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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冷战结束以后，中国、俄罗斯同世界其他大国的关系总是经历了这样或那样摩擦或曲折的话，那么相对来说，中俄关系的发展却非常顺利。从苏联解体到现在，已过去8年，在这期间， 中俄关系大体可分为这样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92～1994年。1992年12月，中俄宣布互视为“友好国家”，此后两国双边关系得到全面发展。第二阶段从1994～1996年。1994年9月，中俄宣布， 两国关系已发展成为“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双方决心使两国关系具有长期稳定的性质，并开始在国际上寻求共同点和进行合作。第三阶段从1996年到现在。1996 年4月，中俄发表声明，两国致力于建立和发展“平等与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由此可见，1992～1996年，中俄关系连续上三个台阶。在其后的时间内，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容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
　　本文的第一项任务是全面阐述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容和实质。笔者在1997曾发表过一篇题为《试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论文。但是，现在看来，对这个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这篇文章需要补充和完善。本文的第二项任务是对影响中俄关系的美国因素以及中、俄、美“三角关系”进行分析。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怀疑，现在是否还有这个“三角关系”。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这个问题似乎越来越难以回避。
　　为了抓住中俄关系的主流，本文把视角放在中俄两国的官方外交上，至于两国学者关于两国关系的思考和看法，两国的民间交往，本文原则上不予涉及。与此相适应，本文使用的材料基本上是两国的官方文件和领导人的公开言论，也就是说，本文的论点是以两国官方的立场作为依据的。
　　　　　　一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容和特点
　　中俄宣布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空洞的宣言，而是有实际内容的。1997年4月23日， 江泽民主席在俄罗斯国家杜马发表了题为“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的演讲中说：“当前，中俄两国正致力于建立和发展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它的基本宗旨是：深入发展双边合作，保持长久的睦邻友好关系。促进两国共同发展与繁荣，造福于两国人民；密切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和协调，维护各自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维护各自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和正当权益；通过双边合作和共同努力，促进国际局势的缓和与稳定，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中俄的这种新型关系，只是双方的协作友好关系，而不是结盟关系。它不针对任何第三国，更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它有利于维护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完全符合世界局势与国际关系发展的潮流和需要。”（注：《人民日报》1997年4 月24日。）这是中国官方迄今为止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容和宗旨所作的最全面的阐述。这里，不妨根据江泽民主席和包括俄罗斯领导人在内的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中俄两国签署的文件，特别是结合两国关系的实践，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容、宗旨和特点再作如下具体的分析和归纳。
　　　　（一）相互尊重和平等
　　中俄双方一致认为，相互尊重和平等是保持和发展正常、健康的国家关系的重要原则。
　　1.平等和相互尊重首先表现为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对方国家人民的自由选择。过去，中苏两国就意识形态的是非进行争论，不管其本意如何，结果都导致对对方内政的干涉。现在，中俄已经吸取了这一教训。中俄两国领导人反复声明，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选择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模式（注：《中俄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96年4月26日。）。 中俄两国尽管改革的道路和方式大相径庭，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发展。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利用苏联解体以及俄罗斯国内的危机和困难，对它指手划脚，施加影响和压力；俄罗斯也没有利用中国国内的所谓“人权”和“民主”问题，伙同西方向中国发难。总之，在相互交往中，中俄双方谁都没有羞辱感。
　　2.相互尊重和平等还表现在相互支持各自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所作的努力。例如，中国支持俄罗斯为维护国家统一所采取的行动，认为车臣问题是俄罗斯的内政，支持俄罗斯在实现独联体一体化方面所作的努力。与此同时，俄罗斯一直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1998年11月24日，在江泽民访俄期间，俄方重申了对台湾的“四不”立场，这就是：不支持任何关于“台湾独立”的构想；不接受关于“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立场；反对台湾参加联合国和其他只有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不向台湾出售武器（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访问俄罗斯联邦并与叶利钦总统举行非正式会晤的联合新闻公报》，《人民日报》1998年11月25日。）。
