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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制度变迁理论兴起的社会背景
　　1987年诺斯的着作《西方世界的兴起》在中国翻译出版，诺斯的名字开始为中国经济学界知晓。1991年他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由中国两家权威学术出版社出版，并引起中国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1993年诺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表明他的理论在西方已得到相当程度的认可；而在中国，诺斯似乎成了最“大”的西方经济学家之一，诺斯和他的制度变迁理论为什么能在西方获得广泛认可，特别是为什么能在中国迅速传开？关于这个问题，当然要首先从诺斯的经济理论本身去寻找答案：它的涵盖面极宽，不仅是经济学，而且涉及到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个方面，因而对社会经济现象有更强的解释能力；另外，它虽不是“政策经济学”，却有极浓重的规范色彩；从新古典主义的某些原则出发，却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诸多缺陷；强调制度分析，又不象制度学派那样走极端，因而能被更多的人接受和理解。然而，这并不是“诺斯热”的全部原因。一个理论观点的出现，可能出于学者长期观察或偶然思考所得，但一个理论观点的流行，被社会甚至被决策者所接受，就必须有一个广泛的社会经济条件。
　　五六十年代，西方各国奉行凯恩斯主义，对经济生活实行广泛的干预，导致历史上少有的高速增长。然而，根据诺斯的观点，增长也是不稳定的根源，特别是这种增长导致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的出现。当七八十年代西方经济普遍陷入“滞胀”的时候，凯恩斯主义对此无能为力，因而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应运兴起，如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学派等。而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在凯恩斯主义以及其他非主流经济学派的政策药方相继失灵后出现的，它反映了西方世界的制度矛盾和普遍的变革心理。这是制度变迁理论在西方兴起的根本原因。
　　那么，中国的“诺斯热”说明了什么？只要我们稍加注意和比较分析，就会发现，尽管所处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但“诺斯热”的背景却与西方颇为相似。可以说中国的“诺斯热”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革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改革理论的贫乏。
　　中国社会从鸦片战争起就处在剧烈的变革中，这次变革是公元前五世纪以来又一次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正因为如此，这场变革才历经曲折，多次被“锁定”，又多次重新启动，直到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才真正走上正轨。然而，这场变革发展到今天，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上，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历史抉择：即在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着手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以后，中国体制更深层次上的矛盾暴露出来，更艰难的改革任务也就被提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迫切需要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理论来指导。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就是在上述实践和理论背景下传入中国并迅速被中国经济理论界认同的。然而，对于我国的改革来说，诺斯的理论究竟在哪些方面是可以参考的，其适用程度如何？应该怎样看待诺斯的理论？这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产权变革与私有化问题
　　诺斯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定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而能够产生激励的产权是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权，这种产权结构能够使创新的个人收入与社会收益趋于一致，从而是激励的源泉。
　　可见，诺思理论的特点是将产权与激励联系在一起。而我国传统体制的根本弊端就是缺乏激励。事实上，传统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激励，甚至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也非常重视激励问题。但这种理论忽略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搭便车”行为，这种“搭便车”行为是导致公共产权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我国的改革者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我国的改革一开始就从建立激励机制入手，把个人和组织的利益与贡献联系起来，如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国营企业实行放权让利，并进一步实行承包制等。这种改革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仍未能解决搭便车行为。例如，农民对土地不是进行长期投入，反而是掠夺式地使用土地；国有企业在承包期内拼设备、发奖金、欠债等。事实上，这也是一种搭便车行为，即搭承包期外的便车，搭社会的便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承包制下的个人或组织的产权仍不完整式残缺。要避免“搭便车”行为，还必须确定产权，完善产权制度。
　　确定产权的目的是使组织有效率。根据诺斯的理论，建立有效产权的目的是使创新的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等，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使产权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但事实上，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等的产仅结构仍是理论上的假设，而现实的，可操作的产权模式就是尽可能地使产权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而竞争性和排他性产权的最好形式就是私有产权。它可以使资源的使用权，转让权以及收入的享用权集中于同一主体。然而，中国经济学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改革是否一定要走向私有化，私有化是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选择？
