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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元化景观。文学丛书热依然势头不减，长篇小说无震世之作但数量惊人，作家写专栏和感受式豆腐块文章仍旧盛行。相对而言，最能体现纯文学性质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在1994年倒是显出了不同寻常的鲜明特点。这个特点紧扣了一个“新”字，并且是有明确追求、公开标榜和相应规范的“新”。
　　引起文坛普遍注目的这种“新”是与国内几家刊物的“兴风作浪”紧密关联的。具体说来它们分别是：《上海文学》该年第二期打出了“文化关怀小说”旗号，这一新颖别致的称谓是由武汉青年作家刘继明的系列小说《前往黄村》、《海底村庄》和《明天大雪》等新潮作品所引起的；锐意求新的《上海文学》又与《佛山文艺》联袂携手，于该年9月共同推出了“新市民小说联展”，并令人刮目地刊登了“征文暨评奖”的招徕性启事；读者可能早已留意到“新体验小说”，这个由《北京文学》联合一批着名小说家意在“深入喧器与骚动的社会生活”而推出的小说“新”潮，在该年伊始就行动开来且无疑形成1994年文坛的一个热点；最后要提到的是《钟山》和《文艺争鸣》共同推出的“新状态”文学，尽管人们至今还对“新状态”的理论界定颇多微词，但发起者陆续推出的“新状态小说”及其一再的理论申辩已是非常的引人注目了。
　　继“新写实小说”之后，文坛还没有哪一年像1994年这样锐意标新。如果说诸如上述的小说新景观还无法涵盖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整体风貌，那么却可以说它们肯定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事实上，我们在谈论1994年的中、短篇小说时，脑海里最强烈的印象便是这些“新”潮的涌动了。
　　对于标新立异的文学举措，人们常常感情复杂反应多样。标新立异，虽令人感到生机勃发，但同时也容易招来指责──如说其“浮躁”、“哗众取宠”、“不甘寂寞”等等。那么，该怎么看待1994年的“新”潮涌动呢？我以为应该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来综合审视，结合具体情形及其特点来分析，这样才能较为客观地进行评价。由此，我以为这样一些方面是值得肯定的：
　　一、积极面对社会的转型变化
　　我们注意到，1994年的所有“新”旗号，都强调了文学应该直面社会转型期的变化而积极地切入进去。如《上海文学》和《佛山文艺》对“新市民小说”的解释就是“一个新的有别于计划体制时代的市民阶层”正在崛起，而且“开始扮演城市的主要角色”，因此“处于城市社会生活的现实背景之下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期刊”，应该对“不容回避的人文命题”给予“演绎和阐释”。而“新状态文学”宣告的“深入喧器与骚动的社会生活”，也都显示了“新”旗号的切入社会变迁的强烈意识。
　　二、新的人文精神的寻求
　　读者不难发现，该年的“新”潮涌动，均有较明确的先行观念，这就是企盼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的世俗生活中构新的人文精神原则。这说明“新”旗号的打出不是一种肤浅的追波逐流，而是有较高精神寻觅的文学行动。主要由中、短篇小说构筑和显示的这种人文精神的寻求，无论它们的实践产品是否成功地体现了这种寻求，这种寻求本身则是毋庸怀疑的存在。尤其是“文化关怀小说”和“新市民小说”，如刘继明和张欣的作品，更是直接以寻求新的人文价值为价值的。
　　三、实力派作家的加盟
　　1994年中、短篇小说的“新”潮的兴起，得力于一批实力派作家的响应。如《北京文学》推出“新体验小说”，便是该刊与刘震云、赵大年、陈建功、许谋清、刘庆邦、刘恒、郑万隆、母国政、王梓生、刘连枢等10位作家共同发起的，而加入写作的小说家则不仅于此。对于“新体验小说”，北京方面看好，上海的作家、批评家则有些不以为然──《文学报》所发《迎合的悲哀　世俗的胜利》及《是文学实验还是商业行为？》等文章表明了这种态度。但批评意见是由于某几位作家的作品不佳而引起的，问题并非在旗号本身而在于作家要拿出力作。像许谋清的《富起来要多少时间》和刘庆邦的《家道》还是不错的。而《上海文学》推出的“新市民小说”如张欣的《爱又如何》和李治邦的《天堂鸟》亦是耐读的。青年作家刘继明的“文化关怀小说”，其独特的写法与意境的营构，我以为是成功的。“新状态文学”较为特殊，其理论解释虽不太令人满意，但它“画地为牢”式地规范的那些青年作家，则个个都是较有潜力较具个性的。如韩东、张mín①、何顿、陈染等。
　　1994年中、短篇小说创作，从作家的投入和作品的数量来看，可以说是一如既往的较为兴盛。比如说《天津文学》该年辟出的外地作家新作栏目，涉及到陕西、山东、北京、上海、江苏、河南等不少省份和地区，撰稿者均为当地目前较活跃的小说家，这多少能说明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不衰。《中篇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这年转载的作品所显示的风格多样化，亦是一种证明。从我有限的阅读中，感觉到从创作势头来说，情形还是稳定的。众多名家仍在笔耕不辍，不少新秀则勤奋可嘉，文学并未怎样退潮。
　　然而1994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也还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最明显的遗憾是出类拔萃的作品较少。像周大新《向上的台阶》这样历史意识深透、生活涵量丰富的佳作，委实不多；如北村《最后的艺术家》这等写法新颖意蕴深刻的较成功的探索性小说，似也不多。由此来看“新”潮，虽然有些作家拿出了较有份量的作品，整体上则还是使人感到不那么富有光彩。
　　1994年中、短篇小说创作所以显出整体的相对平常，“新”潮所以缺乏波澜壮阔的气势，我想这和社会转型期所引起的文学转型还未调整好有关。“新”旗号固然主张创作既能切入社会的嬗变和面对世俗的陌生问题，又能超越流俗而构建新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意识，但由于这种文学“紧跟”社会潮流，很难在短期内酝酿出清晰的思想与深刻的感悟，“切入社会”与“思考人生”之间就产生了距离。比如加盟“新体验小说”创作的母国政，他有篇《回避“深刻”》的“新体验小说笔谈”（《北京文学》1994年第4期），将“深刻”打上引号自然是有讥讽意味，有人以为这种回避“深刻”实际是迎合世俗的借口亦未免武断，但“新体验小说”有的作品仅仅限于“跟踪”生活流再加上一些很表浅的“新体验”，就真的与深刻无缘。“新市民小说”和“新状态小说”，同样存在这种问题。切入社会跟踪生活，直面嬗变抓住焦点，这都是必要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这种切入、跟踪和直面。处理得好，便会有深刻与博大，反之便难免肤浅狭隘了。而处理如何，固与作家的才气思想有关，同时也与创作态度的严谨程度相联。匆忙上阵草率应对和仔细审视反复思索，结果是大不一样的。
　　总的说来，1994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新”潮涌动中固有值得张扬的特点，却也有值得认真分析的缺憾；整体上一如既往依见兴旺但震撼人心的作品则逊于1993年。我想，思想的深邃、气魄的宏大、历史的感悟和哲理的寻觅，恐怕还是小说创作所需要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日下加文
　　
　　
　　
湖北日报长沙⑧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李运抟19951995 作者：湖北日报长沙⑧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李运抟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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