　　中俄两国的舆论界普遍认为，中俄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基础上的伙伴关系堪称为冷战后大国关系的楷模。
　　　　（二）建立新的安全观和新的安全模式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还表现在摒弃冷战思维，建立新的安全观和新的安全模式方面。
　　1.中俄成功地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把冲突的根源变成和平和合作的纽带。中俄两国拥有4300多公里长的共同边界。长期以来，边界争端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障碍。60年代发生的边境武装冲突，曾使两国走到了战争的边缘。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以后，双方以现有边界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分别于1991年5月16 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1994年9月3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西段的协定》。1998年11月23日，中俄两国家宣布，随着东西两段勘界工作野外作业的结束，两国已勘定的边界在两国关系史上首次在实地得到准确标示。至此，除了两小段以外，中俄边界问题全部得到了解决，这为中俄发展长期和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的同时，中俄双方共同致力于边境地区秩序的整顿，特别是着力推动边境地区经济合作，使边界成为促进两国共同发展和繁荣的纽带。
　　2.随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两国不再把对方视为潜在的军事对手，因而不再把增强军事力量作为维护安全的主要手段。1996年4月26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在上海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根据协定，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双方不举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限制军事演习的规模、范围和次数；相互通报边境100 公里纵深地区重要军事活动情况；彼此邀请观察实兵演习；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加强双方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边防部队之间的友好交往，等等（注：《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人民日报》1996年4月27日。）。1997年4月24日，上述五国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根据协定，将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睦邻友好相适应的最低水平，使其只具有防御性。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谋求单方面的军事优势；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裁减和限制部署在边界两侧的陆军、空军、防空军航空兵、边防部队的人员（在边界线各自一侧100 公里范围内，每一方保留的陆军、空军、防空军航空兵的人员不超过13.04万人）和主要种类的武器数量； 交换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有关材料；对协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等。协定的有效期到2020年12月31日（注：《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协定》，《人民日报》1997年25日。）。
　　中俄双方认为，五国签署的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和裁军的协定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军事文件。中俄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通过建立信任和裁军建立相互安全，这不仅是五国决心成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这一愿望的生动表现，对五国相互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政治、经济和战略意义，而且在亚太地区是一个创举，在世界范围也有示范作用。中俄的安全观和共同建立的安全模式同冷战思维和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众所周知，冷战结束以后，围绕重建世界安全体制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路线：一是像美国在欧洲和亚洲所做的那样，加强冷战时期的政治军事同盟；二是像中俄两国现在所做的那样，建立军事领域的信任和大规模裁军，建立新的安全机制。中俄两国的做法不仅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水平相适应，而且符合冷战后的时代潮流。
　　　　（三）互补互利，共同发展
　　关于中俄经贸和科技合作问题，这里只提及以下三点。
　　1.中俄双方都高度重视两国的经贸和科技合作，把这一领域的合作当作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平等信任的政治关系和互利合作的经济关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就像一对车轮，将长期睦邻友好的中俄关系带入21世纪”（注：新华社评论员文章：《简短的访问　丰硕的成果》，《人民日报》1996年12月29日。）。中俄发展经贸和科技合作，目的是实现两国互补互利，共同发展，并为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奠定可靠的物质基础。