　　诺斯关于私有产权效率的结论，是通过对西欧国家历史经验的研究得出的。事实上，近代出现的私有制是作为中世纪封建共同体所有制的对立物出现的，它之所以是进步的，就是因为它界定了个体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塔便车”行为，从而提高了组织的效率。但事实上，诺斯所研究的这种“私有化”，真直接结果仅仅是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它与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的私有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诺斯在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问题上，往往避免直接使用“私有化”一词。他指出：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并不是绝对的，有时将国有资产继续保持在政府控制下也是必要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的，有效竞争的市场。〔1〕
　　诺斯进一步认为，确定产仅或实行私有制，并不是解决经济绩效问题的充分条件。他指出“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特征共同决定经济绩效。虽然规则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但非正式规范通常只能逐渐变化，对一套规则提供“正统性”的就是规范。正因为如此，革命性变迁从来没有象它的支持者所希望的那样，它所带来的经济绩效也不会象人们预期那样。一种经济采用其他经济的正式规则会产生与后者完全不同的经济绩效特征。因为前者的非正式规范和实施特征不同。”所以，“私有化并非解决糟糕经济绩效的灵丹妙药”。〔2〕此外， 诺斯还提出适应性效率问题。他指出“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适应性效率，而不是配置效率。”〔3〕“适应性效率与诚实正直的行为规则一样， 我们不知道它是如何建立的。”它“并非来源于正式规则，而是来源于构成正式规则基础的稳定性和适应性”，“来自正式规则之下的行为准则。”〔4〕这就是说，决定经济绩效的因素不只是所有制， 而在一定所有制之外的大量非正式规则同样起着决定性作用。正因为如此，诺斯特别强调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习惯、意识形态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所以说，产权变革并不能以私有化一言以蔽之。特别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要确定产权，无论是所要确定的产权结构，还是确定产权的方式，都与几个世纪以前作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前提的产权结构和确立方式，都是不可能相同的。所以，中国的产权变革并不一定要走向私有化。在培育社会主义市场前提下，一方面对国有经济实行明晰产权的改革，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结构，这才是产权改革的方向。
　　　　　　三、诺斯悖论与政治体制改革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比经济体制改革有着更多的禁忌。但事实上大家都明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政治体制的相应变革。但是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突出，特别是当产权变革提到经济改革日程上以后，政治变革差不多也就呼之欲出了。
　　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质进程如何呢？一方面，不可否认，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缓慢地进行着，但另一方面，同样也不可否认，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来说存在严重的滞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的变化要晚得多。根据这样的理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正常的。但是，根据诺斯的理论，产权界定和高效产权设置，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而“界定和实施产权的是政治体制”，“是国家界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最终是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5〕“政治形态对经济绩效有重大影响。 因为政治形态界定和实施经济规则，因此，发展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建立一种能够创造和保护有效产权的政治体制。”〔6〕，可见，诺斯强调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把政治体制变革推到了制度变革的前台。
　　然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诺斯认为：“创造和保护有效产权”的国家，同样有可能“造成无效率的产权”。这就是令人困惑的所谓“诺斯悖论”。诺斯本人对这一悖论的解释是：“没有国家办不成事，有了国家又会有很多麻烦。”麻烦何在？诺斯认为“如果给国家权力，让它强制执行合同成其他规章，它就会用自己的权力强制性施加影响，造成经济效率不高的现象。”〔7〕这是因为， 政府也是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它的行为有两个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8〕但是这两个目的是有矛盾的， 是相互冲突的，而在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下，政府的产权设置往往导致低效率；由于有竞争约束统治者不得不容忍“有势力的选民”的低效率产权设置要求，而交易费用会减少税收，迫使国家为短期财政要求而放弃高效产权设置。
　　政府的这种双重作用，使一个社会面临两难选择：是建立一个硬政府，还是建一个软政府？这也是困扰中国改革的一个难题。关于这个问题，诺斯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从他的国家理论看，他基本上继承了新古典主义传统，把政府作用限定在确定产权，提供保护与公正等公共服务上。实质上他主张建立一个“软政府”。可见，诺斯强调国家的作用，但所强调的是国家在建立法制、规则和各种规范方面的作用，而不是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用政府的经济力量促进经济增长。不过，他的这一观点仅仅被英美等少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所证实，而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却提供着反证。当然，对后一类国家的经验，还需要接受进一步的，长期的实践证明。但我们至少可以考虑它在“起飞”阶段的价值。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在短期内走完发达国家用几个世纪走过的发展历程，不可能不强调国家的作用。当然，传统计划经济中的国家角色肯定是不合适的，而究竟如何确定国家的位置，仍需要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
