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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研究领域，消费、消费社会、消费文化、消费主义都是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但是这些概念又都有些模糊不清，这一方面是由于对它们自身的逻辑和历史没有达成普遍的共识，而在现实生活中，它们的具体呈现也有地域和时代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相关的研究、批评有着很多的重叠和互相借鉴。因此，这里将首先梳理基本的历史和逻辑的渊源，概述相关的研究、批评都必须有所借鉴的几种具有原创性的思想资源，在此基础上，讨论一些结构性地内在于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问题。
　　一、从消费到消费主义
　　广义的消费是对物品的占有、使用、饮食、体验、消耗等等。这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本活动之一。这种广义的消费自然是古已有之。而消费的现代含义则跟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据雷蒙·威廉斯《关键词》：consume（消费）一词自从14世纪起，出现在英文里；在几乎所有早期的英文用法里，consume这个词具有负面的意涵，指的是摧毁、耗尽、浪费、用尽；从16世纪开始，与之相应的consumer（消费者）的较早用法，具有同样的“毁灭”或“浪费”的一般意涵；而从18世纪中叶开始，consumer这个词开始以中性的意涵出现在有关中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的描述里；然而，consume的负面意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期。①由此可知，在20世纪之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崇尚勤俭、注重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对于消费保持着谨慎、节制，甚至倾向于否定的态度。
　　一般认为，以大众消费为主要表现特征的消费社会、消费文化开始出现在20世纪初期。罗钢在《消费文化读本·前言》里写道，消费社会“始于1913年福特汽车公司设在密西根德尔朋的生产流水线隆隆驰下第一辆汽车之时”，因为20世纪大众消费社会的兴起与以福特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大规模工业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福特主义使生产进入标准化、规模化的新阶段，大批量生产构成了福特主义的时代特征，而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求大规模的消费。②而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一书中提出，大众消费始于20世纪20年代。它的出现，除了归功于技术革命之外，还得助于三项社会发明：首先，他也同样提到，采用装配线流水作业进行大批量生产（亦即福特制的工业生产方式），这使得汽车的廉价出售成为可能；其次，市场的发展，促进了鉴别购买集团和刺激消费欲望的科学化手段；最后，贝尔强调，比以上发明更为有效的是分期付款购物法的传播，彻底打破了新教徒害怕负债的传统顾虑（他称之为“道德习俗的革命”）。总起来看，大规模消费意味着人们在生活方式这一重要领域接受了社会变革和个人改造的观念。③
　　但是，通常所说的消费主义所指涉的消费与福特主义时代的消费还有些微妙的、然而却是十分重要的区别。在福特主义时代，大众消费以大规模工业生产为前提，整个社会以“生产”为中心，“消费”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到了20世纪60、7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④，或者说，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经济重心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社会的中心也就从“生产”转移到了“消费”。与此相应，日常生活的消费领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非物质形态的商品在消费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人们所消费的不仅仅是食品、服装、电器等物质商品，而是更多地表现为生活方式和所谓个性化的生活风格，包括休闲、运动、旅游等等；并且，在物质商品中也渗透着越来越多的非物质因素，在消费者购买某种商品——尤其是在促使消费者选择某种品牌的商品——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不仅仅是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它的“物美价廉”、“经久耐用”等优点，而更多的是由广告（往往诉诸视觉形象和想象）附着在这种品牌的商品之上的符号和象征意义，相比之下，商品的使用价值、它对于某一个消费者来说的实际用途反而退居其次了。
　　这样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不断扩展、衍生，就逐渐形成了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消费主义。不管对于消费主义这个眼下非常通行而又有些模糊的概念有多少种不同的理解，它的真正的关键在于：消费行为不只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必要手段，而且这一行为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目的。人们不只是通过消费来满足某些基本生活需要，不只是解决温饱问题，而是通过消费，表明自己的经济能力和文化品位（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笼罩下，大众传媒所宣扬的、人们所注重的文化品位与经济能力几乎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往往难以分辨某个人是想要表明高人一等的文化品位，还是想要表明高出自己一等的经济能力），实现某种自我认同。对个人而言，个人的工作、劳动都在消费活动中才最终实现了它们的价值，也就是说，消费也具有生产能力，它生产着地位、身份、价值、尊严等等。诸如此类的思想观念就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
