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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超过了农业产值增长幅度。到了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农民收入出现了徘徊和低速增长，甚至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现象。直至90年代后期，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才又有所提升。然而，并没有完全恢复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如1998年农民收入的弹性系数比1996年下降了2.63％。这说明在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目标后，又面临着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难题。
　　　　　　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我国农民收入增长与农产品市场供求紧密相关。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包括改革初期的一段时间），我国农产品市场处于短缺状态，主要农产品供不应求，人均占有水平低。这种状况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进入90年代，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主要农产品供求平衡、丰年有余，农产品出现结构性、地区性过剩。长期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农产品短缺状态基本消失。
　　从供给方面看，我国主要农产品供给能力大大增强。粮食自给率由80年代的98.1％，提升到90年代的99.6％；其他农产品除棕榈油一项不能自给而需进口外，均实现了供求平衡。农产品供给的增加，提高了国内人均占有水平。1998年，我国人均粮食412.4公斤、棉花3.62公斤、油料18.6公斤、糖料78.8公斤、肉类37公斤、水产品31.45公斤。
　　从需求方面看，我国已度过了农产品需求急剧增长时期，进入了相对平稳的阶段。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直接需求呈现出减少的势头，形成了农产品供求平衡甚至略有剩余的买方市场。
　　据测算，1995年—1998年我国粮食增产4568万吨，同期需求量增加3027万吨，供大于需1541万吨，累计节余9673万吨。从粮食供需的动态增长状况看，农产品的供给增长要快于农产品需求增长约18.2％。这种农产品的结构性过剩成为制约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
　　农业发展新阶段的到来和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大为改善，使得农民部分地失去了单纯依靠增加产量来获得收入的优势，在供求平衡下的市场需求不足又导致农产品市场价格下跌，两者叠加的结果引发了农民收入的阶段性变化。这种变化又由于下列因素的存在而变得更加明显：
　　——农业低效率及小规模化经营。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其原因：一是农业生产总水平提高不快。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我国农业总产值、粮食、油料、棉花等经济指标同改革开放以前相比，确实有较快增长，但是，如果同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相比，却还有一定的差距，农业的综合产出水平相对较低。二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比重偏高。我国农业劳动力人数众多，农业以外的就业空间狭窄，大批农业劳动生产力滞留在农业领域。　据统计，1978年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在社会劳动就业总量中比重为70.5％，到1998年比重下降到49.8％，但从业人员总量却由2.83亿人增加到3.48亿人，增加了23.02％。如此庞大的劳动力，分享并不算多的产出总量，必然导致每个劳动力的低效率。同时，由于我国农户经营土地数量较少，难以形成规模化经营。在此情况下，即使对所有的农产品都实行价格保护，或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一个农民一年也只增加几十元的收入，不可能带来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
　　——农产品价格潜能释放殆尽，提升空间不大。回顾改革以来农民收入的增长轨迹可以看出，农产品短缺状态下的价格变动是影响农民收入的关键性因素。其中，1979年国家提高了粮、棉、油、畜产品、水产品和林产品等18种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当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比上年提高了22.1％，是上年价格指数变动幅度的5倍； 次年国家又调整了部分农产品收购价格，幅度达到7.1％。1984年与1978年相比， 国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幅度高达53.6％，其中，粮食类提价98.1％、经济作物类提价51％、畜产品类提价34.5％、水产品类提价38.5％，加上国家减免税收等政策，农民共增加收入300亿元。80年代中期至90 年代，国家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和经济发展重心开始向城市转移，国家财政分配政策也在致力于扭转赤字。因此，国家在以后的农产品收购价格中没有采取较大的动作，而在经济进入调整时期，个别年份的农产品收购价格甚至低于上年。1994年，针对由于农产品短缺引发的全面性通货膨胀，为刺激农业生产、增加农产品供给，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保护农民利益，国家再次全面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幅度高达39.9％；1995年，国家又一次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幅度达19.9％。这些措施直接导致了农民收入的再次增加，分别为5.0％和5.3％，比1990年提高2倍。 然而，我们可以看出，这两次国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幅度，超过了改革初期的1979年和1980年的提价幅度，但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却只相当于1979年和1980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的37.7％和36.95％。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格潜能已释放殆尽，价格虽在增加农民收入中继续发挥作用，但是：1.国家农产品定购数量减少，农民通过完成国家定购任务所能享受到的价格好处减少了；2.农民需要通过扩大农产品市场交易量来增加收入，却因为市场容量再也不是短缺时期的容量那么大；3.市场价格总水平处于下滑趋势，农民出售等量农产品所获得的收入减少。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政府每年都要不同程度地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得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水平，有的已超过了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总水平，国家再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余地已很小。
　　——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及投入产出效益下降。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趋缓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农业生产成本高，已接近农产品收购价格水平，导致农业投入产出效益下滑。现实情况表明，我国农业发展已从主要依靠活劳动投入，转向依靠资金物质技术投入，这大大提高了农业综合产出能力，但同时也加大了农业生产的物质消耗总量，使得农业生产成本持续上升。结果是农民收益减少，收入增长缓慢或不稳定。
