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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台湾当代着名作家余光中的文学成就之超卓令人惊叹。本文着重从三个方面探讨其文学创作成功之启示，认为余光中对于永恒的精神生命之不懈追求，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创作原动力；求新、求变的创作心态，促使其创作风格不断变化；从古典诗、现代诗吸取艺术技巧，对现代散文艺术创造有重要意义。
　　　　　　一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１９２８年生，台湾当代着名作家。他上承中国文学传统，横涉西洋文学艺术，在绵长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笔耕不缀，已出诗歌、散文、评论、翻译集子四十余本，成为当代文学的重镇，其文学影响，已跨越海峡两岸，诗风文采，为不少读者所赞赏。当我们翻阅那琳琅满目的佳作，沉浸于他那融汇中外，通变古今，颇具雄长之气；瑰丽多姿，变化多端，令人叹为观止的诗文之中时，不能不惊叹他的文学成就之超卓。可我们不禁要问，余光中何以能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文学成就呢？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动力在推动着他，使他在短暂的人生行程中，走出了一条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的人生道路呢？
　　原来，余光中对于个人的生命情境，有着超乎常人的关切。他认识到：短暂的人生，仅仅“是阅历春秋的惠蛄”，他时时惊闻“背后时间的飞车迫近的驶声。”他特别敏感于夜的来临，从傍晚渐暗的窗口，感受到自己在与光阴竟走。他在“守夜人”这首诗里写道：
　　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盏灯
　　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
　　作梦，我没有空
　　更没有酣睡的权利。
　　他把自己喻为“守夜人”，实际上是他自己在灯下不停地勤奋写作的生动写照。特别是经历过失子之痛与丧母之哀以后，他更是无时不在寻求生命的意义，追求自我生命的超越与永恒。
　　余光中曾经说过：“我觉得，一位作家的才气，在于对生命的敏感和对文字的敏感。”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身创作经验的结晶，他对于中国文字的敏锐感觉，促使他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不断锤打锻炼，出新见奇，已经形成了独标一帜的风格，而他对生命的敏感，也时时在鞭促着他，催发着他内在才情的发挥。因为“时间是风，能吹人年轻，能吹人年老”（《自塑》），当白发在耳边飘落，在诗人看来，那是“飘落白色的咒语，好奇异的侵略，死亡空降的伞兵，预示一场大风雪的开始……”余光中不时意识到生命的短暂促迫，非常敏感于自我的生存定位，可以想见他内心的生存焦虑有多深，生存意志有多坚，创作欲望有多强。难怪余光中在文学创作中，上天入地，驱遣文字，河川山谷，信手拈来，万般题材，多种主题，悉心营构，精雕细镂，乃臻得心应手之化境。所以他不断向自己宣战，不断对自己的诗风、文风实行新的变创。可见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是与他的人生价值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从深层探触到余光中从事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因。他力求追摹韩、柳、欧、苏等我国古代散文大家的风范，以求精神生命超越时空的延续，这是一种入世的积极的人生价值观。他认为，“当我死时，只要确信自己能活在中文，最美丽最母亲的中文里，仅此一念，即可念笑暝目。”可见其人生追求之终极目的。他非常推崇莎士比亚的诗句：
　　“大理石，或是帝王镀金的墓碑，
　　都不能比我的诗句更长寿。”
　　于是他追古鉴今，穷毕生之精力，不断追求文学的永恒生命力，追求有限生命的无限延伸，以达到精神不死。
　　通常，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并没有充分的了悟和自觉，对自己的人生也缺乏必要的把握和预算，而一旦突然接触到生命和死亡的问题，会讶然生起一片惊震和沉思，对生命产生一种“存在的自觉”，进一步追问生命的价值底蕴，对自己的生命油然生起一份伤逝之情和珍重保爱之念，从而激起更为积极的人生态度，产生更加奋发进取的处事精神。我们从余光中积极进取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不也可以深切感受到一种执着人生的生命情怀吧？
