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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学术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训诂学研究也随之蓬蓬勃勃地开展了起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现代的训诂是在训诂学指导下的训诂，是训诂学发展程度的标志，从现代训诂的深化、发展、成就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训诂学的发展，所以在某些情况下把现代的训诂和训诂学放在一起综述。
　　一、古文献词语考释成果最多，内容包括天文、地理、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宗教、职官、姓氏、俗语等等各个方面。以传世文献而言，几乎所有的古代经典、诸子百家、历代史书、各种文集、话本、戏曲、小说乃至农、林、工、牧、游记之类着作中的有关词语，均有所考释。其中特别突出的是近代汉语、宗教、中医词语的诠释以及《尔雅》、《说文》一类专书的系统研究和注译。以出土文献而言，几乎涉及甲骨刻辞、铜器铭文、古代玺印、货币、陶文、石文、简牍、帛书的有关词语。特别突出的是小屯南地甲骨、西周甲骨、中山王墓铜器、曾侯乙墓编钟、睡虎地秦墓竹简、包山楚简等等新出土文献的词语考释。
　　随着词语考释的发展，辑集出版了多种词语考释的论集，如《甲骨文字释林》、《义府续貂》以及以前出版而又重印的《积微居金文说》等等。也出版了一些专书或类别的词典，如《诗经词典》、《世说新语词典》、《甲骨文简明词典》、《禅宗词典》等等。以上所说的论集和词典，大约有好几十种，这里所举各例，只是用以说明类别，并不是要罗列，所以一概不提作者之名。这一些论集和词典，加上数以千计的词语考释文章，发掘了相当数量的新词、新义以及鲜为人知或被人忽略了的隐僻意义和具有某些时代特征的用义；纠正了前人的某些误释，补充了某些不全面的诠释。这一些词语考释，不仅丰富了汉语词汇学的研究，对我国的历史、文化、民俗、地理等等学科也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材料，的确是功不可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多数训诂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之下，相继编成并出版了《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对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训诂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二、古文献整理全面展开，在新时期里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其涉及面之广，获得成果之多，是本世纪任何一个时段都无法与之比拟的。以传世文献而言，几乎涵盖了经、史、子、集的各个方面。整理的手段有校注（如《新语校注》），有新注（如《春秋左传注》），有集注（如《逸周书汇校集注》），也有集大成式的同类古文献的整理（如《新编诸子集成》），还有新编总集（如《全宋文》），可以说各种可以用的整理手段都在运用。一般的标点、断句，所见甚多，不必例举。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极难断句的古籍也有了断句本（如中华书局影印本《说文通训定声》）。我国古代有一些文体如八股文，今人知之甚少，清代及清代之前只有选本而无注释本，民国以来连选本也几乎绝迹，今人欲知也不可得，现在也居然有了注释的八股文选本（如《八股文观止》）。有的学者还利用今译的办法把古文献译为白话文（如《评析本白话十三经》），以帮助读者。这样的今译本甚多，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整理古文献的特点之一。以出土文献而言，这一段时期整理出版得最多，如《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英国所藏甲骨集》以及与之配合的《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和《殷墟甲骨刻辞类纂》；金文方面有至今收器铭最多的《殷周金文集成》；有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具有重大意义的《侯马盟书》；有对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重要价值的《睡虎地秦墓竹简》；特别引起人们关注的是《银雀山汉墓竹简》，其中有多种佚书，如《孙膑兵法》、《守城法令十三篇》、《唐勒篇》、《十官》、《务过》、《为国之过》、《起师》、《曹氏阴阳》等等。