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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松永正义　着　　秦弓　译）
　　读林氏这篇论文，首先感受到的是：台湾文学史研究，正确地说是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新文学运动史研究，终于进入了新阶段，或者在它应该进入新阶段的时候来到了。在这个《台湾的台湾史研究》特集中，我之所以要对既非单行本又非概括性的论文的这篇论文说点什么，原因就在这里。首先，简要回顾一下１９４５年以后关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新文学运动（以下简称“日据下新文学运动”）的研究历程。
　　我认为，从１９４５年以后到７０年代，关于日据下新文学研究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５０年前后的光复初期，也就是直接继承并继续推进新文学运动的时期。不止文学，这一时期整个台湾文化界的课题，都在于克服殖民统治的伤痕，实现旨在推进新生台湾文化重建的台湾复归（发掘台湾的固有文化，继承日据时期的文化抵抗运动）与中国复归（学习、继承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关于日据下新文学运动的研究，也作为这个课题研究的一环，作为日据时期文化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光复后诸活动的一环，而开展起来。在研究者的意识中，这与其说是历史的研究，毋宁说是为了现在的活动而做的总结。譬如，《台湾年鉴》［（１）］第十七章《文化》（王白渊执笔）第一节《文学》里面，王白渊就已经把日据下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史做了简要的概括。这一节从分析光复后文学界沉滞的原因开始，以富于象征性的“台湾已经光复了”一句结束。说起来，《台湾年鉴》本来就是基于“本省今后的建设……其着手之初，必须明了以往的状况”（该书序文）这样一种认识编成的。另外，王诗琅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史料》［（２）］，也写成于当时围绕着台湾文学方向的论争之中［（３）］。
　　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还有：杨逵创刊的《文化交流》杂志创刊号（１９４７年１月）上，作为“纪念台湾新文学二开拓者”特集，举出了赖和与林幼春；赖和《善讼人的故事》（民众出版社，１９４６年）、杨逵《鹅之嫁》（三省堂，１９４６年３月）、杨逵《送报夫》（台湾评论社，１９４６年７月）等作品集相继出版。这些都跨越了皇民化运动期的空白，直接继接了二、三十年代的文化抵抗运动，所以，可以看作表现了想要发起光复后的活动的志向。
　　然而，二·二八事件后好不容易继续下去的这一方向，却因１９５０年前后的大镇压而销声息影了。后面将要述及的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所附录的详细年表（林瑞明编《台湾文学史年表（未定稿）》）中便可见出，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３年，作品与评论中几乎见不到值得一看的篇章。与战后文学其自身的命运相并，文学史研究也必然体验到这种决定性的断绝。
　　研究史的第二阶段，从１９５０年前后到１９７０年前后，这一时期也可以叫“保存的时期”。不限于文学，研究台湾这一工作本身就已被视为危险活动，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在年轻的研究者几乎不参与这种研究的断代情况下，步履维艰继续从事这一研究的，是或多或少在日据时代有过文学活动经验的人们，其中起中心作用的，是各地的文献委员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台北市文献委员会的机关刊《台北文物》（主编王诗琅）第３卷第２、３期（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２月）的《新文学、新剧特辑》。特辑的执笔人中罗致了日据时代文学运动的体验者。在当事人留下证言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特辑不仅集中了许多珍贵的证言，而且黄得时的《台湾新文字运动概观》、廖汉臣的《新旧文学之争》、廖毓文（廖汉臣）的《台湾文字改革运动史略》等文，可以说是含有许多现在仍有所裨益的基础性研究，决定了研究的框架。
