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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美学学科是1980年春，在昆明召开的全国首届美学学会上，由原北京大学胡经之教授首次提出来的。1982年，胡经之教授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学向导》中发表《文艺美学及其他》一文，该文指出：“文艺学和美学的深入发展，促使一门交错于两者之间的新的学科出现了，我们姑且称它为文艺美学。”1986年5月，山东大学中文系等六家学术单位在山东泰安发起召开首届全国文艺美学讨论会，围绕文艺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此后，围绕文艺美学学科出版了一系列专着，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直到2000年12月，教育部批准在山东大学建立文艺美学重点研究基地。二十年来，文艺美学学科由草创到深入研究，到再度成为热点，倾注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心血。据目前不完全的统计，二十年来，有关文艺美学的学术论文有200多篇，学术专着十余部，全国性的会议四次以上。回顾二十年的历史，文艺美学学科之所以应运而生并得以发展，的确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同时文艺美学学科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建设，也使其具有了崭新的学科内涵。
　　一
　　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是挣脱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旧的认识论束缚的需要，也是我国新时期学术研究冲破旧的僵化理论紧箍的重要成果。西方古代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倡导一种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模式。因而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再现与表现、模仿与理念、理想与现实等矛盾关系成为贯穿西方古典美学的中心线索。而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篇》中提出的对“美本身”的追问则成为西方古典美学永恒的课题。在此基础上才出现了以强调理性为主的大陆理性主义的理性派美学与强调感性为主的英国经验主义的感性派美学。但无论是理性派还是感性派，都将人类的审美活动局限于认识论的范围，不同程度的将美学与哲学、审美与认识相混淆。第一个对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模式发起冲击的是康德。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之外，提出《判断力批判》。第一次为审美开辟了不同于认识（知）和意志（意）的情感判断领域。这是康德的划时代贡献。当然，康德的批判哲学还是要借助“主观先验原理”的“调和”，而所谓超越“知性”的“理性”也归之为神秘的“信仰领域”，因此对主客二元对立认识模式的突破并未真正实现。黑格尔同康德相比，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一种退步。他尽管把“美学”称作“艺术哲学”，但仍是将美界定为绝对理念自发展、自认识的一个特定阶段。他的美学还是在其绝对理念论的哲学框架之内。正是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旧的认识论才为美学构建了美论、审美论、艺术论的理论框架，才将抽象的在审美主体之外的“美的本质”的探讨提到美学学科“元范畴”的高度。本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早已突破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旧的认识论模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对于包括美的事物在内的一切事物不能只从客体的或直观的角度去理解，而应从主观方面和实践的角度去理解。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审美的角度论证了主体的决定性作用。他说，“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而西方当代美学家更是明确地将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旧的认识模式批判为“形而上学”。“他们很少研究‘美的本质’这种所谓形而上学问题，主要集中在对艺术和审美的研究上。审美的研究也主要通过艺术（艺术品、艺术史）来验证和进行。”（注：李泽厚：《美学三书》，第547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4月版。）建国以来，我国美学和文艺学的发展一方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着一系列重要建树。但也不可忽视地受到前苏联教科书和美学研究僵化教条模式的影响。这实际上是一种被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表面上强调唯物主义“客观第一”，实质上是主客二元对立的旧唯物主义和认识论的回潮，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上的倒退。