这些佚书的出土，使得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疑问得到解决。另外有一种《元光元年历谱》，以十月为岁首，是至今发现的中国最早最完整的古历谱，可以订正宋代《通鉴目录》以来有关各书之误；还值得特别一提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计有古籍28种，共约12万多字。其中有一些是佚书、佚文，可补今存古籍之不足。如《周易》的《六十四封》，与今存各本相比，不仅卦名不同，卦序、卦辞和爻辞也有出入。《周易》第二部分的《缪和》和《昭力》，记载了孔子和弟子们讨论卦和爻辞的情况，均不见传世文献。又如《老子》甲本和乙本，不仅本文和今存《老子》有出入，而且甲本卷后和乙本卷前均有佚书，其篇名为《五行》、《九主》、《明君》、《德圣》、《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再如《五星占》，保存了甘氏和石氏天文书的一部分，末尾列出了木星、 土星和金星在公元前246年（秦始皇元年）至公元前177年（汉文帝三年）这一会合周期内运行状态， 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天文书。还有《五十二病方》卷前的4 篇佚书，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医学理论中最古老的着作。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整理出版，其中有训诂工作者付出的辛勤劳动，为我们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可用资料，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我国对世界文化作出的贡献。古文献整理数量极多，以上所举仅为几个例子，为的是说明其概况。
　　三、训诂学本身的研究与建设，在这一段时期也是蔚为大观。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训诂学的真正建立者是黄侃。他的《训诂述略》本来是二十年代在大学讲课的一个提纲，后来在《制言》第七期发表之后，便成了训诂学从经学独立出来的第一部有理论有体系的训诂学专着，同时宣告了训诂学的诞生，可以说是功勋卓着。从训诂学建立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仅有极少的几部训诂学专书问世，如何仲英《训诂学引论》、齐佩ｒóｎｇ＠①《训诂学概论》。1950年初到改革开放之前，也只有极少的几部，如陆宗达《训诂浅谈》、林尹《训诂学概要》。改革开放以来则形势大变，训诂学专着的问世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仅笔者所见，就有近二十部，如陆宗达《训诂简论》、洪诚《训诂学》、王宁《训诂学原理》等等。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训诂学发展的蓬勃之势。2、 任何一门学科在发展成为一种科学的学科或促使这门学科更富于科学性的过程之中，一般说来都在不断地对该学科所使用的术语及有关解释，进行各种考察，作各方面的研究。这一段时期训诂学的发展也不例外。训诂学有相当一批术语，如形训、声训、义训、递训、反训、互训、推原、义界、本字、本义、引申、假借、通假等等，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有些术语的解释使人感到不太清楚、不太明确。为了发展训诂学，使之更加科学化，训诂学工作者在近二十年里对有关术语进行了反复的探索和论证。各种解释，在所有的训诂学专着里都可以见到，有的则写成专文进行讨论，少数的还写成了专着出版，如刘又辛的《通假概说》、孙雍长的《转注论》等等。这一些事实充分说明，这一段时期的训诂学研究有着相当深入的发展。3、 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体系和理论，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更加科学化，必然进行必要的调整并不断提出新的理论成果。我国的训诂学研究也正是如此，其理论成果有的体现在训诂学专书里，如陆宗达、王宁合着的《训诂学方法论》对词义运动的规律、存在的形式、相互影响等等特点，都从理论上进一步加以阐明。也有的以文章的形式发表，如马文熙《词义裂变试论》，从类似的现象中总结出汉语词义运动还有词义裂变这一方式。即一个词裂变成两个能独立运用的意义，分别与表示某个词的字的构件有关，如景从日故有明义，景从京声故又有大义。类似的新的理论成果，在有关训诂学的专着和论文里多有所见，此从略。这一类事实说明，传统训诂学在科学化的道路上大大迈进了一步。