　　2.为了推动两国经贸和科技合作，中俄建立了两国总理的定期会晤机制。为了协调两国总理定期会晤机制的工作，设立以两国副总理为主席的政府首脑定期会晤委员会（注：中方主席原为李岚清副总理，现在为吴仪国务委员。）。在这个委员会框架内常设经贸和科技合作委员会、能源合作委员会、运输合作委员会、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等。这说明，两国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已将双方主要合作领域纳入两国政府的宏观协调和指导之下，这对推动这些领域的合作及中俄关系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中俄两国毗邻而居，有发展经济合作的独一无二的地缘优势。现在，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区域一体化的趋势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看来，已经议论多年的“东北亚经济圈”和不久前倡导的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哈斯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在内的“经济共同体”并不是梦想。这两项倡议都有可能成为21世纪区域经济合作的现实纲领。国际社会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从中俄接壤的远东到中亚，继而延伸到外高加索的这一广阔的弧形地区，将会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带。不能排除，目前中俄两国政府积极推动的两国省州之间的合作（注：根据中俄达成的协议，中国的省（市）同俄罗斯的州（边疆区、共和国）可以建立直接经济和贸易联系。）有可能成为未来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重要起点。现在中俄两国正在绘制共同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能源资源的宏伟蓝图。这一跨世纪工程在东面将把日本和韩国吸引进来，西面将同中亚的能源基地联成一体，进而同东南亚的能源网络相衔接。可见，中俄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不仅将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而且会推动整个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并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奠定重要的物质基础。
　　　　（四）共同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
　　为促进世界多极化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共同努力，这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
　　1.中俄在国际上有广泛共同点，这就是：双方都认为，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双方决心致力于促进世界多极化趋势，反对建立“单极世界”；双方都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和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尊重各国人民的自由选择，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双方都主张确立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安全观，摈弃冷战思维，反对强化军事集团，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双方都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双方强调要严格遵守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反对部署新的国家反弹道防御系统和地区反弹道防御系统；双方都主张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反对以其他任何组织取代联合国的企图等。
　　2.在国际舞台上，中俄不仅在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和两国在国际上的合法权益方面相互支持，而且就世界战略问题、地区安全和合作以及迫切的国际问题进行积极对话和协作。在联合国，中俄为提高联合国的效率和行动能力，就裁军、解决地区冲突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问题进行有效的合作。为了加强在国际领域的合作，中俄不仅在高层，而且在外交、军事、公安、情报等部门建立了对话渠道和磋商机制。
　　　　（五）高层领导会晤制度化、机制化
　　中俄关系得以顺利发展，这同两国始终保持各个阶层、各种渠道的经常对话直接有关，特别是领导人之间高层接触和磋商对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深化和加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992～1999年，两国国家元首举行了7次会晤，政府首脑举行了6次会晤。中俄高层领导会晤制度化和机制化，这既是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同时又是实践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保障。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定期会晤不仅有利于促进和巩固两个国家和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而且可以共同从长远的战略高度考虑和规划两国关系的发展问题。江泽民在谈到两国总理定期会晤制度时就曾说过：“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很好。可以着眼长远统筹规划，扎扎实实地推动双边合作，包括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项目。这符合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要求和方向。”（注：《江泽民会见切尔诺梅尔金》，《人民日报》1997年6月28日。）
　　　　（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方针。
