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中国和印度于1950年4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到2000年4月1日将满50周年。近半个世纪来，中印作为曾经共同倡议世界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两个发展中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总的看来坎坷曲折，很不理想。当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这种状况有必要来一个大的转变。但是，近50年的中印关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仅仅一般地重复表示“中印友谊源远流长”、“希望中印关系恢复到50年代水平”、“中印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等等的良好愿望恐怕是无济于事和难以实现中印和睦相处、友好合作的目标的。我们有必要认真而全面地总结过去，从中找出中印发生矛盾冲突的根源并探索今后切实可行的克服办法，才能真正改变现状，迎来比较正常和美好的明天。
　　　　　　一、对近50年中印关系的历史回顾
　　在中印建交近50年的时间里，两国关系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十个发展阶段：
　　　　（一）建交初期的合作与斗争（1950—1954年）
　　印度是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的国家。新中国则把印度视为实行自己睦邻外交战略的重点。
　　建交初期的中印双边合作更多地表现在多边外交上。中印在反帝反战、亚非团结、维护世界和平方面互相配合、共同努力。
　　1950年6月，当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朝鲜战争决议时， 印度要求让新中国派代表参加讨论，并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尼赫鲁总理向美国驻印度的大使鲍尔斯指出，如不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西方同中国的关系将成为灾难；美国排斥中国是错误的，将有损于联合国的前途。中国方面也十分重视印度的作用。周恩来总理在中国派志愿军抗美援朝前夜，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印度向美国传话：严重警告美国不要侵略朝鲜，否则中国要管。在联合国通过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时印度不赞成。后来，印度同其他国家一起在推动和协助朝鲜停战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则支持印度出任战俘遣返委员会的主席。
　　在印度支那，中国安排尼赫鲁总理会见胡志明主席，促成印越建交。在中国的支持下印度同其它科伦坡国家一道参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努力，并出任印度支那停战监督委员会的两主席之一。
　　但是，在西藏问题上，中印一开始就发生了冲突。印度阻挠我国解放西藏。当我国决定进军西藏时，达赖喇嘛移居亚东准备逃印。经周总理召见印度大使说明利害，印方才表示印度不鼓励达赖喇嘛离西藏去印度，但如达赖喇嘛决定去印，印度将按国际法给他以避难权（注：裴默农文章《次大陆上的特命全权大使——新中国新一代外交家袁仲贤》，载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中国外交官丛书》的“启开国门”卷第315—316页。）。1951年5月， 我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当局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1952年2月， 印度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交备忘录，表示完全同意中方关于中印两国政府在处理西藏问题上应以朋友间和主权国家间相互尊重独立与尊严为基础的立场。同时，印方要求保留据认为是“由于惯例和协定而产生的”印度在西藏所享有的各项权利。中印就后一项问题进行了谈判，并于1954年4月29 日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印度确认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并对在该地区的边境贸易和交通事宜作了相应的规定。同一天，中印谈判代表还以《中印关于撤退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武装卫队等问题的换文》的方式废除了印度继承英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在我国西藏地区获取的特权（注：协定和换文的全文载《新华月报》1954年第5号第17—18页。）。 上述协定和换文恰当地调节了当时中印间在西藏问题上出现的矛盾和冲突，为后来的中印友好铺平了道路。中印1954年协定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在该协定的序言中提出了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
