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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鲁番所出十六国时期文书所见年号，引起了许多讨论，而於“缘禾”、“建平”两者，意见尤其纷纭，［（１）］由于事涉北凉与高昌的关系，拟在此兼采众家，参以己见，作一说明；对不同观点，除非必要，不一一辨析，以省篇幅。
　　　　（一）
　　已出有“缘禾”年号的吐鲁番文书凡八通：缘禾三年一通，［（２）］五年三通，六年与十年各二通。［（３）］
　　“缘禾”虽不见诸史籍，然按之酒泉夏殊山经塔残石刻铭：“凉故大沮渠缘禾三年岁次甲戌七月上旬”云云，可知系沮渠氏北凉的年号无疑。又，铭文既称“缘禾三年岁次甲戌”，知其元年为公元４３２年，与沮渠蒙逊义和二年、北魏世祖延和元年同在一年。［（４）］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蒙逊在义和二年开始奉行“缘禾”和一年号，作为他归附北魏的表示：“缘禾”乃“延和”之谐音。［（５）］盖蒙逊于其承玄四年（４３１年）六月改元义和，八月遣子安周入侍于魏；九月，北魏遣太常李顺持节拜蒙逊假节、加侍中、都督凉州及羌戎诸军事、行征西大将军、太傅、凉州牧、凉王、王凉州之武威、张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从此，蒙逊在名义上成为北魏藩臣，因而当北魏于翌年改元“延和”时，开始奉行“缘禾”年号。［（６）］
　　至于吐鲁番文书有署“义和三年”者，［（７）］则可能是因为高昌僻在西部，奉行“缘禾”事获悉较迟；更可能是蒙逊政权在一定范围内依旧使用“义和”年号。
　　《资治通鉴·宋纪》：文帝元嘉十年（４３３年）四月，蒙逊病故，“牧犍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永和”。“永和”应为“承和”之讹，［（８）］“承和”者，承继“义和”之谓，犹蒙逊在“玄始”之后，以“承玄”为年号，于是，牧犍即位伊始，便有了两套年号，对外为“缘禾”，对内则为“承和”。《魏书·沮渠蒙逊传》载魏世祖亲征凉州时，曾宣布牧犍罪状十二款，其第一款为“外从正朔，内不舍僭”，使用两套年号，或者便是这一款的内容。而如前述，这种僭越的行为可能始自蒙逊。
　　　　（二）
　　吐鲁番所出“建平”纪年的文书凡六通：建平五年七月、九月各一通，六年正月、闰月各一通，另二通不知年月。［（９）］其中五年七月、九月二通及不知年月者一通，均出自哈拉和卓九一号墓；诸“建平”纪年文书均不书干支，唯此墓所出“建平五年祠□马受属”书于纸背，正面为“玄始十一年（４２２年）酒□马受条呈”，知“建平”必晚于玄始，且相去不远。又，同墓所出“建平五年兵曹下高昌横截田地三县符为发骑守海事”押衔“主簿悦”亦见诸“北凉义和三年兵曹条知治幢墼文书”，押衔作“功曹史悦”，则“建平”距义和亦近。再考虑到文书的行文程式、书体及内容等，不能不认为“建平”年号采用的时间为５世纪上半叶。［（１０）］而由于以下理由，不妨认为“建平”年号为沮渠牧犍所建，其元年为公元４３７年。
　　１、如前所述，牧犍于即位之年改义和三年为承和元年，但对外依旧奉行“缘禾”年号，表示臣服北魏。北魏于延和四年改元太延，牧犍亦于是年改“缘禾”为“太缘”。这并不妨碍他对内依然采用“承和”年号，并于承和五年改元“建平”。［（１１）］
　　２、已知沮渠无讳据有高昌后建号“承平”。“承平”一号历见于“承平三年乙酉沮渠安周造象碑”，“承平十三年乙未沮渠封戴墓志”，以及“承平十五年丁酉写经题记”，知承平元年为４４３年，为无讳占领高昌的翌年。“承平”有可能是承继“建平”之意，犹牧犍在蒙逊“义和”之后，以“承和”为年号。［（１２）］
　　３、已知“建平”最大纪年数为６年。无讳于建平七年改元“承平”，则建平元年为４３７年。建平元年为４３７年，六年则为４４２年，是年闰月，与已出文书亦无不合。［（１３）］
　　牧犍于承和五年改元“建平”的具体原因或契机并不清楚，但无非是对北魏离心离德的表现。北魏于太延三年（４３７年）以武威公主妻牧犍，说明北魏对牧犍的叛逆倾向有所察觉。［（１４）］
　　　　（三）
　　吐鲁番所出“缘禾”、“建平”纪年文书的绝对年代既在４３４－４４２年之间，这两个年号在高昌的奉行者便应该是阚爽政权。［（１５）］
