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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     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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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传统”的理论在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对诠释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一反文艺复兴以来无限崇尚“理性”的信仰，代之以，“传统”的权威。在被人们视为最高权威的“理性法庭”之废墟上，他建立起了“前判断”（成见）、理解的“前结构”，营建了“传统”的殿堂。
　　伽达默尔的传统理论涉及到一系列当代理解理论的重大问题。本文拟就伽达默尔的传观作一评析，祈盼识者诸君不吝赐教。
　　　　一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对理性的伸张高扬，是留给当代世界的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使我们的哲学和科学至今仍受惠不浅。但文艺复兴同时也给当代哲学留下了极为沉重的精神负担，使哲学上的突破时时感受到它的压抑。由文艺复兴而来的理性崇拜，几乎到了把理性无限肯定到与真理、权威三者合一的程度。启蒙思想家用“理性”批判“传统”和“权威”，在许多人眼里，传统只有否定的意义，与“成见”、“权威”一样，是遮蔽理性之光的巨大障碍。十九世纪初的欧洲浪漫主义思潮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动，它竭力维护旧的历史传统和权威。伽达默尔步其后尘，通过为“成见”正名，来为“传统”和“杈威”辩护。他激烈反对启蒙运动把权威看作迷信和盲从，认为权威、传统具有合理性，它“只同知识相关联”，“是真理的一种源泉”。理解活动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总以某种“前结构”(vorstruktur)、“前把握”(Vorgriff)为出发点，这就是传统中所保留的见解，它是一种在我们的判断之前的判断，即“前判断”(Vorurteil)。从哲学史上看，在启蒙运动之前，Vorruteil一词并没有现在的那种否定的意义，它的原意是指决定一种情况的所有因素被最终检验之前所作的一个判断。在德文的法律术语中，Voruteil是指最终的裁决之前临时的法律裁决。因此，前判断不一定是错误的判断，它可以有肯定与否定两值。只是由于启蒙运动及其对宗教的批判，它才只具有“虚妄的判断”这样一种意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文本将其译为“prejudice”亦即汉语的“成见”或“偏见”。[1]
　　启蒙运动之所以认为成见是“虚妄的判断”，是因为它认为成见源于权威。启蒙运动总是标榜自己不接受任何权威，而以理性来决定一切，但这正表明了它接受了另一种权威──理性的权威。权威好象总是意味着盲从和崇拜，但这并不排除它也可能是真理的一个来源，启蒙运动在否定权威时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伽达默尔认为，一切权威的最终根源恰恰是理性，而不是盲从。事实上，权威不能由他人授予，只能凭知识获得。它构成了“理解的视界”，表明了传统所规定的理解活动的趋向，是形成新的理解、新传统的根据，因而是“诠释学经验”的主要组成部分，并构成人的本质内容。这样，伽达默尔不仅给“成见”和“传统”正名，而且将它们安置在人的本质内容之中，从而彻底保证了“传统”、“成见”在认识活动中的合法地位。他反对一味地排斥“成见”，主张要分清什么是合理的成见，什么是错误的成见。合理的成见是合法的，那么，对于成见所构成的社会和文化“传统”也就不应一概拒之门外，否则，不仅不能把握人的理解活动的机制，而且也否定了人的存在和理解活动的历史性，割断了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联系。
　　伽达默尔所谓的成见，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讲的理解的前结构，是传统制约人们存在和理解的历史性因素。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人都有自己无法意识到的成见──许多指导他们在一定的情境下如何行事的预想和观念。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总是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那就意味着我们总是带着没有反思过的观念去理解。既然没有成见理解就不能发生，那么就应当承认它们本质的价值，一个不承认他为成见所支配的人，将看不到成见的光芒所显示的东西”。[1]他认为，“真实情况是，首脑人物有权威，但是人们的权威不是依靠理智的放弃和主观性，而是以承认和接受为基础的。也即承认他人在判断和洞察力上胜于自己，因此他人的判断应该更重要。换句话说，他人的判断有优先权。这一情况和下述事实相联系：权威不能被赠与，……它依赖思考，即理智领悟到自身的局限，承认他人有更好的理解力。”[2]