　　纵观这一时期训诂学研究的发展约可概括为三大特点：第一是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结合愈来愈紧密，如高明的《帛书老子校注》，以出土帛书本《老子》为底本，以传世王弼注本为主校本，另取敦煌卷本、道观碑本、历代刊本计33种为参校本。第二是既关心新词新义的考证，又较注意吸收各种新的理论尤其是语义学方面的理论。特别是近十年来，资料和理论并重的倾向愈来愈突出。这种现象，无论是在论文中或是在专着里都有所反映，不必赘述。第三是海峡两岸都成立了训诂学会，训诂学研究者可以经常聚集在一起，交流心得，互相切磋，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另外有一些刊物如《中国语文》、《中国语言学报》、《古汉语研究》、《语言研究》、《词库建设通讯》等等可以不时发表一些研究论文。不少出版社还支持出版专着，使得训诂学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汉语研究》，创刊十年来，共发表古汉语方面的文章1094篇，其中有关训诂学的文章就有339篇， 可以说是发表训诂学文章相比而言是最多的一个刊物。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古汉语研究》是使训诂学发展、繁荣的功臣之一。
　　总而言之，训诂学到今天的确有了相当快速的发展，对于祖国的文化事业，乃至对于世界，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
　　训诂学的确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离开科学的训诂学还有一定的距离。要使训诂学尽快地前进，现在首先似乎应该展开甚么是训诂学的讨论，以形成共识。目前对于训诂学的看法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刘师培认为：“训诂之学与＠②译之学同， 所以以此字释彼字耳。”（《中国文学教科书》）黄侃断定：“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文字声韵训诂笔记》181 页）张世禄则明确指出：“依据中国训诂学的性质来看，与其说是字义学，不如说它是解释学。”（《训诂学与方法学》，刊于《学术》1940年第三辑）这一类观点在现代仍有相当影响。如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出版的《大辞典》就把训诂学界定为“研究语言解释语言，文字解释文字的理论、方式、次序、条理、术语的学科。”（下册4414页）从这些事实也可证明，把训诂学看成是与解释有关的学科实有相当道理。但是训诂学并不仅是解释或研究解释，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研究词义，过去称之为研究字义，如关于字的本义、引申义等等的研究。
　　2 、 何仲英指出：“训诂是关系字义方面的一种专门学术。 ”（1934年《训诂学引论》）王力认为“语言学也可分为三个部门：第一是语音之学，第二是语法之学，第三是语义之学。这样，我们所谓语义学的范围，大致也和旧说的训诂学相当。”《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新训诂学》）这一类观点在今天也仍有相当影响。如周大璞1984年再版的《训诂学要略》中明确论定：“训诂学也就是语义学。”由此可见，把训诂学看成是与词义（语义）有关的学科当有一定道理。但是，训诂学并不仅是研究词义。正如洪诚在《训诂学》中所说：“训诂学和词义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却不等于词义学。词义学是研究词的性质、结构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词，不包括句。训诂学不但要了解词义，还要讲明句义。”其实，训诂学不仅要了解词义、讲明句义，还要解释篇章、阐述思想观点、指明修辞手法等等，包括注音、辨字、校勘等各个方面。
　　3、 把训诂学说成是解释学的解释说和把训诂学说成是语义学的语义说都有片面性，于是产生了一种综合说。具有代表性的有二。一是陆宗达在《训诂简论》所说：从广义的角度讲，训诂学“是包含在古代注释和训诂专书中的文献语言学的总称”。二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为训诂学所作的界定：“中国语言文字学中一门传统的解释语词和研究语义的学科。”（167页）这一类综合说， 比起解释说和语义说显然要“全面”得多，但并没有能涵盖训诂学的全部内容。按照一般的说法，保存在古书注释和训诂专书中的训诂内容，包括解释词义，分析句读，阐述语法，说明修辞手段，阐明表达方式，串讲大意，分析篇章结构，说明典章制度、文化习俗，校勘典籍讹误等等（陆宗达《训诂简论》）。综合说甚至包括不了其中的一半。因而有学者提出另一类综合说，即齐佩＠①ｒóｎｇ在《训诂学概论》中所说：“研究前人的注疏、历代的训诂，分析归纳、明其源流、辨其指归，阐其枢要，述其方法，演为统系而条理之；更进而温故知新，评其优劣，根据我国语文的特质提出研究古语的新方法、新途径，这便是训诂学。”这后一种综合说在现代也仍有一定影响。但这种说法不像是对一门学科的界定，虽然有所指，却并不十分明确，所以有一些学者将综合性用来作为训诂学的特征，而不用来作为训诂学的界定，如许威汉的《训诂学导论》（13页）。由此看来，这两种综合说都不适宜作为训诂学的定义。
