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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月13日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15周年，许多朋友都在庆祝这一天，也都在反思这15年。人们之所以要反思，就是因为十五年来海南的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诸多不如人意的问题，发展不像人们预想得那样顺利。
　　　　一、我们的反省不能过头
　　近来讨论十五年来得失的朋友很多，由于海南经济特区的发展确实不如预想得迅速，负面的评价自然就会比较多。不过我认为，我们的讨论不能仅仅从我们的主观愿望出发，还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脱离我们的发展起点，更不能把本来就不存在的机会，统统说成“我们丧失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乍看上去似乎很多，实际上寥寥无几。比如有的朋友说：“‘房地产热’、‘股票热’、‘开发区’热时来海南的资金那么多，只要把其中的一半投向海洋产业，今天的形势就大不一样了”，就是这样的一例。因为当时确实有巨额资金从全国各地涌入海南，不过它们都是为谋取暴利而来的。海洋产业并非暴利行业，根本就不可能吸引数以百亿的社会资本。又比如有的朋友把洋浦开发区作为一次失去的机会，然而他们忘记了，即使没有1989年那场“爱国”、“卖国”之争的风波，洋浦开发也不成其为一次真正的机会，因为1990年中央就宣布开放上海浦东，投资者们的注意力马上就转向。短短的一年时间究竟够干什么呢？还有所谓“封岛”，姑且不论中央本来并无意图，就既成事实而论，有关的大讨论一方面确实刺激了国内资金短期内的大量涌入，但另一方面大量资金的涌入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物价、地价、房价的飞涨，成为“泡沫经济”的直接诱因……。照这样一个一个地排除下去，能够站得住的机遇恐怕剩余不下几个了。
　　海南人民长期生活在贫困落后之中，历来讲求实际，本不存有迅速富裕起来的幻想。只是在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初的特定的环境下，才产生了过高的期望。而且，建省、办经济特区最初五年，由于中央特殊优惠政策的巨大威力，海南也确实出现了超乎常规的高速发展，人均GDP从全国平均水平的83%，一下子追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03%。假如政策环境不发生后来的变化，实现中央对海南发展的“三步设想”也并非不可能。然而第一，上海浦东的开发，使海南不成其为“最特的特区”和“最后一个特区”；第二，1994年外贸体制改革，又使经济特区最主要的政策优惠“普惠化”，特区与非特区的政策落差急剧地缩小；第三，海南又发生了“泡沫经济”，不仅拖累了全国各地的金融机构，更使自己的金融机构呆坏账目高达90%以上。于是，在一没有基础，二没有政策，三没有银行贷款的艰难条件下，连续三年GDP发展在全国殿后，就成了大势所趋。假如把所有这些账都算到省级决策人的头上，显然有欠公允。
　　我们不能忘记，海南的发展起点究竟有多低。1987年的财政收入只有2.9亿，无论从经济的总体规模、产业发展水平还是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各个方面，都是原广东省内最为贫困落后的地区。有些朋友说些气话不难理解，可当真要回归广东省就未免可笑。看看我们2002年的财政收支吧：地方财政收入才52亿，国税收入29亿，财政支出却有98亿，换句话说，就是国税收入全部返还，还要靠国家帮助17亿。这还没有算上从各个部门和市县“跑部钱进”的收入。不错，广东除珠江三角洲之外的绝大部分地区，前几年都有能靠从省财借钱发工资，作为中国的首富之省，广东省的各部门也确实有钱可讨。但是同调动全国资源的中央各部委首长们相比，广东厅长们手里的钱毕竟还是小钱。海南作为全国唯一的热带海岛省，在国家那里得到了关照，岂是广东时代可比！倘若连这个账都算不过来，那真是要贻笑大方了。
　　所以，不要说不办经济特区，就是不建省，海南也绝对不会有今天。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十五年的成绩都是主要的。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二、若干重大失误需要回顾和总结
　　肯定成绩不等于回避问题，我们确实有许多的重大决策失误需要回顾和总结。这些重大失误包括如下方面：
　　（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忽视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这个问题最突出地表现在1998年以后。由于顶不住社会各界的集体非理性思潮，也是由于当时中央为了应对亚洲金融风暴、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出了8%的年度增长指标，海南也不得不提出了经济增长的高指标。但是如前所述，此时仍然是一无产业基础、二无政策优惠、三无银行贷款，要实现高速增长就只有“一手高指标，一手乌纱帽”。这样硬压出来的高速度，自然少不了虚假政绩和数字泡沫。结果适得其反，恶化了投资环境，进一步减少了外来投资，减少了就业岗位，实际上放慢了经济基础发展。
　　而更为严重的是，同样是在集体非理性思潮的干扰下，我们还制定了一个脱离实际的“十五”计划，要求21世纪的前十年经济增长翻两番，第二个十年再翻两番（相比之下，广东“十六大”之后提出的目标是：前十年翻一番，后十年再翻一番）。假如不是2002年海南省“第四次党代表”的修正，这项计划就要成为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上长期干扰我们的谬误。
　　（二）片面追求加快城市化建设，忽视了“三农”问题。无论是城市化建设还是解决“三农”问题，都离不了基础设施的适度超前发展。然而，海南的实际情况是，为城市化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过于超前，为解决“三农”问题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过于落后。
　　不少市县建设了过于宽阔的大道，甚至建设了大得出奇、与人口发展水平远远不成比例的都市广场，耗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
　　向城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在于增加城镇的就业机会，可是我们的许多县市并没有在这上面下功夫，而是热衷于圈占土地、扩大城街区的建设。
　　解决“三农”问题迫切需要加强水库、电网、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海南来讲，特别是需要建设自主的运销流通渠道，需要建设强大的农副产品的加工工业体系。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提到许多地方领导的议事日程。
