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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关系问题上，我们过去十分强调历史精神，要求文艺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趋势，这是必要的、合理的，但在突现文艺的历史精神的同时，由于不同程度地受到庸俗社会学和狭隘阶级论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淡忘了文艺的人文精神。现在，我们的舆论特别弘扬人文精神，这几乎成为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人文科学的强音和主调。这种意向当然也是积极的、有意义的，但我们注意到，有些作家作品有意识无意识地将追求文艺的人文精神和揭示文艺的历史精神隔裂、对立起来，甚至明显地流露出用人文精神诅咒、躲避、消解、反叛历史精神的强劲的势头。我认为，这两种倾向都是值得研究的。文艺史实表明，世界上没有无人文精神的文艺，也不存在无历史精神的文艺，将文艺非人化、非历史化都是不妥当的。
　　在文艺中的人文精神的普同性和差别性的关系问题上，也存在着理解和阐释上的偏执。人文精神尽管有普同性，但不是抽象的。应当辩证地把握人文精神的差别性和普同性的对立与和谐。从差别性中提炼出普同性，从普同性中发现差别性，从人文精神的普同性和差别性的既相激又互补、既相逆又互渗的双向复杂关系中体认和理解人文精神自身。不能不看到，人文精神的差别性，包括时代的、民族的、人群的和个体的诸多方面的殊异，即便是处于大体相同历史条件下的人，由于社会地位、占有物质财富、金钱和权力的不同和人生观、价值观和思想政治倾向的不同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甚至有天壤云泥之别。
　　在文艺中的人文精神的雅俗关系问题上不作认真的鉴别和区分，笼统地情绪化地扬雅抑俗或褒俗贬雅。事实上，雅既有能为广大读者层所能接受的俗雅，也有那种倡导纯审美的傲睨一切的贵族化的高雅；俗既有粗俗、鄙俗、媚俗，也有那种正常的健全的雅俗。雅和俗既存在着对峙和冲撞的一面，也存在着交融和互渗的一面。雅与俗在合理的位置和界限内，都有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因为，整个文艺格局及其人文精神必然具有不同的层次性和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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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精神的核心内涵指人为了适应和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和追求发展前景而生发和表现出来的文明程度的总和，属基于认知关系的价值关系的范畴。人的最基本的需要是生命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的最高目标和终极关怀是经过深刻漫长的历史过程所不断趋向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
　　文艺中的人文精神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和向度是曲折的。从总体和全局上看，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狂飙运动到二次大战后，尽管在诸多层面上开掘和丰富了人文精神的内涵，但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主观化、内向化、脆弱化，或者可以表述为坠落、滑坡、萎顿、困惑、迷茫、焦灼、痛苦、孤独，产生病态和畸变，造成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低级化和低能化。这大体上符合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文艺史实。人文精神颓败的历史根源是人同人的生存状态与人赖于活命和发展的现实生活和社会环境不相协调的产物，是由此产生的心理上的失衡和病变在文艺中的投影和射光。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文艺创作中的主要内容表现为咒骂和反叛现实、逃遁和拆解历史等等。这些文艺创作中所流露出来人文意蕴或意向似乎是作家艺术家们为摆脱不相协调的生活困境辟出的“种种逃路”，决不会对人们的现实的生存状态发生实质性或根本性的完善和变革。因此，这种人文主体性的功能是非常有限的，恰好表现出处于社会底层的中、小知识分子代表或客观上代表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群所发出的带有这样那样反叛情绪的不和谐音，反映出中、小知识分子的脆弱、懦怯、绵善和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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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情况下，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是共态的、同步的。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宏观上是平衡的，微观上是不平衡的。在更多的情况下，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运行并不总是呈现着和谐的状态，甚至往往会发生ｄǐ＠①牾和冲突。 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时是以人文精神的变异和滑坡，伦理道德的沉沦和坠落为代价的。这只是历史前进过程中所必然发生的一种暂短的过渡性现象。因之咒骂和阻挡时代发展的脚步的舆论和行为是一种昏昧愚钝的表现。
