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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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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雨天，正是毕业季，校园里到处是撑透明伞的青年。男生们的黑色校服与红砖楼前的福泽谕吉的铜像，都让人把眼前的景象与近代日本历史联系起来。

庆应大学源自1857年的庆应义塾（那正是庆应年间），它的创建人福泽谕吉是一位雄心勃勃的青年学者，他颠簸的生命与知识历程，也正象征了日本在19世纪的戏剧性转变。他先是接受的汉学训练（汉语就像是东亚世界的拉丁文），紧接着他成为一名兰学者（在长崎，荷兰文是连接一个更新的知识世界的唯一桥梁），最终他成了一名狂热的英语阅读者，还大胆地前往了美国，并将他如饥似渴亦囫囵吞枣的见闻与思考，转化成一本接一本的日文着作。

倘若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式的人物是明治时代的政治塑造者，福泽谕吉就是整个时代的思想缔造人。这个时代的基调“启蒙与开化”、“脱亚入欧”，正是借由他的论着与讲学确立的。他自己的命运，也由一个经常担心被刺杀的夷学者（明治维新前后，一股排外风潮强烈，武士刺杀这些懂荷兰文、英文的学者盛行一时），变成了思想与舆论的中心人物。如今，当昔日的政治人物都因各种战争与政治的原因被刻意淡化后，福泽谕吉的影响似乎仍在继续。他的自传是每个日本学生的必读书目，他的肖像被印在万元钞票上……

在阅读福泽谕吉妙趣横生、也经常过分浅薄的自传时（他是个实用主义者，忙于在那个时代吸收、转化各种陌生知识，不讲究文字风格与思想深度），我也同时在读容闳的自传《西学东渐记》。

容闳比福泽谕吉年长七岁，在知识探索方面来说，也更为幸运。当福泽谕吉拼命想获得一本英文字典、竭力获得一次美国之行时，容闳则直接前往美国读书，并最终毕业于耶鲁大学。出生于广东香山的容闳常是近代中国第一位留学生，也常被视作第一个现代人。与福泽谕吉不同，容闳与自己国家的传统没有太多纠结，他一开始就浸淫在西方传统中。当他决定写回忆录时，他使用英文而非中文。这也使得他的回忆录更容易阅读，对于中国的观察更有一种局外人式的清晰，而不是晚清那些年谱、笔记中的那种普遍的碎片化之感。

也是在这本回忆录中，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容闳与他代表的现代意识，是如何被中国社会所排斥与扭曲，他的一腔热情与个人才智如何被一次次吞没。

自1855年归国那个夏天，正赶上叶名琛骇人听闻的广州屠杀发生时。这位总督大人以镇压太平天国的名义，滥杀无辜。“血流遍地，街道两旁，无首的尸身堆积如山，等待掩埋……土地已完全被血水渗透，散发出污秽恶臭的气味……”自此，他开始体会到这个中国的残酷、腐败，尝试用各种方式来改变它。

他曾前往南京拜会洪仁玕，期待这个据说也信仰上帝的太平天国政权能建立现代中国，结果只是失望。他当过买办，或许挣到一大笔钱后，更容易行动，结果发现自己没什么兴趣。直到遇到曾国藩，他的命运才发生些变化。他发现这位中兴之臣“……体格魁梧健壮，躯肢匀称……两只眼睛虽不大，却目光炯炯，锐利逼人”。他提议并帮助曾国藩在上海建立了江南制造局，这是中国工业化的开端。更重要的是，他在1872年实现一直以来的宏愿，派遣中国留学生前往美国。但这好运气随着曾国藩离去与短暂的“同治中兴”的结束，1882年时，留美学生们被召回，他一手创建的“幼童出洋肄业局”被撤销。

此后，容闳再也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他碰到过张之洞，但发现他没有曾国藩式的魅力，“却有种傲慢不可一世之感……对国家的政治进行改革……他毫无表现，甚至连一丝迹象也没有”。另一位享有盛名的封疆大吏刘一坤则只给了一份闲差。他曾建议在北京建立中国自己的国家银行，结果发现盛宣怀的私欲彻底毁了这个计划。

他发现“上自慈禧太后下至最底层的人，贪污受贿使得整个政府机构变得千疮百孔”。他随之寄望于康有为梁启超在1898年的改革，接着又是孙中山的革命……

1912年他在美国平静地离世时，中国的戏剧似乎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成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尽管它的结果却并不乐观。

作为仅有的受过正规西方教育的人士，容闳本应有广阔的舞台来自我实现，结果他只变成了一个边缘的努力者。他的努力则迅速被后世所遗忘。他与福泽谕吉的自传再恰当不过地表明了中日两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迥异反应。

他的命运似乎也恰好说明了，具有现代意识与才能的个体是多么容易在中国的变革中被排挤出局。出生于中国、最终成为中国政治研究权威的白鲁恂（Lucian Pye）似乎曾不无悲叹地说过，近代中国政治有难以容纳“现代人”，直到今日，我们似乎仍未走出这种循环。

东方历史评论 2015-08-23 08:5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