　　（三）片面追求近期政绩，忽视了长远战略利益，其中特别是忽视了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口号：“不把茅草屋带到21世纪！”结果是不惜代价、不分地域、“一刀切”地把茅草屋改建成砖瓦房、钢筋水泥房，甚至连水源地也不例外。这种做法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对水源地的环境保护构成了新的威胁。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对水源地实行“生态移民”和“易地扶贫”。
　　另一个严重的疏漏，是没有及时建立江河流域上下游之间的利益补偿机制，结果既不利于下游的生态发展，又不利于保护上游群众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在旅游景点的开发方面，我们也发生了不少低水平开发，破坏资源的问题。许多国家级和世界级的旅游资源，没有经过省级行政部门的统一规划，仅仅在县市甚至乡镇一级的行政首长点头，就贸然开发，结果自然是粗制滥造和资源浪费。
　　（四）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忽视社会效益。在海南，先后发生过“全民倒车”、“全民经商”、“全民炒股”、“全民炒楼”……。那么多的人脱离主业，都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造成专业技术的普遍荒疏，至使我们在许多领域里的专业技术水平，大大落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这些年来我们引进了许多专业技术人才，但“淮南的桔子到了淮北就变”，内地的专业技术人才一来海南就变得六神无主。
　　而最为荒谬、也最不体面的经济利益追求，还在于放纵黄业和赌博。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领导干部对此认识不清，甚至把这些歪门邪道视为经济发展的“捷径”。他们不是不知道，黄业、赌博坑害了多少善良无辜的人民！
　　（五）财政金融风险酿下了苦果。海南的财政金融风险主要是“泡沫经济”的恶果，却并没有因为“泡沫经济”的结束而告终，靠借债搞“政绩工程”的不良风气，始终没有完全刹住。许多朋友至今以为，“国债非债，不用白不用”。他们不知道，假如各级政府都这样干，最终就要由中央政府“埋单”。中央政府有什么办法？还不是多印些票子，“羊毛出在羊身上”？结果转了一个圈，还是广大人民群众倒霉。占便宜的，只是少数靠“政绩工程”爬上高位的官员。这个问题一日不解决，中国就一日不能摆脱财政金融风险的阴影。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们研究，中国全面建设“小康”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有四：一是人口与就业压力，二是环境与资源压力，三是技术落后与无情的国际竞争压力，四是财政金融风险压力。其中，尤其以第四个压力最为沉重，而且时时都在发展，迟早会成为心腹之患。作为“泡沫经济”的重灾区，海南理应比其它地方对此理解得更加痛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许多领导干部至今对此麻木不仁。
　　　　三、决策失误的规律性原因
　　我想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海南的地方党组织要想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首先要牢牢地树立“创造财富”的意识。然而我们的许多朋友，多年来只热衷于转移财富，不关心创造财富。这恰恰是海南的百病之源。也是“泡沫经济”和浮躁心理的思想根源。要创造财富，就要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就要节俭创业、积累资本；就要建立、健全市场经济秩序；就要有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的指导思想不到位，就没有成为名副其实的先进生产力代表。
　　其次，先进的文化是为先进的生产力服务的。不能把“特区意识”等同于转移财富的特权意识，而是要大力提倡创造财富的意识：要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新观念；要提倡节俭创业、积累资本的新观念；要提倡公平竞争、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和新观念；要提倡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我们的指导思想不到位，就没有成为名副其实的先进文化代表。
　　再有就是，从长远看，人民群众的利益最终要完全由人民群众自己来代表，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的，然而在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建立健全之前，特别是出于许多技术性的原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尚难以实现对各级政府的有效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党组织就不得不承担更多的领导责任。我们必须改善党的组织部门考察政绩的成本意识。真正搞清楚一个公式：政绩＝施政成效－施政成本。所谓施政成本，包括财政成本、生态环境成本、自然资源成本，也包括无形成本——即地方的商业信誉和民心所向的成本。假如施政成本过高，就得不偿失，就不能肯定领导干部的政绩。从化解我省财政金融风险的实际需要出发，我们甚至应当鼓励出“还债干部”，以此来激励各级领导同志自觉地减少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我们的指导思想不到位，就没有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
　　所以归根到底，理论联系实际，学好用好“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应当成为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
特区展望海口14～17F14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廖逊20032003 作者：特区展望海口14～17F14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廖逊20032003

网载 2013-09-10 21: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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