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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曾有一个着名论断，“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极其深刻地说明了政策的极端重要性。在改革开放年代，我国教育处于重大改革和快速发展中，教育民主和法制建设逐步推进，教育政策研究的作用日益突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教育改革的历史，就是教育政策不断调整的历史，也是教育政策研究不断发展的历史。以下结合全国“六五”至“九五”期间教育科研规划课题的进展情况，分析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历史进程，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学科建设，促进教育政策研究的健康发展。
　　一、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形成和发展
　　（一）在实践需要中应运而生的教育政策研究
　　1、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需要
　　经济是教育发展的基础。计划经济在我国有长期的实践，对于教育发展的重大问题，它提供的答案非常奇特。
　　第一个问题，在这种经济环境中，国家教育机器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答案是由政府的计划制定者确定生产目标，学校和教育工作者全力加以实现。
　　第二个问题，怎样安排教育的生产过程？既然政府的计划制定者能够决定各个学校的资源分配情况，他们也可以有效地控制整个教育生产过程。
　　第三个问题，谁是教育产品的消费对象？由于政府直接决定各个职位的工资数额，也就决定了国民的教育消费水平。从原理上讲，公民可以依法享受政府提供的教育产品，但权利的实现要受到许多限制，实际上每个人享受的教育产品的多少和质量各不相同。
　　第四个问题，由谁通过什么样的过程来制定教育决策？决策是政府计划制定者的事，他们按照自己对国民教育目标的看法进行内部封闭性决策。
　　这样的制度看上去曾经是非常合理的。但确实存在许多的缺陷和隐患，一是重视教育普及程度达到世界前列，但所提供的教育质量普遍比较低劣；二是在国家包办教育的条件下，所有的学校连锁形成了最大的“国营工厂”，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是国营工厂的工人，他们凭借资历和年龄而不是业绩论资排辈取酬，因此干好干坏一个样；三是在教育质量实际存在很大差别的前提下，人们并不是随机地消费教育，而是凭借不同的权力资源进行分配。
　　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中，相对滞后的、计划色彩痕迹比较严重的教育事业必须加快改革。现代教育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系统，成为仅次于经济部门的文化产业，涉及社会各方面的不同利益，也使各级各类教育处于复杂的相互关系之中，所面临的需要、关系和问题难以计数，从正常运转到改革发展都离不开正确的政策，而适时适当的教育政策必须在民主和科学的轨道上进行及时调整，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公众的需求变化，从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到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这期间我国教育事业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持续快速发展，突出了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相关政策研究的推动
　　现代经济社会生活日趋复杂，越来越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国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越来越重要。第一，国家决策的范围越来越大。第二，决策成败的后果空前巨大，国家决策不仅对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严重后果，甚至会对世界产生影响。第三，国家决策的难度空前增加。第四，政策研究的母科学—政治学研究发展成熟，由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从形式研究转向功能研究，把政策内容、过程、结果、评价作为研究对象，为教育政策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五，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研究政府应有所为的公共政策研究发展迅速，促进了属于公共政策范畴之内的教育政策研究的发展。
　　3、国外教育政策研究的影响
　　国外的教育政策研究起步于二战后，正在成为国际教育研究中最突出的内容和最令人关注的热点领域。从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看，国外教育政策研究已凸显出不少特点：第一，教育政策研究组织机构设置的立体网络化。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各种教育政策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第二，教育政策研究种类多样化。既有侧重理论探讨的政策研究(Policy Studies)，也有侧重应用研究的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第三，教育政策研究方法日趋综合化，大量使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第四，教育政策研究主体相对独立和自主性日趋强化，使研究能够挑战权威、求真求实，保持中立客观。第五，教育政策研究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相互促进。
　　在上述几种显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应运而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快速发展起来，成为教育科研新的生长点。
　　（二）在改革环境中发展成形的我国教育政策研究
　　1、自身建设不断加强
　　(1)队伍建设逐步壮大
　　——政府方面：伴随政府机构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走向深入，政府职能发生重要转变，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由行政管理为主转向以服务为主，越来越多地从事政策研究，形成了以政府职能机构和专门政策研究部门为主导的研究队伍。
　　——科研机构：建立了政府和学校所属的以教育政策研究为主的科研机构，如教育部直属的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中央教科所教育战略研究室，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直属的如上海教科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智力开发研究所，北京教科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以及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为代表的高校教育科研院所等。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类研究机构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教育政策的影响力加大，并逐渐形成不同特色和优势。
