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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杨耕）
　　§1、社会发展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历史观意义上的发展， 即人类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运动的过程；二是指“后发展”，即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运动过程。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质就是如何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因此，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属于“后发展”范畴。实际上，整个当代社会发展理论都是在“后发展”的层面上展开的。无论是“现代化”理论、“发展主义”，还是“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关注的都是“后发式”的现代化，即“后发展”问题。
　　§2、从发展类型看，现代化可分为“内发”和“外发”两种类型。内发型现代化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是其内部因素促成、由内部创新所引起的社会变迁；外发型现代化则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是由外部刺激引发或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传导性的社会变迁。从现代化的历史看，外发型现代化获得成功并后来居上的关键就在于，善于把这种外部传导性转化为内部创新性。
　　无疑，西欧、北美的现代化属于内发型，而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外发型。具体地说，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并不是由内部因素促成的自然发生的过程，而是起于对外国资本主义“坚船利炮”刺激和挑战的回应，而且中国的现代工业一开始是由外国资本主义在华造就的。换言之，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始是集外部刺激引发和外部力量直接促成于一身。“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一开始就具有被动抉择的特征，它是伴随着救亡图存的民族复兴运动的。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即“中国式的现代化”实践则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运动已进入到自觉、主动、创造性“回应”的时空境界。
　　明确中国现代化属于外发型现代化，这是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深层矛盾的前提。
　　§3、从发展哲学的视角看，现代社会发展是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张力作用下实现的。内发型现代化和外发型现代化都是如此。
　　所谓传统，是指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它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世代相传的行为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感召力的社会力量。从现象上看，传统就是历经延传而一再出现的东西。现代性是在现代化运动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体现在现代社会的各个向度和各种活动中，举凡表现现代社会特征的属性，如商品性、科学性、民主性、理性、个性等等，都包含在现代性的范畴之中。传统与现代性并非处于绝对的对立之中。并非历史上存在过的事物都是传统。从一定意义上说，传统是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积淀，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完全破除传统，一切从头开始，相反，它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同时，传统又不可能自动延伸出现代性。作为现代化运动的产物，现代性首先意味着对传统的突破和否定，二者必然处于矛盾和冲突之中。
　　问题在于，在内发型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是在同一种文明圈内逐步展开的，对传统的变革是渐进式的、推陈出新的自然发生过程；而外发型现代化则是一种由外到内的传导性社会变迁，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因此表现为两种异质文明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以突发的方式展开的，到处引起历史传承性的断裂。
　　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尤为如此。传统是从过去延传至今的东西，它构成了社会结构的一个向度。“中国式的现代化”不可能离开传统而进行，但它又不能在保存原有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在科技革命的激荡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社会变迁过程，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传统在整体上是排斥、阻碍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性的。同时，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不仅要把发达国家较长的现代化历程压缩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追赶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目标，而且要适应发达国家当前发展的趋势，实现后来居上并超越现代化的西方模式。这就使得社会发展的“历时态”在当代中国“共时态”化了。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因此更加尖锐、复杂，冲突更为激烈。
　　§4、传统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向度，总是力图规范现实社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要注意批判继承传统，即吸取精华，抛弃糟粕。问题在于，在传统中，精华与糟粕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揉合在一起的，实际上，传统是一把“双刃剑”，关键是如何利用它。
　　传统是一把“双刃剑”，现代性本身也并非完美无缺。现代性的根本特征是理性。在西方现代化的早期阶段，科技理性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带来了经济和财富的巨大增长；而人文理性则使人类改变了社会文化环境，由“人的依赖性”过渡到“人的独立性”。然而，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科技理性逐渐取得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并把人文理性远远地抛在后面，从而造成了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分裂与对立。现代性因此从内部爆裂了。“现代性带来的问题与其所提供的机会一样大”。“这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37、38页）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实际上是对现代性的片面反动。当然，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化的痛楚”的批判，是“诊断出了病症，却开错了药方”。问题还在于，现代化在历史上与“西化”具有重合性，而且至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基本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在现代化运动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现代性又是同西方民族的民族性，以及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揉合在一起的。