　　当然，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情形要更为复杂。说得宽泛一点，可以认为，所有消费行为共同构成了我们置身其中的消费社会、消费文化，但是，并非所有消费都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生活状况下，在不同场合，也会有不同性质的消费行为。从历史上看，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也并非只是后工业社会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从未有过的新鲜事物，因为各种各样的攀附和炫耀的心理几乎是人性所固有的。⑤从地域（或经济区域）上看，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也并非只是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所独有的，它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无所不至，无所不在，正如鲍曼指出的，消费的不平等“是一种压制同时也是一种刺激”，虽然贫穷限制了参与消费的可能性，但它未必能阻止消费，相反，它也能促使人们融入消费文化中——而不是反抗消费主义意识形态。⑥
　　二、消费文化研究的思想资源
　　马克思以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简单的元素，由商品这个逻辑起点出发，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建构起《资本论》的理论体系。而他对消费文化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的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Endremdung)理论和《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概念。从消费的角度看，资本主义造成的最严重的异化是人的需要变成一种抽象的需要，由于需要的满足依赖于商品的获得，因而唯一真正的需要是对金钱、对财富的抽象形式的需要。彼得·斯特利布拉斯非常敏锐地指出：在马克思看来，拜物教不是问题之所在，问题在于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意味着对整个拜物教历史的颠覆，因为商品拜物教是对无形的、非物质的、超感觉的东西的崇拜，因此，商品的拜物教是从崇拜物品的（不管如何受到扭曲的）物质至上主义的倒退。⑦卢卡奇的“物化”(Verdinslichung)概念是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发展出来的。他说：“物化了的世界最终表现为唯一可能的、唯一从概念上可以把握住的、可以理解的世界，即为我们人类提供的世界。”而且，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都无法逃脱物化的命运。对工人来说，“在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当单个工人以为自己是自己生活的主体时，他的存在的直接性立刻就把这一幻想撕得粉碎”，他的一切（包括个人消费）只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机械化了的、合理化了的零件”；而资本家也存在着人格的双重化和主体的分裂，“忍受着他的商品化和被简化为纯粹的量”。⑧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是另一位发展了异化理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猛烈批评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应该承认，他的批评基本上是准确的，比如他所说的、也是经常被引用的“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的需求”，⑨但是他现在最为人所诟病的正是关于“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真正利益”和“直接利益”之间的区别，批评者认为他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过于轻视大众和大众文化，而这些批评也基本上是准确的。
　　在现代社会，消费是一种经济活动。关于消费文化的研究当然离不开经济学的思想资源。众所周知，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提出，人们从利己本性出发，追求个人利益，最终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之下，促进全社会的利益。⑩然而，很多人 （包括一些经济学家）似乎没有看到：斯密曾经指出，幸福的真谛在于保持内心的平和，而不在于物质财富的无度集聚和挥霍。 (11)他跟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和约翰·洛克等传统道德哲学家一样，“未曾割裂经济学与道德的联系，或宣称财富创造的本身即是目的。相反，他们都把物质生产看作是促进美德、创建文明生活的手段”。(12)美国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心理基础（不是基本生活需要，而是虚荣心）的看法被认为是亚当·斯密的翻版。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他的第一部着作《有闲阶级论》，以及其中所提出的“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　概念——它已经成为消费主义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说凡勃伦“有时被称为美国的马克思”，这或许可以从他的另一部着作《从事劳动的本能》这个书名上看到某种迹象。而在《有闲阶级论》里，也可以看到他关于劳动本能的一些非常自信的想法：“只要没有别的方面的阻力，这种本能就会促使人们对生产效率和一切有用的东西怀有好感、憎恶金钱或劳作上的浪费。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劳作本能；而且，即使是在逆境之下，它也会发生作用。”(13)他却非常怀疑消费者的理性，并且让人注意在经济体系背后发挥更大作用的文化价值体系。