　　——学会组织逐步健全：先后成立了全国教育管理研究会、全国教育战略研究会、全国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会，聚合了全国的研究力量。
　　——专门研讨会渐成气候：自1999年起，连年召开教育政策分析高级研讨会，参与广度和程度迅速提高，不间断出版《中国教育政策评论》，在教育决策部门和理论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课题项目和经费投入不断增加。伴随国家教育科研立项和投入经费不断增加，教育政策研究的分量随之也不断增加，并在整个教育规划课题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据20世纪90年代初的调查，80年代582个主要研究机构开展各类科研课题总数为4337个，其中教育发展战略与宏观管理有481个，占总数的11.1%。“八五”期间五类课题（系指国家社科基金、中华社科基金、青年社科基金、国家教委重点和青年专项），教育发展战略类有19个，占课题总数的6.3%，资助经费实数为27.4万元，占资助经费总数的6.6%。“九五”期间，仅五类教育发展战略课题项目就达到30个，占课题总数的4.7%，资助经费增长到56万元，约占资助经费总数的6.8%。
　　——学科建设正在起步。教育政策研究的学科规范正在建立，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与技术正在确立，出现了《教育政策学》等学科建设成果。吸引了战略学、行政学、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学者参与，形成跨学科多部门参与的综合优势，开展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探索。
　　(2)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自“六五”以来，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些成果对国家或地方政府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提高了这些决策的科学性，促进了教育工作实践的健康发展。
　　——初始阶段（六五）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教育政策研究成果，有《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的合理比例和教育投资经济效益的衡量》、《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研究》、《专门人才的预测与规划》、《我国实行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研究》、《农村教育问题研究》等。
　　——发展阶段（七五）
　　这一时期突出的成果有《中国教育战略研究》和《中国教育体制研究》、《关于应用学科高层次专门人才培育途径多样化的研究》、《我国中小学德育整体改革的研究》、《上海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研究》、《教育投资决策研究》、《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与实际措施研究》、《西部八省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研究》、《高中后教育模式研究》等。
　　——进步阶段（八五）
　　有代表性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深化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中国初中后教育结构体系研究》、《地区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我国教育中长期发展目标和学制的统筹研究》、《中国农业教育发展研究》、《教育财政改革与教育经费投入管理效用的研究》等。
　　——提高阶段（九五）
　　“九五”时期中央和地方制订的教育改革大政方针，都有教育科研机构的直接参与，并在不同程度上吸纳了教育科研的成果，如《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及高教管理体制改革、高校扩招、中小学“减负”、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等。
　　素质教育研究走向深入；教育国史研究不断推进；《邓小平科学教育思想与“科教兴国”战略》研究取得重要进展；《21世纪初中国教育结构体系研究》取得重要成果；高教研究异常活跃，有代表性的如《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布局调整的研究与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研究》；基础教育研究深化，创新教育兴起，出现了《基础教育若干热点问题研究》、《面向21世纪中国基础课程教材改革研究》、《北京市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等一大批成果。
　　职业成人教育研究围绕职业成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积极为决策服务。其中关于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是一大重点，如《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研究》、《经济发达地区多元办学体制问题研究》。
　　区域教育研究成为一大热点。我国经济社会的不平衡发展决定了教育发展也必须采取非均衡战略，“九五”期间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不同区域教育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报告》、《特贫困农村地区教育综合改革研究》。
　　在研究进展方面，表现为：由规划性研究转向宏观决策研究。由传统教育内部的发展研究转向教育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的研究，以教育环境和教育主体关系的研究为逻辑起点。由狭隘的教育增长转向教育系统的全面发展研究，更加强调整体优化、协调发展。由单一的人力需求预测研究方法转向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
　　二、教育政策研究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影响日益显着
　　（一）宏观层次研究影响效果案例
　　主要是指影响国家教育发展政策的综合研究。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重要教育改革政策，发挥了研究的重要作用。