　　脱离历史谈人，或脱离人谈历史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滑向理论的误区。因为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的人。人文精神是历史的人文精神，历史精神是人的历史精神。人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过程和成果，人是历史使命的承担者，历史是实践主体的人格化，是人文精神的载体和受体。人的目的性和历史的规律性的一致是实现两者统一和交融的契机和内在依据。一般地说，社会发展的上升期，两者表现出高扬突进的态势；当社会发展不健全或处于萎顿、迷乱的没落期，容易产生两者的分裂和对抗。
　　20世纪以来，我们尽管应当考虑到不同地域和民族的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性，但从总体和全局上看，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分裂和对抗日趋突出和强烈。人们往往把历史精神理解为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种看法尽管说出了问题的主导方面，但显得简单和偏狭。历史精神和历史状态一样是全方位的。我认为，历史结构表现为三种形态：（一）物质形态，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提供的和科技手段所创造出来的资本和物质财富以及相应的物化世界；（二）制度形态，指制导和摄辖、管理整个社会的国家机器及一切所隶属的机构、体制和机能；（三）人文形态，人和人群的生存境况与发展前景。我们应当力图从历史结构和历史形态的相互关系中去寻觅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分裂和对抗的基因，探索人文精神被压抑被扭曲所造成的人的生存状态的困顿和危机。
　　人文精神对历史精神的反叛和抗争（积极的或消极的）都是人与历史结构和实现生活不相协调的产物。但不能理解为脱离历史的人对历史的这样那样地谴责和声讨，而应视为历史精神内部的人文形态、物质形态、制度形态的疏离和冲突。从人文形态和物质形态的关系而论，这主要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既历史地解放了人，增强和扩展了人的手段和技能，同时又在一定条件下使人成为单纯的生产工具、机器的附庸，受高超的科技成果的威慑和恫吓，成为人为物役的处于异化状态的“单面人”，被“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所形成的超验力量的摧残和作践；从人文形态和制度形态的关系而论，益人的附合大多数意愿和利益的国家机器、制度、机制、体制和技能可以维护和发展人的良性生态，如果出现了两者相悖谬相冲突的境况，国家的政权机构和体制则可能变成压抑威慑、嘲弄人文精神的粗暴的强制的铁腕，侵犯和剥夺人们的正常的合理的民主生活，“权力拜物教”的强力意志压迫着人们的身心。通观整个西方20世纪以来的文艺的发展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三大拜物教”（即“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权力拜物教”）和“三大机器”（即“国家机器”、“战争机器”、“工业机器”）的侵蚀和诱发才发生人文精神的坠落和畸变的。正是由于历史结构和历史形态中的不合理的因素才造成了人文精神的滑坡和颓废。
　　然而，如果我们只将人文精神的危机笼统地仅仅归结为历史结构和历史精神中的物质形态和制度形态本身则是表面的、肤浅的，甚至是幼稚的。从社会结构的物质形态看对人文形态的关系，我们必须清醒地体察到，物的关系既掩盖着同时又表现着人的关系，或者说，物的关系只不过是从物的角度、以物的形式反映出来的人的关系。世界的被物化或被物化了的世界仿佛是一部打开历史、人文之谜的感性心理学，是一本可以破译和解读的人与人之间的本质联系的书。有些善良的空想的人道主义者的批判锋芒只指向社会结构的物质形态本身，甚至酿成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峙和冲突。须知，物质财富、科学技术本身是无罪的，关键在于财富的占有和分配方式，关键在于科技成果转让的是否合理，使用的是否有益、正确和适度。人类发现了核能，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威慑和毁灭人类。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财产、科技成果和权力的再分配和不同人群之间的社会地位的再调整。历史问题必须也可能还原为历史的人的问题，必然正义地提出合理地解决人对物的占有和分配方式。一般地笼统地谈论和诉讼物对人的压抑是没有力度的。这种人文舆论不能说明如下基本事实：为什么生活在同一社会物质生活中的人，有的豪富，挥金如土，生态洒脱，近乎于奢靡；有的穷酸，一贫如洗，生态困顿，以至不能满足活命的生理急需。因此，物对人的排挤和压迫只能理解为拥有巨额物质财富并转换为强大物质力量的人对处于社会底层的穷酸贫困的弱者的捉弄，是从物质关系表现出来的占主宰和起支配作用的人对物质力量匮乏的小人物的摆布。从理论上看，人应当是社会和历史的主人，富于想象或幻想的文艺作品可以把人绘成梦中的皇帝，但这丝毫不意味着睡醒以后对他们作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境况和命运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从历史结构的制度形态看对人文形态的关系，诸如国家机构、体制、机制等作为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载体和受体都带有程度不同的甚至是十分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强制性。