　　1.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主要是有赖于建立这种关系的两国长期的国家利益决定的，而不是由暂时起作用的因素决定的，1997年11月，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举行第五次会晤，曾对过去两国关系的发展进行了总结。江泽民主席说：“‘亲仁善邻，国之定也。’中俄世代的睦邻友好不仅仅是两国政治家的抉择，也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注：《中俄关系将继续全面向前推进》，《人民日报》1997年11月8日。）叶利钦总统说， 俄罗斯同中国睦邻友好关系“具有长期的战略性质，不受一时的政治因素的影响”。他还说，“两国都在解决一项共同的任务——带着强盛、繁荣和经过改革的经济进入下一个世纪，为本国人民谋求美满幸福的生活”（注：《加强俄中关系，开拓合作》，《人民日报》1997年11月8日。 ）。目前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俄都在致力于国内的改革和发展。因此都需要和平与合作的国际环境，特别是稳定的周边环境。中俄作为两个相邻的大国，除了建立和发展长期和稳定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以外，没有其他选择。
　　2.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长期稳定的性质，这包含两层意思：其一，这种关系不是着眼于当前，而是着眼于21世纪，着眼于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其二，这种关系不受两国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影响，也就是说，不因两国国内局势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变化。目前，中俄两国领导人都一再表示，将努力使两国青年一代能够继续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并使之世代相传。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已经得到实践的证明。过去8年， 俄罗斯国内政治变化多端，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中俄关系的发展不仅没有受到阻碍，而且顺利地向前推进。
　　　　（七）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
　　不结盟和不针对任何第三国，这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1.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自我保护性质。中俄一再声明，两国在国际领域加强对话和磋商，决不意味着两国结成反对第三国的联盟。中俄在强调双方战略协作的不结盟性质的同时曾明确表示，反对强化作为冷战工具的军事联盟。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中俄两国外长发表了这样的声明：“中俄双方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本目标是，致力于建立多极化和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安全，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双方重申，中俄无意结成针对第三国或国家集团的军事政治联盟，并反对当前在世界一些地区扩大和强化军事联盟的倾向（注：《中俄外长发表北京会晤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99年6月3日。）。
　　2.中俄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不意味着两国结成针对第三国的联盟。这是由中俄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性质所决定的。中俄两国一方面要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另一方面为了给国内的改革和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都要实行全方位的对外政策，特别要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平与合作的关系。先前，俄罗斯推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力图尽快加入西方“文明世界大家庭”，当然不存在联合中国反对西方的问题。后来，俄罗斯推行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同西方对抗，而是要同西方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因此也不需要联合中国反对西方。正如叶利钦总统所宣布的，“俄罗斯不打算同任何国际力量中心对抗，也不打算单方面依赖任何力量中心”。（注：俄罗斯联邦总统致联邦会议的咨文：《关于国家安全问题》，〔俄〕《独立报》1996年6月14日。）中国早在80 年代初就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政策明确规定，不同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结盟。中国对其他世界大国的政策原则还是像邓小平所说的：“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谁也不怕”，就是说“不容许任何国家损害我国尊严和主权，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自己的苦果”，“反对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谁也不得罪”，就是说“中国对外政策独立自主，是真正的不结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注：《人民日报》评论员：《一定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论学习“悼词”，继承遗志》，《人民日报》1997年4月2日。）所以，对中国来说，不存在同俄罗斯结成反对西方联盟的问题。总之，中俄结盟或联合起来反对第三国，这既不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也不符合冷战后的时代潮流。中俄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并不影响它们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其中包括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
