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彦文尚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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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彦文简历
通过刘绍唐找到毛彦文
她听罢,摇摇头:“真是无聊!”
毛彦文为何不爱吴宓

 

自1998—1999年,三联书店推出10卷本《吴宓日记》以来,吴宓成了时下学界关注的一位热点人物。而与吴宓相关的毛彦文女士也引起了更多人士的注意,但对毛彦文女士1949年以后的情况,几乎很少有人知道,以至于近年来出现了多人多次在文章中把毛彦文女士说成是“90年代初去世”——将活人说死的失实。而事实上,这位跨越三个世纪的老人如今尚在人间。



 1898年阴历十一月一日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城毛氏大家。辛亥革命后,她先后就读于江山西河女校、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吴兴湖郡女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金陵女子大学。
 1929秋,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主修中等教育行政。1931年夏获硕士学位后到欧洲游历,与在欧洲游学的吴宓一同回国。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复旦大学、暨南大学。
 1935年2月9日与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结婚,并主持熊氏创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
 1937年12月25日,熊希龄病逝后,他继承了熊氏的慈幼事业,未曾再婚。
 1947年,毛彦文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且一直连任。
 1949年4月到台湾,1950年赴美国。先后就职于旧金山“少年中国报”社、加州大学、华盛顿大学。
1962年回台湾定居,并执教于实践家政专科学校,1966年退休。现居于台北内湖。


在1999年6月以前,我本人也不知道毛彦文女士是否健在。
近期,我的《吴宓传》、《吴宓与〈学衡〉》两本书将分别由东方出版社和河南大学出版社推出。这两天,出版社分别打来电话,告知相关事宜。而我却急于要将这些消息电告远在台北的毛彦文女士。
今天往台北拔了几次电话,毛彦文女士家无人应答。我马上着急起来。心想:这位103岁的老人,是离上帝最近的,不该会有什么事吧?
越想越着急,下午与台北《传记文学》社的发行人刘王爱生女士通话。她是前任社长刘绍唐(已于今年2月10日去世)的太太,在台北我们见过多次面。
刘太太电话中说:毛彦文女士肯定又是住进了医院。
我说:希望毛彦文女士出院后,能看到我的新书《吴宓传》。这也是刘社长生前给予过帮助并寄予厚望的一本书。
因为毛彦文女士十分关心我怎么写吴宓,尤其想知道吴宓1949年以后的生活状态,更要关注我在传中如何处理吴宓对她的痴迷单恋。



1999年4月,我的《回眸学衡派》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吴宓是书中的核心人物。6月中旬,我第二次到台北作访问研究。

6月16日下午到台北,晚上与几位老朋友在“基督青年会堂”聚餐时,不期而遇《传记文学》社社长刘绍唐夫妇。
我是《传记文学》的作者,且1997年第一次访台时,已与刘社长熟识,相聚过多次。他说胡适当年提携、帮助他办《传记文学》,而我这位以《胡适传》出道的小朋友到台北,他一定要款待。

送《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回眸学衡派》给刘社长之后,我说:“向刘先生打听一个老人!”
素有“野史馆馆主”之称的刘社长主持《传记文学》37年,人缘最熟。他问:“打听谁?”
“毛彦文!”
“熟人。她是我《传记文学》的作者,就住在台北。前几年我还去内湖看过她。”刘社长的话,让我一阵兴奋。因为我早知道毛彦文女士曾为《传记文学》写过回忆胡适的文章。
“如今还健在吗?”我急忙问。
“在!一百多岁了。不过要赶快联系。这么大年纪,病病怏怏的,怕是见了,让你扫兴。”刘社长翻着我的书,说道。
“我在写《吴宓传》,想找到她。这次我来台北时间较长,请你指教。”
“她是老名人。昔日的国务总理熊希龄太太、国大代表,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她。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就不可能知道毛彦文是何人了!”
刘社长说罢,便提示了几个了解毛彦文的线索。

18日,我自市内移居内湖,在诗人杨平的母亲的帮助下,得知毛彦文在内湖的住址和电话。并于19日清晨与照料毛彦文女士生活的“阿姨”取得了联系。



21日上午,电话约好后,朋友开车带我来到毛彦文女士寓所。
这里是一处高级别墅区,住的多是到台湾的国民党的老人。
本身没有子女的毛彦文女士,由一位六十多岁的北方“阿姨”照料,两人共住一栋两层楼。

我和朋友在客厅坐下。在“阿姨”的搀扶下,一位满头银丝、面色红润的老人从卧室慢慢走出。我和朋友忙迎上去问候。
“阿姨”说:“平时她可以靠扶手椅来回走动。起居饭食都好。原来还能到外边走动,去年大病过后,身体差了。”