在这种僵化模式的影响下，几次大的美学讨论和美学学派的建立都围绕抽象而非主体的“美的本质”和“客观美”的问题展开。在这种情况下的我国美学和文艺学研究必然要走上曲折的道路。学术研究中出现以哲学规律代替美学规律，以政治代替艺术的情形，艺术与艺术性的研究处于附庸的地位。美学的主要课题是美与审美孰先孰后，文艺学的主要课题是文艺的源泉等，而将作为审美物化形态的艺术及鲜活生动的审美经验放到极为从属的地位。同时将政治性与艺术性严重对立，从而提出“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各种文学史、艺术史及研究论着都在艺术作品研究中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截然分开。改革开放以后，美学与文艺学领域清除前苏联教科书僵化教条理论和其他“左”的影响，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同时吸取西方当代理论中的有益成分。特别是重新学习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有关论述，总结回顾我国美学与文艺学研究的得与失，从而提出建设文艺美学学科的课题。最近，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对这一段历史作了较好的总结。他们指出：“新时期以前几十年一直是认识论文艺学和政治学文艺学处于主流地位甚至霸主地位。这种情况决定了文学理论研究的重心必然是文学与现实生活，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经济基础，文学与道德，文学与哲学等等关系。用某些学者的话说，研究的重心是文学的‘外部关系’或‘外部规律’，即文学与它之外的种种事物的关系；而相对来说对文学的‘文学性’，文学自身的要素和特点，文学自身的内在结构，文学的文体、体载，文学的叙事学问题，文学的语言和言语问题，文学的修辞学问题，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化现象、精神现象，乃至其他艺术现象的特征等等，则关注得不够，甚至不关注不重视，用某些学者的话说，就是不太关心或忽视了文学的‘内部关系’或‘内部规律’的研究”，“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整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之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变。”（注：《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四部，第141、14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当然，所谓“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的说法正如杜书瀛、钱竞所说未必科学，但只不过以此譬喻新时期美学、文艺学突破“左”的束缚“由外向内”转型的趋势。因此，我们认为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也是新时期学术研究突破旧的僵化理论紧箍的重要成果。胡经之教授在回顾自己于80年代初提出“文艺美学”学科建设的背景时写道：“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憧憬和希望，审美理想之光引发了80年代的新的美学热潮。但这时的美学已不是停留在哲学思辨，而是着眼于思想的自由解放，美被看成了自由的象征。”（注：胡经之：《文艺美学的反思》，载《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又说，“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如果美学只停留在争论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这样抽象的水平上，这并不能解决艺术实践中的复杂问题”，“这种艺术活动的审美本质和审美规律，应该获得系统的研究。为了和其他美学相区别，我把这称之为文艺美学”（注：胡经之：《文艺美学论》自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由此文艺美学作为美学与文艺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将传统美学中处于次要位置的文艺提到中心位置，以其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其不同于文艺学之处在于，文艺美学并不从社会学与写作技巧的角度，而是从文本、创作与接受的不同层面及文艺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其内在的审美规律。
　　二
　　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是中国传统美学在新时期发扬光大的需要。中国有着悠久丰厚的美学遗产。在新时期，继承发展这一遗产使之发扬光大，是我们的历史责任。而目前不仅我国丰厚的美学遗产没有真正走向世界，而且在我国自己的美学与文艺学领域也主要运用西方的概念和话语。其主要原因就是我国传统美学理论与西方美学理论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哲学背景与范畴体系。在“五四”以后西学东渐的形势下，我国传统美学反而失去了自己的阵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任务的提出和我国政治经济的逐步强大，我国美学遗产的继承发扬与现代转型日益提到议事日程。