　　　　（二）中印友好合作的第一个高潮（1954—1958年）
　　1954年6月25日至28日， 周恩来总理应尼赫鲁总理的邀请对印度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访问。周总理在新德里受到了十余万印度人民的热情友好的夹道欢迎。两国总理四天里举行了六次会谈，十分投机，都希望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与安全以及促进本国的经济建设进行合作。尼赫鲁还建议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广到东南亚，开创一个没有战争与恐惧的和平区，一个中立的、没有外国军事基地的、没有外来干涉和侵略的地区。尼赫鲁还说，扩大五项原则是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最好回答（注：裴默农文章《次大陆上的特命全权大使——新中国新一代外交家袁仲贤》，载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中国外交官丛书》的“启开国门”卷第317页。）。 中印友好合作关系就这样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迅速地走向了第一个高潮。
　　1954年10月19日至30日，尼赫鲁总理携其女英·甘地到北京进行正式访问。尼赫鲁是新中国接待的第一位外国政府首脑。他在北京受到十余万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的夹道欢迎，开了北京群众夹道欢迎外国首脑的礼宾先例。尼赫鲁在北京期间，毛泽东主席同他亲切会见。两国总理就进一步发展中印关系、贯彻印度支那和平协议与东南亚的和平等国际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双方共同谴责东南亚条约组织是对亚洲安全的威胁。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 中印两国为推动亚非团结反帝而共同努力。这是中印友好合作高潮的又一标志。当某些国家的代表团进行反共攻击中国对邻国搞颠覆时，周总理提出“求同存异”原则，在尼赫鲁等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下保证了会议绕过暗礁取得成功。万隆会议的成功迎来了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的亚非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兴起。对于中印两国来说，为人类解放的崇高事业紧密合作取得成功的同时，也扩大了国际影响提高了国际地位。这个时期也是印度和尼赫鲁本人在外交上的“黄金时期”。
　　　　（三）西藏武装叛乱和中印关系的大反复（1959年）
　　西藏问题上的干涉和反干涉斗争始终是困扰中印关系顺利发展的一大障碍。
　　1956年11月下旬，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应印度纪念释迦牟尼涅ｐáｎ＠①2500周年委员会的邀请到印度访问。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达赖喇嘛在印方的唆使下产生了想留印不返的念头。此事使刚刚在1956年11月访问了印度的周总理一行，于1957年1月再次赴印进行规劝， 达赖喇嘛才回心转意返回西藏。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 印度干涉我西藏内部事务的真相大为暴露。尼赫鲁总理对此多次发表公开讲话，称叛乱是“愿意的冲突”，是“起义”，因此他“非常同情”；同时，他多次说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指责我国平叛是“武装干涉”。3月31日，当达赖喇嘛一行进入印度实际控制地区时， 印度政府派出高级官员前往迎接并提供护卫。4月24日， 尼赫鲁亲赴达赖喇嘛下塌的穆索里会见达赖喇嘛。迄今，40年过去了，历届印度政府虽然口头上都说，达赖喇嘛在印度只是一位宗教领袖，不允许从事反华的政治活动。但实际上印度政府从未取缔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的存在和活动。今后，如果印度不彻底放弃欲变西藏为缓冲国（或缓冲区）的图谋，那么西藏问题必将继续长期干扰中印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
　　　　（四）中印边界问题和边界战争（1959—1962年）
　　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因此，存在争议本属正常。但边界争端发展成为严重影响两国关系的大问题则是印度政府的政策造成的。