　　消费文化研究最为丰富多彩的思想资源来自各种类型、风格、流派的社会学家。西美尔是较早——有人说他是第一个——研究现代性、都市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古典社会学家，在后人心目中，他却经常游离于古典社会学家的行列之外，跟波德莱尔和本雅明联系在一起(14)，而且对于后现代文化研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他以哲学家的禀赋，以审美的眼光和形而上的思考，考察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现象和感性碎片——这种带有几分亲近而又有几分疏离的态度，或许正是对待消费文化的最好的方式。而作为古典社会学三巨头之一的马克斯·韦伯和在文化方面持保守主义态度的丹尼尔·贝尔虽然也是今天研究消费文化不可忽略的重要参照，但是他们的一些论述对于后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而言，确实有些格格不入的感觉。在丹尼尔·贝尔看来，崇尚享乐的大众消费文化颠覆着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他带有几分怀旧情调，希望重建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纽带、道德和价值秩序。相比之下，布尔迪厄和鲍德里亚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在消费文化研究中显得更为游刃有余。布尔迪厄的研究领域极其广泛，他努力克服社会理论和思维模式上各种二元对立，以“习性”(habitus)、“资本” (capital)、“场域”(field)这三个中心概念，建构起他自己的实践理论。他在《区分：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导言里的一句话可以简单说明他所要批判的对象：“鉴赏力使对象分类，也使分类者分类。”换言之，“艺术和文化消费天生就倾向于，有意或无意地，实现使社会差别合法化的功能”。鲍德里亚和布尔迪厄一样受到过凡勃伦和索绪尔的影响，但是鲍德里亚在符号学的方向上走得更远，甚至有些趋于极端，在他看来，消费决不能理解为对使用价值、实物用途的消费，而应主要看作是对意义、符号的消费。值得注意的是，鲍德里亚一方面认为，确定何为“实际的”需求是不可能的，无法证明“正当的”和“错误的”需求之间的区别，确切地说，所有需求都是社会制造的；另一方面，他也指出，“越来越多的需求、需要和欲望被带进了意义王国，个体丢失了自控权，屈从于代码。符号的潜在的重要性使社会变得井然有序，同时使个体产生一种自由和自我决策的幻觉”。(15)而德·塞都在《日常生活的实践》里提出的观点无疑具有更为积极的政治内涵。他否定了在消费中既定的秩序强加给大众的被动身份，他具体揭示了在各种消费实践中，消费者如何利用既有的资源和材料，在使用过程中颠倒其功能，生产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实践，并通过这种消费实践挑战既定的社会和文化秩序。在现有的消费文化研究里，德·塞都的“Making Do” （“将就着干”，或曰“权宜之计”）几乎是我们所能看到的现代消费者仅有的一线希望。(16)
　　三、基本问题
　　或许可以说，从负面的意涵和否定的态度来看待消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然在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一些抵制消费主义的个人行为或者小范围的集体行为，但是实行起来有很大困难，几乎根本不可能推广。(17)而在发展中国家，在只有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地区，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肯定还将在较长时间里继续存在，也会产生各种问题，就更有必要继续加以认真的关注和研究。这里暂且将讨论的范围限定在结构性的内在于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逻辑和历史中的基本问题，而不涉及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与之相关的审美和伦理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当然，这个内外界线十分模糊，事实上也难以截然分开来，因此这个限定毋宁说是侧重点的不同。
　　回顾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消费的地位和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与此同时，自从人类社会初期（在奴隶社会）就已经萌生的对于劳动的轻视尽管没有明确的表现（在文明社会，这是基本道德准则和“政治正确”之一种），实则根深蒂固地包含在消费、尤其是有闲阶级的炫耀性消费之中。在19世纪末，凡勃伦说：“有闲之所以令人仰慕，之所以必不可少，部分是因为它表明这个人与贱役无染。”(18)到了 20世纪末，鲍德里亚甚至说：“没有人需要休闲，但是大家都被要求证明他们不受生产性劳动的约束。”(19)消费主义价值观对生产性劳动的轻视，使得受其影响的人们在不同程度上轻视自己的劳动，而只有当自己的劳动转换成抽象的货币，并且最终在消费中得到具体的呈现，才能感受“成功”和“实现自我”的满足，确立自我认同。甚至可以认为，那些缺乏诚信的商业行为，也多少与此有关，因为那些人无法从自己的劳动和手艺中获得成就感，获得自尊心的满足。消费主义价值观使人们轻视劳动，或者说加深了对劳动的轻视，也就反过来加深了劳动尤其是异化劳动的痛苦和伤害。在“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　（马克思）的时代远未到来，人的“劳作本能”　（凡勃伦）还受到各种压抑和扭曲的今天，绝大多数人还得承受异化劳动的痛苦。而消费主义价值观只会加深这种痛苦，虽然消费文化的幻觉又给予了一定的慰藉——而不是最终的解决和救治，只是让人在麻木中继续这样生活下去。或许有人会说，社会重心从生产转移到消费是资本主义发展或现代化进程的必经之路，然而，这也不能为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过度膨胀提供足够的合法性，而只能引出更具有根本性的质疑：对于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或现代化进程之合法性的质疑。