　　１、《魏书·高昌传》称：“世祖时（４２４－４５２年），有阚爽者，自为高昌太守。太延中，遣散骑侍郎王恩生使高昌，为蠕蠕所执。真君中，爽为沮渠无讳所袭，夺据之。”案阚爽“自为太守”最早可能在延和二年（４３３年）四月蒙逊死后；无讳逐走阚爽，占领高昌，则在太平真君三年（４４２年）九月。［（１６）］
　　２、高昌何时奉行“缘禾”年号虽不清楚，但该地在延和元年已以“缘禾”纪年，与义和并用的可能性不能排除。阚爽“自为太守”，说明他不是沮渠氏委任的。他“自为太守”以后，在一段时间内，主少自延和三年九月至太平真君二年三月，单用“缘禾”纪年，不与“承和”或“建平”并用。他采用这样一个沮渠氏为了表示臣服北魏而奉行的年号，可能是因为它的政治色彩比较暖昧，既可表明他与沮渠氏一样是北魏的臣属，又由于毕竟是“缘禾”而不是“延和”，可表明他无意与沮渠氏对立。至于后来并不改用“太缘”，则不妨认为这是因为对于阚爽政权而言，这类动作实际意义不是太大的缘故。
　　３、阚爽不采用“承和”，自然也不应采用“建平”；但在缘禾十年（４４１年）终于改奉“建平”，则必定有重大原因。缘禾十年即北魏世祖太平真君二年，这一年正月，北魏拜沮渠无讳为征西大将军、凉州牧、酒泉王；四月，北魏遣奚眷攻打酒泉；五月，敦煌太守沮渠唐儿反无讳，无讳留弟天周守酒泉，自往敦煌攻杀唐儿；七月，奚眷围攻酒泉；十一月，酒泉陷落，天周被俘；无讳在敦煌惧不自立，遣弟安周渡流沙，往攻鄯善。［（１７）］由于现有缘禾纪年文书最晚者为十年三月，建平纪年文书最早者为五年七月，可知阚氏高昌改奉“建平”年号当始于太平真君二年三至七月间。这一段时间，无讳奔命于酒泉与敦煌之间，惶惶不可终日。阚爽偏偏在此期间改奉沮渠氏年号，很可能是因为他已经预见到无讳将在河西无处立足，而无讳一旦西出阳关，矛头所向，首先是高昌之地，于是他改奉“建平”，以示服从，使无讳谋图高昌无出师之名。此后，无讳命安周取鄯善而不取高昌，或与阚爽表示归从有关。
　　阚爽改奉“建平”或许另有背景，囿於资料，目前只能作以上推测。［（１８）］尽管如此，当阚爽于太平真君三年受到来自唐氏兄弟等西凉绪余的攻击时，确曾试图利用与沮渠氏业已建立的关系，引无讳之兵北上与唐氏火并。《魏书·沮渠蒙逊传》称爽“遣使诈降”无讳，固然不错，只是应该指出，“诈降”活动事实上始于太平真君二年。
　　　　（四）
　　缘禾五年（４３６年）“民社犊辞”：“去前十月内胡贼去后”云云，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一说“胡贼”指沮渠氏，盖《宋书·氐胡传》称蒙逊为“卢水胡人”。阚爽或为高昌汉人，故目沮渠氏为“胡贼”。［（１９）］今案：根据目前资料，指文书所见“胡贼”为沮渠氏，固无不可，但似乎尚不能进而推断沮渠氏势力撤出高昌、阚爽自为太守的时间为缘禾四年（４３５年）十月，亦即文书所谓“去前十月”。
　　据《魏书·高昌传》，太延元年五年，北魏遣王恩生、许纲西使，目的地是高昌。考虑到高昌前此未尝朝魏，北魏首次遣使便以高昌为对象，颇可怀疑。而如果“高昌传”所传不误，则极可能是因为北魏从同年二月来献的车师使者处获悉阚爽自立的消息，遂命王、许在报答车师后，便道往赴，打探虚实。自立后的高昌，势必处在柔然卵翼之下，王、许或许正因高昌之行触怒柔然才遭拘执的。阚爽并未采用“太缘”年号，似乎也与他“自为太守”在太延之前有关。
　　至于文书言及缘禾四年离开高昌的“参贼”，果指沮渠氏，则很可能是北凉因阚爽自为太守所兴问罪之师，由于未能成功，在十月撤离。
　　又，缘禾六年“阚边兴辞”：“所具赀马，前取给虏使，使至赤尖，马于彼不还。”或以为“虏使”指柔然使者。［（２０）］今案：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当时汉人用“虏”作少数民族之蔑称，对柔然亦不例外。《晋书·李玄盛传》称玄盛“子孙流漂，托身丑虏。”“丑虏”即柔然。阚爽之所以能“自为太守”，亦无非“托身丑虏”；他后来被无讳逐出高昌，迳奔柔然，也说明了这一点。虽然如此，仍无妨高昌人蔑称柔然使者为“虏使”。
　　又　建平五年九月“兵曹下高昌横截田地三县符为发骑守海事”，所谓“守海”，一般认为指守“大海道”，然而或以为防守唐氏兄弟，或以为防守柔然，或以为防守沮渠氏，众说纷纭。［（２１）］今案：“守海”大约是任何一个高昌政权的例行公事，似毋须求之过深。
