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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HN是“全球经济史研究交流项目”之简称(Global Economic History Network)，为期3年，主要召集人为英国科学院院士、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史教授欧波兰(Patrick O' Brien)。自2003年9月以来，GEHN每年召集3次国际会议，分别从市场、文化、技术等角度探讨14世纪以来世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讨论的中心基本上围绕着近代西方的崛起和中国、印度的滞后。下面笔者将对前不久在乌特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召开的GEHN第六次全球经济史国际研讨会中的一些论文予以介绍。
　　2005年6月在乌特勒支大学召开的GEHN国际会议主要是围绕着14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经济发展中要素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而展开的。与会学者分别对历史上欧洲大陆的西欧、东欧和中欧，以及亚洲的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国的要素市场进行了讨论。会议论文19篇，其中涉及到中国的有6篇。它们分别是(依照会议讨论的先后顺序)：伦敦经济学院邓钢(Deng Kent)的“Why Was the Factor Market So Weak in pre-Opium War China?”(为什么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要素市场很弱？)；莫欧-莫瑞达(Christine Moll-Murata)的“The Chinese Labour Market for Manufacture and Construction, 1300—1900”(1300—1900年间中国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劳动力市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若森萨(Jean-Laurent Rosenthal)和王国斌(R·Bin Wong)的“No Tael? Tall Tales: Credit Markets and Economic Change in Europe and China, 1500—1900”(没有金融？不确切的传说：1500—1900年间欧洲和中国的信用市场和经济变化)；加州大学橘城分校彭暮兰(Kenneth Pomeranze)的“Land Markets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China”(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土地市场)；德州大学国家经济研究所薛华(Carol H. Shiue)和凯勒(Wolfgang Keller)的“Markets in China and Europe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工业革命前夕中国和欧洲的市场)；以及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赞德尔(Luiten van Zanden)和牛津大学艾伦(Robert Allen)以及其他等人合作的“Wages, 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Japan, and Europe, 1738—1925”(中国、日本和欧洲的工资、物价和生活水平，1738—1925)。下面就将对其中5篇论文予以介绍。
　　一
　　在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中，美洲白银对近代西方崛起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对美洲白银的研究中，很多学者认为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下半叶，大约有1/3的美洲白银流到了中国，欧洲人用这些白银购买了中国的丝绸、瓷器和其它产品。邓钢的论文“Why Was the Factor Market So Weak in pre-Opium War China?” 一开始便对这一判断提出了质疑，认为从当时中国的商品流量来看，不可能有1/3的美洲白银流到了中国。有悖于近年来加州学派学者对19世纪前中国经济乐观肯定的研究，作者邓钢对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的评价甚低，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经济本质上不过是一种“习惯经济”(customary economy)，参加贸易的商品不过是农业剩余产品而已。从商业GDP占全国总GDP的百分比入手，论文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很低，不但不具备一个可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要素市场，而且并不存在着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从而对多年来国内外经济史学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进行了否定。