　　在伽达默尔看来，成见乃是制约人们存在和理解的历史性范畴。理解的历史性范畴，是伽达默尔传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与古典诠释学和启蒙运动的根本分歧之一。所谓理解的历史性，主要是指理解者所处的不同理解对象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这些因素必然要影响和制约他对本文的理解。古典诠释学认为，既然理解者和本文之间存在着历史间距的鸿沟，那么在理解时不可避免地会有着理解者的主观成见和误解，因此，诠释学的任务就是要克服这些主观成见和误解，以达到客观的历史的真实，即把握作者或本文的原意。总之，历史性是应予克服的主观的偶然性因素。伽达默尔坚持认为：和本文的作者一样，读者也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处于一定的世界上的，他们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都是无法消除的。我们没有理由只承认作者的历史性而否定读者的历史性。他强调指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本文与作者，都内在地嵌入于历史性之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视界，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理解，理解的也只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总之，理解的历史性具体地表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制约作用。启蒙运动反对传统和成见，而狄尔泰代表的十九世纪“精神科学”则追求自然科学那种按照一个规则体系和方法论原则得到的客观知识，但这恰恰反映了他们的主张失去了历史和传统的连续性。其实，即使是最无倾向性地运用科学方法，但在选择课题、提出问题、知识兴趣方面，仍有传统的因素在起作用。知识和理性并不是最基本的东西，在它们之外还有制约和决定它们的东西，这就是历史性因素，这种历史性因素在理解中起着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常常被人们忽视。启蒙运动在历史上所取得的辉煌胜利，自然科学有目共睹的惊人发展，使不少人忘记了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根本力量。在天真地想像理性和科学已使人类登上了终极真理的顶峰的同时，他们把理性和科学与绝对真理等同起来，形成了风靡一时的泛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启蒙运动赋予理性以至高无上的地位，用以反对愚昧和迷信，这当然是其积极意义的。但启蒙运动的理性观念本身就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所谓超历史的、永恒的绝对理性是不存在的。自然科学也不在历史之外，任何超历史的科学都只是神话。任何科学方法、科学概念，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浸透了历史的因素，都应该历史地加以理解。理性和科学的主张一旦企图超历史而将自己绝对化，就会成为新的迷信和教条。
　　传统之所以是必须的，还在于“人是一个具有语言的存在”。毫无疑问，一切理解与解释都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但这并不是说，语言仅仅是理解的工具，就其实质，语言乃是“储蓄传统的水库”，是人们的世界观念，在此意义上，它本身就是传统。传统不是脱离当代而独立存在的，凡是我们今天称之为传统的东西，正是我们今天能在语言中意识到的过去，这些都是语言给我们的。在使用语言发生理解的时刻，过去就有了生命。这就是我们时时置身于其而常常察觉不到的传统，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人与语言在生活中水乳交融特点造成的。人在语言中不自觉地成为历史与传统的一部分，人又是在语言中不自觉地、延续着传统。
　　　二
　　伽达默尔恢复了成见和传统的权威，使之与理论相提并论，除了给人以新鲜之感外，也容易使人感到他过于“传统”，近乎保守。但研读他的论着就会发现，他所讲的成见、传统、历史性，都是为了论证积极的理解服务的。有人只看到传统与发展对立的一面，看不到“即使是在生活急剧变化的地方，比如在革命的时代，保存在一切事物的演变中的旧东西，也远比人们知道得要多，它同新的东西结合，创造新的价值”。[1]传统固然是保存，但却是有选择地保存，本质上是在一切历史变化中主动地保存。传统和成见都不是应该加以克服的因素，而是理解的必要前提和开放的基础。