　　注释：
　　（１）有关讨论主要见于以下论着：
　　（ａ）唐长孺《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高昌郡县行政制度》，《文物》１９７８年第６期，ＰＰ．１５－２１；
　　（ｂ）胡如雷《几件新疆出土文书中反映的十六国时期租佃契约关系》，《文物》１９７８年第６期，ＰＰ．２２－２５；
　　（ｃ）侯灿《北凉缘禾年号考》，《新疆社会科学》１９８１年第１期，ＰＰ．８０－８２；
　　（ｄ）侯灿《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区奉行年号之探讨》，《考古与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２期，ＰＰ．９２－１０２，７５；
　　（ｅ）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高昌郡军事制度》，《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２年第３期，ＰＰ．１５４－１６３；
　　（ｆ）吴震《吐鲁番文书中的若干年号及相关问题》，《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１期，ＰＰ．２６－３８；
　　（ｇ）朱雷《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北凉‘按赀配生马’制度》，《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１期，ＰＰ．３５－３８；
　　（ｈ）柳洪亮《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缘禾纪年及有关史实》，《敦煌学辑刊》１９８４年第１期，ＰＰ．５１－５４；
　　（ｉ）朱雷《出土石刻及文书中北凉沮渠氏不见于史籍的年号》，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ＰＰ．２０４－２１２；
　　（ｊ）侯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奉行年号证补》，《南都学坛》１９８８年第４期，ＰＰ．４３－５４；
　　（ｋ）侯灿《四－六世纪高昌奉行年号再探》，《新疆文物》１９８９年第４期，ＰＰ．１０６－１１８；
　　（ｌ）侯灿《再论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高昌奉行的年号问题》，敦煌吐鲁番学新疆研究资料中心“新疆文物”编辑部编《吐鲁番学研究专辑》，乌鲁木齐，１９９０，ＰＰ．７４－９５；
　　（ｍ）侯灿《吐鲁番墓葬文书中所见缘禾与建平年号考辨》，中国吐鲁番学学会秘书处编《中国吐鲁番学学会第一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乌鲁木齐，１９９１，ＰＰ．７－８；
　　（ｎ）町田隆吉《五世纪吐鲁番盆地における灌溉をめぐつだ－－吐鲁番出土文书の初步的考察－－》，载《佐藤博士退官纪念中国水利史论丛》，国书刊行会，１９８４，ＰＰ．１２７－１５１；
　　（ｏ）关尾史郎《‘建平’の结末－－〈吐鲁番出土文书＠⑥记〉（四）－－》，新＠⑦史学》１９（１９８６），ＰＰ．６９－８６；
　　（ｐ）关尾史郎《‘缘禾’と‘延和’のあぐだ－－〈吐鲁番出土文书〉＠⑥记（五）－－》，《纪尾井史学》５（１９８６），ＰＰ．１－１１；
　　（ｑ）白须净真《高昌·阚爽政权と缘禾·建平纪年文书》，《东洋史研究》４５－１（１９８６），ＰＰ．７６－１１１；
　　（ｒ）关尾史郎《‘建平’の结末（补遗）－－〈吐鲁番出土文书〉＠⑥记（四）－－》，《新＠⑥史学》２５（１９９０），ＰＰ．４９－６０；
　　（ｓ）关尾史郎《吐鲁番文书にみえる四·五世纪の元号再论（中）－－侯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奉行年号证补’を读む－－》，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编《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情报集录》，东京，１９９１，ＰＰ．１７１－１７４。
