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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是研究型文学史、普及型文学史，或者是教材型文学史，虽然它们各有有的接受对象，各有各的评价标准，但是都强调学术性，都要求突破。这不仅因为目前我国文学史研究中知识老化、观念陈旧，亟需突破，也因为世界各国的文学史学思维方法不断冲击中国学术界，形成一种挑战之势；特别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对那些教材型的文学史，早已发出不满之声，强烈呼吁更新文学史教材。在这种情势下，那些锐意进取的年轻学者既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又设计出“学术推进的大致路向：研究型文学史中的某些精彩结论，逐渐为教科书所接纳，而后又逐渐为普及型文学史所推广，终于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常识’；而公众文化水准的提高，又无形中形成一种压力，逼近专家学者进一步探索，寻求更加完美的文学诠释。”［①］这说明“研究型文学史”的突破是我国文学史总体格局更新的关键所在，但从目前我国正处在一种文化转型、“科教兴国”的重要历史时期来看，高等文科教育迫切需要的是教材型文学史的突破，这当然需要借助于研究型文学史的最新学术成果。
　　从广义上说，任何一次文学史的编着都具有程序不同的“重写”意义；但是作为一个特定的口号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就赋予“重写文学史”的特定含义，它不只是透露出对过去的种种文学史的清醒的理性反思、有意识的结构，而且也表现出对新型文学史的预设和呼唤，以及行动的决心和力量。然而，“重写文学史”谈何容易！就拿中国现代文学史来说，经过几代学者的苦心研究，精心营造，已建构起大同小异的文学史模式，并形成了难以攻破的“教科书心态”，因而“重写文学史”在局部上突破已有明显效应，但在整体上突破却是相当艰难的，重新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模型更是难上加难。翻开一些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尽管前言后记或评论文章都说是“三新”（即思维新、观念新、方法新）型的文学史，然而仔细研究对照，并未见重大突破，它们能够在局部上有所拓展有所创新我们就敬佩不已了。况且，眼下“重写文学史”的主客观条件在我们看来并不完全具备，有待进一步完善与创造。从主观上看，现代文学史研究主体尚未自觉地对以往的文学史进行整体性的反思和总结性的深入研究，既没有摆脱过去文学史范式、观念和史识的束缚，又没有对文学史研究对象重新挖掘、重新整理、重新感悟和重新认识，总是解不开文学史的传统情结，这在老一代学者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仿佛使人感到他们在文学史研究上有点“抱残守缺”之嫌；即使那些具有先锋意识的中青年学者，对于以往编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缺乏认真细致的研究，常常是否定的多继承的少，他们热衷于借鉴西方并非新潮的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接受美学、文学社会学等批评模式或者较新潮的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批评等，往往是接受各种牌号新理论的兴趣大于下苦功夫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本体的兴趣，这也难以建构理想的新文学史。从客观上看，现代文学史的重构需要有一个优化的环境，它包括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生活环境、精神环境等内容。这里着重探讨一下后两者对“重写文学史”主体思维的影响与作用。阿瑞提说：“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的产物，亦即是他所隶属的文化的产物。”［②］这里可以理解为，人在顺境中可以更为充分地发挥其才能，尽可能地实现自我价值，改善和创造思维环境，与环境达到更高层次的和谐统一；而人在逆境中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则需要人在与压抑他或不适宜他的环境进行抗争的过程中锻炼成长，增进才干。就文学史研究而言，逆境往往能成为创造思维的反方向动力，激发研究主体思维的灵活性与创造性。不过，人之所以为人，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他是环境的改造者和创造者，尽管主体思维环境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但“客观成分的一条规律是：环境并不排斥自我，与此相反，所有人的生活都是从他们各自的自我环境关系中获得了意义。”［③］一个有志于文学史研究者，就应以这样的辩证态度来对待自己所处的工作环境。所谓工作环境即物质环境，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每个学者的物质环境得到程度不同的改善，较之昔日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同左邻右舍相比又感到脑体倒挂的现象仍严重存在，特别在商品大潮激荡下常常有一种“清贫寒酸”之感，导致心理失衡，不能不影响研究者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文学史研究不如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研究容易出奇制胜一鸣惊人，它很难成为学术上的“暴发户”，即使再有才气的学者也要有较长时间的坐冷板凳，过清苦生活的思想准备，然而在目前物欲主义、拜金主义猖獗的情况下，若不提高青年学者的物质生活标准和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究竟有多少人能耐得住人文科学研究生活的寂寞呢？