　　最后的问题是：政府的性质和行为是由什么决定的？既然国家在设置和实施产权方面起决定作用；那么政府究竟有可能建立和实施什么样的产权？诺斯指出：“一个经济包含着不同集团的活动，这些活动具有不同的生产函数，以反映一个政治—经济单位的技术，资源基数和人口。”〔9〕这就出现了经济集团问题。经济集团， 一方面它是生产集团，另一方面是利益集团，作为生产集团有不同的生产函数，作为利益集团有不同的经济利益。政府必须代表一定集团的利益，设置符合该集团利益的产权结构，然而，决定社会经济增长和效率的却是这个集团的生产函数，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讲，就是这个集团或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性质，根据诺斯的研究，一个政府未必一定代表较高生产函数集团的利益。”如果势力接近候选统治者的集团的财富或收入受到产权的不利影响，那么统治者就会受到威胁，因而，统治者会同意一个有利于这些集团的产权结构而无视它对效率的影响。”相反，一个具有较高生产函数的经济力量不断状大的集团，也必然要求政府设置符合其利益的产权结构，否则，它也有可能威胁统治者，事实上，这正是政治变革的最根本原因。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原有利益集团有分化，有的重组，并出现一系列新的利益集团。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各集团的生产函数起了决定性作用，使它们有的兴起状大，有的衰落缩小。这种变化必然影响中国的经济结构并进而影响中国的政治结构。反过来说，中国的政治结构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来适应这种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但政治结构如何调整以适应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在调整过程中，如何避免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如何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目标的一致性，进一步讲，如何保证社会主义方向和基本原则，这都是要进一步探讨和实践的问题。
　　　　　　四、“路径依赖”与改革路径选择
　　由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久攻不克，产权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仍存在某些理论上的禁忌和实践上的困难，使我国改革整体处于“胶着”状态。那么，中国改革下一步应如何选择，出路何在？诺斯的理论能给我们提供哪些启示？
　　诺斯承认自己不是中国问题专家，所以，关于中国改革并没有提出太多的具体建议，我们更不能指望一个“局外人”来指点迷津。但他提出的一个十分原则，但的确是十分诚恳的建议，值得我们重视：即“了解周围，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是如何走过来的，现在到了什么阶段，然后再看有什么可供选择的方案以及可以选择什么方案，”他还反复强调：“你过去是怎样走过来的，你的过渡是怎样进行的。”这就是他的“路径依赖”理论。
　　什么叫路径依赖？诺斯认为：制度变迁过程与技术变迁过程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所以，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此外，“路径依赖”理论还强调、社会文化路径选择，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关”。路径依赖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文化—路径依赖这个术语用以描述过去对现在和未来的。”〔10〕
　　那么，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格局是怎样形成的，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是今天这个格局而不是另一种，如俄罗斯的那种格局？这个问题我们不可以用“存在就是合理”这一哲学定理来简单地加以解释。事实上，我们今天的改革格局，是改革以来一步步历史决定的，是我国建国40多年历史所决定的，往深远里说，它是由我国近代以来一个半世纪历史所决定的，并与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着不可分的联系。这就是诺斯所说的：“改革路径的选择是历史在起作用，经济的发展也是如此，无论是政治制度本身，还是信仰制度都与历史密切相关；它们的产生和演变受过去的影响，同时也限制了当前和过去改革路径方式的选择。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过来的，就不知道今后前进的方向。这一点对我们研究过渡经济学的人尤为重要。”〔11〕
　　改革的发展取决于路径选择，错误选择就可能导致“锁定”。这个理论告诉我们，在改革过程中，有许多十字路口，一旦选择错误，就可能造成恶性循环，甚至改变历史的走向，所以，改革的每一步选择都必须慎之又慎，如果真的被“锁定”又该如何选择呢？诺斯指出：“实际上路径依赖简单来说是对各种选择进行了限制，而并非无法选择。走哪条道路关键要了解自己当前所处的状态以及问题所在，弄清所受的制约，然后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关键的问题，还是要了解自己的国情，了解自己的历史，从理论模型回到现实的选择中来。
　　　　　　五、对诺斯理论的简短评价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对经济学发展的一大贡献，其重要意义在于它使我们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世界中走了出来，并给了我们一个可供多维观察的镜头。在诺斯的理论中，我们看到了制度随时间变化而发生的变迁，并且，这个变化的制度对经济绩效有决定性影响。因此，经济学不仅要研究人口、资源、技术等变量，还要研究制度，研究制度变革。
　　诺斯的理论事实上是一种“改革”理论，它适应了西方世界兴起的变革心理，对中国改革也有一定参考价值。所以，诺斯不仅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在中国也获得一定程度的认同。然而，对于我国来说，诺斯的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改革？诺斯指出：“我们不能运用新古典分析工具来阐明苏联和共产主义世界的兴衰”。〔12〕但事实上，诺斯的理论新古典仍然发达市场经济的理论，他所研究的“变迁”，也是以西欧和北美的市场化为样板的，而关于计划经济应该如何向有效的市场经济过渡，他承认“目前尚没有一个清楚的模型。”〔13〕所以，我们首先要对诺斯制度变迁理论本身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进而考察该理论对中国改革的适用性，简单的“拿来主义”的方法是应当防止的。＊
　　注：
　　〔5〕〔7〕〔8〕〔9〕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年版，第46，17，20，28，26
　　〔1〕〔4〕〔11〕〔12〕〔13〕《诺奖得主诺思答京城听众问》，《经济学消息报》1995年4月8日第一版。
　　〔2〕〔3〕〔6〕〔10〕诺思《历史经济绩效》诺斯在1993年12月9日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讲演， 译文载《经济译文》1994年第6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
　　　　　　　　　　　　　　　　　　　　（责任编辑：王碧峰）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京43-46F11理论经济学高德步19961996 作者：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京43-46F11理论经济学高德步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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