　　（２）见II.H.cllehbuzukob u gp:Onumauckux pohga Uhcmumyma Hapogob ctzuu.Bowl.Ⅱ.cllockba,１９６７，ＰＰ．２２０－２２１，６６１；白须净真《〈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ろの绍介と纪年の考察－－》，《书论》１８（１９８１），ＰＰ．１３０－１６５。
　　（３）缘禾五年三通：１、“民杜犊辞”，２、“翟阿富券草”，３、“缺名随葬衣物疏”；缘禾六年二通：１、“翟万随葬衣物疏”，２、“阚连兴辞”；缘禾十年二通：１、“功曹改动行水官文书”，２、“残文书”。其中五年第一通，六年第二通及十年第二通，见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的文书－－吐鲁番阿斯塔那３８２号墓清理简报》，《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１期，ＰＰ．１９－２５；其余依次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ＰＰ．１２７，９８，１７６－１７７，２１－２２。
　　（４）参见注（１）所引吴震文。
　　（５）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１册，ＰＰ．１２７－１２８。
　　（６）参见注（１）所引柳洪亮文。
　　（７）见注（５）所引书ＰＰ．１２２－１２５。
　　（８）见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华书局，１９６２，Ｐ．２５。
　　（９）建平五年二通：１、“祠□马受属”，２、“兵曹下高昌横截田地三县符为发骑守海事”；建平六年二通：１、“田地县催诸军到府文书”，２、“张世容随葬衣物疏”。其中，六年第一通见於注（１）所引唐长孺文（ａ），其余依次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ＰＰ．１２９－１３０，１３１－１３３，１８４。又，建平某年“按赀配生马帐”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ＰＰ．１５６－１５７。另建平纪年写经，见王树＠①《新疆访古录》卷一，页九。
　　（１０）参看注（１）所引唐长孺文（ｅ），朱雷文（ｉ），以及关尾史郎文（ｏ），（ｓ）。
　　（１１）参看注（１）所引吴震文和朱雷文（ｉ）。
　　（１２）参看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中国科学院，北京（１９５４），Ｐ．２６，图９；王毅《北凉石塔》，《文物资料丛刊》１（１９７７），ＰＰ．１８０－１８２，以及注（１）所引柳洪亮文。
　　（１３）同注（１１）。
　　（１４）参见注（１）所引关尾史郎文（ｏ），（ｓ）。
　　（１５）参见注（１）所引唐长孺文（ｅ）。
　　（１６）参见余太山《西凉、北凉与西域关系述考》（待刊）。
　　（１７）同注（１６）。
　　（１８）关尾史郎以为阚爽改奉“建平”是为了联络沮渠氏，对抗来自伊吾的唐氏兄弟的威胁。说见注（１）所引关尾史郎文（ｓ）。
　　（１９）参看注（１）所引柳洪亮、町田隆吉、白须净真文。
　　（２０）见注（２）所引朱雷文（ｇ）、白须净真文。
　　（２１）见注（１）所引吴震、侯灿、关尾史郎及白须净真等人的论文。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木加丹
　　
　　
　　
西域研究乌鲁木齐077-081K21中国古代史（一）（先秦至隋唐）余太山19951995 作者：西域研究乌鲁木齐077-081K21中国古代史（一）（先秦至隋唐）余太山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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