强联系与合作，与人民多一点的接触；推广白话文，与祖国新文学一体，创作出人民的大众的文学。
　　讨论也涉及到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以及文学创作方法的问题。
　　胡绍钟与扬风都认为时代变了，“不必向‘五四’看齐了”。胡绍钟的《建设新台湾文学之路》一文提出，台湾新文学应受到“五四”传统的限制，要根据现实建设“自主的”“有地方性”的文学。孙达人《论前进与后退〈建设新台湾文学之路〉读后》一文则认为“五四”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没有变，所以，要学习和发扬“五四”精神。骆驼英与他持相同的观点。主张不但“要继承‘五四’精神和‘五四’以来一切优良传统”，而且要“配合着现实的要求”，发展“五四”的精神。
　　关于创作方法的争论主要分为三种意见，一种意见倡导浪漫主义，阿瑞呼吁台湾作家要像德国的“狂飙运动”一样，“发挥”“个性”，强化创作激情；另一种意见则提倡“现实主义的大众文学”。扬风主张，作家要“到人民中去”，把文学带下乡，才有广阔的天地。而雷石榆、骆驼英等人主张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矛盾和统一，雷石榆提出吸取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引导作家走向“新写实主义”（“新现实主义”）。骆驼英提出了“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命题。碍于台湾当时的政治情势，雷、骆两人都没有明确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但已经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论争”的现实意义
　　1947—1949年的这场争论，是台湾新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三次论争（注：此前，在台湾新文学战线上进行过两次论争：
　　一次是1930—1931年，台湾共产党人谢雪红、杨克煌、郭德金和进步文人赖和、王敏川等人创办的杂志《先发部队》，以及台湾共产党人王万德等人创办的《伍人报》，都先后倡导无产阶级文学，随后王诗琅也组织了“台湾文艺作家协会”，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具有台湾特殊性的文学。在如何发展台湾的无产阶级文学问题上，就语言策略在新文学阵营内部进行了讨论。黄石辉、郭秋生等人主张用台湾话作文以便劳苦大众易于接受，林克夫、朱点人等人则主张用“中国白话文”，为的是民族的统一与最后解放。
　　另一次则在1943年台湾日本殖民统治者推销“皇民文学”最猖狂的时候，以西川满为首的滨田隼雄和青年叶石涛，指骂台湾文学主流是“狗屎现实主义”，恶毒地攻击了台湾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于是，世外民（邱永汉）、吴新荣、云岭、伊东亮（杨逵）纷纷着文参与这场扞卫台湾新文学光荣传统的战斗，特别是杨逵写的《拥护“狗屎现实主义”》一文，更是在尖锐的批判中，全面分析了20年代台湾新文学诞生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内涵，张扬了台湾新文学的光荣传统。），共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台湾的文艺工作者在国民党的高压政治下，不畏强权、不怕牺牲，坚持发展台湾新文学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5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看这场争论，对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有更深切的认识与体会。论争中获得的共识，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规定了正确的方向、路线和策略。可以说，直到今天，论争中的一些硕果，在台湾当代文学发展中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从讨论的内容可以看出，祖国大陆的“五四”文学革命，1928年以后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倡导无产阶级文学，文学为人民服务、文学大众化，抗日初期的文章下乡以及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等，都对台湾新文学有直接的影响。这再一次证明，台湾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是和祖国大陆新文学的发展息息相通的，台湾新文学确实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于台湾文学特殊性的论争，从那以后，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未止息。比如，1977年发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叶石涛强调的是台湾乡土文学的特殊性，即本土性和地方性。而陈映真则认为，“所谓‘台湾乡土文学史’，其实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史’”，台湾乡土文学的精神正是中国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台湾文学中的体现。又比如，到今天，持有“台独”文学观点的人，其要害正是把台湾新文学的特殊性，无限地强调、夸大，以至到了无以附加的地步，把特殊性变成了一般性，从而为他们在政治上的“台独‘分离主义服务。殊不知，这一切，早在50年前的那场争论中就已经解决。鉴往以知现今和未来，这，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文艺报L京④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赵遐秋20002000 作者：文艺报L京④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赵遐秋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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