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启蒙思想家对儒学的批判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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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主流,同时,又是涵摄百家并不断被重新解释的、复杂的思想体系。近代启蒙思想家在以西方价值体系为参照重新认识和评价传统文化时,并没有忽视儒学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他们对传统儒学所采取的立场不但因人而异,而且因时因势而异,但基本的态度是既有所批判而又有所认同。
    一
  近代启蒙思想家提出了评价、取舍古今中外各种学说的具有科学精神和开放精神的原则。梁启超提出:“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灿烂之世界,罗列中外古今之学术,坐于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弃之。”(《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严复声言:“继自今,凡可以yù@①愚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能得,不必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论教育书》)陈独秀也表示:“吾人之于学术,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古不古;只当论其粹不粹,不当论其国不国。以其无中外古今之别也。”(《学术与国粹》)也就是说,对任何一种学说只看它是不是科学,只看它是不是有利于开民智,而不看它在时间上的古与今,在空间上的中与外。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要反对贵古贱今和国粹主义;另一方面是:只要它可以yù@①愚开民智,也必须继承和借鉴,坚持和维护。可见,他们既重视文化的时代性,也注意到了文化的民族性。根据以上原则去审视与评析儒学,自然不会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尽力批判其封建性的因素而认同其象征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文化精神。
    二
  近代启蒙思想家对儒学的批判与认同,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形式:
  1、在儒学的内容上,批判封建性、消极性的糟粕,认同民主性、进步性的精华。对儒家政治学说,他们集中批判了君权神授和君权至上论,否定了得君行道的仁政学说,但又借鉴和吸取了儒学重民思想和大同思想的积极因素。严复在着名的《辟韩》一文中,以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抨击韩愈《原道》篇知有一人不知有亿兆,即是以所认同的儒家政治学说中的精粹思想批判消极思想。对儒家伦理学说,他们集中抨击了三纲五常的陈腐说教,揭露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但又肯定儒学所确立的一些传统美德仍有可取之处。对儒家士大夫心性修养学说,他们指斥空谈心性毒害人心殆害国家,批评沉溺“心性迂谈”的“腐儒”侈谈修齐治平而不问不求国事民瘼,但他们的“正人心”、“厉风俗”和“新民德”思想又接受了儒学工夫论的影响,并认同了刚毅、入世、大丈夫气概等儒家倡导的士大夫精神。对儒家的知识论和教育学说,近代启蒙思想家也是大加推崇的。
  2、在儒学内部各学派上、批判正统学派,认同异端学派。启蒙思想家主张思想自由和学术多元化,反对独尊儒家和在儒学内部以正统排斥异端。他们把儒家与诸子百家平等看待,并从儒学异端中寻求思想武器,批判正统学派。龚自珍和魏源指斥代表清代学术主流的汉学为琐碎无用,被尊为官方之学的宋学为空疏无实,转而利用被历代统治者视为异端邪说的今文经学,以政术作政论,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康有为用今文经学批判自汉以来历代所崇奉的古文经学,宣称古文儒学经典是刘歆为“佐莽纂汉”的需要而伪造的,淹没了孔子的微言大义。
  3、在儒学的社会功能上,批判为封建君主专制辩护的政治化的孔教,认同其作为一家学说的文化上的价值。启蒙思想家将孔子作为君主政治之偶像,将儒学作为帝王专制之护符加以批判。他们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姻缘,孔教借君主之力行其道,而君主假孔教之力固其位,孔教与君主相得而益彰。反动势力提倡尊孔正是为了复辟帝制,“中国政治反动一次,孔圣人便走运一次”(陈独秀:《孔圣人又要走运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批判政治化的孔教而否定孔子本人的人格和儒学思想的文化价值。李大钊指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这就区分了作为学者、思想家的孔子与历代统治者所塑造的孔圣人;区分了作为思想文化遗产的儒学与历代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孔教。他们肯定孔子及其学说在文化史上的价值,倡导把儒家经典当作珍贵的古籍来进行学术研究。
  4、在儒学的历史价值上,批判孔子之道不适合现代生活,认同孔子和儒学在古代社会的地位。启蒙思想家把儒学放在历史的天平上去考察,对孔子及其学说在他那个时代与社会所起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客观的评价。但是,他们又强调:第一,儒学本身是发展的,有原始儒学与后世儒学之别,原始儒学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被后世歪曲了。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文化越发展越衰弱,越发展越反动。例如,孔子不语怪力乱神,重人事而远鬼神,是近于科学的,但后儒把孔子学说和阴阳家联系起来,把一个非宗教迷信的孔子搞得面目全非。第二,历史是发展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原来对历史起过推动作用的有价值的文化,也可能变成阻碍历史发展的无价值的东西。如孔子伦理学说在宗法社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宗法社会之道德在总体上已不适应现代中国社会。
  5、在显层面上采取批判立场,但在潜意识中认同儒学的某些精神价值。近代启蒙思想家都接受过正统的儒学教育,多有颇为深厚的旧学功底,因此,他们一方面反孔教、反儒学,但另一方面自身又是儒家文化的载体,没有也无法摆脱儒学传统。他们与儒学这种形离而神合的关系,就积极一面言之,是继承了儒学所代表的有价值的文化精神;就消极一面言之,是无法摆脱儒家所代表的封建意识的消极影响。
  综观上面五条,可知启蒙思想家对于儒家文化是采取了具体分析的态度的。加上儒家文化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对于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他们本着尊异端贬正统的原则,所作的认同就更加明确和充分一些。由此看来,那种把启蒙思想家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说成持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的主张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三
  启蒙思想家虽对儒家文化既有批判又有认同,但从总体上看,是批判多于认同,否定多于肯定的。且不说严复“宁负发狂之名,决不能喔咿嚅ér@②”的锐气与陈独秀“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的勇气,即使象康有为、梁启超等利用孔子作护符的,也以西学对孔子进行了任意涂抹,以异端对正统儒学进行了肆意诋毁,并因此被顽固派指责为“离经叛道”、“非圣无法”。这种立足于批判的反传统精神,与现代新儒家对儒学有批判又有认同,但立足于认同的文化保守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差别。它适应了当时批判封建主义旧学、提倡资产阶级新学的文化变革的方向;同时,又适应了当时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倡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革新的目标。因此,不能离开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指责他们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文化认同上。
  再则,启蒙思想家从九流并美——儒家仅是与诸子平等的九流中的一个学派——认同于中国文明,其视野与在诸多中国文化传统中单单认同于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新儒家学者相比要开阔得多。他们抨击儒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反对儒学独尊,强调阴阳家明历象、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主兼爱等也包含有国粹。这一认同于所有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态度,体现了对祖国文化遗产更为宽容的态度与更加开放的心灵。历史表明,只有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才能同样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传统文化;而以保守的态度对待新文化,必然同样以保守的态度对待旧文化。
  还要指出的是,尽管启蒙思想家对于儒学、对于传统文化是采取分析态度的,但由于历史没有给他们提供更先进的思想武器、更科学的思维方法和更从容的历史环境,往往在文化批判中缺乏建构型的创新,在文化认同时缺乏创造性的转化。这不仅使新文化难以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上立足,也使新文化的倡导者个人难以避免思想曲折,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晚年加入了那些以新方法固守旧传统的人的队伍就说明了这一点。这又表明,批判的继承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遗产,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疒加俞
  @②口加倪去左部
  
  
  
光明日报京⑤B5中国哲学史俞祖华19951995 作者:光明日报京⑤B5中国哲学史俞祖华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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