　　当然，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还包含其他一些内容和特点，这里只是择其主要之点而言。
　　从上述各点可以看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核心是：两国在相互信任和平等的基础上，为扞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以及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和正当利益，为促进世界多极化发展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而密切协作。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全方位”的，协作的范围不仅包括双边关系，而且也包括地区和世界范围内的问题；不仅涉及政治、经济，而且也涉及外交和国际安全。
　　　　　　二　中俄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欧亚大陆两个最大的国家，它们的相互关系不仅受到各自国内因素的制约，而且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受到在欧亚大陆有重大利益和重要影响的世界大国的制约。20世纪前半期，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影响中俄（苏）关系的主要国家是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现在，影响中俄关系的主要国家是美国。所以，在考察中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时，还必须研究影响中俄关系的美国因素，研究中美关系、俄美关系以及中、俄、美“三角关系”。
　　　　（一）简要的历史回顾
　　为了更好地理解冷战后美国因素对中俄关系的影响，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冷战期间美国因素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冷战期间，美国因素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大体上可以分三个不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60年代后期；70～8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苏联同美国从战时的盟友演变为争夺的对手。整个冷战的历史基本上就是苏美争夺和对抗的历史。这一历史过程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苏联解体才真正结束。1945～19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陷入内战，处在“两种命运决战”的时期。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采取争取和拉拢的方针，双方都不愿意看到中国倒向对方一边。苏联按照1945年初同美、英达成的有关中国问题的雅尔塔秘密协定，以支持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统治为诱饵，换取国民党政府签订了有利于苏联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者为了换取苏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依靠美国打内战，另一方面对苏联采取妥协的方针，同苏联建立结盟关系。美国一方面帮助苏联实现雅尔塔协定规定的在华利益，另一方面对中国采取扶蒋反共政策，企图通过控制国民党政府把它的势力扩大到全中国，排挤苏联的在华势力。所以说，在这一时期，美国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是直接的和多方面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美国是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幕后导演。
　　美国采取的扶蒋反共政策促使新中国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1950年初，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建立了军事政治同盟关系。苏联和中国把美国看作共同威胁和共同敌人，这是两国结盟的政治基础。
　　到50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缝，其原因之一是同两国对美国的态度有关。当时苏联企图缓和同美国的关系，并要求中国对此进行配合，对美国做出让步。中国领导人对此产生怀疑，担心苏美又会像二战结束时期那样，联合起来出卖中国的利益。由此引发了中苏之间关于“和平共处”能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以及如何认识“帝国主义本性”的论战。美国密切注视中苏矛盾的发展，并随时准备打入楔子。60年代末，中苏在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双方走到了战争的边缘。中国感到来自苏联的威胁超过来自美国的威胁。与此同时，陷入越南战争的美国也感到来自苏联的威胁大大超过来自中国的威胁。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中美接近，联合反对苏联的战略三角关系。
　　1982年中苏关系从对抗走向缓和，这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其中美国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里根政府上台前后，中美摩擦增多，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矛盾突出了。苏联看到这种情况，主动提出改善中苏关系的倡议。中国出于改革开放和开展全方位外交以及在国际战略中争取更多的回旋余地的需要，对苏联的倡议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从此，中苏关系开始向正常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中美的“准同盟”关系逐渐淡化。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在整个冷战期间，中苏关系的变化，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还是从对抗走向正常化，美国都是最重要的外部因素。