　　论文把鸦片战争前中国要素市场微弱，未能产生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特别是中国“非封建化”(non-feudal)的土地所有制以及国家对商业的垄断。按照作者的观点，中国“非封建化”的土地私有制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带给中国的是一个“土地所有的家庭农场”(the landholding household-cum-farms)经济。这种类型的家庭农场经济其实是一种“蔡亚诺夫式的习惯经济”，即家庭生产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家庭成员的生存需求，商品交换并不重要；如果有商品交换，也主要是农产品剩余的交换(surplus-cum-trade)。而且，这种家庭生产没有边际劳动产出的概念，有的只是最大效益的资源利用。论文认为这种农业经济类型再加上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垄断和管制造成了中国社会对要素市场需求的缺乏，由于缺少需求，所以中国的要素市场不发达。有违于很多学者关于明清时期中国商品经济发达的观点，邓钢认为在中国，政府和少数得到政府特许的上层商人一直垄断着国家重要的商品贸易和长途贸易；尽管有很多乡村城镇级的地方市场，但是这些地方市场一个个分散零落，缺少地区间的整合，以至于使中国缺少国家范围内的大市场。根据该论文的推算，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中商业GDP大约只有全国总GDP的10％(每年35—38亿两白银的交易)，而长途贸易额只占全国总GDP的2—2.2％(每年7—7.7亿两白银)。该论文认为这样的商品流量说明城市经济、城市商人和长途贸易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对整体经济的作用微不足道，也说明不太可能有1/3的美洲白银流向了中国。
　　二
　　若森萨和王国斌的论文则对当今经济研究中关于金融体系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主流观点提出了挑战。在过去的经济史研究中，金融制度和经济增长常常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资本市场的出现通常被认为是欧洲18、19世纪经济成功的关键；银行和股票市场的建立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经济得以成功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一个潜在的共识是成功的金融体系会带来成功的经济发展。主流观点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前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到位的金融市场，而不发达的国家则缺少这样的金融市场。
　　若森萨和王国斌首先对经济成功与金融制度间的必然联系提出了质疑，指出学术界过去30年来对欧洲金融史的研究表明以上观点最起码存在着三个问题：一，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真正对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并不是银行组织和资本市场的大小而是整个金融市场总量的大小；二，金融常常是经济增长的跟随者而不是经济增长的领导者，金融组织在经济发展的要求下诞生并在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发展和完善；三，根据20世纪由国家领导经济增长的经验来看，影响经济增长的是投资，金融不过是增加投资的一个机构而已。
　　二人列举了很多历史事实来证明他们的疑问，其中的两个是：一，早期的英国工业很少是靠从伦敦资本市场上获得资金的；伦敦资本市场的资金，一大部分用在了英国的欧洲战争上，一小部分用在了大英帝国的扩张上。二，在德国，大银行从来不愿意为中小型企业投资。二人指出当年欧洲国家金融组织的出现主要源于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军事需求，金融信贷主要是用在了国家的对外战争上。一直到18世纪末，各种流行于欧洲的金融组织并不是为了工业化而设计的，直到19世纪20年代荷兰银行(The Dutch Societe Generale)的成立，专门为工业发展而设计的金融组织才在欧洲出现。然而，随着欧洲国内经济的增长，金融开始逐渐转向为经济服务，并在经济发展的需求中不断调整、适应和完善起来。
　　关于中国，若森萨和王国斌首先提出的问题是：既然资本市场跟欧洲早期的转型关系不大，那么金融市场对中国以往的失败又该负有多大的责任呢？二人认为，说“19世纪90年代前的中国没有信贷市场”是不准确的，只能说当时中国的信贷市场同欧洲的有所不同。在中国，人们在借钱投资时更依赖家庭和家族，而且贷款的利息很高。与欧洲工业化前4—5％的利息相比，19世纪80年代前中国贷款的利息常常高达到每月10％，也就是年息100％以上。以上两点说明中国工业化前的信贷市场规模无疑要比欧洲工业化前的信贷市场规模小得多，而造成中国信贷市场规模小的原因并不是文化上的，而是经济上的，那就是中国社会对贷款的需求很小。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统治者没有像欧洲的统治者那样通过向国民借钱支持国家的军事战争以及国家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发展计划。在中国，当某一个地区遇到麻烦时，中央政府常常是利用空间来战胜时间，把富裕地区的物质资金调到所需要救济的地区。这种空间上的调配促进了中国长途贸易的发展和发达。
　　在结论中，两位作者认为工业革命前的欧洲金融体系并不是为了工业投资而出现和设计的，而是为了国家间的战争和军事竞争。金融对欧洲早期的工业发展作用并不大，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的确在欧洲后来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作用。而对于中国，金融市场规模的弱小和金融体系的缺陷并没有阻止或阻碍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工业的投资和发展，也并没有阻止和阻碍中国1979年后的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就像当年欧洲金融组织在经济发展的需求下发展、适应、调整、完善起来一样，中国的金融体系也将会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需求下逐渐完善起来。