　　4、由于“解释说”、“词义说”、 “综合说”用来作为训诂学的定义都使人感到不太理想，于是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界定训诂学，如洪诚的《训诂学》明确提出：“训诂学是为阅读古代书面语服务的一门科学。”（1 页）白兆麟的《简明训诂学》又进一步申述：“训诂学研究的是如何综合运用语言学各部门的有关知识，来解决古代文献的语言障碍的问题。”从而认定：“训诂学是汉语语言科学中的应用科学。”（17页）这种界定，和“解释说”有相近之处。解释学有一种用义是指阐释宗教经典涵义的学科，而训诂学最初主要是阐释儒家经典，后来才扩展为训释古代文献，即不限于儒家经典。说服务于阅读古代书面语和说成是解释学，只是立论的角度不同，实质上没有多大差别。要解释、或阅读古代文献，甚至解决古代文献的语言障碍问题，当然要综合各学科的有关知识，如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校勘学、经济学、哲学等等的有关知识，而不仅仅是语言学各部门的有关知识。这种界定，或者说类似的界定，以前有学者论及。如张世禄曾指出：“中国训诂学过去并非纯粹属于字义的理论研究，而是大部分偏于实用的研究，实际上，可以认为是读书识字或辨认词语的一种工具之学。”（《训诂学与文法学》，刊《学术》1940年第三辑）最近也有学者谈到，如黄典诚在《训诂学概论》中指出：“阅读古书的基本方法和系统理论，就是我们这里所要介绍的训诂学。”（1页）同书第二页，他又明确论定：“解释古书的学问叫做训诂学。”可证他也是把“阅读古书”和“解释古书”看成是近似或相同的现象。说训诂学是解释学可以称之为“解释说”；说训诂学是应用科学是一种工具之学，可以称之为“实用说”。现在有一些学者指出训诂学有一种实用性，实即从“实用说”来。为什么不把实用说作为界定训诂学的内容，而只说有一种实用性，大概也是考虑到如此界定不太适宜。
　　5、除了以上四种说法，还有另一种界定， 即胡朴安在《中国训诂学史》所说：“训诂学是书本子上的考古学。”（《自叙》）这种界定，一般的语言工作者不太容易接受，所以在有关训诂学的论着里基本上没有反映；有的训诂学专着于以上四说皆有所涉及，如说训诂学是重在研究解释的科学、是以词义的研究为核心、是一门应用科学、具有综合性，就是不涉及考古说；有的学者在专着中引了胡朴安这一界定，却认为这一说法近乎是一个比喻，轻轻带过，不作具体评论。其实，考古说有一定道理。通常所说的考古学是指根据发掘古代遗物、遗迹等资料研究古代人类历史、社会、文化的科学，一般指田野考古。但是，要研究古代的人文历史，有时只靠田野考古仍然不够，还需要辅以文献资料以及有关文字材料。正如夏鼐所说，田野考古和整理传世资料，两者是不能偏废的，都应该重视。所以，有相当一些考古学论着，除了引用田野发掘，也引用文献资料。这说明，文献资料与考古有关。而训诂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于文献资料的整理。经传注疏就属于这一类。经传注疏里，甚至在其它古籍里，保存了大量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的材料，通过诠释、考证，实有助于考古。从这种意义上说训诂学是书本子上的考古学，也不是毫无道理。为什么训诂工作者不屑一顾呢？大概由于对文献资料有不同理解。在考古学家看来，文献资料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两类。作为研究材料两者并重，但可靠性则是出土文献要强一些，所以常以出土文献来验证传世文献。在训诂学家那里，传统训诂学所研究的基本上是传世文献，所以不太关注出土文献。因为不大利用出土文献，文献和考古之间的联系就不太有感受。另外，也可能有研究角度和方法不同的关系。考古学家研究文献，常常着眼于文献所反映的社会制度、军事组织、氏族结构、经济活动、家族关系、天文记载、地理沿革、生活状态、官制变化、婚姻状况、饮食烹饪、医疗卫生、粮食播种、征伐侵占、重大史实等等，由此考察古代社会、历史、文化。从研究中常常深刻体验到文献和考古的关联，感受到从文献可以考古。训诂学家研究文献，常常着眼于文献中的词语所表示的意义、文字形体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本有其字的的通假和本无其字的假借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形声字产生的条件和方式、形声字声旁的表义功能、词义所构成的系统以及本字、本义、引申等等，由此考察古代语言的各个方面。从研究中常常深刻体验到文献和语言的关联，基本不感受由文献可以考古。看来训诂学家不接受考古说并非有意拒绝，而是研究使然。不能不说是失之于偏。考古说有一定道理，但不宜因此而认为训诂学就是文献考古学。