　　1、素质教育研究走向深入。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促进了这一研究的发展，科研成果最为丰富，基本统一了对素质教育的认识，研究已经从素质教育内涵及模式逐渐转向关于加强德育、培养学生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也涉及到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对教育改革的要求等一系列问题，反映素质教育的课程改革研究也开始有所突破。同时，研究的进展极大地促进了素质教育实践的进步，推动了第三次全教会素质教育主题的确立。
　　2、教育国史研究不断推进。国兴修史，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首次对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史进行了系统研究，既有对成绩的肯定，也不乏对政策失误的反思，研究自“八五”以来逐步深化，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形成了长达1200余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97)和十多项专题研究成果，为深入研究新中国教育政策奠定了基础。
　　3、“科教兴国”战略研究取得重要进展。《邓小平科学教育思想与“科教兴国”战略》，首次集合了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和地方庞大研究力量，对邓小平科教思想与科教兴国战略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邓小平科教思想是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论基础，也是其理论体系中最具有前瞻性的思想，揭示了科教结合的伟大意义和实现途径，分析了技术创新、人才开发和体制创新的相互连动关系，研究了科教兴企、科教兴区、科教兴农、产学研结合的实践模式及评价指标体系。
　　4、教育结构体系研究取得重要成果。《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深入十几个省市、部委企业和学校，对各级各类专门人才的培养、使用等问题进行了调研，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对高教结构进行了历史和国际比较，提出了调整和改革我国高教层次、类型、形式和管理体制等结构的建议，对我国高教发展的预测和规划，调控投资及评价等决策有指导意义，有的成果已被国家教委采纳。
　　5、高教研究异常活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教改革取得惊人成绩，高教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代表性的如《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布局调整的研究与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研究》等研究，在理论上论证了高教性质不同于义务教育，相对较多带有私人产品的特性，从而为高教成本补偿政策的出台提供了理论依据。通过实证分析肯定了高教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对高教与就业、经济增长率、资源利用率、实际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的关系进行了论证，特别是对扩大高教招生规模对中、短期经济以及就业水平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6、基础教育研究围绕推进“两基”工作，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在体制创新和教育教学改革中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创新是一个民族不断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明确了知识创新和培养创新人才的任务，给创新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特别是第三次全教会之后，进一步明确实施素质教育要以德育为灵魂，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核心，这标志着素质教育步入一个新阶段，创新成为新世纪我国教育的使命。
　　7、职业成人教育研究紧密围绕职业成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积极为决策服务。其中关于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是一大重点，如《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研究》，紧扣跨世纪时空条件，围绕发展主题，对成人教育的背景、现实基础、国际参照系、战略构思、基本对策和重点推进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基础理论研究层面上有突破，在工作实践层面上有开拓。
　　8、人力和专门人才的预测与规划研究，为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教育战略研究兴起于人才预测，从1983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调查了中专以上学历和技术员以上职称的专门人才，人才预测及后起的适龄教育人口预测对规划教育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9、教育方针研究。教育方针是党和国家发展教育的根本宗旨，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研究重点，《新时期教育方针研究》。对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进行了科学研究，并就新时期教育方针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内涵及其适用范围展开了研究和讨论，并向原国家教委提出了建议。
　　10、德育研究。重视德育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要求学校工作必须把德育放在首位，学校德育研究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德育研究的重要性得到体现，成果丰富，对新时期德育的基本概念和内涵、目标结构、实现途径、内容和层次、评价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在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均有所突破，如德育目标突破了传统的政治、思想、道德的三结构论，把个性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列入其中，有利于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并产生了可操作的成果。
　　（二）中观层次研究效果影响案例（指部门和区域教育领域的政策研究）
　　1、地方教育发展战略研究