　　1959年3月17日， 即在尼赫鲁向印度国会发表同情和支持西藏叛乱的讲话后的第五天，他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向中国提出了单方面的大片领土要求，并把两个问题结合起来攻击中国。印度政府不仅口头上反华，而且还最后发展到在实地上推行“前进政策”，导致了边境流血冲突事件。1959年8月25日， 印军在中印边界东段的朗久地方挑起了第一次流血冲突；接着10月20日又在中印边界西段的空喀山口挑起了第二次流血冲突。为了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周总理于1959年11月7 日写信给尼赫鲁总理，建议中印双方的边防部队各自从当时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以脱离接触（注：周总理1959年11月7 日致尼赫鲁信的全文见《新华半月刊》1959年第22号第30页。）。为了谋求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防止紧张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于1960年4月19日至26 日冒着酷暑赴新德里同尼赫鲁等印度领导人进行广泛的会谈和接触。周总理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把一年多来中印双方所表达的观点和要求归纳成六个共同点和接近点（注：这六点是：1.双方边界存在着争议；2.在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3.在确定两国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则，如分水岭、河谷、山口等，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4.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5.在两国边界问题经过商谈得到解决之前，双方应该各守实际控制线，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但可进行个别调整；6.为了保证边界安宁，便于商谈的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希望同印方达成协议作为继续商谈的基础。可惜也遭到拒绝。中方不得已，只得在新德里的记者招待会上将其公布于世。1960年6月至12月，中印两国官员先后在北京、 新德里和仰光举行了三轮官员级边界会晤，但无果而终。此后两年（1961和1962年），印度边防军奉行印陆军参谋局长考尔中将的“前进政策”，不断地用武力蚕食中国的领土。印军先后在西段设置了43个据点，有些设在我方边防哨所的后面，切断我供应线，形成犬牙交错的威胁局面；在东段，印军甚至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西端起点入侵扯东地区，与我方哨所近距离对峙。印度把中国的容忍误作软弱可欺而不断开枪寻衅，以至于最后下令全面进攻（注：1962年10月12日尼赫鲁在新德里机场向记者宣布要把“入侵的”中国军队“清除掉”。（见印度新闻处当天引印报托发自新德里的报道）；两天后印度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在班加罗尔宣布，保护边界必须是军方的责任。“政府终于作出了把中国人赶回去的决定。”（见印报托1962年10月14日发自班加罗尔的报道。））。这段中印关系的历史真相在印度迄今尚未澄清，还在继续严重地损害中印关系的正常发展。1998年5月11日印度进行核试验后的第二天， 瓦杰帕伊总理还在写给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信中把1962年的所谓“武装侵略”作为印度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头号威胁”和决定研制核武器的理由（注：瓦杰帕伊写给克林顿信的全文载1998年5月13日《纽约时报》。）。
　　　　（五）中印关系的全面恶化和长期僵冷（1959—1968年）
　　在十年时间里，印度政府除利用西藏问题和边界问题外，还全面进行反华：1.召回大使。1961年7月印度驻华大使离任；一年后， 我潘自力大使也于1962年7月回国。 此后十五年中印关系实际上降格为临时代办级。2.撤总领事馆。1962年12月，印撤走驻拉萨和上海总领事馆，并要求中国撤走驻加尔各答和孟买总领事馆。直到1991年12月印中才恢复其中驻上海和孟买的两个总领事馆。3.1954年协定到1962年4月29 日满期。此前我三次建议续订，均遭拒绝，边境贸易因此中断。4. 1954 年10月签定的贸易协定于1959年底满期失效。5.1960年8 月新华社驻新德里分社被勒令撤退。6.刁难和迫害中国银行驻印度分行，资产被接管，财产纠纷迄未解决。7.中国发往印度的邮件受检查书报被禁止入境。8.华侨遭排挤和迫害。9.在台湾问题上玩弄两面手法。1963年9月20日，印度国防部长恰范竟然在联邦院说，印度利用“另一个中国”也无不可。
　　　　（六）探索关系正常化的漫长过程（1969—1976年）
　　如以恢复互派大使为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标志的话，那么从1961 年7月印度召回大使到1976年7月派回大使，其间整整15年关系不正常。 从印度外交秘书1969年11月12日表示打算派回大使到实际上派回大使，中间反复折腾了6年零8个月。仅此一点，过程就如此漫长，步履如此艰难，究竟为什么？第一，印度政府不愿反省过失，不愿承担恶化中印关系的责任。印外秘表示愿派回大使后不到半年，印度外交部在1970年4 月发表的年度工作报告中仍在攻击中国“侵略”， 要中国改变对印政策。1970年“五·一”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对印度临时代办表示中印应该和好之后，6月英·甘地还对西德记者说印度不改变对华立场。 迟至1974年6月15日，英·甘地还在新德里外国记者午餐会上说， 中印友谊取决于中国怎么看待印度。第二，中印关系正常化进程受到南亚地区和国际形势发展的不断干扰，比如，1971年的印巴孟加拉战争、印苏签定含有军事条款的《和平友好合作条约》、锡金事件、柬埔寨事件等等。第三，在缺乏最高层政治决断的情况下，公务员办事一般来说都是谨小慎微的。