　　这一时期的其他活动有：１９６４年４月吴浊流创刊的杂志《台湾文艺》刊载了王锦江（王诗琅）的《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第３期，１９６４年６月），钟肇政编《本省籍作家作品选集》（１０卷，文坛社，１９６５年１０月）第１卷收入杨逵、陈火泉、吴浊流等从日据时代就参加文学活动的作家战后的作品。这些活动虽然着力于当时当地文学活动的崛起，但也把日据时代纳入视野予以评价。引人注目的是，叶石涛在１９６５年就写了《台湾的乡土文学》［（５）］，提出了把日据时代的文学与战后的当地文学作为“乡土文学史”来统一把握的视点。以上三人在７０年代重新审视日据下新文学的活动中都起了大作用。
　　然而可以认为，这个时期的这种活动，与其说是现时性的活动，毋宁说为了不斩断历史之根的意味更强。把这一时期称之为“保存的时期”，原因就在于此。把历史作为当前的文学应该继承的传统予以恰当的地位、加以研究，还要等待７０年代。
　　研究史的第三阶段。７０年代，伴随着新民族主义的勃兴，日据时代的文化抵抗运动，作为赖以植根其间的历史，作为反帝运动应引以为据的抵抗传统，而被精细审视，资料的发掘与研究急速进展。因而这一时期也可以叫再发现与弘扬的时期。这一动向最早的例子，可以举出陈少廷的《五四与台湾新文学运动》［（６）］。陈文概述了日据下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同时确认了它的性质是受到五四运动直接影响的启蒙运动，是抗日民族运动，将其作为现在的运动应该继承的传统给予弘扬，把重点放在启蒙与抗日上面，显然是为了切合当时的状况。无论如何，由站在当时思潮潮头的《大学杂志》来开这一先河，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可以说，它以研究的第二阶段为媒介，重现了第一阶段的志向性。后来，《大学杂志》又编辑了总题分别为《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７）］与《文学、时代、传说》的座谈会特集［（８）］，着力于史实的发掘。后者后来改变若干内容，整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回顾》［（９）］，其特征在于：不单考察日据下的新文学，而且将其作为同大陆文学活动与战后文学相关的文学现象来审视。另外，后来陈少廷整理出《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１０）］，这是台湾文学研究最初的专着。但其内容几乎尽是由《台北文物》两册特集所载的事实构成，因而也可以说伴随着再发现阶段的终了，它也就完成了自身的使命。
　　陈文发表的第二年，《中外文学》连续刊出颜元叔、张良泽、林载爵等的论文［（１１）］，带来了新的契机。前两篇未曾见到，不能说什么，就林文来说，它从比陈文更内在性的视点出发，努力发掘文学传统，它把杨逵与钟理和的精神作为植根于乡土的文学精神的精髓来把握，在评说其成就不足之前，先认定应该继承这种精神。之后，《中外文学》、《幼狮文艺》、《文季》、《夏潮》等杂志，发掘、登载了钟理和、杨逵、吕赫若、赖和等作家的作品。继而，杨逵、张我军的作品集，还有张良泽编辑的钟理和、吴浊流、吴新荣、王诗琅等作家的全集等相继问世。
　　吴浊流逝世后，钟肇政主编的《台湾文艺》编发了钟理和、吴浊流、张文环、叶荣钟、廖汉臣等作家特集，与《日据时期台湾文学日文小说译作专辑》、《台湾小说中的太平洋战争经验专辑》等专题特集；改组之后，又刊出了张文环、王诗琅、杨逵、翁闹、赖和等的特集。
　　在上述活动的影响下，收入日据时代作品的集子又有《日据下台湾新文学》［（１２）］、《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１３）］，分别由明潭出版社、远景出版社推出。进而，又有大致包容了日据时代的主要文学杂志（无产阶级文学方面的杂志有遗漏）的重印本《新文学杂志丛刊》［（１４）］问世。这一丛刊连同此前重印的《台湾青年》、《台湾》、《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１５）］，可以说，这样一来，主要作品就容易读到了（无产阶级文学刊物与日刊后的《台湾新民报》，还是不容易读到）。另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第５卷作为“文献资料选集”，连同日据时代的主要资料，收入了《台北文物》两册特集的主要论文，也可以说提供了最基本的信息，一卷在手，便于考察。
　　研究方面，除了前面提及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回顾》、《杨逵画像》之外，还有叶石涛的《台湾乡土作家论集》［（１６）］、黄武忠的《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作家小传》与《文艺的滋味》［（１７）］，彭瑞金的《泥土的香味》［（１８）］高天生的《台湾小说与小说家》［（１９）］等单行本（以上只列举笔者之所见，恐怕挂一漏万）。
　　从以上看来，再发现与弘扬的阶段已经终了。下一步期待着超出《台北文物》（二册）所收资料范围的事实发掘，多种视点的作品论、作家论的深入。那么，这新阶段是否已经到来了呢？依我看，它正在向我们走来。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２０）］，就似乎是走向新阶段的过渡期的产物。