坐定之后,我递上名片,并自报来意。
“阿姨”要我:“你大声说话,毛老师耳朵不好使!”
毛彦文女士左手接过名片,右手拿起茶几上的放大镜,对我说:“右眼看不见了,这只眼还要用这镜子。”
她在名片上照了几下,侧头大声问我:“这是什么字?”
我知道是名字简体字中的“卫”又出乱子了。
因为两次来台北的经历中,有过多次这种场面。
和听力不好的人对话,双方都要大声说。毛彦文女士大声说话,声音宏亮,使我不敢相信她已是102岁高龄了。
“阿姨”在一旁小声对我说:“她那只眼白内障动手术,没动好。现在看报、看信,都是一只眼,用放大镜。”

我向“阿姨”提出,与毛彦文女士说些过去的事。
“阿姨”忙问:“是说毛老师那个熊先生的事?”
我说:“不是,是其他问题!”
我明白了,毛彦文1949年以后长期在学校执教,所以“阿姨”叫她“毛老师”。
“人年纪大了,100多岁。很远的事记得清楚。现在的事都记不起了。”说罢,“阿姨”忙其他事去了。

现代史上偏僻的江山县出了许多名人。“军统”的戴笠、毛人凤,炙手可热,学术界的毛子水,还有这位名噪一时的总理夫人。

与这么大年纪的老名人对话,我还是第一次。也有些紧张,见面前,想了许多,见了面却不知从何说起。
朋友见我有些紧张,在一旁小声说:“你慢慢地大声问她,不可着急。”
我便从沙发上起身,绕过茶几,坐到她所坐的老人专用安全椅的旁边,以便说话时她听得清楚。
“毛老师,我从祖国大陆来看你。”我贴近她耳朵边,大声说道。
她有些兴奋,也大声问我:“你是我的什么亲戚,还是朋友的孩子?为什么要来看我这个老人?”
“我不是浙江人,家在河南,在河南大学教书。和你一样,是教师!”
“噢,河南人。教书好。我是从慈幼院教到大学。很多人都叫我老师”。
“我看到祖国大陆出版的熊先生的文集中,收录有你的照片,是和学生在一起照的,很多人。”我知道祖国大陆湖南师范大学原校长的林增平先生,为整理出版熊希龄文集之事,在80年代初曾与毛彦文女士联系过。
“你看,那边有许多祖国大陆寄来的书!我眼看不见了”。她指着另一房间地上堆着的尚未打开包的书说。

不能谈熊希龄,若说开去,她准有许多往事要说。我决定把话题引向吴宓。
“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正在研究吴宓,写《吴宓传》。”
“研究吴宓,写吴宓?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发现她是在有意问我。
我说:“吴宓为你写的大量日记和诗词,最有名的《海伦曲》、《忏情诗三十八首》,如今在祖国大陆都已出版。”
她表示出一些遗憾:“可惜我没有看到。”
“那些诗文表达的多是对你的爱慕之情!”我进一步发话。
“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这是吴宓痴迷终生的女性给他的答案和评价。

接着我谈了吴宓晚年的不幸遭遇。在说到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的情况时,她神情严肃,并插话:“他还是教授吧?”
我说:“是教授,但和他过去在清华当教授不一样了。”
“我在美国教书时,那里有吴宓清华的同事,记不起名字了。”
我想她指的可能是吴宓在清华时好友、同事萧公权先生。因为《吴宓诗集》里有吴、萧的唱和诗。萧先生后来在美国还写过回忆吴宓的文章。

毛彦文女士本身没有孩子,但熊希龄的后代待她颇好,如同亲人。
“阿姨”从里屋走出来为我们加茶水。乡土的感念,使她插话:
“我家在黄河北,战乱那会儿,逃难过你们河南开封,50多年了,没回过老家。”

随之“阿姨”讲到熊希龄的后人对毛老师有很多关爱和照料,尤其是在台北的亲属,每周都要来看毛老师,或打电话问候。
由此,我想到了在吴宓身上所表现出的世态炎凉。

听我说到吴宓的后人,毛彦文女士问道:“他孩子都还好?”
这“好”字使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我只好说,“都已是老人了。不过她们和你相比,你真是高寿!”
“没用了,没用!拖累人。”听我说她高寿,她的声音更大。
“吴宓1978年初去世,84岁!是他的堂妹吴须曼,用至爱至亲送兄长走完了那段路的。”

毛彦文女士是1962年由美国回台湾定居的,1976年退休。
我说:“内地这几年吴宓很热闹,尤其是他的日记出版,很多人都知道你是吴宓喜欢的女朋友!”
她听罢,摇摇头,回答:“真是无聊!”
“日记中有对你的详细记录!”我说。
听到这里,她表情有些严肃:“哎,他写我,我不知道。”

作为当年的国务总理熊希龄夫人的毛彦文女士,不愿意人们把她与吴宓扯到一起。我送一册《回眸学衡派》给她,并解释说:“这是我写的书,以吴宓为中心,有一章中的几节专门写到你”。
她很关心此事,忙用放大镜看过书名和章目,情绪有些不好,也有点激动,连说两句:“无聊,无聊!”