　　消费文化、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形成是历史性的，大众消费和与之相应的消费文化出现在进入快速发展的工业化社会，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主要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而在发展中国家，各个时代重叠在一起：人们的脚上还沾着农业社会的泥巴（包括各种古老的思想观念），身上已经穿戴着工业社会的名牌服饰，头脑里却又向往着后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时代的重叠会让人获得一种奇特的体验，也造成了社会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脱节，或者说，造成了生产、消费与全球化的时尚潮流之间的双重脱节：整个社会还没有能力生产出足够的消费品，也还没有产生足够的消费者，汹涌而来的全球时尚潮流却让人迫不及待。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笼罩之下，追赶潮流的强烈欲望让人无法忍受这种脱节，情愿忍受现代社会原本就难以避免、在脱节状态下更为不堪的粗鄙化。(20)向往和追求更好的生活固然天经地义，甚至贪图享受也不见得全是坏事，很多人都曾为之辩护，说它会激发出从事生产、创造的强大动力，而奢侈生活 （不同于挥霍和浪费）也并不天然具有腐蚀性(21)。但是，全社会都想要在生活方式上的“赶英超美”，这是一种大众消费的“大跃进”心态。这种“疯狂的激情”对全社会的心理和精神状况是一种严重的侵蚀，而它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也不仅仅是大规模的浪费和污染。
　　前面已经提到，消费文化给人造成很多幻觉。这些幻觉都是具有欺骗性的。商品广告可以说是消费文化的集中呈现，它“把罗曼蒂克、奇珍异宝、欲望、美、成功、共同体、科学进步与舒适生活等等各种意象附着于肥皂、洗衣机、摩托车及酒精饮品等平庸的消费品之上”。(22)在更为基本的层面上，消费似乎给人带来自由、平等的幻觉。因为在市场上，每个消费者都可以自由选择，没有任何强制，无需其他特权。但是，商品永远具有稀缺性(scarcity)，这就决定了它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随意分享。(23)而且消费者之间也存在着购买力的不平等。人类社会的阶级／阶层差异必定还会存在下去，人们也就还得不断努力消除各种不平等状况。消费虽然在这个不平等的阶梯上打开了一条向上走的便捷通道（最常见的情形是在日常生活消费中，多数人总是倾向于表现得“体面”一点），但是，事实上，这多少有些自欺欺人的成分，绝不是真正消除不平等的手段，而且恰恰相反，它实际上就是接受和巩固了现有的不平等状况。至于消费者在消费中的自由，当然也是来之不易的，其中包含着一些积极的因素。但是这种自由也同样令人怀疑。且不说消费者的出发点是所谓真正的“需要”还是在广告和别人的目光激励之下产生的“欲望”，也不说消费者从中选择的几种商品（比如，肯德基或麦当劳、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都具有高度的可替代性，它们之间往往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在消费主义时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理性的“经济人”只是一种靠不住的假设，因为广告所制造的虚幻意象和一切销售手段都在诱使人们进行非理性消费，至少是以非理性因素引导消费活动。消费者的自由变成失去理性支持的自由，这种自由即使不说它是虚假的，也没有什么价值，更何况这种自由往往还会变成一种枷锁，要求消费者必须承受相应的经济负担。再者，与其说消费文化给人带来自由、平等的幻觉，还不如说它是一种消弭冲突和反叛，趋向平庸的文化，因为从根本上说，消费文化是一种带有浓厚的中产阶级趣味的文化。在今天的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占据社会中间位置，也是保证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所谓中产阶级，从整个人口结构来看，实际上处在社会上层，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些社会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带有中产阶级趣味、趋向平庸的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又具有一定的压迫性。
　　注释：
　　①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第85～86页。
　　②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3、5页。
　　③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13～117页。
　　④关于这个转变，可以参见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而就这里所讨论的问题而言，不如参见戴维·哈维的《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研究》一书，它的第二部分“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转变”详细讨论了这个转变。
　　⑤参见克里斯托弗·贝里：《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这本书并非直接讨论消费文化，但是可以提供很多启发。
　　⑥西莉亚·卢瑞：《消费文化》，张萍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⑦彼得·斯特利布拉斯：《马克思的外套》，参见《消费文化读本》，第111～114页。
　　⑧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79页、第253～254页。
　　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等译，重庆出版社， 1988年，第6页。
　　⑩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严译《原富》）是“第一部伟大的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着作”（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其实，此书是他的另一部重要着作《道德情操论》（前后修订六版，历时三十年，第六版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出版）的续篇。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在《道德情操论》第六卷第三篇，斯密提出，“完美的谨慎、严格的正义和合宜的仁慈”这三种基本美德如果得不到“自我控制”的支持，人就非常容易被激情引入歧途。而通常对于亚当·斯密的解读往往只侧重于那只“看不见的手”所起的从私利到公益的作用，实际上是为利己的动机和行为作辩护。对亚当·斯密的“误读”也正是对整个经济学的误解。