　　——乡镇企业增速趋缓及农民就业减少。乡镇企业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一般情况下，农民进入乡镇企业就业的速度和数量，以及来自非农产业收入部分的增减，会随着乡镇企业发展状况的变化而变化。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越快，经济效益越好，农民收入来自其中的增量部分就越多，份额就会扩大；反之，乡镇企业发展速度低落，经济效益不好，农民收入中来自乡镇企业的部分就会减少，份额就会下降。据统计，近几年，由于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出现下滑，经济效益持续不理想，使得乡镇企业就业能力减弱，农民来自乡镇企业的工资性收入增幅趋缓。
　　1998年乡镇企业发展速度比1992年下降了66.9％，就业更是出现了明显下降；工资总额增长率则下降了78.5％。据统计，1996年、1997年和1998年乡镇企业新增就业人员连续减少，分别为700万人、400万人和513万人。就业人员的减少， 必然引起两个后果：一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困难而不得不继续滞留在农业领域，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下降，并给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带来了障碍；二是改变农民收入构成的过程被延长，农民收入增长受到抑制，目前，农民生产性纯收入主要来自农业和非农产业两部分，农业约占60％，如果农民不能进入非农产业领域就业，就只有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而目前的事实已证明，农民主要依靠农业获得收入的结构格局，既不利于提高收入总水平，也不利于农民收入的更快增长。根据一项统计资料，1998年农民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部分比上年减少2.3％。农民家庭经营农业纯收入的负增长， 导致当年农民纯收入下降2个百分点。
　　农民在乡镇企业就业减少的同时，转移进城就业也受到了限制。因为生产过剩和结构调整导致一部分城市职工下岗失业，而城市劳动部门为了安置城市下岗职工，给他们提供就业岗位，制定了许多限制农民进城就业的相关规定。有些城市甚至采取了强制性的限制措施，部分原来农民劳动力可以从事的岗位也主要用来安置城市职工。这些政策无疑增大了农民进入非农产业领域就业的难度，使得农民丧失了许多增加收入的机会。
　　面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要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必须开阔视野，寻求新的思路。
　　　　　　增加农民收入的基本思路和保障措施
　　制定我国农业跨入新阶段以后的增加农民收入的基本思路，需要考虑如下几个因素：
　　——农产品供需平衡格局将长期保持，市场需求有限且多样化、优质化。我国农产品需求量不会因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而引起突变，如无意外，我国农产品供需平衡的趋势不会逆转。
　　——国内农业贸易环境有所改善，但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中的竞争力偏弱。从我国近5年的农业贸易条件来看，虽然对农业不太有利， 但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比较接近，差距不大，变动轨迹趋于一致。今后一个时期，由于粮食定购任务的调减，收购数量的减少，陈粮数量较大和价格调整等因素，国内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走势仍不乐观。
　　另外，由于我国几次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得目前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水平高出国际市场价格水平17—132％， 结果是国内农产品出口竞争力降低，限制了扩大出口。
　　——加入WTO后，生产、就业将受到冲击。 我国与美国签署的《中美农业合作协议》，规定了我国要在2004年之前将目前高达45％的农产品关税降至平均17％的水平。小麦、玉米、大米等敏感性的大宗农产品的进口数量限制被取消，而以数额较大且不断增长的关税配额替代。这种状况，一方面将加剧我国国内农产品业已供过于求的局面，从而进一步抑制国内市场农产品价格的回升；另一方面，如果进口大量增加，势必对国内农产品尤其是大宗农产品生产造成冲击，导致国内主要农产品生产量的减少。根据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的一份报告分析，中国加入WTO后，会使国内稻谷、小麦、棉花、羊毛、 植物油等农产品出现不同程度的减产，减产幅度在1.4～37％之间。 这种状况必然引起国内众多农民的失业，使农民失去基本收入来源。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确立新时期增加农民收入的基本思路是：继续保持农业和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进一步巩固农业基础地位，重点改善农业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着力进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非农产业，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以发展农村小城镇为重点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抓住我国即将加入WTO的机遇，坚持以国内外两个市场需求为导向， 引导农民发展生产。以质量效益为中心，培育农民收入新增长点，实现“四个转变、一个发展”：从保证“粮食安全”战略向保证“口粮安全”战略转变；从发展一般性粮食品种向优质、专用品种转变；从单一发展粮棉生产向同时发展多种经营转变；从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条件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充分发挥优势，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并进一步改革土地制度。
　　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和实现农产品供需平衡以后，我们要以稳量提质为首要目的，坚决放弃农产品数量最大化目标，牢固树立质量效益目标，调减和压缩部分大宗农产品生产，特别是低品质无销路的小麦、玉米和大米生产，重点减少南方小麦、玉米生产，重构农民收入新来源。目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点已由80年代的农业（产品和价格两方面），转变为农村非农产业和农业，因此，必须着力调整经济结构、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进一步改变目前农民收入构成，着力提高农民收入中非农产业的收入比重。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各地要突出发挥地区优势和农业比较优势，选择发展具有市场需求前景、竞争优势、出口创汇能力的优质农产品和反季节农产品，如花卉、水果、蔬菜、养殖业产品，开辟农民增收新渠道。为了调动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提高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必须在开辟更多增加农民收入来源的同时真正减轻农民负担，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减负政策。与此同时，应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类似于土地所有权的权力，如出售权、转让权和抵押权，使农民可以以土地作抵押，发展能够带来更大收益的生产，提高农民增收保障度。
　　此外，我们还应建立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战略保障体系，降低农民收入在市场条件中的风险和波动，实现农民收入的稳步增长。
