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科学社领导群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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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2)01-0083-11
  领导群体在社团组织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负责引导社团成员设立目标,并带领成员去实现这一目标。因此,他们的整体素质是社团组织发展的保证:前瞻能力决定了社团组织的发展方向,行政才能决定了社团组织实现目标的程度。社团组织领导层的正常更替对其发展极为关键,这不仅是社团组织民主化程度的表征,也是吸引年轻人进入领导层、为组织发展储备人才的程序。同样,领导层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对社团组织各项事业的开展与实施也相当重要。中国科学社(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原名科学社,1914年6月由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的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任鸿隽、杨铨等人倡议创建,1918年回迁国内,1960年在上海宣告解散。中国科学社作为近代中国影响最为广泛的科学社团,其事业的扩展及遭遇的困境,除广阔的社会历史因素外,与其领导群体密切相关。本文以中国科学社领导群体理事会(注:1922年第二次改组前,中国科学社领导层是董事会,改组后为理事会。为与此后的董事会相区分,这里将1922年前的董事会也称理事会。)成员的更替及其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为例,分析近代中国科学体制化进程中在社团组织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 理事会的组建与成员变迁
  1915年出版的《科学》第1卷第1期公布科学社理事会由会长任鸿隽、书记赵元任、会计秉志和胡明复、周仁组成。这是为发刊杂志而成立的股份公司时期的理事会,没有章程予以合法化。(注:关于中国科学社组织结构的变迁,参阅拙文《中国科学社组织结构变迁与中国科学组织机构体制化》,载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第7辑,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1915年10月25日科学社改组为中国科学社,公布章程,规定理事会7人组成,任期2年,连选连任;由全体社员直选,司选委员会负责选举并在年会上报告结果,每年10月1日交接。1916年在美国举行的第一次年会选举产生了首届理事会,投票表决任鸿隽、胡明复、赵元任、秉志4人为两年理事,周仁、竺可桢、钱天鹤3人为一年理事,以后每年以3人、4人间或换届。
  翌年修改章程,议决理事会由11人组成。1918年留任理事仅3人,新选理事8人,投票表决任鸿隽、胡明复、赵元任、唐钺、孙洪芬任期两年,其后每年以5人、6人间选。1922年第二次改组,理事会人数不变,新成立董事会为名誉机构。1931年年会讨论决定理事会增至15人,总干事为常任理事,1932年当选理事9人,孙洪芬和竺可桢任期1年,其后每年改选7人。
  到1936年,中国科学社年年举行年会,理事会的换届选举正常进行。抗战爆发后,年会不能如期举行,理事会的换届随之亦成问题。中国科学社领导层的更替,1937年前的历届换届选举具有连续性与代表性。因此,下面的分析以1937年前历届理事会成员为对象,其更替的具体情况如表一。
   表一 中国科学社1916-1936年理事会成员
  附图K42e01.JPG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社各次年会记事或报告。
  注:×很快为杨孝述所代替;××代替去世的胡明复为任期1年理事。
  1916-1936年先后有任鸿隽、胡明复、赵元任、秉志、周仁、竺可桢、邹秉文、王jìn@①、胡刚复、杨铨、翁文灏、胡先sù@②、丁文江、杨孝述、孙洪芬、过探先、钱天鹤、李协、郑宗海、金邦正、李四光、唐钺、孙昌克、裘维裕、李hòu@③身、张准、王伯秋、叶企孙、高君珊、钱宝琮、胡庶华、伍连德、丁绪宝、马君武、胡适、秦汾、严济慈等共37人当选为理事。第一届理事中竺可桢和钱天鹤不是发起人,他们的当选是积极参加社务活动的结果。9位发起人中过探先、章元善、金邦正已经回国,留在康乃尔大学的6人,《科学》编辑部部长杨铨没有当选。
  第二届邹秉文代替钱天鹤,仅一人之变。第三届理事增为11人,前两届当选的8人中秉志落选,新增4人唐钺、孙洪芬、孙昌克和过探先。1919年在杭州召开的第四次年会,是在国内召开的首次年会,为扩大社会影响,需吸收新的成员进入领导层,新当选的杨铨、裘维裕、金邦正、李协、李hòu@③身都是从未当选过的“新人”。这届理事会组成,发起人仅有任鸿隽、胡明复、赵元任与杨铨,李协是第一个非留美学生理事,他当时就职于南京河海工程学校。
  1920年郑宗海加盟,但很快自动辞去。郑宗海是第一个非科学技术理事。1921年王jìn@①、胡刚复、张准、王伯秋新当选,他们都是南京高师教师,王伯秋是第二个社会科学出身的理事。1922年丁文江成为新生力量,他是国内地质学界的领袖人物、学界名流,是第二个非留美出身理事。1923年秦汾成为理事会新成员,他乃当时数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1924年胡先sù@②成为新理事,此前他已就任中国科学社生物所植物部主任。1925年翁文灏加盟,他是地质学界的权威,留学比利时。1926-1927年没有新面孔出现,1928年叶企孙成为新鲜血液。1929年没有新人物出现,1930年高君珊、钱宝琮新当选,高君珊在中国科学社设立了很有影响的高女士奖金。1931年杨孝述真正当选,此时他已经是中国科学社的总管——总干事。1932年理事会扩大后,新人只增添了一位胡庶华,1933年增添李四光,1934年来了丁绪宝和伍连德,丁绪宝是第一位在国内大学毕业再留学当选理事者,可作为理事会中第二代科学家代表。1935年新增胡适与马君武,胡适是第四位非科学技术理事;1936年严济慈当选,他是第一代理事培养的学生。
  可见,中国科学社理事会成员一直处于变动中,特别是回国之初,曾大量吸收国内人才。但后来没有继续保持这一“法宝”,从总体上看,成员更替并不频繁。