　　(11)汪丁丁：《在中国语境里读斯密》，参见《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2页。
　　(12)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21页。
　　(13)维布伦：《夸示性消费》（按通用译名是凡勃伦：《炫耀性消费》），《消费文化读本》，第19页。
　　(14)他们都让人想到倘佯于大都市，流连于千姿百态的商品、橱窗所构成的梦幻世界的“游手好闲者”　（或曰“游荡者”）的形象。这是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形象。
　　(15)西莉亚·卢瑞：《消费文化》，张萍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3、65页。
　　(16)在消费主义时代，抵抗和反叛主流文化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卖点”，最显着的例子是带有各种革命或反叛色彩（比如印着切·格瓦拉的“标准头像”）的“文化衫”。面对消费文化的“吸星大法”，德·塞都的的招数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类似“宜家家居”那种让消费者买回家之后自行搭配、组装商品的销售手段吸走了“内力”。
　　(17)这些行为（简单说来，就是在某一段时间内只限于购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且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生活在贫困线上和贫困线之下的人不在此列）最初出现在美国（全球化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大本营）。据说这已经成了一种时尚，就像是一种行为艺术。2006年，美国一位自由职业者朱迪思·莱文(Judith Levine)以自己的体验出了一本书：《别买它：我的一年不购物经历》 (Not buying it, My year without shopping)。这本书很快就有了中译本，不过并不畅销。
　　(18)维布伦：《夸示性消费》，《消费文化读本》，第19页。
　　(19)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6页。这些年来，旅游、度假逐渐成为一种几乎具有压迫性的需要，给这句话下了一个注脚。当然，它也有些偏颇：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闲暇就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条件。
　　(20)现代社会的“粗鄙化”通常用来描述文化和精神生活方面的问题，这里暂且借用这个习语来说明包括消费在内的整个日常生活的粗鄙化。消费的粗鄙化也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在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尤其严重），“假冒不伪劣”产品得到普遍的认可和接受（在最前沿的“国际化大都市”亦然），这不仅仅是生产者和销售者的问题。又如，旅游产业中各种项目（从景点到表演，从饮食到商品）的粗鄙化。
　　(21)18世纪的曼德维尔就说，“一席华榻或是镏金马车并不比冷地板或是农夫的马车更销蚀体力”；休谟还提出了“清白”奢侈的概念，据此，只有“被疯狂的激情搞得乱成一团的人”（即固守基督教禁欲传统的僧侣们）才会视华衣美食为邪恶、罪孽，他还阐述了精美、奢侈和文明之间的重要关系：享乐越精细，过度放纵的可能性就越小。参见《奢侈的概念》，第134页、第143～ 144页。
　　(22)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21页。
　　(23)稀缺性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10版（1976年。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一章提出的“经济学”定义之一就把商品、消费和稀缺联系在一起：经济学研究人们如何进行抉择，以便使用稀缺的或有限的生产性资源（土地、劳动、资本品如机器、技术知识）来生产各种商品（如小麦、牛肉、外衣、游艇、音乐会、道路、轰炸机）并把它们分配给不同的社会成员以供消费。而在这本书的第16版（1998年。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一章，萨缪尔森从所有经济学定义中提炼出一个与上述定义颇为一致的定义，并且明确把稀缺与效率定为经济学的双重主题。
上海文化24～30G0文化研究朱生坚20082008
消费文化/消费主义意识形态
笼罩着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的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是20世纪的产物，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遍及世界各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西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为研究消费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此基础上，可以看到结构性地内在于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对于劳动的轻视，生产与消费的脱节对于社会心理和精神状况的侵蚀，以及消费文化的欺骗性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压迫性等等。
作者：上海文化24～30G0文化研究朱生坚20082008
消费文化/消费主义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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