　　全国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地区先后开展了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如上海、广东、北京、江苏、辽宁、湖北、黑龙江、新疆、广州、深圳、大连以及苏南地区、珠江三角洲、闽东南三角洲、黄河三角洲（以东营市为主）等在研究基础上制订了教育发展战略规划，并为当地政府所采纳，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了极大地推动作用。
　　2、区域教育研究越来越成为大热点，经济社会的不平衡发展决定了教育发展也必须采取非均衡战略，“九五”期间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同区域教育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报告》和《特贫困农村地区教育综合改革研究》，为西部教育大开发做了先期的理论准备。
　　3、行业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行业教育在我国形成特色和优势，国务院十几个业务部门也先后进行了本行业的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比较出色的如电力、电子、农业等行业。
　　4、农村教育研究。贯穿“七五”和“八五”的农村教育整体改革研究，主要是利用教育科学的理论，在不同经济发展类型和水平的农村地区，研究农村教育如何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不断发展。
　　5、教育投资研究一直是教育政策研究的重点课题，研究不断取得突破。“六五”时期的《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的合理比例和教育投资经济效益的衡量》、“七五”期间的《教育投资决策研究》等课题研制的模型，对各决策指标和参数的估算值，以及提出的政策建议，都有助于教育投资决策的科学化，对国家经济综合部门确定适度的教育投资比例，对教育部门合理使用教育经费具有参考价值。
　　6、《西部八省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研究》，提出西部不同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地区贯彻义务教育法、实施义务教育，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可能做出的七条选择，为领导部门的教育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7、《高中后教育模式研究》从国情出发，调查研究了我国高中后教育的培养规格类型，优化教育整体结构和理顺各类教育关系方面有重要突破，为教育宏观决策提供了综合的信息、有依据的分析结论和可供参照的政策建议。
　　（三）微观层次研究效果
　　在扩大学校自主权的条件下，学校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实体，涉及学校领域的改革逐步增多，强化了校本建设的研究。
　　三、改进教育政策研究的展望
　　“十五”期间，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将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增强选题的针对性，促进学科建设。
　　（一）趋势展望
　　“十五”是新世纪的第一个五年，“十五”教育科研规划要为21世纪开局阶段的教育科学而设计，其发展进程将对21世纪初教育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日益临近、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世界政治的多极化以及不同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的交错碰撞，人才竞争和教育竞争将日趋激烈，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必须应对新的世界格局；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中国加入WTO、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穷国办大教育将逐步转为大国办强教育，推行素质教育，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将成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旋律，会对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发展提出前所未有的新要求。
　　1、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
　　基础理论研究是教育政策研究发展的理论根基，是教育实践进步和长远发展的保证。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将使教育政策研究理论有重大建树。“十五”期间，理论研究面临如何及时、科学解答重大实践问题，进而推动实践发展的紧迫形势。
　　积淀已有的研究成果，教育政策研究将摆脱对相关学科的依附，形成本学科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学科发展将进入成形、丰富阶段，不断加强教育学科建设。
　　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将大大加强，尤其是以批判性反思的学术研究，将伴随时代的进一步发展、开放而被倡导，这类研究将以其独特性作用推进理论研究的深化，从而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与中国教育理论的成熟产生重要意义。
　　教育政策研究将进一步关注“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是由人来实施”这一特殊现象，教育政策研究将更加注重学生主体，进一步着眼于“教育促进人的发展”问题的研究，这是教育科研新的动向和理论回归。
　　2、应用性研究进一步加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教育政策研究将进一步贴近现实，影响现实，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回答教育现实问题、对教育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和论证。教育政策研究将对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及时研究，如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教育产业、高等教育的规模与效益、西部大开发中的教育发展、加入WTO对我国教育的影响等，都将是不能不涉及的课题。
　　教育科研部门参与国家重大教育决策的论证，充当教育行政部门的咨询参谋，促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将是教育科学服务决策的重要趋势，也是合乎世界教育科学惯例的发展方向。
　　3、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更加紧密
　　无论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应用性研究，都将十分注意理论与现实的有机结合，以实现理论和实践互动，理论体系将在这种互动中逐步完善，教育实践中的实际问题也将在这种互动中得到解决。
　　4、综合性研究特点日益普遍