   二 理事会成员更替与民主化进程
  将表一处理为表二。1916-1936年共21届理事会,将少数一年期理事算作一届即两年,按章程应当选129人次,实际当选总人数为37人,平均每人当选届数为3.5,每届两年,也就是说平均
   表二 1916-1936年间理事担任届次统计表
  附图K42e02.JPG
  任期为7年。在分析的21年中,平均每位理事的任期占据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对一个学术社团而言,应该说更换频率并不快。具体分析,有“马太效应”存在。这些理事中,当选届数相差极大,有17人是一次当选,也就是说他们或任期2年或任期1年,而另20人占据了112次机会,平均每人任期达11.2年。具体分析一次当选的17人,大多数是当选一次后就从领导层消失,只有叶企孙、严济慈、丁绪宝等人是成绩优秀的年轻人,新进入领导层。从总体上看,这些一次当选者对中国科学社的发展并不具大作用。有4人当选过2次,2人当选过3次,3人当选过4次。当选5次及5次以上的有11人,他们共占据了86次机会,平均每人任期达15.6年,中国科学社领导权大部分时间由他们掌握。
  9位发起人除章元善外,其余都当选过理事,共54人次,占总人次42%;任鸿隽、赵元任、秉志、周仁、胡明复、杨铨等6人当选49人次,占总人次的38%,平均每人当选时间为16.3年。如果胡明复、过探先、杨铨等不是过早去世,他们当选的人次会占更大的比例。据杨铨讲,1923年杭州年会时,他与任鸿隽、胡明复有感于中国科学社精神的逐渐退化,理事选举他们三人年年榜上有名,为了振兴社务、注入生机,需大量吸收新鲜血液,他们表示不再担任理事,将机会留给新人。(注:杨铨:《我所认识的胡明复》,《科学》第13卷第6号“胡明复博士纪念号”第837-838页。)但在当次年会上,杨铨再次当选理事,任鸿隽、胡明复是前任理事未到期,1924年到期后仍然继续当选。
  中国科学社理事的选举应该说有相当严格的程序,由专门的司选委员负责选举,章程专章规定司选委员的权力与义务,也出现过由于选举出现问题而结果作废的情况。1926年当选司选委员为叶企孙、宋梧生及褚民谊,负责次年理事选举。在翌年年会上,叶企孙以此次理事选举,一是参选人数不足,二是他对选举结果没有表示同意,按照章程司选委员3人中只要1人不同意,选举无效的规定,要求此次理事选举作废。与会代表同意重新选举。这在中国科学社的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注:《中国科学社第十二次年会记事》,《科学》第12卷第11期。)后来重新选举结果如下:竺可桢80票、杨铨74票、胡刚复67票、翁文灏58票、过探先53票、赵元任52票、王jìn@①41票、李熙谋37票、何鲁28票、朱经农27票、李石曾25票、张乃燕25票、姜立夫20票、唐钺19票、朱少屏18票、李四光16票、饶毓泰15票、钟荣光14票、吴宪13票、丁西林10票、金湘帆10票、段育华9票、郭任远9票、熊庆来5票。应选理事6人,因留任理事胡明复逝世,故多选一人补为一年理事。按得票多少竺可桢、杨铨、胡刚复、翁文灏、过探先、赵元任当选两年理事,王jìn@①补缺胡明复。(注:《中国科学社记事:本届理事选举结果》,《科学》第12卷第11期。)可见理事选举竞争相当激烈,没有当选的姜立夫、李四光、饶毓泰、吴宪等是各科学门类的创始人或奠基者,他们4人还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李石曾、张乃燕、郭任远、熊庆来、何鲁、丁西林、钟荣光、朱经农等也是学界名流。
  虽有如此严格的选举程序,但理事会成员的更替还是存在上述问题。中国科学社是以科学技术成员为主体的综合性社团,科学技术不比社会科学,它在相当程度上是年轻人的事业。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华罗庚在剑桥大学的导师G·H·哈代曾说过,“任何数学家都永远不要忘记:数学,较之别的艺术或科学,更是年轻人的游戏”,“我还不知道有那一个重要的数学进展是由一个年过半百的人创始的”。(注:《科学家的辩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史林LL沪83~93K4中国现代史张剑20022002中国科学社领导层理事会成员的更替频率不高,虽对保持领导群体的稳定性,维持组织的发展有一定作用,但却没有完全遵循它所追求的西方学术社团的民主精神与民主程序;理事会成员的社会网络与社会结构表明,理事的当选不完全以对社务关心的程度或学术成就的高低为标准,地域因素、同学关系及留学国别、所学学科等都是重要筹码,虽对人才的团聚、社务的扩展功不可没,但毕竟不是一个学术社团所应有的特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科学社领导群体的发展变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趔趄而行。这一情状是民国时期科学社团的普遍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科学社理事会/成员更替/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张剑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作者:史林LL沪83~93K4中国现代史张剑20022002中国科学社领导层理事会成员的更替频率不高,虽对保持领导群体的稳定性,维持组织的发展有一定作用,但却没有完全遵循它所追求的西方学术社团的民主精神与民主程序;理事会成员的社会网络与社会结构表明,理事的当选不完全以对社务关心的程度或学术成就的高低为标准,地域因素、同学关系及留学国别、所学学科等都是重要筹码,虽对人才的团聚、社务的扩展功不可没,但毕竟不是一个学术社团所应有的特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科学社领导群体的发展变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趔趄而行。这一情状是民国时期科学社团的普遍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科学社理事会/成员更替/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

网载 2013-09-10 21: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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