不得而知。当然，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大多数的莘莘学子对物质环境的要求并不苛刻，他们的物质欲望最容易满足，这不只因为有成就的文学史研究者总是在物质环境不够理想的条件下凭着顽强的意志力和韧性精神去战胜困难而创造了奇迹，而且也因为中国学者似乎更懂得欠优的物质环境与主体的深刻思维关系，懂得朴实气质和淡泊情怀之可宝贵。不过，对中国学者这种意志力与精神美德应有个恰如其分的评价与弘扬，否则会陷入意志决定论或精神决定论。因而，惟有尽快优化研究者的物质环境，方能使文学史研究主体的创造思维、开拓思维得以正常健全地施展与运作。比较而言，精神环境即思维氛围对文学史研究者来说比物质环境更重要，因为“重写文学史”需要研究主体有一种开放的自由心态，真正摆脱“左”倾思潮阴影的干扰和控制，无忧无虑地面对研究对象，少一些功利之心多一些求实之意，充分发挥创造思维与幅射思维的威力；而欲获得这种独立自主的学术研究心态与精神环境，思维氛围的优化过程与之直接相关。在文学史研究思维场中，既有小型思维氛围又有大型思维氛围。所谓小型思维氛围主要指受制于一定物质环境的对话氛围，如在会场上或沙龙里可以对文学史的某些问题展开面对面的讨论所形成的对话氛围，它能够在情感的诱导下或对方话语的启迪下大发议论，不同的见解进行交锋，激发出含有真知灼见的思维火花，这有助于研究者作出正确的思维结论。但是目前就现代文学史上的重大问题开展对话，尚达不到公开化的畅所欲言的自由争鸣的程度，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自觉不自觉地左右着在特定物质环境下的对话氛围，将自由的学术话语导向非学术话语。所谓大型思维氛围，它不受任何直观的物质环境局限，象空气一样弥漫在思维主体的周围，无形而有力地影响着文学史研究者。大型思维氛围也称为文化心理环境，大致包括民族氛围、时代氛围和阶级氛围，前两者在文学史研究思维场中所形成的思维氛围更有利于文学史研究者主体思维的健全与完善。民族氛围对文学史研究者思维取向的影响极为显着，总是使思维结论有利于本民族，这种无形压力的作用究竟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应作出具体分析。从任何民族都不能接受有损于本民族尊严的文学史结论这个意义来说，民族氛围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它用无形的手控制着文学史研究者，使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内民族尊严的扞卫者和文学民族化方向的肯定者；不过越是大民族的文学史研究进越需要进行自我反省，检查一下自己的思维结论是否被民族氛围推向了沙文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现代文学史的构成应包括多民族文学，而中国的多民族的现代文学生成又同世界其他各民族文学具有深广的联系，因此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内要警惕民族沙文主义的抬头，对外应防止狭隘民族主义的作崇。这两种错误倾向在过去、现在的新文学史研究中都或轻或重地存在，虽然那些优秀的文学史家敢于并善于排除民族氛围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但从根本上清除这种消极影响恐怕需要一个艰难的历史过程。时代氛围大于民族氛围，它表现为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形势，也就是时代的大气候。特别是在新旧交替的变革时代较之相对稳定的时代，更容易形成具有更为强大穿透力的时代氛围，它能穿透民族氛围而作用于该时代的文学史研究思维主体。“改革开放”形成我国当今独特的时代氛围，伴随而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精神对现代文学史研究者的思维解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敢于提出来正是时代氛围开启了研究者的主体思维，我们今天能够自由地探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也是得力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氛围。不过也应清醒地看到，我们面临的时代正处于历史转型的激变期，时代氛围所笼罩的文化心理环境是多元混杂的，现代的与传统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洋的与土的、精华与糟粕、真善美与假恶丑，甚至“左”的遗毒，统统交织在一起，它对于文学史研究主体思维的优化既能带来积极效应也能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左”的阴风能对研究者的学术思维造成新的伤害，使其存在余悸的心理再增加恐怖感，这无疑给突破现代文学研究的老大难问题设置思维障碍。
　　尽管目前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客观条件尚未完全成熟，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外学术对话的日益频繁，以及研究主体思维和学术个性的渐趋优化，“重写文学史”的机遇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况且作为文学史研究者更不能坐等时机的成熟，必须以锐意开拓的气魄和勇于探索的胆识去改善和创造“重构”文学史的主客观条件，那怕是在某一点上或局部上有所突破有所发现有所进展也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即使在探索中有所失误也比墨守成规、不思更新者高明得多聪慧得多。早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就坚信“自古成功在尝试”这个名言；我们动议编着这部文学史的缘由之一，就是想在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艰巨工程中作点“尝试”。