　　据郑炯明的说明，从１９８３年春起，《文学界》的同人，即叶石涛、陈千武、赵天仪、彭瑞金、林瑞明、郑炯明、陈明台、陈坤仑、曾贵海等，就计划编写台湾文学史，他们决定一边收集资料，一边先由叶石涛撰写大纲［（２１）］。《文学界》第５集（１９８３年１月）收入了钟肇政、钟理和等人的《文友通讯》（５０年代为其同人的联系、钻研而发行的非公开同人通信志），着手于文学史资料的发掘。当前述时机来临，他们投入了更大的气力。《文学界》第８、９集（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１９８４年２月）收录了《中华日报》日文版文艺栏，第１０、１３集（１９８４年５月，１９８５年２月）收录了《台湾新生报》副刊《桥》，从而集纳了光复后不久重要报纸文艺副刊的主要作品，另外，叶石涛执笔的文学史大纲也于第１２、１３、１５集（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９８５年２月、１９８５年８月）刊出。《台湾文学史纲》由叶石涛撰写的大纲本文与瑞明编写的详细年表《台湾文学年表》构成。
　　《台湾文学史纲》的刊行，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在光复后不久的重要资料基础上写成，所以，书中的这一部分颇为出色。但遗憾的是本书关于日据时代部分，基本上没有超出此前我们所知的整理水平。第二，本书把从清代到日据时代直至战后作为一而贯之的历史来看待。此前，日据时代与战后文学各自有数部通史，但将二者一而贯之地梳理出来，本书还是第一部，名符其实的台湾文学史，本书可说是嚆矢［（２２）］。
　　由以上两点可以认为，本书的出现标志着文学史研究进入了应当超越此前再发现与弘扬阶段的新阶段，就日据下新文学的研究而言，超越了两册《台北文物》的框架，进入了发掘新资料、从新视点出发进行研究的阶段。
　　那么，这篇论文所探讨的赖和的情形怎样呢？从正文后的附录的《赖和研究文献目录》（本刊从略——编者）可以看出，它正处在前述流脉之中。即：第一阶段仅限于作品的刊行，第二阶段的《台北文物》虽对目录第１３项有所触及，但过后便被忘却，到第１４项，提出“赖和是谁”（王诗琅《赖和是谁》，载《夏潮》第１卷第６期，１９７６年９月）的问题，表明了对赖和的重新认识，另外，其作品重印，加之全集（李南冲编《赖和先生全集》，李南冲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第１卷，明潭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３月）的发行，使人们能够读到赖和的已刊作品与未刊稿。再发现的工作到此大体完成。就研究而言，第１４、１９、２２、２９、３４等项都可以说是着眼于再发现上面。其中，第１９项（林边：《忍看苍生含辱——赖和先生的文学》，《台湾文艺》第６１号，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可以说是代表性的出色的论考。然而，虽然全集的刊行使再发现告终，但第２４、２５、２６项正是在此基础上，让人看到了视点上的新拓展，就资料而言，没有超出全集的范围。与此相对，这里所论及的林瑞明的论文，不仅详查赖和未公开的稿本，细心收集其周边资料，勾辑此前不为人知的侧面与传记材料，而且就赖和文学的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可以认为，正是这一点表明步入了研究的新阶段。
　　林瑞明生于１９５０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现在成功大学历史学系任教。他是史学工作者，也是诗人，曾以林梵为笔名出版《失落的海》、《流传》、《未名事件》等诗集。作为文学史家，如前所述，他是《杨逵画像》的作者，也是《文学界》资料发掘的中心成员之一，又是《台湾文学年表》的编撰者，从７０年代起就开始了不止于单纯弘扬前驱者的出色工作。
　　现在，终于应该来做林氏这篇论文的介绍了。但在这之前，还是简单地介绍一下赖和为好。
　　赖和生于１８９４年，即日本占领台湾的前一年。从台北医学校毕业后，除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１９年任职于厦门博爱医院之外，大部分时间在故乡彰化开业，作为爽直谦和的名医，深为民众敬慕。１９２１年文化协会成立，他当选为理事，为抗日文化运动尽力，１９２３年因台湾治警事件而入狱。文化协会分裂后成为文化协会代表，又当选为民众党干事，由此可知，他不拘于党派的立场，广泛地参加各项活动。但有左派倾向。１９２５年写的散文《无题》，是台湾最早的白话文作品，以后以其实绩成为台湾白话文的新文学运动的领袖，又作为《台湾民报》文艺栏责任编辑培育新人，居于应该称之为台湾新文学运动之父的重要地位。他的作品大多描写受虐的民众的生活，质朴得直如当时的实情，堪称优秀之作。１９３６年以后镇压严酷了，他搁笔不写。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太平洋战争开战的翌日，他被投入监狱，翌年１月出狱。但因狱中落病，１９４３年１月逝世。他的生涯大致贯穿日本占领台湾的整个时期。