　　那么，训诂学究竟是什么呢？其实，训诂学就是研究训诂的学科。训诂包括需要说明、诠释、考证的词语，对词语的说明、诠释、考证以及各种说明、诠释、考证的方法和依据的理论，其内容涉及人文科学的各个方面以及某些自然科学。训诂学应该是和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文学、哲学等等并列的一个学科。过去把训诂学和文字学、音韵学并列，也有的将之与词义学并列，那是囿于传统，小看了训诂学。训诂学就是研究训诂的学科，是否妥当，尚待研究讨论。这里只是抛砖引玉。如果学术界能对训诂学的定义即什么是训诂学进行重新认识式的深入讨论，必将会产生更切合实际的界定，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把训诂学研究引向深入。
　　　　三
　　近几十年来兴起了语义场和义素分析等学说，有一些学者引用来批评传统训诂学，也有的学者将之引入训诂学，这是值得引起重视的现象。这一事实也说明，训诂学需要理论。问题是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是由训诂学的研究中总结而来，还是现成的引入？有必要作某些探索。首无当然是对正在引进的语义场和义素分析等理论加以考察。
　　语义场的“场”本是物理学术语（field），指作用力的范围， 即物质相互作用的范围。一些语言学家借用来创造出语义场这一术语，指“围绕共同概念或围绕词汇意义相似特征而集合起来的词群，其中各词之间都有意义上的联系。”（《苏联百科词典》中文本1552页）如：“英语中的man、woman、boy、girl及其它有关的词”， “属于‘人类’这一语义场。”（杰弗里·N·利奇《语义学》中译本126页）表面看来，语义场和一般所说的语义系统或词义系统近似，所以，有学者把语义场解释为“指义位形成的系统。”（贾彦德《语义学导论》92页。义位一语可商，因不在本文需要论述的范围之内，故从略）其实，叫语义场或叫语义系统关系不大，问题是如何研究词义，即研究词义的方法。传统训诂学一般是孤立地去研究单个的词的意义及其在历史上的发展，从而指出其在不同时代的异同和变化，但不太注意词义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这可以称之为孤立性的研究方法。语义场理论，按照德国学者特雷尔（J·Trier）的观点，认为词只有作为“整体中的一个部分”才有它自己的“词义”，所以要通过分析、比较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才能确定一个词的真正涵义（伍谦光《语义学导论》95页），也就是通过关系来研究词义。这可以称之为关系性的研究方法。如颜色词白和黑，传统训诂学认为，后代的白和古代的白同，后代的黑与古代的黑同，此乃孤立地就白与黑本身而论。如果从关系性的研究方法而言，则结论与之略异。据研究，商代仅有表示颜色的词白、黑、幽、黄、赤共五个，后代表示颜色的词至少要多出一倍、两倍甚至若干倍。则白与黑和其它各种颜色词所形成的关系各个时代并不相同。是不是因此就把语义场理论的关系性研究方法简单地接受过来代替传统训诂学的孤立性研究方法呢？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不能完全如此，只能吸收其长。仍以颜色词为例略作说明。白与黑这两个词都有一个基点，古今的白与白、黑与黑，其基点应该大体相同，绝不能说不同。但是各时代的白或黑，其外延的确有所不同，因而也不能说各时代的白与白、黑与黑彼此完全相同。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同而略有差别。这样的结论当然不是只用一种方法研究出来的。这其中就蕴涵着传统训诂学的研究方法。另外，语言中有相当一批词是为了指称某一对象才被使用的，当某一个词被用来指称某一对象时就具有了词义，如商代汉语用帝来指称上帝时就具有了上帝这一词义。当时使用“帝”这个词的人们可能并不明确“帝”这个词是属于哪个“整体中的一个部分”，也可能尚不清楚或者根本没有考虑被指称的对象有一个“整体”（现代的学者可以指出帝是属于神这个整体的。但是商代未见神这个词，当时很可能还没有具备神这个类概念，也就谈不上已有了神这个人们意识中的整体）而帝（无论是对象或是词）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既无“神”这个整体，也就谈不上“帝”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但却清楚“帝”这个词有上帝这一词义。这一观念与传统训诂学的看法基本吻合，看来是符合实情的。