　　三
　　彭慕兰的论文着重探讨了明清及民国时期的中国土地市场。有悖于前面邓钢关于“鸦片战争前中国要素市场非常弱”的观点，彭慕兰对中国土地市场的讨论从几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土地市场的相对成熟和有效。通过对地权、地税、土地租赁类型和土地交易方式等方面的考察，彭慕兰认为中国的土地市场，特别是在那些发达地区，运行得相当不错。清末时期格外严重的农业问题并不是农村土地市场的问题，即使是在农业发展落后的地区，也很难将那里的农业问题归结于农村土地市场的结构和运行。论文认为造成中国农业问题的原因更多地来源于农业之外，比如非农产业发展的缺乏限制了农民的非农就业，从而造成了发展的瓶颈。彭慕兰认为一直到19世纪来临之前，长江三角洲农民的农业收益都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后来，这些地区不能保持他们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并不是由于他们那里的农业收入水平低(至少在1800年以前如此)，而更多的是由于他们非农产业的不发达。同样，把一个地区，比如北方地区农业投资滞后的问题，归结于当地的土地市场制度也是不对的。因为投资滞后的原因很可能是在水泵和能够控制整个盆地洪水的方案出现之前，可供农业投资的东西不多。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是恰恰是那些很多学者认为土地制度很不健全的地方，其农业投资却反而比较多。论文认为中国的西北的确存在着很多农业问题，但这些问题更多是生态、人口和技术上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土地市场的结构和运行没多大关系。
　　四
　　薛华和凯勒的论文涉及到一个古老的学术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最早是从欧洲开始的而不是从其它地区开始的，而为什么在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前还和欧洲一样发达的中国，她的工业革命却比欧洲晚了约150年？论文通过对地区间粮食价格变化的研究，对17至19世纪欧洲和中国的市场效率进行了比较，从而对诺斯和托马斯等人的“制度变迁理论”提出了质疑。针对经济史主流“制度=＞市场效率=＞增长”的观点，作者提出了“制度、地理、资源禀赋、创新动力，以及其它因素=＞市场效率=＞增长”的观点。
　　在过去的研究中，贸易和增长常常被紧密地联系起来。法律、私人财产权和有效的市场常常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条件，而欧洲的工业革命则常常被看作是欧洲制度逐渐演化的结果。薛华和凯勒认为如果好的市场制度是欧洲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而且是欧洲当时所独有的，那么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其市场应该比其它非欧洲地区要更加有效。然而，二人的研究结果表明一直到1870年，中国的市场同欧洲的一样有效，虽然那一时期的英国市场的确比当时的中国和其它欧洲国家更为有效。欧洲的市场其实是在1780—1830年间突然间得到巨大改善的，这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市场效率带来了欧洲的工业革命？还是工业革命后生产回报率的提高刺激了人们的投资？
　　两位作者用地区间粮食价格的差异来衡量市场的效率，其理论假设前提是：市场制度越健全，市场效率越高，地区间的贸易成本就越低(所涉及到的花销项目少，运输成本低等)，那么愿意从事贸易的人也就越多，结果，两地之间的价格差异也就越小。反之，私人产权越弱，各地的关卡税收越多，两地间贸易的费用也就越高，风险也就越多，愿意参与贸易的人也就越少，两地间的价格差异也就因之越大。同样，一个地方越封闭，与外界的贸易联系越少，它的粮食价格就越容易受到当地灾害的左右，粮食价格就越不稳定，价格的变动幅度也就越大。在这个理论假设前提条件下，论文对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奥地利这几个欧洲国家的15个市场和中国的121个市场的粮食价格变化作了数量分析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在18世纪下半叶，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市场效率并不比除了英国以外的几个西欧国家差，而且从整体上要比西欧几个国家稍强。在短距离贸易上，欧洲的市场效率略高于中国；在长距离贸易上，中国略高于欧洲。两位作者指出他们的研究没有发现有关“欧洲远在1700年前市场效率就远高于其它地区”的证据，即使是到了18世纪末这些欧洲国家工业革命前夕，也不见他们的市场效率更加有效。这些发现与过去所谓(欧洲的)“好制度带来有效的欧洲市场”的观点不相符合。
　　另外，论文对英国市场进行了单独的研究，认为在18世纪晚期，英国的市场比所有欧洲国家还有中国的市场都更加有效。英国之外的那些西欧国家其市场效率都是在后来突然得到改善的。那些西欧国家的市场效率在1770年前的80年里并没有什么进步，但是他们在1770年50年后的1825—1849年间，突然得到了极大地改善，说明市场效率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迅速的发展。这一事实有违于诺斯等人所强调的“制度逐渐演变”理论，与过去关于欧洲市场的有效性来自于“自中世纪以来一点点积累，逐步发展起来的制度优势”的解释相冲突。