　　关于赖和，这篇论文分下列九章做了论述：一、前言：文学与时代；二、民族意识与复元会；三、来自民间，回到民间；四、从旧文学走向新文学；五、初期作品的白话文运用；六、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七、路线的转折——《前进》的探讨；八、文学内容的分析——作品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九、结论：赖和在文学史上的位置。
　　下面就顺着这九章的顺序看一下论文的内容。
　　这篇论文大体上以赖和的一生为纵向线索来展开，但同时每一章都抓住一个话题，集中分析那一时期赖和的重点问题。第二章《民族意识与复元会》，作为总督府医学校时期的话题，论述了赖和很可能加入过复元会。接下来，第三章《来自民间，回到民间》，以厦门时期的心境为中心展开论述。这两章分析了成为文学家以前的赖和的思想，尤其是与民族意识的关系。关于这一时代的赖和，此前的所有赖和论都完全未曾论及。
　　所谓复元会，是由王兆培、翁俊明等发起的、以总督府医学校为中心的中国革命同盟会的外围团体。目前，关于其会员只能判明极少数。林瑞明举了许多理由来判定赖和是其会员，这里择要列出：１、在赖和的未刊稿中，有一首作于这一时期的七律《登楼》，诗中之楼可以认定为复元会集会常用的江山楼，另外，其末联为“如此江山竟沦没，不知此责谁担承”，可以认为表现了复元会“光复台湾”的宗旨。２、赖和不用日语及日本年号，另外，在后来发起的诗社——应社——成立的章程里也可以见出民族意识的志向性。３、赖和倾向孙文的感情。４、这一时期赖和与翁俊明、王兆培等的合影。５、他与既是同盟会员又是复元会员的社总明的亲密关系。６、就他与翁俊明的关系来说，赖和去厦门，也许就与翁有关系。另外，１９４１年赖和被捕，似乎也是由于他同翁的关系。林瑞明的上述推论，富于说服力，并且，在其推论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让人理会到赖和的民族意识的存在。
　　接下来是厦门时期。在展开论题之前，林瑞明首先追溯了赖和的家系：其祖父因在戴万生事件中积极参加起义而零落，后来作为宗教性的民间艺人而立身行世，其父也继承了前辈的“事业”，以道士为业。林瑞明指出，在这种与民间习俗保持密切关联的“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中度过的幼年生活，在考察赖和与民众的关系时相当重要。随后，由于汉学塾先生的影响，接受了那种“大传统”（great tradition），赖和的民族意识更为明确。加上与复元会相关的民族主义，正是赖和厦门之行前夕的思想状态。
　　接下来，本章通过作于厦门的未刊旧诗的探讨，论证了厦门时代的赖和内心世界的纠葛与痛苦：一方面五四运动后反日情绪高涨，另一方面他又在作为台湾总督府的对岸政策之一环而设立的医院中任职；一方面他怀有民族意识，另一方面对大陆的现实感到失望，也就是说，他以受挫的心情回到了台湾。回台后，他以一介乡医身份度日，即所谓“来自民间，回到民间”。
　　赖和身上矛盾，源于一方面作为理念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打开了他的新视野，另一方面他处在实际上被大陆的政治过程疏远的位置。虽说对于在大陆者来说并非想要疏远，但对于从台湾去大陆的人来说，还要回到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而这未必意味着放弃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返回民间（回归本土）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也并非矛盾，但可以想象二者之间生有某种间隙。这样的事情，在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中关于大陆的部分也能见到。怎样来理解台湾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意义呢？即使在思考现在的统一与独立问题的归趋上，这也是个关键性的问题，所以怎样思考这种间隙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虽说在这篇论文中，只不过触及了这一问题的切口，但找出未刊稿中的几首诗，以此在赖和身上注意到这一问题，可以说是这篇论文的功绩。事情既然进行到这里，那么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做出超越语面上主张中国或台湾的深层分析。
　　论文第四、五两章探讨的是开始白话文创作之前的情形，也就是文学家赖和的形成过程。