　　教育问题从来就是社会问题，教育政策研究从来也是综合研究，需要借助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教育政策研究也逐渐向哲学、政治、经济、管理、心理、环境等领域拓展。教育改革和发展重大问题的解决，越来越依赖于相关学科的协同、联合。
　　教育政策研究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需要跨部门、跨学科的集体研究。教育政策研究逐步摆脱个人研究、个别单位、机构独立研究或者少数单位、机构协作研究的局面，逐步走向多兵种联合作战、优势互补。集体研究、联合攻关的教育科研格局的日臻形成，将大大拓展研究者的视野，提高教育政策研究的效果。
　　5、民族特色逐步明显
　　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将逐步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逐步走向自己独特的领域，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政策研究体系。
　　教育政策研究将继续着力研究与中国社会经济、社会发展形态相关联的特有的教育现象和问题。
　　6、从本土逐渐走向国际
　　随着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21世纪将是一个信息时代，将是一个国际化时代，这无疑将冲击教育政策研究的现有形态，教育政策研究的国际化、全球化成为不可避免的重要趋势。对外学术交流、与国际学术进行平等对话、中外教育比较研究将成为教育政策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我国与国际教育组织、基金会、协会以及各国教育机构的交流与协作将进一步加强。中国教育政策研究机构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性、区域性教育问题的合作研究，不仅从世界教育科研中吸取智慧，而且以中国特色的教育政策研究成果充实、丰富世界教育政策研究宝库。
　　7、研究越来越科学规范
　　科研的重大突破依赖于研究指导思想、技术和方法的全面进步。“十五”期间，信息技术以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将广泛引入，这无疑将增强教育研究成果的信度、效度，提高教育科研的质量。研究过程中，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的结合、调查研究与实验研究的结合，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结合，将在未来的教育研究中有极大加强。多维度的综合研究将能探索复杂的教育现象，大大提高研究结果的精确性、可靠性、科学性。
　　研究对象的明确，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程序的规范，不仅能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同时也将极大地推进教育科研的国际化，扩大我国教育科学的影响。
　　8、成果转化加快
　　教育政策研究成果的转化是“六五”以来相对薄弱的环节，这主要归咎于对成果转化的规律把握不足，重视不够。“十五”期间，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将越来越依靠教育政策的进展，教育领域的各个层面都迫切要求科学理论的指导，决策者参与、领导、依靠教育政策研究，这种要求将牵引教育政策研究更加关注对成果转化的研究，将使教育政策研究成果对于推动教育改革和教育事业发展的作用从现在的“潜在生产力”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由“理论成果”转入为“实用技术”，切实指导教育实践，提高实效。
　　（二）提高教育政策研究质量的若干建议
　　为根本改变我国政策研究滞后于客观实际的状况，需要进一步重视教育政策研究，改善研究环境和条件，加强政策与研究“依靠”和“支持”的关系，在“十五”期间将进一步加强教育政策研究规划课题的力度，提高质量，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1、在实践中寻找问题
　　教育是关系民族前途命运的千秋基业，是关系千家万户的社会事业。“十五”期间，我国教育仍将突出发展主题，围绕结构调整主线，以改革为动力，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作为根本出发点。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我国将逐步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发展，教育体制需要转型和创新，义务教育在巩固提高，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大，各类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积极发展，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化社会日渐形成，处境不利地区人群的教育环境和条件急待改善，教育改革和发展必然面临一系列政策抉择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公平、效率和质量的关系，需要发挥政府与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需要分清应当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实践永远是教育政策研究的课题，可持续发展和代价观将从两个方面推进教育政策研究。
　　2、加强学科建设
　　政策研究应当超脱部门和局部利益，具有超前、主动、自主意识。注重中长期研究，兼顾应急对策研究，强化政策研究的理论支撑。
　　(1)研究方法综合化
　　决策研究事关重大，需要综合运用多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对于反映社情民意的社会调查研究应慎用，明确所指，否则便会得到相反的结论。
　　比较研究中，特别要注意可比性，在时间截点、统计口径等方面应保持准确和一致，进行事实、价值、规范分析和可行性分析，明确数据比较的真实涵义，结论应当科学严谨。
　　(2)研究技术现代化
　　注意运用现代化技术，提高科研成果输出的效率和质量，增强客观依据及有理推论。
　　(3)转化机制民主化
　　决策过程的形成依赖于民主与科研的决策文化环境和工作机制，平等的信息和交流是民主决策不可或缺的工具。研究成果的采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所做决策的类型。决策层次越低，对决策过程的影响越大。
《教学与管理》太原11～16G1教育学曾天山/金宝成20012001曾天山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中央教科所教育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教育学博士，全国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研究会理事，全国教育政策与法律专业委员会理事。金宝成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副研究员，中国教育情报研究会常务理事。 作者：《教学与管理》太原11～16G1教育学曾天山/金宝成20012001

网载 2013-09-10 21:5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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