而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则有利于我国传统美学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美学没有西方古典美学那样的以主客二元对立哲学为基础、以抽象的“美的本质”为中心概念的美学理论体系，也没有美、丑、崇高、悲剧、喜剧、再现、表现等等概念范畴。也可以这样说，我国古代没有西方那样的“纯美学”。但我国古代却有着大量的文艺美学遗产。这些美学遗产完全以文学艺术为其研究对象，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出发，形成以“致中和”为其核心的理论体系，包括诗教、乐教、诗话、词话、乐论、书论、画论等极其丰厚的美学传统。这里，所谓“致中和”包含着深刻的哲理：情感的含蓄性、适度性与对天地万物“天人合一”根本规律的反映。这就是“中和论美学思想”深层的内涵。这种“中和论美学思想”迥异于西方古典美学以事物本身外在形式的比例、对称为其内涵的“和谐论美学思想”。“中和论美学思想”在“致中和”的中华哲学与美学精神之下，包含着“意象”、“意境”、“妙悟”、“气韵”等等极为丰富的美学范畴。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可以使我们充分继承中国古代“中和论美学思想”的有价值成分，借鉴吸取西方美学的优秀内容，立足于中国当代现实基础，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思想体系。这既是文艺美学学科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文艺美学学科所肩负的历史重任。诚如着名美学家宗白华所说：“研究中国美学史的人应当打破过去的一些成见，而从中国极为丰富的艺术成就和艺人的艺术思想里，去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这不仅是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学艺术遗产，同时也将对世界的美学探讨作出贡献。现在，有许多人开始从多方面进行探索和整理，运用了集体和个人结合的力量，这一定会使中国的美学大放光彩。”（注：《艺境》，第2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版。）可以这样说，从“五四”以来的八十多年，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转型一直成为困扰我们的难题，而中国美学领域被西方话语主宰的现状又不免使我们多少有几分尴尬。而中国文艺美学学科同中国传统美学的高度衔接性，就使它的发展成为打破这种难堪局面的重要途径，以期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
　　三
　　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也是学科自身的一种内在要求。文艺美学学科同美学、文艺学、艺术学都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以上三门学科的交叉学科。这已为众多专家所论述。但文艺美学的学科内涵并不清晰。在我国学科界定中具有权威性的、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编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中，对文艺美学的界定就不明晰。在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文艺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中列入“文艺美学”，在艺术类的二级学科“艺术学”的学科研究范围中有“艺术美学”，而在哲学类的美学学科中只在学科研究范围内有“文学艺术各个部门中的美学问题”，而没有文艺美学（注：《授予博士硕士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第7、83、11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版。）。但也由此可见文艺美学同文艺学、艺术学、美学密切相关。但它又绝不仅仅局限于以上三门学科的分支学科地位，也不是它们的简单相加。而是正如胡经之教授最近所说是一种“全新的统一”。而且，这种“全新的统一”会从根本上影响乃至改造以上三门学科，使之适应新的时代要求，更具现代性。首先，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意味着思维模式的调整，从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僵化模式调整到马克思主义实践的主观能动的当代思维方式之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艺美学学科在思维模式上是崭新的。这种思维模式崭新性的特点必须影响并改造传统的美学、文艺学、艺术学学科。包括美学领域对美的本质纯客观性的无解式的追问、文艺学领域政治与艺术孰重孰轻的权衡、艺术学领域内容与形式关系的探寻，等等。其次，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意味着文艺在学科研究中地位的调整。文艺美学学科无疑必然以文学艺术为其最主要的研究对象，这本身就是具有当代意义的重大调整，必然对其他相关学科发生重大影响。因为传统美学是以所谓“美论”放在首位，而“艺术论”放在“审美论”之后。而传统文艺学沿袭前苏联的理论传统，实际主要研究对象是叙事性的文学，因此，文艺学实际是“文学学”，即“文学理论”。而传统的艺术学尽管研究对象是艺术，但又多从艺术的外部规律与创作技巧入手。文艺美学研究对象的进一步明确必然影响到其他有关学科进一步思考自己的研究对象。再次，文艺美学的中心范畴——“艺术”的确定，又将影响其他有关学科。