　　纯客观的文学史研究是不存在的，它绝对地受限于研究者的文学史意识及其所选用的理论模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观念的调整或更新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学史体系重构的基本面貌。所谓文学史意识，主要指研究主体对文学发展轨程的整体观照和把握，意在建构一套能够为作家作品、社团流派定位定性并对各种复杂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理论框架和操作程序。然而文学史意识或观念的更新并不容易，这里至少面临两个难题：一是敢于冲破对现代文学研究已成定局的框架和思维定势，如几代文学史研究者习惯于“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历史范畴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套建构模式和操作规程；二是“历史只能参照不断变化的价值系统来写，这些价值系统则应当从历史本身中抽象出来。”［④］此种逻辑上的循环昭示出，在价值与史实之间的反复调整中潜伏着多种可能，虽然文学史研究者的眼力和胆识可以得到充分发挥，然而究竟确立何种文学史观、选取何种价值标准和理论框架才是科学的，确实需要动脑筋下深功。我们编着《中国新文学六十年》（１９１７—１９７７），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按照革命历史分期和社会发展阶段分期的传统界定，而把现代文学史的演变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上限从１９１７年文学革命启动始，下限止于１９７７年“文革”的结束。这不仅仅是文学史的分期问题，而是现代文学史观念的变化，蕴含着一种新的文学史意识。这种看法并非我们的发现也非主观臆断，曾有人这样主张过，且有充分的根据；但是在这一文学史观指导下建构的新文学史却至今尚未问世。我们这部《中国新文学六十年》是否可算成开风气之先的“尝试”之作呢？
　　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变迁进行这样的把握和规范，既符合历史逻辑也符合思想逻辑，是对文学发展自身规律的尊重，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以１９４９年作为现代文学终结的界碑，它只能标明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文学的发展由多元并存的局面进入一元的新天地，文学由为思想启蒙张目或为夺取政权的战争服务变成为巩固政权阶级斗争服务，现代文学的总体形态和基本性质并没有因为新政权的建立而发生根本性转换，只有更加扩大和强化了解放区工农兵文学的声势和规模，使之移位于文学主潮的中心，而且文学的社会化、政治化倾向越演越烈，实质上这是与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的革命功利传统一脉相承的。因此把现代文学的下限定在１９４９年并不切合历史逻辑和文学演进规律。我们之所以认定１９７７年“文革”结束是现代文学演变顺理成章的下限，乃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和认识：
　　历史逻辑清楚地显示出，从１９１７年到１９７７年中国现代文学由诞生、发展至末途恰好走完一个循环圈：五四文学革命否定了封建专政下生成的非人文学，建构起以“人的文学”为核心的现代文学；但历史推进到“文革”十年，“人的文学”遭到无情摧残而“非人的文学”又猖獗起来，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优秀传统被彻底否定，仿佛中国文学重回到比封建专制下更加黑暗残暴的时代。这是个历史怪圈，也是现代文学演变的一个完整过程。在这个漫长过程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数条贯穿始终的相互变奏交叉的文学史线索，正是它们规定并显示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特征和价值取向。从文化视角来看，现代文学的演变总是受到各种文学思潮的制约和规范，以往任何时期的文学形态结构变化也没有像现代文学这样与文化思潮解下不解之缘，而且更直接更主动地随着文化思潮旋转。概言之，现代文学大致环绕着三大文化思潮变奏和旋转演变：人文型文化思潮、政治型文化思潮和民间型文化思潮。所谓人文型文化思潮，主要指以人为本位的人道主义思潮，它崛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滋润培养了“五四”一代“人的文学”；政治型文化思潮所关注的是社会的变革、民族的命运和阶级的利益，它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结合起来则变成了权力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这股文化思潮在五四时期的突出表现是反帝救亡；“九一八”事变直至抗战爆发，中经解放战争到达“文革”，政治文化思潮的主要表现形态乃是战争文化和阶级斗争文化，服务于“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所谓民间型文化思潮应是多维度多层次的，这里主要指来自民间社会的广大农民的文化传统，它是精华与糟粕交杂在一起的文化思潮。这三大文化思潮并非完全绝缘，既对立又互补，它们的相互变奏相互冲突相互交替，有力地制约和推动现代文学的演变。五四时代，人文型文化思潮处于中心位置，民间型文化思潮处于边缘位置，政治型文化思潮则处于中心与边缘之间。这种文化格局就规定五四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人的文学”，政治型文化和民间文化所孕育出的文学形态并不醒目，仅处于次要地位。随着民族矛盾日益突出和尖锐，以及阶级矛盾的激烈化，人文型文化被挤出中心，政治型文化思潮逐步以绝对优势占据主导地位，民间型文化经过政治意识形态的强渗透和改造逐渐向政治型文化靠拢，大有被同化吞并之势，到了六、七十年代变成了政治型文化的一统天下，借着政权的威力而左右一切、主宰一切，到这时，人文型文化思潮则成了被扫荡被清除的重点对象，独尊政治文化格局的三角鼎立已不复存在。