　　　　　　二
　　如果说，余光中对于生命的执着与生存定位的自觉，是他发自内心深处的创作原动力，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他那不断地求新、求变的创作心态，以及创作风格的不断变化。我们纵观余光中的诗歌、散文创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生历程的变化，其诗风文风也在不断变创。
　　就拿诗歌创作来说，其诗篇融汇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题材广阔，情思深邃，风格屡变。大学时代，他深受英国浪漫派诗人雪莱、柯勒律治、济慈、拜伦等的影响，诗风浪漫而诗境未深。代表作有《饮一八四三年葡萄酒》、《女高音》等。１９５８年赴美就读于爱荷华大学，浙入现代诗的领域，风格呈现多样化，阳刚之风益显，节奏变化亦渐繁富，《西螺大桥》、《悲哉我之冰河期》是其第二期的代表作。嗣后又倾向于民族风格的追求与表现，怀念民族的祖先，关怀国家命运前途，融入古典诗词的辞采及句法，《莲的联想》标志着他诗歌创作历程的重要转折。而写于１９６４年的《敲打乐》则是诗人对现实人生的进一步楔入。此后以《白玉苦瓜》、《与永恒拔河》、《紫荆赋》为代表的几部诗集，咏史怀古题材的份量加大了，比喻的新奇，想象的奇诡，联想的奇特，意象的营造颇见功力。曾有一段时期，他还转入口语化的节奏，从事平易如民歌的试验，其铿锵流动处，进一步证明了诗人不断的追求精神。
　　同样，在散文创作方面，他也是在有意无意地追求一种“交配”的杂交文体，有理论主张，有创作实践，从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追求“以诗为文”、“为文近诗”，写出那种“把螺丝钉全部上紧了的富于动力的东西”，创作了《逍遥游》、《蒲公英的岁月》、《登楼赋》等意象丰奇、节奏铿锵的作品。转入８０年代，他又追求散文的纯体例，把散文放在与诗并列、同等重要的地位来看。他在出版于１９８６年的散文集《记忆象铁轨一样长》的序言中，阐明自己新的散文观，对于过去“以诗为文”的创作主张进行反省与纠偏，认为“散文着重清明的知性，诗着重活泼的感性，以诗为文，固然可以拓展散文的感性，加强散文想象的活力，但是超过了分寸，量变成为质变，就不象散文了。”随着散文观的转变，他也创作了《我的四个假想敌》、《何以解忧？》等本位散文。
　　从余光中对于散文审美规范的不断变创中，我们感受到他绝少陈陈相因于前人之成见，也不理睬什么“抒情文”或“议论文”的硬性标准，总是在寻求一种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个性与才情的文体。
　　应当指出的是，余光中这种求新、求变的自我超越，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我国古代文人的启示与影响的。他认为，“韩公以文为诗，苏髯以诗为词，”而且都取得了彪炳千秋的文学成就，“东坡先生写起抒情散文来，也常常爱发议论”，“欧阳修的《秋声赋》还不是一样”。既然古人可以如此，为什么他不可为呢？因而在余光中的散文集子里，也混杂了一些“批评不象批评，创作不象创作”的作品，颜元叔先生认为有些篇章如《伐桂的前夕》一文，两皆不类甚以为病，可他也不予介意。
　　余光中深深懂得：“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在继承前人文学艺术经验的同时，一定要不断求变创新，出奇生发，创造出浑涵光芒、雄视百代的作品。
　　余光中曾在《谁是大诗人》一文中论证成为大诗人的条件，推崇博大、深度与超越性。他认为，“一个大诗人，从摹仿到成熟，从成熟到蜕变到风格的几经推陈出新，象杜甫，象莎士比亚和叶慈那样，必须不断超越，超越古人，超越时人，超越自己。”可以说，余光中本身就是在不断地自觉地调整其心灵状态，不停地吸收、感受、思考、重建他的新美学大厦的一个作家。
　　余光中非常佩服美国诗人叶慈“老得好漂亮”，赞赏叶慈在四十三岁以后一直到七十三岁逝世为止，他的诗的深度和浓度，“永远在寻求，永远在变”。我们可以想见，如今已在诗坛、文坛取得重大成就的余光中，也一定会生命不息，写作不止，“冷眼观世，热心写诗”，继续追求着将在永恒里结晶的文学事业。
　　　　　　三
　　余光中的最爱，是诗歌，他首先是作为一个诗人而闻名的。他曾戏称自己是“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作为诗人散文家，我们能从他身上获取怎样的艺术启示呢？