文艺美学学科的中心范畴是“艺术”，即美的艺术，是具有审美属性的艺术本身，而不是艺术的审美本质。也就是说，文艺美学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具有美学属性的鲜活具体的艺术品，主要从美学的角度探索文本的结构、创作与接受的规律等。这样的中心范畴，不同于传统美学中“美的本质”、文艺学中“文艺的本质”、艺术学中“艺术的本质”这样的脱离艺术品的抽象的本质界定。所谓“本质的探寻”是人类对事物的哲学发问，伴随人类的始终，只要有人类就会有这样的哲学发问，不同的时代都会对这种哲学发问提出自己具有相对真理性的回答。这种哲学发问及其回答当然有其意义，但又决不能以其代替具体学科自身的规律探讨。实际上，马克思、萨特、海德格尔等当代大哲学家都已抛弃西方古代以哲学代替其他学科的“形而上”传统，而将“人的本质”与“美的本质”紧密相联，将哲学之思与诗学之思密切结合。这正是文艺美学赖以发展的文化背景。文艺美学学科提出不同于美学学科“艺术美”的研究对象，而将“美的艺术”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标志着文艺美学学科具有了自己的崭新内涵和独立性。正如恩格斯所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也不宜将“文艺美学”与“艺术哲学”等同。同时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也是一种学科研究出发点的重大调整。我国美学、文艺学、艺术学都属于人文学科，但在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下都更多地承担起思辨哲学的任务，都要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物质第一还是意识第一这一唯物唯心哲学路线的影响，致力于论证唯物主义哲学路线的正确性。诸如美学学科中美与审美的关系，文艺学中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等等。而文艺美学却真正地担当起人文学科的使命，通过对文艺审美特性的研究，对人类的命运与前途给予终极关怀。正如胡经之教授最近所指出：“文艺美学将从本体论高度，将艺术看作人把握现实的方式、人的生存方式和灵魂的栖息方式。”（注：胡经之：《文艺美学》，第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四
　　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是现实艺术发展的需要。文学艺术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特别在物质生活日益改善的今天，文艺越来越贴近大众，成为大众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当前，市场经济与大众传媒的发展，一方面为文艺的繁荣提供了动力，同时也为文艺的健康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说，文艺作品逐步具有了商品的性质，在要求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要求经济效益，而且经济效益愈来愈显重要。而且，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人们在紧张的生活节奏之下对文艺作品的娱乐性要求越来越多，甚至产生单纯追求官能刺激的倾向。在这样的情况下，导致了文艺大众化、通俗化以致低俗化的倾向，出现了以追求感官刺激为目标、甚至是反映颓废糜烂生活的文艺。同时，信息时代的迅速到来，电视与计算机的快速普及，文艺传播更多地借助电视与光盘。这就导致文艺作品生产的工业化，出现新兴的文化产业。这一方面使文艺的受众较前扩大、文艺作品的影响力空前增大，同时又导致生产的粗俗化、不健康的艺术产品毒害作用的普泛化。新兴文化产业在生产文化精品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的文化垃圾，毒害污染人们的精神生活环境，特别是戕害青少年的灵魂。面对这样的情势，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承担起在市场经济与信息时代的新形势下，从审美的创造与接受的角度，探索通俗性与审美性、娱乐性与陶冶性的有机统一等等问题。使得新时代的文学艺术在适应时代与大众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提高作品的美学品位。在满足人们娱乐需要的同时，起到美化人生、培育青年一代健康的审美观的作用。
　　五
　　文艺美学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历程。近二十年来，从文艺美学学科提出之后，对于这一学科的内涵及其界定即有不同看法。一种认为，文艺美学是一般美学的一个分支，是对艺术美独特规律的探讨。第二种认为，文艺美学是当代美学、诗学的全新统一。第三种认为文艺美学是美学与文艺学的交叉，或是两者的桥梁。第四种认为，文艺美学就是当今的美学。第五种认为，文艺美学就是用哲学—美学的观念和方法研究文学艺术，在学科层次上等同于“艺术哲学”。第六种认为，我们与其说“文艺美学”是一种新的美学或文艺学的分支学科，倒不如说文艺美学研究是中国美学在自身现代化发展之路上所提出的一种可能的原理方式或形态，它从理论层面上明确指向了艺术问题的把握（注：提出以上看法的代表性学者是，周来祥（《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和美学规律》，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胡经之（《文艺美学》，北大出版社1989年版）、柯汉琳（转自《文艺美学的反思》，《文艺研究》，1999年12期），姚文放（《论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学术月刊》2000年第4期）、王德胜（《定位的困难及其问题》，《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其他还有诸多学者提出许多精辟见解。这不仅反映了学术界对于文艺美学学科的广泛关注，同时也说明它是一种发展中的学科，还有待于长期而扎实的科研工作和在此基础上的深入讨论，使之逐步丰富成熟。