　　义素分析法，也称构成成分分析法，或称语义成分分析法。这种方法认为，词义不是语义的最小单位，最小单位是义素。因而研究语义不应到词义为止，而应将词义再进行分析，指出是由哪些义素构成，并通过比较，说明和相近词义的区别。从理论上来讲有一定道理，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有一定困难。布龙菲尔德曾经指出：“我们没有一种准确的方式来给象爱或者恨这样的一些词下定义，这样一些词涉及到好些还没有准确地加以分类的情景——而这些难以确定意义的词在词汇里占了绝大多数。”（《语言论》中译本139页）在古代汉语里， 除了布龙菲尔德所指出的那些难以确定意义的词之外，还有另外一些词，其词义所表示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事物和现象，如上帝这个词只表示上帝这一观念，而上帝并不存在。又如鬼、神、妖、仙、灵魂等等也如此。这一类词，愈是古代的语言愈多。这一些词，下定义尚且很难，要进行义素分析可能更难，也许根本分析不出义素来。所以，英国学者杰弗里·N ·利奇在《语义学》中肯定地指出：“成分分析法作为一种词义理论是有争议的。”（中译本165页）义素分析法作为一种新兴的学说， 需要很好加以研究、验证，但不宜立即作为一种指导性理论引入训诂学。对于其它与训诂学有关的新兴学说似也应如此对待。从古汉语研究、训诂学发展的现实来看，义素分析当然可以进行，以便进一步考察其是非得失，但更重要的似乎是应将古代文献中有一些词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考证清楚，并探索其意义的演化轨迹，考察古人的意识形态，更深入地了解古代社会。如先秦汉语有“吊诡”一词，最早见于《庄子·齐物论》：“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郭象注“吊诡”曰：“夫非常之谈，故非常人之所知，故谓之吊当卓诡，而不识其悬解。”成玄英疏“吊诡”曰：“夫举世皆梦，此乃玄谈。非常之言，不顾于俗。吊当卓诡，骇异物情。自非清通，岂识深远哉。”均认为“吊诡”一词，当是指奇异而有一定道理的言论。一般的人只感到其言论的奇异，而不识其有一定道理的深远之意，所以被认为是“非常之谈，故非常人之所知”，是“非常之言，不顾于俗”。“吊诡”一词后代沿用，但多用来表示怪诞、怪异、奇异之类的意义。如清沈德潜《说诗＠③ｚｕì语·卷下》：“王李既兴，辅翼之者，病在沿袭雷同；攻击之者，又病在翻新吊诡。”鲁迅《坟·文化偏至论》：“而十九世纪末之重个人，则吊诡殊恒，尤不能与往者比论。”这样，“吊诡”一词就有了两类用义，所以被译成英语也就用了两个不同的词。一个用bizarre对译， 见梁实秋主编《远东汉英大辞典》394页“吊诡”条。英语bizarre一词有希奇古怪的、不同寻常的、离奇、奇特、不可思议、荒诞不经之类的意义。另一个用paradox对译，见人民出版社《英汉百科翻译大词典》2004页。　 英语paradox一词有似非而是的议论、反论、悖论之类的意义。 英语和汉语的词义系统不同，有相当一些词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吊诡”和bizarre、paradox的关系即其一例。 从汉语和英语词义之间的相应情况来看，用bizarre和paradox来译“吊诡”是适宜的。但如果只用其中的任何一个词来译“吊诡”则是不全面的。
　　从“吊诡”一词的历史发展可以知道它曾有过两类用义，但有一定代表性的汉语词典却基本上只讲其中的一类用义，如新《辞海》释为“怪异、奇特”（上册1354页），修订本《辞源》释为“怪诞、奇异（第二册1042页）， 《现代汉语词典·补编》释为“十分奇特， 怪异”（122页），《汉语大词典》释为“奇异、怪异、趋异”（第四册83 页），台湾三民书局《大辞典》释为“奇异怪诞”（上册1500页），显然都是不全面的。值得注意的是，各词典所出例句大多是截取《庄子·齐物论》中的两句话：“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如果只从这两句引文来看，“吊诡”一词似乎是表示奇异、怪诞之类的意义。但如果把这两句话放回到原文的全文中，再参以郭象的注和成玄英的疏，即可以深深认识到，“吊诡”一词所表示的实是奇异而有一定道理即似非而是的议论。这一点，编词典者只要一核原文就能发现。同时也就明白，只引这两句话作为例句，无异于是割裂原意。考证出“吊诡”一词具有似非而是的议论，孤立地、表面地看来，似乎只是一个词的用义，无足轻重。但从系联的眼光深入地来认识，却对了解古代汉文化关系重大。在此之前，我们从有关词书只能知道，我们古人的意识形态里，仅有似是而非的观念，而无似非而是的观念，和整个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极不相称，可以说是残缺不全的，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现在考证出了“吊诡”的这一用义，说明我们的古代文化早就有了似非而是的观念，经核查，和似是而非观念的出现，几乎是同一时期，都在春秋战国时代。由此可证，古代词义的考证意义重大。从已有的成果和现有的材料来看，我国古代词语所表示的意义，还有相当一些至今尚不清楚。词义不明又如何分析义素。不管是否可以分析出构成词义的义素，总是要先考证清楚词义。可见，义素分析可以进行，但不能忽略了古代词义考证。