　　　　（七）互派大使后中印关系的初步发展及存在的主要障碍（1976—1988年）
　　1976年7月和9月印中先后派回了大使。此后12年是中印关系发展中承前启后的时期，关系有所发展。1.1979年2 月德赛政府的外交部长阿·比·瓦杰帕伊访华，是中印关系恶化后20年里第一位来访的印度外长，本来可以对恢复和发展中印关系起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期间发生了中越边界战争，瓦杰帕伊中断访问提前回国。这个插曲责任在中方，反映我对印缺乏政治敏感性。2.1981年12月，中印建立了副外长级的官员进行定期会谈的机制。截至1987年11月共举行了八轮会谈。通过这些官员会谈，中印双方制订文化交流、经贸往来和科技合作的计划。从1981年起中断了20年的印度香客到西藏的冈底斯山和玛法木错朝圣的活动得到恢复。从1983年第四轮会谈起，双方还就各自的外交政策、对外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看法。在敏感的边界问题上，双方都持审慎的态度。这一时期中印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是：1.印方的“平行政策”，即不解决边界问题，中印关系不可能完全正常化（注：1979年6月20 日人民党政府总理莫拉尔吉·德赛在南斯拉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限制了高层互访。12年里只有一次外长互访。双方领导人虽然在第三国有所接触，气氛也不错，但谈话不易深入。2.印苏特殊关系拖了中印关系正常化的后腿。1980年5月16日， 拉奥外长告诉议会外交委员会说，印度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将非常谨慎从事，不能以牺牲印苏关系为代价。同年12月8日，勃列日涅夫访印时， 英·甘地重申了印度同中国发展关系不会牺牲苏联利益的政策。
　　　　（八）拉·甘地访华和“平行政策”的突破（1988年12月）
　　1988年12月19日至23日，拉吉夫·甘地总理应李鹏总理的邀请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1954年10月尼赫鲁访华后34年来第一位印度总理来访。更为重要的是，拉·甘地的举动冲破了印方对高级官员访华的限制，为此后十年内中印关系的新发展开辟了道路。在华5天中， 拉·甘地同李鹏总理进行了4次友好而坦率的会谈。 他还会见了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访问结束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一致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当成为国际关系的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指导原则；在此基础上恢复、改善和发展中印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印双方的共同愿望，它不仅符合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与稳定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中印双方决定建立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负责谋求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和维护边界实际控制线两侧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九）中印友好合作关系发展的新的十年（1989—1998年）
　　拉·甘地访华翻开了中印友好合作的新篇章。具体表现如下：1.恢复并发展了高层互访。1993年拉奥总理在北京和1996年江泽民主席在新德里期间签订的两项有关维护边界实际控制线地区和平与安宁的协议，是中印在敏感的争端问题上的重要成就。江主席是中印建交以来第一位国家首脑访问印度。2.经济贸易合作迅速发展。1977年4 月中印恢复直接贸易，1984年8月正式签订新的贸易协定。1988年拉·甘地访华后，建立了中印经贸科技合作联合小组。中印双边贸易额从1978年的250 万美元，增至1988年的2.46亿美元，1997年进一步增至18.30 亿美元（注：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的历年《中国外交概览》第21节的记载。）。3.科技合作是中印友好的新内容。拉·甘地1988年访华期间，中印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1991年12月，李鹏总理访印期间两国航天部门之间签订了关于和平利用外空的科技合作备忘录。4.建立了军事来往的渠道。为了消除误解、增进了解、维护边境和平与安宁而相互交往是最近的新发展，包括两个层次。一是高级领导人的互访，如1992年7月的印度国防部长夏拉德·帕瓦尔访华、 1994年9月我国防部长迟浩田访印和1998年4月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傅全有访印。二是建立了中印边防人员之间的会晤机制。5.就国际形势举行定期的磋商。1983年10月第三轮中印官员会谈开始的这一定期磋商的机制，1989年以后更名为副外长级的定期磋商。中印都是发展中的大国，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格局中面临着许多共同问题和任务。交换看法，协调行动，对双方均有裨益。