　　该论文最后对“市场效率是欧洲发生工业革命的一个原因”的看法表示了疑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市场效率更多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反映，而不是起因。论文指出效率和增长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双向的互动关系(效率＜=＞增长)，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单方向的“效率=＞增长”的因果关系。“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支持市场的一系列制度，以及有效的市场”也许是工业革命所需要的，但并不是产生工业革命的足够条件。除了以上那些因素之外，可能还有其它一些非制度性的原因，比如技术创新等。
　　五
　　最后想说的是赞德尔等人的论文。该论文主要是对近年来一些学者特别是加州学派学者对主流经济史观点的异议提出了异议。古典经济学家和当代很多经济史学者曾经提出欧洲人的生活水平远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高于亚洲。但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了修正，如彭慕兰、王国宾、艾伦、李中清(James Lee)、李伯重，还有帕萨萨如塞(Prasanan Parthasarathai)等学者。这些学者分别对过去那些用以支撑传统主流观点的有关人口和农业方面的研究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至少在18世纪时，亚洲的生活水平还与欧洲旗鼓相当。针对这些修正学者的观点，赞德尔等人对1738—1925年间中国、日本和欧洲的工资、物价和生活水平进行了考察和比较。论文的结论是这一时期的亚洲生活水平并不如近年来修正派学者所建议的那样乐观。
　　论文的主要研究区域分别是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广东和北京，18至19世纪早期的日本京都和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的东京，以及同时期欧洲的伦敦、阿姆斯特丹、莱普锡和米兰。论文首先对亚洲和欧洲劳动力的现金工资进行了考察，然后用1个男劳动力1年的现金工资除以3倍的“一篮子消费品(basket of goods)的物价指数”，把现金工资转换为所谓的“真正工资指数”亦称之为“福利比率”(welfare ratio)。最后，对各地区的“福利比率”进行比较，用以判断各地区生活水平的高低。
　　所谓的“一篮子消费品物价指数”是指1个成人男子1年所需要消费的一系列物品的价格总和。论文首先根据艾伦2001年的研究，给出了北欧1个成年男子1年所消费的一系列物品量(basket of goods)，包括各种食品如面包、豆类、奶酪、蛋类和酒等，和其它各种日用品如肥皂、布麻、蜡烛、灯油和燃料等。然后再据此给出相应的中国和日本1个成年男子1年所要消费的一系列食品量和日用品量。鉴于亚洲跟欧洲的食物结构不同，且用于摄取热量和蛋白质的主要食物也不同(例如，在北欧蛋白质主要是通过面包、肉类和豆类来满足的，而在北京则主要是通过豆腐、小米和肉类来满足的)，论文先根据北欧各种食品消费量中每种食品所含的热量和蛋白质量，得出1个北欧男子1年所消费的热量和蛋白质量的总值，然后再以这些北欧男子所消费的热量和蛋白质量为标准，按照亚洲各种食品中所含的热量和蛋白质量，估算出中国和日本1个成年男子1年所需要消费的各种食品量。譬如根据艾伦所提供的北欧人的各种食品消费数量，北欧人每年从食物中共摄取1941卡路里的热量和80克的蛋白质。以1940卡的热量和80克的蛋白质为标准，论文给出了中国和日本1个成年男子1年所需要消费的各种食物量。用1个成年男子1年所消费的各种物品的数量乘以各种物品的价格，得出1个成年男子1年的花费；再用1个成年男子1年的花费乘以3，用以代表1个家庭的消费，最后用各地区1个成年男子1年的现金工资除以1个家庭1年的消费，得出各地区的“福利比率”来衡量各地的生活水平。
　　通过对中国、日本和欧洲“福利比率”的比较，该论文认为远在18世纪初，西欧发达地区的生活水平就比北京和广州为高。伦敦工人的生活水平一直高于北京，19世纪中叶后，伦敦的生活水平更是明显上升，遥遥地领先于北京。阿姆斯特丹工人的生活水平在18世纪时也同样高于北京。19世纪中叶，由于德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德国城市莱普锡的生活水平也开始遥遥领先于北京。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城市生活水平只跟日本和欧洲大陆的落后地区如米兰甚至奥匈帝国的伊斯坦丁堡比较接近。到了20世纪，由于欧洲的进步，就连欧洲落后地区的生活水平都比中国为高。
　　论文指出中国的生活水平可能在18和19世纪期间有所下降，但是认为这绝不是造成欧洲生活水平高于中国的原因；欧洲之领先地位主要来源于欧洲的发展而不是中国的衰退。论文说虽然中国的北京和广州以及日本的东京在1870年后生活水平有所上升，但依然没有达到18世纪中叶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水平。日本的生活水平是在明治维新后的19世纪末期开始超过中国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本生活水平急剧上升，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时已是中国的两倍，但依然远远落后于当时大多数的欧洲国家。

中国经济史研究京113～116F7经济史张丽20062006
张丽，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作者：中国经济史研究京113～116F7经济史张丽20062006

网载 2013-09-10 21: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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