这种制度形态的物质力量体现着推行着一定的人群、阶级、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愿望。制度并非是空壳和虚幻的形式。它的背后站立着人，展示着人与人之间的意欲指向，往往转换为代表当权者利益的政府官员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功利关系。有的国体和政体本质上是反人民的，有的国体和政体本来是代表和体现大多数群众的意志和利益的，但一定条件下也会发生病变，或因运行过程中的失策或失衡，或因发育的不成熟，存在着不健全、不完善的方面。所有这些制度形态的弊端不可能同进步的美好的人文精神相协调。官场中的腐败现象，钱权交易的丑恶行为是诱发人文精神趋于坠落和畸变的毒菌和腐蚀剂。我逐渐意识到，通过表现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变态和病态，呼吁财产和权力的再调整以及人的社会地位的再调整是20世纪的文艺潜话语和隐语境的核心，诸如现代西方的生存状态理论、异化理论、文化批判理论、审美乌托邦理论正是在这种历史和人文背景下产生的，并不可遏制地弥漫开来。维护这个历史阶段的物质形态和制度形态的传统的理性主义的旗帜开始褪色，逐渐失去了它的时代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作为一种人文信仰的精神支柱已经败落和坍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和人文背景下出现了非理性主义对僵化、刻板、背时的旧理性主义的反叛和挑战。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非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强劲的主导思潮成为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征，对以新人本主义为核心内容和内在灵魂的非理性主义应作出全面的评估和剖析。从思想发展的角度看，它是对古典的传统理性的反弹和消解；从完善人格结构和意识结构的角度看，它是一种重要的发现和填补；从对社会进步作用的角度看，它撕去了神圣的假面，冒犯了权威，具有不可忽视的揭露和批判功能，同时张扬了丑、荒诞和迷乱；从对人文精神建构的角度看，它给被压抑处于孤独、焦灼、痛苦的小人物营造一个特殊的精神家园，使他们受伤的紧张的惊恐不安的心灵得到慰藉、安顿和憩息；同时又明显地表现出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导致人文精神的滑坡和颓唐、道德的失范，人的素质和性格力量的低级化和低能化。由于非理性主义反对一切理性，这种“弃水泼婴”的偏狭的态度，使非理性主义在摈弃僵硬的压抑人的理性的同时，竟连同正确的有益的蓬勃着活力的有价值的理性思维传统、科学的认知、历史的规律和人生的真谛都一起抛掉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功过参半是非互补的双重性，汲取非理性主义的合理内核，改制和重塑新时代的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相交融的新理性，才是我们所应当采取和选择的创造性思维的新思路。
　　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分裂和融合是彼此转换相互推进的。分裂是对融合的相对的瓦解，融合是对分裂的相对的克服。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融合既是理想的，也是现实的，只有经过一个深刻漫长的历史过程才能趋于更高水平上的实现。只有当人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人，或只有当历史成为真正的人的历史，具体地说，只有消解和根除了历史存在过程中的人文精神同历史的物质形态和制度形态的矛盾、冲突和对抗，才能建构起健全的社会，健全的人生，方能产生健全的文艺。反而言之，荒诞的病态的反叛的文艺只不过是畸变的社会和痛苦烦恼的人生在作家艺术家的不平衡的心镜上的投影和折光。然而，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又是不可能终止的，尽管它们的形式和内容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着相应的变异。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必须同样得到尊重，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必须同样得到关注。但精神文明应当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物质文明反转来又促进精神文明的高扬。当两者发生矛盾、冲突和对抗时，前者应当服从后者，因为尽管有时付出高昂的代价或承受着像分娩般暂短的阵痛，但终归由于完成和实现了历史的转型和社会的变动，把人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和一个新的生活空间。从文艺和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关系往往转换为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对创作或作品的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的关系。