　　　　（十）印二次核试把矛头直指中国使中印关系急转直下（1998年5月以后）
　　1998年2、3月间，印度国会人民院第12届大选结果，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上台执政。3月19日瓦杰帕伊就任总理。5月3 日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在电视讲话中把中国说成是比巴基斯坦更加危险的“头号潜在威胁”。5月11 日印度在西部拉贾斯坦沙漠进行核试验并宣布自己为有核武器国家。第二天，瓦杰帕伊总理写信给克林顿总统等八个工业化国家的首脑，把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核威胁以及1962年遭到（中国的）“武装侵略 ”作为印度进行核武装的借口。 印度明明知道中国研制核武器完全是为了自卫，怎么能设想用来对付友好邻邦去危害印度人民呢。至于中巴合作威胁印度之说也是虚构的。在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核武器和导弹技术已越来越易于为人类所掌握。正象印度自己一样，巴基斯坦的核技术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而非中国。印度为什么要认为自己能自力更生研制核武器而巴基斯坦却不能呢？印度为了追求世界大国地位（注：美国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说，一些着名的印度人士都承认，印度核试验的主要目的，也许是根本的目的，在于追求大国地位。见Strobe　Talbott,　 Dealingwith the Bomb　in　South　Asia。 FOREIGN　AFFAIRS　Volume　 78No. 2 March/April 1999 p.116。），终于抛弃了坚持24年的佯称1974年为和平核爆炸的说法，承认从那时起印度就有了核武器能力。而且印度还把这次核试验的代号从原先的“佛祖在笑”修正为更确切地反映其本意的“实力”。但是，印度政府为了减轻西方对自己进行制裁的影响，又向西方打所谓的“中国威胁牌”，从而破坏了近十年来来之不易的中印友好合作关系，并使核武器也成为妨碍中印关系发展中的一大新障碍。
　　　　　　二、经验、教训和前景
　　　　（一）放眼世界，看中印两国长远和根本利益上更多的一致性
　　1950年代的中印友好合作高潮是这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中印两国为维护民族独立、世界和平和亚非团结而联合起来共同反帝反殖。后来，中印为边界争端一类的双边问题所困扰，“一叶障目”，关系大曲折，为亲者痛而仇者快。中印要走出目前的两国关系低谷，恐怕首先得端正观察问题的角度。中印都是发展中大国，建国任务非常繁重，亟需长期的和平环境；要赶上发达国家，在国际上争得真正的平等地位，中印需要奋力合作，取长补短。让我们中印20亿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才是我们的最大的共同利益。
　　　　（二）和平协商，创解决分歧与和平共处的条件
　　国家之间利益不同和观点出入总是难免的，重要的在于如何恰当处理。比如，在边界问题上，倘若当年中印双方都能尊重边界未经划定的事实，肯坐下来谈判，并实行互谅互让的话，本来也不难求得公平合理解决的。中国已经同大多数邻国解决了这些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现在，双方官员级对话又快进行了20年，虽有进展但不够大，看来印方还很着急。印方虽然似乎已承认边界有争议，但对1962年边界战争仍耿耿于怀，不断地说是中国“武装侵略”，歪曲事实真相。不仅如此，据说又在中印边界西段向前推进。在东段则企图“标定”实际控制线，把“麦克马洪线”强加于中国，虽然1993年协定已明确规定，维护实际控制线地区和平与安宁协议不影响各方对边界的主张。中方已多年不提旧事，主张向前看。印方也应有点自我批评精神。解决边界问题才能有希望。和平共处的原则才能得到落实。
　　　　（三）互相尊重，同舟共济
　　中印是两个发展中大国，又是近邻。作为大国，中印在国际上影响大责任也大。在1950年代，中印在万隆亲密合作，为亚非团结反帝反殖事业作过重大贡献。印度在全球冷战时代，坚持不结盟，在维护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和保卫世界和平方面起了带头作用。现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发展，以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状态。我们经不起把大量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浪费在相互提防和冲突上面。近来印度担心和抱怨中国企图遏制印度的议论越来越多，有人则主张“以牙还牙”遏制中国。