　　　　（二）美国因素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形成
　　苏联解体以后，中苏关系过渡为中俄关系。如前所述，1992～1996年，中俄关系连续上三个台阶，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如同中苏关系一样，中俄关系的演变，后面都有美国的背景。
　　冷战的结束使中、俄、美三国关系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解体使中美失去了战略联合的基础。中国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下降。1989年在北京发生“六·四”政治风波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制裁，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并且增加对台湾的武器销售，损害中国的主权。中美关系降到了自7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
　　苏联解体使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消失。美国为了防止共产党东山再起，全力支持俄罗斯的“民主派”按照西方模式进行激进的改革。俄罗斯“民主派”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充满幻想。为了早日加入“西方文明世界大家庭”，建立“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洲—大西洋大家庭”，争取西方对俄罗斯实行“马歇尔计划”式的援助，实行对西方“一边倒”的对外政策。1992年4月， 俄罗斯外交部长安·科济列夫在谈到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点时说：“显而易见，俄罗斯应当步入发展最活跃的民主国家行列，以便在这些国家中占有历史以及地理给予我们确定的应有位置。我们的邻国有美国（通过白令海峡）、日本、西欧各国。我们同这类国家完全不存在任何不能克服的分歧和利益冲突，但却存在着同他们建立友好关系和将来建立同盟关系的各种可能性。……第二个重点在许多方面同第一个重点相吻合，是同我们的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关系。这还是美国、日本、西欧、东欧，当然还有独联体。……这个邻国也许是南朝鲜”（注：《科济列夫说：联盟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糟糕的遗产》，〔俄〕《独立报》1992年4月 11日。）。可见，在当时俄罗斯的对外政策重点中，并没有中国的位置。
　　但是，俄罗斯在国际上处处追随美国，国内按照国际货币组织和美国专家的脚本推行的激进改革，给自己造成了严重后果。美国不尊重俄罗斯的利益，以及处处以“惟一超级大国”自居的“帝国表现”，引起了俄罗斯当局的不满。俄罗斯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是不可取的，只有在东西方之间保持平衡，才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1992年10月27日，叶利钦总统指出，俄罗斯对外政策中有“许多错误和失误”，其中就有，“在发展同西方关系的同时，没有坚持不懈地开展对东方国家的工作”（注：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外交通报特刊》1993年第1期。）。1992年12月， 叶利钦总统访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的。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国和中国的最大邻国，要同中国建立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正好迎合了中国的需要。中国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建立的睦邻友好关系，无疑有利于摆脱由于美国的反华政策给她所造成的孤立处境。
　　叶利钦总统第一次访华时，由于这一时期俄美之间的蜜月还没有结束，所以中俄领导人这次会晤及其发表的《联合声明》没有涉及国际问题。但是，到了1994年1月，叶利钦总统致信江泽民主席， 建议把两国关系提升到“建设性伙伴关系”的水平。中俄“无论在双边关系中，还是在区域和国际方面都结成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注：《中俄两国外长举行会谈》，《人民日报》1994年1月28日。）。 叶利钦总统的建议得到中方的积极响应。9月，江泽民主席访俄，举行中俄第二次首脑会晤。同1992年第一次会晤不同，这次两国元首在会谈中以及中俄签署的“联合公报”中明确指出，两国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包括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强调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建立对立的政治、军事、经济集团”（注：《中俄联合声明》，载《跨世纪的战略选择》一书，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无须讳言，这里所说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是指美国及其推行的政策；“军事政治集团”就是指正在准备扩大的北约和准备加强的美日同盟。
　　中俄关系发展到在国际问题上进行磋商和合作，这同国际形势特别是俄美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变化有关。无论对中美关系来说，还是对俄美关系来说，1993和1994年都是重要的时期。在这期间，俄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主要表现在北约东扩和独联体一体化问题上。1993年上半年，北约在美国的倡议下，正式表示吸收东欧国家加入北约。俄罗斯意识到这是企图“把俄罗斯赶出欧洲”，并将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1994年底，北约不顾俄罗斯的反对，制定了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时间表。在原苏联地区，美国极力阻止独联体的一体化进程，公开反对俄罗斯在独联体享有“特权”，警告俄罗斯不要在自己的边界以外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加大对其他独联体国家特别是同俄罗斯矛盾较大的国家的支持。在这期间，俄美在波黑等国际问题上也出现摩擦。在贸易和技术出口方面，美国继续实行岐视政策，引起俄罗斯的不满。所以，尽管这一时期，俄罗斯国内特别是远东地区围绕“移民”和边界问题掀起一小股反华浪潮，但是，叶利钦总统还是决定把同中国的关系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并在国际问题上寻求同中国的合作。俄罗斯学者当时这样评价中俄关系的发展：“中国的意义以及同中国发展睦邻关系的意义对俄罗斯的未来是不容置疑的。俄罗斯不得不在必须失去对西方的幻想和很有可能同美国的竞争更加激烈的情况下，同这样一个中国打交道。”（注：E.扎涅金：《王牌》，〔俄〕《真理报》1994年第22期。）