　　传统与现代性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矛盾。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种种矛盾，如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市场经济与社会公平等矛盾，实际上都是传统与现代性矛盾的展开和表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明确提出，今后十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现代性重新加以界定。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我们应以双重批判的态度对待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
　　§5、在外发型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性矛盾在文化层面表现为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难题就在于，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即本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再创造，离不开现代文化形态的建构。但是，作为一种传导性的社会变迁，中国现代文化形态既不可能像西方现代文化那样“推陈出新”的自然形成，也不可能离开本国传统文化“无中生有”。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世界上最老到圆熟的农业文化，具有强大的抗拒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惰性，需要对之进行变革；同时，“中国式的现代化”又需要从本国传统文化中获取民族精神。既要引进西方现代文化，变革本国传统文化，又要凭借本国传统文化内蕴的精神动力来完成社会变迁，这的确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令人困惑的文化难题。传统文化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的，而西方文化除了具有全人类意义的因素外，更多的是具有西方民族性以至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它不可能直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出路在于，通过创造性转换，把西方现代文化因素转化为本民族文化更新的内在力量，并通过文化涵化过程把西方现代文化同本国传统文化整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即中国现代文化。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
　　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凝固体，它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必然发生种种变异，形成一条“变体链”。但是，这些“变体”之间又保持共同的主题，并同出一源，因而仍有一条共同的链锁连接其间。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就是儒家学说，从整体上和根本上说，这是一种以农业经济为基础，以“严等差、贵秩序”为前提，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修养目标的封建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力图用这种农业社会的精神文化来统摄工业社会的物质文明，并实现科学、民主和现代化，只能是空想。任何一种学说，无论其生命力如何强大，也难免要与产生它的时代一起“终结”。后工业社会理论创始人贝尔认为，“传统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它使记忆连贯，告诉人们先人们是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的。”（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4页）这一观点不无启迪。但问题在于，当代社会发展与先人们面临的并不是“同样的生存困境”。生态危机的出现，使古老的“天人合一”说发生了迷人的微笑，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内核的“天人合一”说不可能解决当今的生态失衡问题，“重义轻利”的价值准则也不是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灵丹妙药，如此等等。以儒学为源头的传统文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消除“现代化痛楚”、“发展性危机”。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不可能从传统文化找到民族精神的支柱和安身立命之本。
　　§6、现代化同时又是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中，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在经济、社会层面。表现为市场经济取向与原有社会公平结构的冲突。
　　市场经济是适应生产社会化而产生的现代经济运作模式。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和目标，就是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能排除也不能否定作为市场竞争结果的个人收入差别，相反，它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这就同原有的社会公平结构——“大锅饭”体制发生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实际上是现代经济运作模式同平均主义传统的矛盾与冲突。极度的贫富两极分化和追求平均主义的传统，是封建制度长期统治留给我们的双重历史遗产，由此导致我们对“均贫富”的特殊偏好和对社会主义公平的特殊理解，建构了一种“大锅饭”式的社会公平结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市场经济取向必然与这种社会公平结构发生矛盾。
　　问题还在于，在市场经济取向与原有社会公平结构的矛盾中，又交织着市场经济与客观的社会公平要求之间的矛盾。无疑，市场经济本身也需要相应的公平，即竞争公平。但是，这种公平强调的是程序，主要是一种竞赛式的公平，它不可能排除和否定竞争结果的差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难以避免作为竞争结果的个人收入的差别甚至悬殊，以及由劳动者个人天赋、技能的差异所造成的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共同富裕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公平要求。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与社会公平之间既有兼容性又有矛盾性。
　　1984年，世界银行在一份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中国将日趋紧张甚至可能尖锐，中国进行改革必须同时加强必要的政策，以解决公平分配，尤其是援助贫困者的问题。应该说，世界银行的这一警告是及时的，只是当时它并未引起我们的重视。实际上，效率与公平“关系紧张”的背后，就是市场经济取向与原有的社会公平结构、市场经济与客观的社会公平要求的双重矛盾。大量的统计数字表明，当代中国的个人收入平均化和悬殊化在空间上同时存在，而且这种平均化和悬殊化的程度在世界上都十分突出。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不仅要打破原有的社会公平结构，而且要充分注意客观的社会公平要求，没有公平的效率是不可能持久的，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应在重建社会公平中达到高效率，而不应让社会公平仅仅扮演为提高效率而“兼顾”的角色。这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按照唯物史观，任何一种社会公平都建立在特定的经济结构之上，公平不可能超出经济结构。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重建社会公平。任何脱离市场经济这一现代经济运作模式而侈谈社会公平的建构，都是一种道德乌托邦，并潜在地沦为一种伪善的危险。同时，应逐步解除各种约束人们能力发展的社会限制，逐步消除造成人们才能差异的社会根源，从而逐步缩小个人收入差距、财富不均，达到共同富裕和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切都要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页）。
　　　　　　　　　　　　　　　　　　　　（责任编辑：李立新）＊
　　
　　
　　
哲学动态京26-29B1哲学原理杨耕19961996 作者：哲学动态京26-29B1哲学原理杨耕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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