难道这是条正道吗？当然不是的。如果中国真的有人想遏制印度，那是错误的，也是办不到的。印度在客观上一直是个享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大国。在争取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漫长道路上，中印是合作的伙伴而不应该是对手。有些印度的战略家公开主张遏制中国，同样是错误的和办不到的。中印相互遏制相互抵消，只会使那些企图搞全球霸权主义的人高兴。1959年5月间， 中国驻印度的大使潘自力曾奉命向印度外交部递交一份书面谈话，说明中国对印度的根本态度：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向在东方，而不在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注：见韩念龙主编的《当代中国外交》第178页。）。1988年12 月邓小平也亲口对拉·甘地总理说过，中印都发达了才能有真正的亚太世纪（注：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2页。）。
　　　　（四）远见卓识，跳出纠缠于琐事的怪圈
　　在近半个世纪的交往中，中印有友好合作的好时光，也有矛盾斗争的紧张时刻。但是，相互争吵的不愉快记忆留下的痕迹似乎更难以令人忘怀。在今后的对话中，往往是官员铺路，但官员受权有限，容易纠缠于繁文缛节。真正的突破，需要双方政治家的胆识和魄力。1960年周尼谈判失败，随后的官员会晤注定会无果而终的。拉·甘地访华则是个成功的里程碑。
　　　　（五）核威慑，亟待慎重处置的新课题
　　去年5月印度核试验后，印度政府宣布自己为有核武器国家， 并把矛头对准了中国。一年来，中印关系由于核问题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而再度走进了低谷。大家都明白，核武器是一种政治武器，不可能用于实战。但既然有了，尤其在存在争议的邻国之间，总是增加一种风险，需要双方冷静而谨慎地加以处理才是。在全球核裁军的终极目标方面，中印都主张彻底销毁核武器，建立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
　　　　（六）中印巴，都需和平相处友好合作
　　印巴交恶、对抗是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印巴分治。1954年周总理访印时，当尼赫鲁总理邀请周总理去克什米尔游览时，周总理劝尼赫鲁说：我们商定了五项原则，希望将来有更多的国家来遵循它。我想请你以此为契机，主动向巴基斯坦伸出手去，同他们就克什米尔及其他问题坐下来商谈。为了不在此之前给你们的会谈造成不利的气氛，这一次，克什米尔就不去了（注：见李健写的《钓鱼台国事风云》，载红旗出版社1998年9月北京出版的钓鱼台档案No.5 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重大国事实录下册第548页。）。这是中国对南亚国家的基本态度。 当时中印关系好于中巴关系。后来反了过来，我们还是这个态度。中国同巴基斯坦的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对方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衷心希望印巴和解。　　这也是所有南亚国家的愿望（注：参见　　　Ranjitha Balasubramanyam评1999年3 月下旬在科伦坡召开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外长会议的文章，Pakistan,India Urged to resolve　difference 载1999年3月22日巴基斯坦的《黎明报》。）， 也是南亚和平与发展的迫切需要。在这方面，印度作为南亚大国有责任也有条件采取主动。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般下加木
　　
　　
　　
国际问题研究京17～23D6中国外交叶正佳20002000中国和印度到2000年4月1日已建交五十周年。本文回顾了两国紧密合作时期、大反复时期、发生边界战争阶段、关系全面恶化和长期僵冷时期、探索关系正常化的漫长过程直至友好合作关系发展的新的十年的方方面面，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若干值得思索的经验教训。本文指出，只有找出中印发生矛盾冲突的根源，尔后探索今后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才能真正改变现状，迎来比较正常和美好的明天。 作者：国际问题研究京17～23D6中国外交叶正佳20002000中国和印度到2000年4月1日已建交五十周年。本文回顾了两国紧密合作时期、大反复时期、发生边界战争阶段、关系全面恶化和长期僵冷时期、探索关系正常化的漫长过程直至友好合作关系发展的新的十年的方方面面，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若干值得思索的经验教训。本文指出，只有找出中印发生矛盾冲突的根源，尔后探索今后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才能真正改变现状，迎来比较正常和美好的明天。

网载 2013-09-10 21:54:36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