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千年中大舉動—科舉制的廢除及其部分社會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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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数千年中大举动：废科举与乡村中士与绅的疏离〉一文其中一节的缩略本，很希望能藉此听到一些先期的指教。

　　百年前的清光绪三十一年（约1905），对中国而言真可以说是多事之秋。那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有的当时就特别引人注意，如以中国为战场的日俄战争，改变了世界对黄种人作战能力的看法，也改变了东亚政治的权势格局（而作为战场主人的中国却宣布了「局外中立」，更是世界历史上少见的特例）；有的在当时许多人眼中可能不过是边鄙小事，如同盟会的成立，後来才「认识到」实为转变中国政治的重大契机，其在历史言说中的作用复因「胜者王侯」的力量而进一步扩大。

　　同年发生的还有许多时人非常关注而後来的发展似不甚如人意的事，如北洋新陆军据说耗银百万两的首次实弹演习，固不免有人以为是劳民伤财过於浪费（早已成为近代史上腐败误国象徵的慈禧太后修颐和园，也不过挪用银八百万两），但也让许多人──特别是在华外国人──看到一个「尚武」中国的兴起；如五大臣的出洋考察宪政，当时朝野均寄予厚望，後也成为史不绝书的要事，不过似乎成效不显，致使後之史家叙此多带遗憾惋惜，甚或潜受「败者贼」向例的影响而视其为「欺骗」，多少轻忽了当事者基本诚恳的努力。

　　那一年的中国还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就是实施至少千年以上的科举制被废除了。以前对科举制尤其八股取士方式颇有微辞的严复在废科举的第二年说1：

甲午东方事起，以北洋精练而见败於素所轻蔑之日本，於是天下愕眙，群起而求所以然之故，乃恍然於前此教育之无当，而集矢於数百年通用取士之经义。由是不及数年，而八股遂变为策论，诏天下遍立学堂。虽然，学堂立矣，办之数年，又未见其效也，则哗然谓科举犹在，以此为梗。故策论之用，不及五年，而自唐末以来之制科又废，意欲上之取人，下之进身，一切皆由学堂。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何如，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

一般战败多往军事及其相关方面寻找原因，而那时的中国人却因打败仗而举国恍然於教育之无当，非常能体现「教而後战」的传统思路，其背後隐伏的则是长期贯彻於中国的政必须教、由教及政的基本原则，亦即严复那篇题为〈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的文章所欲探讨者。

　　这在当年基本是通识，张之洞在《劝学篇．序》里就说：「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乙巳年袁世凯等六疆臣要求立停科举的奏摺也说，「普之胜法、日之胜俄，识者皆归其功於小学校教师。即其他文明之邦，强盛之源，亦孰不基於学校」。中国之所以「相形见绌者，则以科举不停，学校不广」，故士心不坚，民智不开，难以进化日新。欲补救时艰，必先停科举以推广学校2。这些封疆大吏的见解说明，严复关於众皆以为战争取胜及国家强盛当归功於学校的总结，大致不差。

　　那时举国都带有明显的急迫情绪，六疆臣的会奏一则说「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再则说「强邻环伺，讵能我待」，便非常能体现出这样的心态。实际上，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几年间，仅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奏摺中关於改革科举制所提出的办法，几乎是几月一变，一变就跃进一大步；前摺所提议的措施尚未及实施，新的进一步建议已接踵而至。原拟用十年的时间逐步以学堂代科举，而不过一年，便不能等待学堂制的成熟即一举将科举制彻底废除了3。

　　如果从时人所论废科举→兴学校→补救时艰→进化日新的逐步递进关系看，科举制至少在负面已得到相当的重视。然而，这一制度更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institution），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於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其废除不啻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无疑是划时代的。如果近代中国的确存在所谓「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话，则正如严复所说，科举制的废除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建制变动之一4。

　　严复已认识到这一变动和秦汉时的废封建行郡县和「车同轨」同样重要，乃是「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当时朝野虽也存在反对废科举者以及相当数量的怀有疑虑者，但对於此举的总体社会反应却并不特别强烈，尤其是能够影响所谓「舆论」的那部分「社会」并未表现出有力的赞誉和非议5。也许那时社会已兴起一股以「起而行」取代「坐而言」的实干风气，故官绅均不遑空言而投身於办新学堂的实际行动之中；但还有一种可能，即相当一部分士大夫已对朝廷失望，对其任何举措皆淡漠处之。

　　鲁迅即持後一看法，他曾说：「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6这里的「群」当然是指士大夫，因为一般的老百姓在义和团之时恰与清政府有一度的「合作」。清廷走向基层，从传统的异端方面寻求力量和支持，多少提示着政府也接受中学之正统已不足以救亡的观念，而在社会层面也不那麽依靠士人；反过来，对许多重视文野之辨的士人而言，启用「子不语」的怪力乱神恐怕意味着朝廷之行为已类当年的洪、杨，一个明显「失道」的朝廷自不足以救亡和振兴中国7。

　　在中外竞争形势危迫的情形下，朝廷与其主要支持者士人之间的互不信任恐怕是致命的。清廷不可恃的结论自然导致反满革命的行为趋於「正当」，一些原来还希望政府能实行改革的士人开始转向革命，章太炎就是个明显的例证。更重要的是封疆大吏中出现了类似的倾向，庚子「东南互保」局面的出现，就是那些曾在清廷与太平天国之间选择了前者的疆臣，後来却在清廷与列强之间选择了「中立」，而这些人中不少人恰又是废科举的积极推动者。

　　清廷启用「神拳」是为了对付过於「跋扈」的外国，士人走向革命是因为清廷不能救亡，与「东南互保」一样，多少都在针对外人在华存在（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这一近代新形势。袁世凯等六疆臣的会奏明言，废科举也是对外国人有所交代8：

近数年来，各国盼我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转瞬日俄和议一定，中国大局益危，斯时必有殊常之举动，方足化群疑而消积侮。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

　　日俄战争两次出现在这一奏摺之中，说明这个与废科举大约同时的事件有力地刺激了许多中国人，推动或促进了一些人的改革要求。会奏试图取信於外人，希望改变外人对中国的观听，以换得其「推诚相与」，与庚子年间的对外取向可谓截然相反，也提示出废科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直接间接来自外国的影响和压力。正如次年一份四川办学纲要所说：中外「交通既久，几於无事不与外人为缘」9。不过，外患的威胁和外部压力虽大，废科举的主要动力应该还是来自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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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1906年），载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166。
2	本段与下段：袁世凯等：〈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摺〉（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二），载《故宫文献特刊第一集．袁世凯奏摺专辑》，第七册（台北：故宫博物院，1970），页1991-92。上奏者包括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署两江总督周馥、署两广总督岑春及湖南巡抚端方。
3	参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236-45。
4	参见罗志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战略与管理》，1996年3期，页45-51；〈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清华学报》（新竹），新第二十五卷第四期（1995年12月），页137-60；〈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页185-96。
5	在乡间则不然，喜忧皆甚明显，将国家和个人前途寄望於科举制的山西举人刘大鹏获悉停科考的消息，即感「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而同乡的趋新者却都「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旧制变更如此，其要天下之治，不日可望。』」参见刘大鹏着，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页146、149。
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载《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页282。
7	参见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17-19。
8	袁世凯等：〈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摺〉，载《袁世凯奏摺专辑》，第七册，页1991。
9	〈四川奏定致用学堂办法纲要〉，《北洋学报》，丙午年（1906）第二十册，学界纪要，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