　　第四章指出，作为初期赖和文学素养的，是传统文学与通过日文翻译接触的雨果、屠格涅夫、罗伯逊等西方文学。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下，这些文学素养结出白话文创作之果。进而根据未刊稿本的考察，论证了赖和早在１９２１年就已有了文白夹杂的诗歌创作尝试，１９２３年写了完全用白话的新体诗（台湾公开发表的最早的新体诗，是同年谢春木的日语诗），１９２４年作了大量白话诗，也就是说，在张我军倡导白话文的新文学之前，他就已经有了白话文创作的练习，而这种练习成为赖和最初发表的白话文创作、也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第一步的《无题》（１９２５年）的基础。从论文中引用的未刊稿中的白话诗，我们可以明了：当时赖和的思想，是怎样活生生地体现了五四运动的新思想。
　　第五章，通过对初期作品的分析，论证了赖和的文体基本上是中国的白话文，是一种与台湾语的语汇、结构有相当距离的异质文体，这“足以证明从台湾新文学出现之初，就受到中国白话文的影响。若是受了日本的影响，那么其发展的方向会是别一种情形”。但林瑞明又细致地分析到，赖和在其文脉中引入了台湾语的语汇、结构，因而也能见出和谐的台湾地方色彩。另外一个值得注目的见解是：赖和担当《台湾民报》文艺栏的编辑，对投稿认真加工，在白话文草创期提供出色的白话作品，与此相并，白话文的能力也是台湾文坛推重赖和的重要原因。
　　第六章《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是对赖和的全部白话文创作的概观。关于这一章没有什么应该说明的，只是值得注意的是林瑞明在章末指出：赖和赞成１９３０年以来提起的“台湾话文”（以台湾语来记载），１９３１年他还就此问题写了文章，而后不久（到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的《善讼人的故事》）便搁笔不再创作。这表明赖和深为这一问题而苦恼。这是因为开始用台湾语创作是几乎要用与开始中国白话文创作同样精力的难事。１９３５年，赖和最后的作品《一个同志的批信》是用台湾白话文所写，显然是一篇失败之作。而这一失败，正是后来赖和掷笔不作的原因。林瑞明得出结论说：“赖和因其汉文基础与民族意识，对中国白话文怀有深厚的感情，也能够运用自如，所以成为台湾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位作家。１９３１年以后，本土意识越来越强，尝试用台湾土语进行创作，结果显然失败了。而赖和也就此沉默了。”
　　３０年代初到１９３７年，是台湾新文学史上成果最多的时期，但在这期间，赖和的创造力与作品质量一并衰退了，１９３６年以后完全告别了新文学创作（作传统诗）。林瑞明把赖和沉默的原因归结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台湾本土意识的矛盾。
　　然而，这一论断未必说得上论证充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赖和对此未发一言，毋宁说赖和缄口默言这一事实本身成为唤起上面的假定的最大原因。所以，林瑞明的论断，是对赖和之沉默的“阅读”。而这是与第三章所见到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台湾的意义问题相呼应、与第九章结论里的赖和评价问题相关联的“阅读”。所以，关于这一点当做结论时再来考虑，现在还是继续往下看。
　　关于第七章《路线的转折——〈前进〉的探讨》。１９２７年，台湾文化协会分裂为社会主义派与民族派，文协成为左派占领的阵地，民族派组成了台湾民众党。《前进》是为分裂后的文协机关志《台湾大众时报》而作的，是一篇包容着赖和对于分裂前后状况的心绪的寓言性的散文。第七章分析了《前进》发表前后的赖和，指出赖和虽然对左派抱有同情，予以应援，但与台湾共产党保持一段距离，与民族派也有协同之处，赖和的思想基本上是民族思想，而不是阶级思想，其立场是倾向于广义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我认为这是公允的评价。林瑞明通过未刊遗稿《赴会》（后收入全集）的分析，指出赖和对民众所抱的同情与一体感，以及与此相反，对文化协会干部等的上流意识与奢华生活所持的反感，都建立在上述对左派的同情的基础之上。这一论断颇具说服力。
　　第八章《文学内容的分析——作品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以赖和的小说为中心，分析了作品对旧社会的批判（反封建）与对殖民地统治的谴责（反帝）以及充溢其间的抗议精神，进而对这些小说的现实主义风格、诗歌里面更为主观性的理念、理想的表现等予以关注。尤其是把“觉悟”作为支持着赖和从殖民统治下的“死”走向“再生”这种转换的关键词，颇具说服力。
　　以上介绍的部分，都是在对未刊资料等的细心调查基础上得出的创见，教益颇多。而不曾如此热心去读赖和的我，自然说不出更多的东西来。