　　但我个人认为，迄至目前为止，如果要给文艺美学学科的内涵以一种界定的话，那就是文艺美学是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门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它来源于美学、文艺学、艺术学，吸取了以上三门学科的重要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以上三门学科在新时期交叉融合的产物。但它又是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有着自己特有的内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文艺美学不能取代美学、文艺学、艺术学，同时它也独立于以上三门学科而有着自己的特有的发展规律。
　　20世纪后半期，由于信息技术与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以及二次大战后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深切关怀。因此，无论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领域都发生重要变化，主要是学科的交叉、综合的速度加快，新兴学科层出不穷。学科的交叉、融合与打通，互相吸取营养、借鉴方法恰恰是新时代的一种需要。文艺美学学科的出现，也正是以这种学科的交叉、融合、渗透为其大的背景。而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又有其自身的背景。那就是在前文已经论及主要是同美学与文艺学学科国内外的转型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国际上来看，美学与文艺学已经完成了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型。由古代的理性的和谐美转到现代形态的对精神生存状态改善的追寻。同时，也由对美的思辨的本质思考转到对艺术作为精神家园作用的探索。我国从新时期开始，美学与文艺学研究也逐步开始了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其重要标志就是由对美的抽象哲学思考转到对文学艺术的更为实际的研究，然后再深入到理论的更深的层面，探讨美与艺术所蕴涵的深厚人文精神。这就是我国新时期美学、文艺学“由外到内再到外”的“之”形转变过程，从1980年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二十多年来，中国在经济上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市场经济逐渐成熟，城市化程度加快，大众文化正在勃兴。在这种情况下，科技拜物与市场本位逐步抬头，价值取向低俗，人们的焦虑与紧张加剧。这一切都要求文艺不能再仅仅局限于纯粹的审美，而应在审美的前提下弘扬一种新的人文精神，以对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人文精神缺失以某种弥补。钱中文先生将这种新的人文精神称作“新理性精神”。他说：“新理性精神极端重视审美，但不是所谓‘纯粹的审美’。纯粹的审美是可能的，但其意义、价值有限，甚至可能是一种语言游戏。”又说：“新理性精神意在探讨人的生存与文化艺术的意义，在物的挤压中，在反文化、反艺术的氛围中，重建文化艺术的价值与精神，寻找人的精神家园。”（注：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0、23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钱中文先生的分析是十分精辟的，实际上指出了当前文艺美学应从八十年代的“由外向内”再到今天的“由内向外”。也就是从80年代初的社会学视角转到审美的视角，当前再由“纯粹的”审美视角转到审美中蕴涵深厚的人文精神。这种“由内向外”的转变迥异于“文革”前过分着重政治与哲学的层面，而侧重于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怀与文化的视角，恰同西方当代文化研究的兴起相衔接。只有实现了这种“由内向外”的转变，文艺美学学科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从而具有生气勃勃的前进的活力。随着我国美学由抽象思辨到艺术研究以及由哲学逻辑到人文精神的转变，必然带来对我国古代传统美学与文艺学遗产的关注。因为，我国古代美学与文艺学遗产极少抽象思辨的理论，多是对具体文艺现象的体悟。而且极富人文精神。正如宗白华所说：“在中国，美学思想却更是总结了艺术实践，回过来又影响着艺术的发展。”（注：《艺境》第274页。）这些遗产完全可以作为新时期发展我国美学与文艺学的丰富思想资料。而这些丰富遗产本身也可以说就是我国古代形态的文艺美学。因此，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也正好同我们改造借鉴我国传统的美学与文艺学遗产紧密衔接。
　　文艺美学作为一种新兴学科，当然不能取代传统的美学、文艺学与艺术学学科，反而从以上三门学科吸收丰富营养。而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也必然对美学、文艺学与艺术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那么，文艺美学学科同以上三门学科相比较有些什么新的内涵呢？我在下面提出五个方面，供各位同行学者批评。