　　保障措施之一：继续加大农业投入，积极开拓农业投融资渠道，为发展农业提供更加宽松的环境。国家应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步伐，制定和完善系列投资政策法规，尽快出台《农业投资法》，使农业投资活动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要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总体效益水平；提高国家财政支农比重，稳定支出渠道，增加投资数量，保持一定的增长幅度，并使中央与地方投资结构协调配套，加大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总量。要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增加中西部地区的农业投入总量，提高在总投入中的比重。
　　保障措施之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为增加农民收入创造有利条件。要贯彻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水利产业政策》、重点加快以水利建设为主的农业基本建设，要动员社会力量兴修水利。本着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抓好大江大河大湖的综合治理。
　　保障措施之三：有计划地建立城乡、地区间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城乡劳动力合理流动。实践证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开辟更多的农民收入来源渠道，增加农民非家庭经营性收入，需要将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农业部门，实现跨城乡、跨地区、跨部门的合理流动。首先，要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打破人为城乡壁垒，突破城乡割裂局面；其次，建立城乡劳动力流动综合管理部门，组织引导农民合理就业；第三，放弃歧视农民的做法，允许有条件的农民进入城市管理、技术部门就业；第四，每年国家农转非计划应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结合，允许农民在不违反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加速城乡间流动，扩大农转非数量。
　　保障措施之四：加速国内农产品市场流通体制的改革，提高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程度和运行效益。要培养和健全市场中介组织，加快与国内外贸易紧密相关的基础性设施建设，特别是储存、交通、通讯等设施和港口建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进出口贸易的需要，降低农产品的市场流通费用。要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标准、等级、包装和质量控制系统。
　　　　　　基本对策
　　在明确增加农民收入的思路后，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以保证取得较好的效果。
　　1.调整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增加农业综合产出效益，不断改进农民收入格局。一是在稳步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特别要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增加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二是全面协调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发展牧区畜牧业和农区畜牧业，注意发展草食型、节粮型畜禽业，同时积极发展水产养殖，特别是珍贵水产品种；三是调整种植业结构，发展附加价值高的优质作物品种，减少低质低效品种种植，有计划地扩大饲料粮生产比重，发展优质饲料作物，促进动物食品生产，适当调减低产棉、油以及烟和低质水果等作物的种植面积。
　　2.努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同时调整科技投入方向，重点增加需求弹性较大的农产品的科技投入。要使科技发展在增加农民收入中起到促进作用，必须增加对需求弹性较大的农产品（如优质产品）的科技投入。国家要集中组织人力财力物力对生物技术，包括遗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和发酵工程进行重点研究和开发。
　　3.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积极进行以“费税合一、统一计征”为主的改革，提高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加大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力度。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必须依法征收，不得随意加重农民负担，不得强行要求农民以现金交纳农业税。在全面改革农业税征收办法前，所有的村提留乡统筹一律以1999年水平为准，实行3年不变。 加快农业税费制度改革，实行“税费合一、统一计征”。严格管理农业税费的征收，从严控制出台涉农收费项目文件，强化涉农收费项目的管理和监督，从源头上控制农民负担问题。
　　4.积极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广泛开辟农民收入来源渠道。首先，针对农村实际情况，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提高乡镇企业劳动力容纳量。要结合本地资源优势，围绕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展乡镇企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其次，以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搞好乡镇企业制度创新。对于大中型企业，要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实行规范化的公司改造；对于小企业，要因地制宜，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推进改革。最后要抓好管理创新和技术改造，努力提高企业素质。以成本管理和营销管理为重点，搞好质量、财务、企业资产和负担等各方面的管理工作。
　　5.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加强制度创新，建立新型的利益分配关系。加强组织创新，发展适应产业化经营的新型组织形式。培育和发展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农户参与的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谈判地位，争取更多的利益。进一步加强龙头企业建设，通过技术改造、资产重组、企业改革等措施，增强龙头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重点培育和扶持一批具有市场开拓能力、能进行农产品深度加工、为农民提供服务和带动农户发展商品生产的龙头企业。
　　6.着力发展农村小城镇，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强对小城镇发展的规划，有序推进，突出重点，明确发展重点小城镇和一般小城镇。在中西部地区，重点支持具备区位优势和经济发展潜力的小城镇或城关镇。深化小城镇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土地管理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和财税制度，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的制度障碍。
　　
　　
　　
宏观经济管理京11～15F2农业经济王为农20002000作者单位：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研究所 作者：宏观经济管理京11～15F2农业经济王为农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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