从２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末三大文化思潮的位置、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这个变化则是反复交叉逐步衍化的，到了六、七十年代才把五四时期的文化格局颠倒过来。伴随三大文化思潮的沉浮、移位，现代文学的结构形态日趋社会化政治化，到了六、七十年代，文学已逼近非人化或非文学程度。文化思潮渗透并作用于文学结构，最敏感的是主题意向的变化。从文学主题的视角来观照，人文型文化思潮投身下所形成的文学母题，主要关注人的个人发现、人的觉醒、人的生存、人的死亡、人的命运等等，总是把对个体人的思考引向对人类问题的思考，似乎在人——人类之间的家庭、民族、国家等则构成了人的全面解放的障碍。这种主题意向在五四文学中得到充分表现，从２０年代末到４０年代只是在部分文学中得到表现。在政治型文化思潮煜照下铸就的文学母题，它所关注的主要不是个体人的生存，而是把视线集中于群体的命运、国家民族的命运甚至阶级的利益，使个体消融于群体之中，总是把表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阶级斗争置于文学的中心地位，似乎个人问题在国家、民族、阶级等重大的政治课题面前是微不足道的。这种主题意向在五四及２０年代文学中并不明显，到了３０年代中经４０年代直至６０年代初越来越突出，甚至出现了完全政治化的主题意向。民间型文化对现代文学主题的渗透，在五四文学中虽然受到启蒙主义思想的排拒，但表现民间社会生活面貌和下层农民市民情绪的作品依然存在；３０年代一次次文艺大众化讨论、抗战爆发后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从某种意义上是对民间文艺的呼唤，特别是４０年代解放区工农兵文艺运动的勃兴，不仅民间文化的原始自在形态得以升华，而且民间文化精神在文学主题中也得以弘扬，其中代表作家赵树理既尝试着将民间文化越过人文型文化传统直接与政治型文化结合，又立足于民间主场通过小说创作为农民代言以忠实表述民间意识，但是到了５０年代末以后，贯穿“左”倾政治文化思潮的意识形态，不只是借助政权力量摧毁了人文型的文化传统，也摧毁了来自民间的文化传统，文学主题蕴含的民间文化意识完全被“左”的政治文化意识所取代。总之，“文革”前夕，现代文学主题意向被三大文化思潮所主宰的局面不复存在了，这是新文学走进死胡同的重要信号。从作家的创作思维来看，“三分天下”的文化思潮作用于现代文学创造主体，最根本的是思维模式的变化，它不只是决定作家对题材的选择、主题的表达、人物的刻画，也制约着作家的艺术构思、表现手法和语言运用。人文型文化思潮和民间型文化思潮对创作主体的影响尚不能形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前者讲人道重宽容后者讲中庸崇和谐，惟有政治型文化讲阶级重斗争，特别同战争文化、“左”的意识形态结合后，在强大的外力挤压下内化为作家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心态。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极端化，而中国现代文学六十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抗美援朝，这种沉痛厚重的战争文化积淀于作家的敏感文化心理，怎能不形成二元对立的思维习惯？五十年代中期后“左”倾政治文化思维推动阶级斗争不断升级和扩大化，又进一步强化了作家的两极对立的思维形态。这种思维的特点就是把各种貌似对立的现象夸张到两极，将一切复杂现象纳入简单化、公式化的思维轨道。试想，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工农兵文学等，有多少文学作品不是遵循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炮制出来的？这是造成文学创作公式化、雷同化的思维根源。上述仅是从三个不同视角对现代文学六十年所作的粗略考察，旨在说明我们这样认识和把握新文学流变史是有充分思想根据和历史根据的；同时也便于站在世纪之交对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反思与总结。
　　我们就是在这种文学史观的指导下来设计框架结构的，力求突出如下几点：以中外古今文化纵横交叉作为探讨、描述、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的坐标系；在新文学由运动形态、理论形态和创作形态构成的三大板块中，简化前两者，强化后者；着力突出“史”的线索，揭示文学流变过程、内在机制和审美特征，增强历史感；理清中国文学古典向现代转换的脉络，总结经验教训；重在简明、系统、实用上下功夫，也要注意学术性。
　　注：
　　①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２７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②［美］阿瑞提《创造的秘密》第３９０页，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③转引自［美］Ｍ．幸着受编《当代美学》第４１５页，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④韦勤克、沃伦着《文学理论》第２９６—２９７页，三联书店１９８４年版。
　　　　　　　　　　　　　　　　　　　　　　　责任编辑　刘国宾
　　* 此文为《中国新文学六十年》前言＊
　　
　　
　　
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3-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朱德发/邢富钧19961996 作者：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3-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朱德发/邢富钧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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