　　第一，新的视角。传统的美学、文艺学与艺术学一般主要取哲学的视角，将美、文学与艺术的哲学与社会学本质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文艺美学学科则将文艺的哲学与社会学本质的研究作为前提，将哲学、社会学的探讨放到学科基础的层面之上。作为学科本身则取美学的视角，对文学艺术进行全方位的美学的研究。这种视角的调整关系到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方向，它应该有别于我国传统的美学、文艺学的纯理论研究，而主要面对鲜活生动的文学艺术现实。首先应该立足于具体的文艺作品，立足于文艺作品的审美解读，从中提炼出极富价值的美学思想。犹如莱辛之读《拉奥孔》，王国维之读《红楼梦》。再就是从重要的艺术范畴为切入点，诸如西方的“艺术的审美经验”，中国的“意境”等等。这就为文艺美学学科注入了无穷的生命力与活力。
　　第二，新的方法。传统的美学、文艺学与艺术学尽管也取自下而上的方法，但主要取自上而下的方法，以概念、范畴、逻辑的推演为其理论轨迹。而文艺美学并不排除自上而下的逻辑推演方法，但主要采取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着重从具体作品的创作、文本与接受出发探寻其规律。同时，借助新时期比较流行的文化研究、心理学研究、原型研究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等。总之在方法上力争做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统一，以自下而上为主、同时兼取其它方法，做到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文艺美学学科尽管面对具体的文学艺术事实，主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但并不排斥自上而下的方法。因为，任何学科的建设都离不开逻辑思辨，而人文精神探索与文化研究所涉及到的广泛社会层面又都是文艺美学学科发展所须臾难离的。
　　第三，新的资源。我国当代的美学、文艺学与艺术学从研究资源上各有其特点。美学主要借助西方的理论资源与近百年我国研究成果。文艺学除了借助西方理论资源，主要以文学作品为其研究对象。艺术学的理论资源来源于西方概念，同时兼及各个部门艺术。而文艺美学学科在资源的利用上应包容以上三个学科的所有范围，因而更加宽泛。也就是说，文艺美学学科所使用的资源包括西方理论范畴、中国当代成果、中国古代美学与文艺学的优秀遗产以及各类部门艺术的成果。特别是当前具有广泛影响的电视文艺与网络文艺。
　　第四，新的体系。文艺美学要成为具有独立性的新兴学科，必须具有自己的崭新的学科体系。其中心范畴是美的艺术，从历时性考察其古代、现代与未来的发展形态，从共时性考察文本、创作与接受中的不同表现，从比较的角度考察中外艺术审美经验的互相影响及平行发展中的参照借鉴。特别是其中心范畴——“艺术”，着重从美学的角度考察艺术经验的发生、内容、影响与作用，及其所包含的政治、思想与文化内涵。上面我们已经初步涉及到文艺美学学科的对象（美的艺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及学科的发展趋势（建设有别于西方美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美学学科）。这样，一门学科的五个基本要素我们都大体涉及到，但仍是极不完善。这正说明文艺美学学科作为新兴学科的特性。它是一门尚在建设发展中的学科，诸多问题尚需丰富完善。但学术界对于文艺美学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却是一致的看法。在这种一致性的前提下更加深入地探讨，肯定会极大推动文艺美学学科的建设。
　　第五，新的精神。文艺美学学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应该贯穿激荡着一种新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就是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实践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统一。人类已经跨入新的世纪，社会取得极大进步，但和平与发展还是重大课题。而战争、贫穷、环境恶化、精神疾患蔓延仍对人类命运提出严重的挑战。因此，对人类的人文关怀是新世纪的永恒主题，应成为文艺美学的思想基石。而作为信息时代的迅速到来，科技的快速发展，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也早已成为人类前行的宝贵财富，理应贯串于文艺美学学科之中。文艺美学学科产生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其理论动力。因此应该富有实践精神，摆脱传统的美学、文艺学“经院式研究”的束缚，更好地关注现实生活、回应现实的要求，将鲜活生动的文艺现实与正在勃起的影视文化、大众文化纳入自己的视野。十分重要的是21世纪中华民族面临伟大复兴的时代课题，这是炎黄子孙一百多年来的理想。文艺美学学科作为人文学科应该激荡着这种民族振兴的精神。在科学研究的扎实基础上，力求将更多的中国古代优秀美学与文艺学遗产经过改造，吸收到文艺美学学科之中，并介绍到全世界。