谈话到此,我发现她头脑很清楚,也很记事。完全是有意回避谈吴宓。我感到再不可以以吴宓为话题了。既然她表示把她与吴宓扯到一起,有些无聊,我觉得自己此时也成了“无聊之人”。
既然一位年过百岁的老人,不愿让昔日的风花雪月搅扯进今日心头宁静的港湾里,那么,我也就知趣退场,好自为之。

我转过与吴宓有关的话题说:“你可以回祖国大陆看看。”
“走不动了,走不动了。”走动艰难,靠人扶侍的她摇着头说。

临别时,毛彦文女士让照料她生活的“阿姨”,送我和同行的朋友每人一册《往事》。这是她的自传体回忆录,非卖品,印行于1989年。在写作《回眸学衡派》一书时,我没能读到此书。

见她情绪平静下来,我让她在书上签名,她很高兴。离开放大镜,一手持书,一手握笔,她不知道往哪里写,连打开书几次都没写上字。
我着急了,忙让“阿姨”为我另备一张纸——“国民代表大会用笺”,将这张纸放在书的封面上,我把书放正,让她一手拿放大镜,一手写字。
她颤抖着手,第一次写完名字,我发现其中“毛”字少了一横。
她用放大镜照照,感觉不对。
我说:“请再签一次吧!”
她迟疑一下,在旁边又签上“毛彦文”三个字。

分别时,我提出要与她合影,她执意不肯,说:“老了,丑样子。不可以照片示人。”
我能够理解并体会到像她这样一位当年的公众人物,是不愿用今天的一副老态去比照昔日的丰采的。
在友人和“阿姨”的再三劝说,以及我本人的解释下,她才同意拍照。

从10点20分到11时,共40分钟的采访,时间过得很快。想再具体问些有关她与吴宓的往事,又怕她激动,只好起身告辞。



走出毛彦文女士的寓所,我心头充盈着一种感受,意外见到毛彦文女士,不虚此次台北行。

回到我下榻的宾馆,我夜以继日读完了毛彦文女士这本厚厚300页的《往事》一书。毛彦文女士在本书的序言中说,这本书是在胡适先生的启发、督促下写出的。吴宓是反对胡适和白话文新文学的铁杆人物,但却疯狂追求着这么一位新潮女性。毛彦文女士是胡适、沈从文(熊希龄的七弟,为沈从文的姨父)的朋友,也是新文化、新文学的忠实盟友。

我感到奇怪的是,在《往事》一书中,毛彦文女士基本上没有提及她和吴宓的关系问题,我想她是有意回避的。因为她连1931年与吴宓一起从欧洲回国的这件大事都只字未提。
书中附有大量的照片,同时在附录中附有一篇《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的短文。文章简单地追忆了吴宓一度对她的单恋,和她不爱吴宓的原因。这份材料已被我引进了新出版的《吴宓传》中。

同时,我更清楚了毛彦文女士为什么不爱吴宓:一个是新潮女性,热衷于政治、社会公益事业;一个是旧派文人,只会写旧体诗,写日记。真可谓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
吴宓为追求毛彦文女士而离婚,并抛下三个女儿。他曾三下江南,一年欧游,结果毛彦文女士于1935年2月9日嫁给了熊希龄。
1937年12月25日,熊希龄病逝于香港。毛彦文女士继承了熊希龄开创的慈善事业,未曾再婚。她于1947年当选为国民党的“国大”代表,1949年到台湾,50年代曾到美国加州大学、华盛顿大学等学府谋职,1962年回台湾定居,并执教于“私立实践家政专科学校”,1976年退休。

毛彦文女士如此高寿,且平静地安度晚年。她跨越三个世纪,本身就是奇迹,何况在吴宓的日记中还有那么多故事。

真想再次访台时见到你毛彦文老师!也真切希望你康复出院,看到我的《吴宓传》。你再说“无聊”也没关系!只要此书不搅乱你的平静就好!

我为你祝福!


2000年10月11日

沈卫威 2011-04-11 20: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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