　　下面来看第九章《结论：赖和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林瑞明所认定的赖和的位置，大致可以归结为：“赖和首先用中国白话文创作，在其创作中加入台湾的语调，染上浓郁的台湾色彩。此中自然具备了台湾意识，但其台湾意识在日据时代是同日本意识对立的，而并非同中国意识相对立。其后，随着本土色彩浓厚起来，渐渐表现出弱小民族意识，这在日本的高压统治下是必然的反应。台湾的出路何在？在３０年代，这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无论是本土色彩，还是弱小民族意识，都多少有点费解。连同第三、六章一并考虑，就会明白这指的是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视点出发进行总括时难以概括的某种意识。林瑞明对赖和的评价，似乎是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这种“弱小民族意识”之间走钢丝。而其背景中存在着赖和名誉恢复时评价的对立与其背后的“中国意识”、“台湾意识”等问题。
　　１９５１年，赖和作为抗日烈士被祀于彰化的忠烈祠。而１９５８年却作为台湾共产党的关系者被扫除出忠烈祠。其后直到１９８４年才有所谓恢复名誉、再度被祀于忠烈祠［（２３）］。同年２月，召开纪念此举的讲演会，但据说党外杂志亦载文批判这次讲演会。大概批判是台湾意识派搞的，他们认为那次讲演会的基调成了统一派的。其时恰值“中国结”与“台湾结”的论争最为激烈。若把这一问题引入赖和评价的问题，那么就变为：是重视中国民族主义的契机，还是重视与民众密切相关的本土色彩。
　　我在前面说过林瑞明似乎在走钢丝，是因为二者之间取此或取彼，难以裁断，另外也不易折衷，要尽可能切入赖和作品自身，又要在两者之间架起桥梁。尤其是对于单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视点看来似乎难以理解的赖和，要充分切入他的实际提出问题，以此才能弄清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台湾的意义。能象这样提出问题本身便功莫大焉。当然，自不待言，所谓“寻找意义”，是说那是在台湾，还是不在台湾，也就是并非漫无边界的寻找。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这篇论文超越了泛泛而论的水平，为寻找问题本身找到了入口。
　　可是，之所以看起来像是走钢丝，是因为这里不能不让人感到一种危险。这恐怕不是林瑞明所说的“弱小民族意识”的实情被赖和作品自身所论证，而是源自看起来是否需要林瑞明对赖和的沉默进行的“阅读”。而要搞清这一问题，恐怕仅仅局限于赖和论是不够的，必须深化对包含赖和在内的台湾文学史整体的研究。一般认为，关于３０年代“台湾话文”的提倡，也有民众化（黄石辉等）与本土化（郭秋生等）两个方向，未必拘泥于单一的方向性，把３０年代的台湾文学的倾向概括为本土化是否恰当也是个问题。就白话文创作夭折的原因而言，有台湾文学的日语化问题，也有另外的问题，即如果台湾普罗文学的形成与这种日语化趋势相重迭的部分（譬如杨逵等），那么，它与白话文新文学在怎样的脉络上相关联呢？
　　作为这些问题的背景，就有了怎样认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台湾抗日运动中的意义这样一个问题［（２１）］。它确实对台湾抗日运动的形成发生过决定性的影响，但３０年代后半期以降，在台湾岛内却不再见其表现。如果站在二者择一的立场上，那么势必认为二者是交替出现的，这个时期是常态的，另一个时期就成了变态的。若非如此考虑又能怎样？林瑞明所站的立场就象是这样的立场。
　　林瑞明所说的“弱小民族意识”，恐怕不是把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作为变态而排除在外，也不单是其延伸，而是暂且对某种具有悲怆性质似的精神的命名。林瑞明在赖和的沉默中读出它来，由此赋予赖和形象某种冲突的矛盾形成。而这也正如显示了从自身矛盾出发的林瑞明的立场一样，为我所能够读出。是否如此呢？
　　林瑞明的这篇论文载《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报》第１２号，１９８５年１２月。
　　注释：
　　（１）　台湾新生报社编《台湾年鉴》，１９４７年６月。
　　（２）　王锦江（王诗琅）《台湾新文学运动史料》，新生报副刊《文艺》，１９４７年７月２日，收《文学界》第１０集，１９８４年５月。
　　（３）　比这些更早的有杨云萍《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回顾》（《台湾文化》第１期，１９４６年９月），因未见而在本文中没有触及。
　　（４）　这方面资料的发掘，《文学界》第１０集（１９８４年５月）的特集《台湾新生报〈桥〉副刊小说选刊》（《桥》自１９４７年８月至１９４９年３月发刊）所代表的努力功莫大焉。
　　（５）　见《文星》第９７期，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后收入叶石涛《台湾乡土作家论集》，远景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３月。