　　正是从文艺美学作为新兴学科的基本特征及其所具有的五个方面的新的内涵出发，我们认为，今后，文艺美学学科建设着重解决以下三个大的方面的问题：1.在基本理论方面，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及其美学、文艺学理论对文艺美学学科的指导作用；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及其发展趋势，文艺美学与美学、文艺学、艺术学以及部门美学的关系；文艺美学的基本理论、范畴与体系建设。2.在史的方面，着重探讨中国文艺美学的发展历程；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现代价值；西方美学与文艺学思想对中国文艺美学学科建设的影响。3.在实践方面着重探讨各艺术门类创作与接受实践同文艺美学学科建设的关系；文艺美学与中国当代文化产业及审美文化的关系；审美教育的当代意义及实践。
　　最重要的，文艺美学学科长远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是要适应现实的需要。这也是文艺美学学科当前“由内向外”转向的必然要求。要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更加广泛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对话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网络与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各种文化的交流对话必然加速。随之而来的一元与多元、民族文化与西方中心、国家利益与文化霸权的斗争必然加剧。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经济、科技与语言强势，必然加强文化的同化与渗透。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文艺美学学科应很好地研究在进一步扩大交流对话的同时发扬文化自觉性，使我国文艺美学优秀遗产在新时期进一步发扬光大，走向世界。同时，还有一个应对在经济与文化的转型期，文化与文艺领域所出现的一系列现象，诸如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等。文艺美学学科应将其纳入自己的视野，并有相应的研究成果。再就是面对国际、国内美学、文艺学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理论转向，文艺美学学科要给予研究并作出回答。诸如，现代性转向、语言学转向、审美性转向、社会学转向、文化研究转向等等。当然，文艺美学学科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对以上问题作出回答。文艺美学已经成为现实存在，而如果它对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作出了富有价值的回答，那么它就具有更大的合理性，从而更加加重了其学科现实存在的重要意义。
　　总之，文艺美学学科产生在新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的土壤之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运用比较综合的方法，吸取古今中外、各个学科的长处，力求做到哲学与美学、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中国与外国、古代与当代、人文与科学的有机统一。我们相信，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经过学术界同仁的联合攻关，文艺美学学科建设一定会取得新的进展，使之成为中国美学与文艺学学者贡献于世界学术的一块具有特色并富有生气的园地。
《文学评论》京88～96J1文艺理论曾繁仁20012001文艺美学学科产生在新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的土壤之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运用比较综合的方法，吸取古今中外各个学科的长处，力求做到哲学与美学、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中国与外国、古代与当代、人文与科学的有机统一。这一学科的发展是挣脱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旧的认识论束缚的需要，也是我国新时期学术研究中冲破旧的僵化理论紧箍的重要成果；是中国美学在新时期发扬光大与现实艺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科自身的一种内在要求。曾繁仁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作者：《文学评论》京88～96J1文艺理论曾繁仁20012001文艺美学学科产生在新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的土壤之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运用比较综合的方法，吸取古今中外各个学科的长处，力求做到哲学与美学、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中国与外国、古代与当代、人文与科学的有机统一。这一学科的发展是挣脱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旧的认识论束缚的需要，也是我国新时期学术研究中冲破旧的僵化理论紧箍的重要成果；是中国美学在新时期发扬光大与现实艺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科自身的一种内在要求。

网载 2013-09-10 21: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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