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的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对文艺的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对立的一面。当两者发生冲突和矛盾时，应当以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变革和符合人民的全局的根本的长远利益作为衡量和评估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的权威性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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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和西方、中国和世界文艺格局中的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既存在着相沟通的普同性，也存在着相阻隔的差异性。
　　我国正处于历史大变动时期。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有效实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动和运作给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带来了希望。新的历史精神呼唤着中华民族将以醒狮和巨龙的雄姿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是初步的、是不健全、不成熟的。社会的物质基础不够丰厚和强大，资金缺乏，生产力水平低下，科技成果以其转换为生产力的能力不尽人意，教育滞后，人的素质不高，使得我们面对相当贫穷、落后的境况，鼓起沉重的翅膀，进行艰难的起飞。一切负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艺术家应当凭靠自己真诚的艺术良知，响应中国当代历史精神的感召，用自己的理论和创作，通过呼唤健全的高尚的人文精神优化人的性格结构，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令人忧虑的是，新时期以来尽管文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但一些疏离和悖谬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时有出现，以致愈演愈烈。有些作品将生活平面化、庸常化、鄙俗化，有些文论倡导反中心、反神圣、反权威，主张非典型化、非英雄化、非理想化、非崇高化，甚至非文化化，诸如“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等舆论尽管有一定的批判功能和借鉴意义，但总体上同中国当代的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存在着明显的历史错位和现实反差。当然，我们也不必苛刻地责怪这些事实本身，而应挖掘和正视产生这些事实的现实的土壤和根源。我们不能不重视外域思潮对文论家和创作家的影响。但外因只是条件，寻找和考察借以滋生和蔓延的内因才能获得清醒的体认。由于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和诱惑，金钱的杠杆一经同权力结合起来，可以产生拜物教般的超验的魔力，公平竞争的商品交换的原则遭到破坏，借改革以营私，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巧取豪夺，用文雅的合法的形式从事着违法的龌龊的丑恶勾当，成为败坏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诱发离心力和涣散力的酵母剂。假手于文艺创作，撕下假面，暴露出令人憎恶的尊容，挥动起思想的解剖刀，剔除社会机体上的毒瘤，引起世人的警策和疗救的苦心，这完全是合理的义举。长期和平发展时期，由于缺少激动人心的借以表现正义感和英雄气的历史风暴，个体为本位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有所滋长，主观的意欲不断扩张，英雄业绩和崇高精神被疏远，提升到群体自觉程度的意识形态被淡化，因追逐利益和金钱的贪欲的驱遣，提供感官享乐的大众文化暴热走红，给人以深刻启迪的史诗般的严肃文化受到冷遇。人文精神的变异、弱化和坠落是对当代中国历史精神的背离。我国毕竟是发展中的前工业社会，张扬虚无的世纪末情绪是缺乏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的。通过文艺创作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调动、激发中华民族的自觉而雄健的人文精神，增强、坚定社会主义新人的理想、信念、崇高和悲剧精神，献身于伟大的社会变革，实现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理应成为当代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强音和主调。败坏理想、崇高和悲剧精神是有过的；虚假的理想、崇高和悲剧精神是可怜而又悲哀的；因此去躲避和嘲讽理想、崇高和悲剧精神是不明智、不负责任的；抛弃理想、崇高和悲剧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牛加氐＊
　　
　　
　　
文艺研究京19-23J1文艺理论陆贵山19961996 作者：文艺研究京19-23J1文艺理论陆贵山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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