　　（６）　见《大学杂志》第５３期，１９７２年５月。陈少廷论文发表的前一年，有黄得时《台湾光复前后的文艺活动及民族性》（《新文艺》第１９０期，１９７１年１月）、吴瀛涛《概述光复前的台湾文学》（《幼狮文艺》第２１６、２２１期，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９７２年５月），均因未见而未触及。黄得时、吴瀛涛是与第一、二阶段的研究者同代人。同一年，同代人执笔、叶荣钟等编的《台湾民族运动史》（自立晚报丛书编辑委员会，１９７１年９月）也问世，时机也许可以说成熟了。
　　（７）　见《大学杂志》第７９期，１９７４年１１月。
　　（８）　《大学杂志》第１１９期，１９７８年１１月。本期整个安排为这个特集。
　　（９）　丘为君、陈连顺编《中国现代文学的回顾》，龙田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１２月。
　　（１０）　陈少廷《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７７年５月。
　　（１１）　颜元叔《台湾小说里的日本经验》，《中外文学》第２卷第２期，１９７３年７月。张良泽《从钟理和的遗书说起》，《中外文学》第２卷第６期，１９７３年１１月。林载爵《台湾文学的两种精神》，《中外文学》第２卷第７期，１９７３年１２月。均未见。
　　（１２）　李南衡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５卷，明潭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３月。
　　（１３）　《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共１２卷，远景出版社）１—８卷由钟肇政、叶石涛编，集入小说，１９７９年７月出版，９—１２卷由羊子乔、陈千武编，集入诗歌，１９８２年５月出版。
　　（１４）　《新文学杂志丛刊》，共１７册，影印中国期刊５０种之第２９种，东方文化书局，１９８１年３月。
　　（１５）　《台湾青年》，影印中国期刊５０种之第１２种，东方文化书局；《台湾》，同上，第１３种；《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同上，第１４种，出版年不详。
　　（１６）　叶石涛《台湾乡土作家论集》，远景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３月。
　　（１７）　黄武忠《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作家小传》，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１９８０年８月；《文艺的滋味》，自立晚报社，１９８３年１０月。
　　（１８）　彭瑞金《泥土的香味》，东大图书有限公司１９８０年４月。
　　（１９）　高天生《台湾小说与小说家》，前卫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５月。
　　（２０）　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文学界杂志社，１９８７年２月，收入叶石涛本文与林瑞明《台湾文学年表》。
　　（２１）　郑炯明《为〈台湾文学史纲〉的出版说几句话》，《文学界》第２０集，１９８６年１１月。
　　（２２）　不过，通观日据时代与战后的尝试，此前也并非没有。譬如《中国现代文学的回顾》即是。另外，也不能忘记，给我们以台湾现代文学之乐趣的《台湾作家选集》（香港、台湾作家选集编委会刊，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其开篇就是赖和的作品。
　　（２３）　关于这期间的经纬，详见王晓波《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先生平反的经过》，《文季》第１卷第５期，１９８４年１月，后收入王晓波《被颠倒的台湾历史》，帕米尔书店，１９８６年１１月。
　　（２４）　若林正丈《台湾抗日民族主义的问题状况再考》（收入《海峡——对台湾政治的视座》，研文出版，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就１９２７年前后的“台湾解放印象”的分岐，分析了台湾抗日民族主义的动态，林瑞明在这里所做的工作，是把那种分歧作为一个作家的主体问题来把握，以究其深意。
　　（译自台湾近现代史研究会编《台湾近现代史研究》第６号，绿荫书店，１９８８年１０月）
　　　　　　　　　　　　　　　　　　　　（责任编辑　边哲）
　　
　　
　　
台湾研究集刊厦门073-080,086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松永正义/秦弓19951995 作者：台湾研究集刊厦门073-080,086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松永正义/秦弓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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