　　伽达默尔指出，正是传统才“调动”了解释者的成见，构成了“理解的视界”，形成新理解、新传统的根据。理解既以成见为基础，又须随着理解的进展不断检验、调整和修改成见，包括剔除在理解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错误成见，同时产生新的建设性的成见，在此基础上达到新的理解，这新的理解马上就构成传统的一部分，传统就是这样发展的。只要我们理解着，我们就参与了传统的进化。传统决定我们，我们也决定传统。在成见面前，理解的命运不是束手就缚任其摆布，心灵可以改变和去除某先见，尤其是自后天的经验而来的先见，拓展着理解向无限未知世界的开放性。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的“开放性”植根于“时间间距”。由于时间间距的“间距化”作用，在“本文”与读者之间形成了两个不同的“视界”，间距成了间距两者的天然界限。然而在理解过程中，作为“界限”的间距却成了真正的“中介”：本文的视界通过间距而进入了读者的视界。间距的中介作用表现在，它一方面发挥了自己的过滤作用，消除那些不合理的、错误的成见，也产生那些使理解得以清楚呈现的成见；另一方面，它实现着意义的生成，使本文的意义，在不断更新的历史条件下扩展、生长，并通过此种方式与读者的视界相联结。时间间距不是一个封闭的东西，它本身在不断地运动扩展。作为一种运动过程的时间间距也就是历史。历史决不重复过去的东西，它是可能性与现实性、过去与现在的统一，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伽达默尔把诠释学意义上的历史称为“效果历史”。真正的历史对象不是一个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效果历史就是在历史间距条件下发生的东西，是对遥远事物的接近。一种正当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真实。效果历史也表现了理解的建设性的可能。
　　伽达默尔借助于“视界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概念，提供了参与化和间距化、继承传统和发展传统的辩证关系的典型说明。他认为，尽管有许多不同的视界，但决不会有封闭的视界。“人类生活的历史运动在于这个事实，即它决不会完全束缚于任何一种观点，因此，决不可能有真正封闭的视界。倒不如说，视界是我们悠游于其中，随我们而移动的东西”。[1]事实上，视界是一个不断形成的过程，永远也不会固定下来。在视界融合后产生的新的视界，既包括解释者的视界，也包括本文的视界。新的视界超越了它们的视界之最初的问题和成见，给了我们新的经验和新的理解的可能性。在理解的过程中，出现的是历史视界有选择地融入现代视界的走向。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与传统表现出了孕育现实、开辟未来的真正价值，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也由此得以充满和实现。
　　理解形成的过程走向，究竟是由认知主体进入作品或历史，还是历史的视界融入主体的视界之中？传统诠释学非历史地要求解释主体向历史回归；伽达默尔则明确主张历史视界融入解释者视界。因为历史不能直接解释自己，它是在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中被解释的。这种解释的方式不同于两人之间的言谈对话。历史的一方总是沉默着。解释历史的人又总是历史的一部分。解释者必然生活于某一传统之中，他所解释的是一切过去的存在中所能进入他的现在生活的那一部分，显然，传统会因解释者的解释而有所改变。一部《红楼梦》，衍生出多种“红学”派别从排满、占卦、诲淫、情爱，直到家族兴衰、阶级斗争史，甚至还有人读出现代天文学、宇宙信息场，真可谓“无尽意趣在‘石头’”。本文业已成就，便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作为流传物，它自身并未改变，何以有多解？原因便在于读者的“前理解”之不同，时空条件不同，语境不同。事实上，传统的意义并不属于它自己，没有现在和将来，传统也就失去了意义。历史之所以有意义，乃是因为它存在于现代人的理解中，传统亦因之获得了新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理解过去意味着把握未来，理解就是超越，不断地理解，不断超越，不同的理解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化，人类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永恒的未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始终在重写自己的历史。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同样的过去，永远被不同的现在和将来理解成不同的过去。”他还说，“历史的存在意味着人关于自我的知识永远不能够是完全的”。因为人生活在一个传统的事实，正说明传统是不完全的生活，未完成的人生，必然带上历史的不完全性格。而这种不完全性已经包含了变化的可能性。“我们处在历史的变化之中，不知目前发生些什么，只是事后才把握发生了些什么，这就是历史永远要被一个新的现在重写的缘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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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心而论，伽达尔默尔对成见、传统、权威和历史性的洞见，使人耳目一新，大大丰富和深化了哲学诠释学理论。