　　　　四
　　传统训诂学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在分析、解释词语所表示的意义或对象时，要对表示词的字进行结构解剖，以便“以形索义”；要对字的音读、声旁加以研究、考察，以便“因声求义”；要对字的本义、引申义、概括义、虚化义、实指义等等予以探索、验证，以便“比较互证”，确定该字所表示的词在实际应用中的意义；要对词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进行辨析、考察、研究，以便断定是实词还是虚词，是什么样的实词或虚词；要对文例、异文加以类比、勘校，以便确定衍文、夺字、讹误；要考证地名所指地点的地望，以便指出其行政归属或大体方位；要核实古代的某一君王究竟继承了谁而又被谁所继承，以便考定世系；要考察古代各国的兴起、变迁、消亡，以便能准确地解释某些历史现象；要研究各时代的军队组成、行政建制，探索各时代各种官吏的职掌，以便比较分析各时代社会制度的异同及其变化；要考察各时代各国的货币、税收、贡纳、供给、市场、交易等等，以便指出各时代各国的经济状况；要研究各种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学术观的兴起、影响、演化，以便解释某些词在某些情况下的特别用义；要考证各时代各国上层的政治斗争、王位争夺、大臣弄权、各种阴谋、各类政变、高级官吏和人民大众的动向，以及各种类型的结党和盟会，以便从政治的角度对某些词的某种用义加以诠释；要研究各时代各国的历法、乐律、绘画、雕塑、工艺、制造、服饰、车舆、舟船、器物、法律、用刑等等，以便更深刻地、细致地、多方位地认识各时代各国的现实，等等。上述的各种考察、研究、探索、考证，都是为了更好地训诂和研究训诂。这一切无疑涉及到了天文、地理、社会、政治、经济、铸造、建筑、音乐、法律、艺术、饮食、交通、文字、音韵、词汇、语法、修辞、校勘等有关学科。为什么读古人的某些注疏和有关专着如王念孙《广雅疏证》、孙诒让《周礼正义》等，使人感到丰富多彩、博大精深，上述各点即所谓的综合性是很主要的原因。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科学进步、分工愈来愈细的趋势，也由于殷墟甲骨文和敦煌韵书残卷的发现，以及《马氏文通》、《中国音韵学研究》等专着的问世，我国的传统语文学逐渐分解为音韵学、文字学、古文字学、语法学、词汇学、训诂学、修辞学等有关学科。又因为有些学者受了外来词义学的影响，把词语所指称的对象和所表示的词汇语法意义，均作为词义来对待，不再深究、求证或不再过问词语所反映的与考古、考史有密切关系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法律等等的内容，以至训诂学被弄得来有点象是古汉语词义学。另外，近几十年来，从传统语文学分化出来的各个学科以及有关的学科，在各自的轨道上单线前进，大有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架式，学科内的问题研究愈来愈深，学科之间即所谓边缘问题却不大有人问津，渗透、互补之类的现象则更少有人研究，真有点象现在的医学界那样，专科医生到处都有，就是缺乏能够综合考察的专家，以致误诊时有发生。这当是科学发展分工愈来愈细带来的伴生物，好像假是真的伴生物，谬误是真理的伴生物一样，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古代文献是古代汉语的作品，有点像人的肌体，需要有专科医生，但也不能缺少综合考察，即需要文字学、音韵学、语法学、词义学、校勘学、修辞学等有关学科，但也不能缺少传统训诂学那种综合治理。如“用”字，殷商甲骨文一直到后代均可用作动词。值得注意的是，殷商甲骨文的“用”作为动词，它的宾语即为动作对象，都是具体、实在的，如“用五牛”（《甲骨文合集》1987）、“用二牢”（《合集》27314）等等。到了周代金文则略有发展，“用”的宾语即动作的对象，开始有了不具体、不实在的，即开始以抽象的观念、意识作为宾语，《中山王壶》的“不用礼义”即其一例，其它如《师＠④鼎》的“用乃孔德＠⑤纯”也是如此。后代的“用巧”、“用智”、“用德”、“用心”当由此发展而来。殷商甲骨文的“用”未见用作介词，周代的“用”却大量用作介词，《作册令方尊》的“用光父丁”，《师遽方彝》的“用＠⑥万年无疆”、《＠⑦伯簋》的“用祈屯录永命”、《曾伯＠⑧盖》的“用盛稻粱”等的“用”均如此。用作介词的“用”当由动词虚化而来。殷商甲骨文的“用”未见用作连词，周代却大量用作连词，《史兽鼎》的“对扬皇尹丕显休，用作父庚永宝尊彝”（用作，因而作）、《师望鼎》的“王用弗忘圣人之后，多蔑历锡休”（用弗忘，因为弗忘）、《梁其钟》的“用天子宠、蔑梁其历”（用天子宠，由于天子宠爱）等的“用”均如此。这类用法当由介词虚化而来。表面看来，“用”由动词虚化为介词，又由介词虚化为连词，属于汉语语法史的范围。其实，这种考察是从释读铜器铭文开始，在探索文例文意中所得的认识，是用训诂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结论，与训诂学有极大的关系，也可以说是训诂学的内容。