　　余光中以诗人对文字的特殊敏感，兼收古今中外的诗歌创作特点，注重诗的意象节奏、语言的弹性、质料等。他认为中国的文字弹性极大，可以在语法上和意义上获致最大的弹性与可能性。他把中外文学名人对于语言文字改革的得与失进行对比，从中感觉到，“文艺复兴的但丁，浪漫运动的华兹华斯，现代小说的海明威，现代诗的艾略特”，都是“把老文学浸到语言里，使它再度年轻发育，而且成熟。”他在追随历史上文学巨人的足迹中，确立了从文学语言入手改革散文的方向，从语言艺术的运用上翻空出奇，融汇中外，通变古今，使人读之获得新鲜的审美感受。
　　针对中国文字的特点，余光中可以把它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迭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从而使他丰沛的才情在散文中有着创造性的淋漓尽致的发挥。我们试读他下面这几段文字，可以领略一下他作为诗人散文家的才情：
　　“那淡淡的雾氛，要迭迭不拢，要牵牵不破，在无风的空中悬着一张光之网。”
　　“在纯然的蓝里浸了好久。天蓝蓝，海蓝蓝，发蓝蓝，眼蓝蓝，记忆亦蓝蓝乡愁亦蓝蓝复蓝蓝。”
　　　　　　　　　　　　　　　　　　　　　　　　　　　　——《南太基》
　　“比起来，台北是婴孩，华盛顿，是一支轻松的牧歌。纽约就不同，纽约是一只诡诘的蜘蛛，一匹贪婪无餍的食蚁兽，一盘纠纠缠缠敏感的千肢章鱼。”
　　　　　　　　　　　　　　　　　　　　　　　　　　　　——《登楼赋》
　　值得注意的是，余光中非常推崇中国古代的诗人散文家，他觉得韩、柳、欧、苏；他们本身都是很好的诗人。同时他还认为当代最好的散文，半出诗人之手，许多诗人，都写得一手好散文，而且从中国文学传统来看，散文接受诗的影响。所以多读好诗，对于培养抒情散文的技巧和胸襟，有绝大的帮助。
　　余光中极力推崇中国的古典诗，还常把吟诵古诗作为自己的休闲方式。他认为“中国的古典诗达到了至高无上的纯朴和简洁，同时又不失朦胧迷离之美。”因此他很注重研究与吸收中国古典诗人的艺术技巧，寻求艺术借鉴。例如他对于唐朝鬼才诗人李贺的诗，作了专门研究，特别欣赏李贺“敏锐的想象力”，在意象的构成上面，“很注意贯通不同的感官的桥梁，融和两种物态”。
　　他对中国古典诗人的研究，以吸取艺术方法为主要目的，他欣赏和取法杜甫诗的句法，认为“草堂集中多的是这种虚实互转主客交替的奇幻句法”，赞赏杜诗“蟠蜿旋转，蓄势待发”句法的高妙。由此我们也可看出余光中诗歌散文中句法节奏的多变，乃为善于取法，其艺术渊源有自。
　　从现代诗与现代散文的艺术关系来看，余光中认为现代散文至少应是现代诗的“一个师弟”，“要把散文变成一种艺术，散文家还得向现代诗人们学习”。从叶珊、夏菁、管管等台湾现代诗人写的现代散文看，的确是浸染了现代诗的色泽，散文中颇有现代诗和抽象画的意味。余光中强调散文作者向现代诗吸取艺术技巧，这无疑是他的经验之谈，也给我们提供一个艺术创作的启迪：一个散文作者应该合理地吸收现代诗艺术积极的一面，学习现代诗意象的经营、知性的抒情、语言的张力和暗示力，不断培养自己丰富的联想力与想象力，不断扩展一己特殊性的灵视，去向时空与生命做深入的探索，突破传统的审美束缚，把新鲜的表现手法与可感的题材内容结合在一起，提升自己的独特的审美风貌，从而避免流落入贫庸之境。
　　可见余光中的散文创作论，常与诗挂钩，立足于与诗歌的艺术交汇点上。追求散文艺术的求新变创，也是把诗与散文“杂交”，甚至品评散文作品，也离不开诗的标准，例如他评张晓风的散文，也注意到晓风乐于运用现代诗“跳接的意象”，“武断且迅疾的句法”等现代诗语言的特色，称许晓风散文多度空间的艺术创新，“笔法精简感情逼人眉睫”，出现神乎其想的“豪喻”。
　　甚至，余光中还以诗人所写散文的艺术成就之高下，反过来品评这一诗人的诗作。他考察我国现代诗人李金发的散文，认为“实在不好，令我对他的诗更加存疑。”这种诗文互见的评判视角，的确是独特而又颇有见地的。
　　以上我们考察了余光中作为诗人散文家的一些特点，可见对语言文字的敏感与创造性使用，吸取中国古典诗与现代诗艺术，对现代散文的艺术创造，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研究余光中的文学创作，可以从他对于永恒的精神生命之不懈追求，求新、求变的自我超越，以及他作为诗人散文家的艺术独创中，获得有益的启迪。
　　　　　　　　　　　　　　　　　　　　　　　　（责任编辑　王建士）＊
　　
　　
　　
华侨大学学报：社科版泉州87-9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倪金华19961996 作者：华侨大学学报：社科版泉州87-9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倪金华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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