然而即便如此，伽达默尔的理论也只是代表了一种“视界”。正如一切“视界”那样，他的视界也不可能是包罗万象、完美无缺的。他对启蒙运动的分析就明显带有某种片面性。他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指责启蒙运动没有从历史的高度理解成见和权威，进而全盘否定启蒙运动对成见和权威的批判，表明他自己实际上同样没能从历史的高度来认识启蒙运动对成见和权威的否定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条件评价历史，离开特定的历史时代抽象地谈论权威的合理性，就把启蒙运动反对权威的历史意义完全抹杀了。如果我们从纯粹的理论领域进而跨入社会实践领域，其消极意义更是不容低估。看到权威一定的合理性就走向另一极端，完全肯定一切权威，这很容易给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以可乘之机。人固然不能完全摆脱传统，但这并不等于说，人们必然为传统所支配。伽达默尔对于人的历史主动性显然估计不足。正是在这一点上，伽达默尔受到了哈贝马斯的激烈抨击。
　　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伽达默尔过分强调了传统对个人理解视野的决定作用，因而只能让传统单方面地决定现代的走向，个人的理解采取了极其被动的消极姿态。他认为，过度颂扬传统的权威是危险的，把传统看作是一切理性活动的先决条件，使可以判断真伪的理性屈从于传统的权威之下，在传统中消融了真伪的区别，进而将全部社会意识形态都看成是真正合理的，这不仅会陷入保守主义的泥潭，而且必然导致“相对唯心主义”。
　　确实，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过分注重了传统。读然如伽达默尔所说，我们正是“生活在传统之中”，传统活着，它“总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语）任何试图完全割断历史、抛弃传统的想法，都无异于拽着自己的头发以期摆脱地球的吸引力。即使在批判传统时，也离不开传统。而且，传统也不会因批判而消亡，相反，它总是在我们的理解、批判、扬弃中生生不息。然而，正因如此，我们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意味着对传统的突破。承认传统而不囿于传统，这是我们应取的态度。我们的观点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在传统中突破传统。这一命题表明，传统是同时具有历史传承性与后世创造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是在历史的延续中被塑造而成、并随着历史发展而变迁。我们在与传统对话时，就介入了传统；当我们将自己的新的经验融入传统时，我们就已经超越了旧有的传统。总之，“在传统中突破传统”命题本身，就意味着它时时警惕可能出现的“彻底反传统”与“全面复活传统”两种倾向。考虑到语言和传统在现实社会中已表现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式，而意识形态有其“滞后性”亦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这种滞后性无疑会阻碍传统的突破与变革，鉴此，“在传统中突破传统”之重点和难点当在后者，即“突破传统”。我们和伽达默尔的分歧便地于此。
　　[1]中译论着大多将“Vorurteil”译为“成见”，为行文方便，本文也采用“成见”一词，但只是在“Vorurteil”原初的意义上、即作为一个中性词使用这个词。
　　[2]转引自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文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第177页。
　　[3]转引自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4]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图宾根，1986年版，第250页。
　　[5]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图宾根1986年版，第271页。
　　[6]伽达默尔：《诠释学的挑战》，转引自黄美来：《现代西方哲学思潮述评》，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八章。
　　（作者：潘德荣，安徽师大政教系副教授；　魏名国，安徽师大政教系讲师；责任编辑：文惠）
　　
　　
　　
学术月刊沪32-36B6外国哲学与哲学史潘德荣/魏名国19951995 作者：学术月刊沪32-36B6外国哲学与哲学史潘德荣/魏名国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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