又如后代的唯、维、惟、推、谁、＠⑨等字均由“隹”字孳乳而来，其初皆写作隹。如《甲骨文合集》三七八三五：“隹王二祀。”隹用作后代的唯，为助词。《令簋》：“隹丁公报。”隹用作唯，起提前宾语的作用。《中山王壶》：“隹逆生祸，隹顺生福。”隹用作唯，是副词。《＠⑩簋》：“有余隹小子，余亡（无）＠①①昼夜，经雍先王，用配天地。”隹用作＠⑨，为连词。《中山王鼎》：“非恁（信）与忠，其隹能之？”隹用作谁，为疑问代词。这一些现象可以证明确是先有隹，后来才有孳乳字唯、谁、＠⑨等。原来写作隹者，在流传过程中一般说来会有人根据其所用，将之改写为唯或＠⑨或推或谁等等。改写者如果水平不高，难免会改得不准确。也可能改写不误，而由传抄者致误。还可能有某些别的原因而产生一些交叉现象。如《庄子·天运》：“孰居无事，推而行之。”《经典释文》：“推，司马本作谁。”按常理字本作隹，改字者按自己的理解，一改写作推，一改写作谁。又如《诗·陈风·墓门》：“知而不已，谁昔然矣。”闻玄笺：“谁昔，昔也。”《尔雅·释训》：“谁昔，昔也。”郭璞注：“谁，发语辞。”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字本作隹，实用作唯，为语首助词，由于改写者误会而成了谁。再如《荀子·性恶》：“然则唯禹不知仁义法正，不能仁义法正也。”也是字本作隹而用作＠⑨，由于误会而改成了唯。《墨子·尚贤中》：“故＠⑨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失措其国家，倾覆其社稷者，以此故也。”则是字本作隹而用作唯，传写误作＠⑨。类似现象如《庄子·庚桑楚》：“唯虫能虫。”《经典释文》：“一本唯作＠⑨。”《老子·三十一章》：“＠⑨小，天下莫能臣。”汉帛书甲本、乙本＠⑨作唯，这一些现象，曾被认为是通假所造成，如说唯读为＠⑨。但从隹字孳乳及后人袭用、改动来看，可能并非全由于通假，甚至可能大多不是由于通假。这些现象分离开来看，文字孳乳宜属于文字学范围，说成是通假可归于音韵学或训诂学范围，版本不同可归于校勘学范围。而综合起来考虑则是传统训诂学的范围。当然以综合考虑为好。再如，《珍秦斋古印展》着录一方半通姓氏私印，印的四侧有错银箴言款字六个。这六个字从哪一个字开始读，如何断句，如何理解，至今仍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当读作“忿＠①②（深）冥，欲毋思”，“殆男女相怨之语”。（马国权《珍秦斋古印展·序言》）也有的认为当读作“毋思忿，＠①②（深）冥欲”，相当于《易·损》象传中的“惩忿窒欲”，是“制怒寡欲”的意思。（董珊《秦郝氏印箴言款考释》）这里不打算评论是非，只是举例说明，这两种意见基本上都是用传统训诂学方法加以考证所得出的，包括文字、音读、通假、词义、断句、文例、语意等等各方面的分析，是一种综合性考虑。综合以上各例，可以大体上看出：重视学科之间的分工是需要的，但不宜轻易放弃传统训诂学综合研究的考释方法，只考释词义。相反，应该更好地吸收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同时充分发展传统训诂学综合考虑的长处，重视有关学科之间交叉现象的探求。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训诂学的传统是面对传世文献的，它的很多课题都是针对传世文献的训释、纂集、考证材料，例如假借、破读、形训、义训、声训、校勘中的意校，等等。如果没有大量的传世文献提出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有训诂学。为了发展训诂学，在今天有必要利用出土文献，使训诂学更丰富，更科学，但出土文献决非是主体。本文只是指出要利用出土文献并作必要的强调，多举了一些出土文献训诂的事例，但并非要改变主体。
　　总起来讲，改革开放以来，训诂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展望未来，似有必要首先深入开展什么是训诂学的讨论，并重新考察传统训诂学所用的各种术语，在理论建设、古代词义考证方面多做工作，注意吸收有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发展传统训诂学优长，传统训诂学必将很快发展为科学训诂学。这应该是历史的必然！
　　本文初稿完成之后，王宁先生和《古汉语研究》编辑部的各位先生曾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特此表示谢忱。
古汉语研究2长沙2～10H1语言文字学赵诚19991999作者单位：北京中华书局；邮编：100073 作者：古汉语研究2长沙2～10H1语言文字学赵诚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4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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