　　中国对俄罗斯的建议做出一拍即合的反应，这是因为中美关系继续在低谷中徘徊。1993～1994年，尽管中美恢复了各个领域的对话，经济贸易关系在不断发展，但是两国在“人权”和台湾问题上，矛盾依然非常尖锐。在中国人看来，美国继续对中国推行“西化和分化”政策。如果说，1989～1992年，美国指望中国会发生像苏联那样的剧变，那么到1994年，随着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以及经济的蓬勃发展，美国舆论界则大肆宣传起“中国威胁论”了。
　　1995～1996年，俄罗斯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从美国获得大量经济援助和同美国建立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很大程度是幻想。美国一方面努力支持俄罗斯的市场改革和“民主”进程，另一方面，越来越明确地把俄罗斯视为潜在的威胁，企图通过扩大北约加以遏制。对中国，美国一方面宣布对中国实行“全面接触”政策，另一方面又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威胁，企图通过加强美日同盟加以遏制，并通过在台湾问题上作梗，阻挠中国统一，防止中国强大。这在客观上就把俄罗斯和中国推入相似的战略境地。在这期间，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都出现了对中国不利的因素。1995年5月， 克林顿政府允许台湾“总统”李登辉以私人身分访美。中国对此做强烈反应，于1996年3 月在台湾海峡举行导弹演习。美国则派遣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峡附近示威，向中国施压，使中美关系滑到了危机的边缘。此外，美国在此期间，加紧同日本磋商修改和加强两国安全条约，企图把美日同盟变成亚太地区安全体系的轴心，这不能不引起中国的警惕和反对。1995年3月22日， 江泽民主席会见来访的俄罗斯外长时明确指出：“中俄两国都是大国，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方面，负有重大责任，也存在共同利益。”（注：《人民日报》1995年3月3日。）叶利钦总统也认为，“俄中两个大国对世界命运肩负着特殊的责任，两国都反对强权政治、反对一国将其意志强加于别国”（注：《叶利钦高度评价俄中高级会晤》，《人民日报》1996年4月26日。）。在这种背景下，1996年4月中俄决定把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水平，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1997年，中、俄、美、日等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举行一系列最高级会晤，得到了积极的发展，使人们对大国能够顺应冷战后的时代潮流，在平等和信任、照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它们的相互关系产生了希望。但是，到了1999年春夏，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的空袭以及北约“新战略”的出台，使大国关系特别是中国、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发生了大倒退，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的空袭，轰炸中国大使馆，这在俄罗斯和中国引起了全国性的反美浪潮。在俄罗斯，许多人提出，难道不可以设想，有那么一天它们会以车臣或独联体其他什么地方问题为借口，也像现在对待南斯拉夫那样对待俄罗斯吗？在中国，许多人提出，难道不可以设想，有那么一天它们会以台湾问题为借口，也像现在对待南斯拉夫那样对待中国吗？科索沃战争给中美关系和俄美关系蒙上了浓重的阴影，使中俄两国进一步靠近了。
　　　　（三）新时期的中俄美“三角关系”
　　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冷战结束以后到1994年以前，当俄罗斯热衷于同美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的时候，确实不存在中俄美战略“三角关系”。但是，自1994年以来，随着俄美矛盾的发展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中俄美战略“三角关系”开始显现。正如俄罗斯学者阿·伊凡诺夫所说，“即使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从国际舞台上消失了，中美俄三角关系对全世界力量对比的影响依然没有消失。”（注：〔俄〕阿·伊凡诺夫：《向东退却》，《新时代》1996年4月26日。）
　　在全球和地缘政治方面，俄美之间存在一些深刻的、看来在短时间内也难以克服的矛盾，这就是：其一，俄罗斯主张世界是多极的，而美国则竭力建立在它领导下的“单极世界”；其二，在欧洲安全方面，俄罗斯主张建立由欧洲各国共同参与的全欧安全体系，而美国则主张由它为首的北约来主宰；其三，在战略核力量方面，俄罗斯力求大体上保持冷战期间苏美之间形成的平衡，美国则力图打破现有的平衡，攫取单方面的优势；其四，在原苏联地区，俄罗斯力求实现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重新一体化，而美国为了防止苏联和俄罗斯帝国的复活，则竭力阻止和破坏独联体国家的一体化进程。
　　冷战结束以后，中美关系尽管不断有所改善，1997年双方还宣布努力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两国间的基本矛盾根深蒂固，今后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克服。这些矛盾主要是：其一，中国决心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美国则不断以“人权”和“民主”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在中国人看来，美国的做法是企图逼使中国走苏联解体的老路，至少是在中国制造不稳定。其二，台湾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中国看来，台湾当局之所以长期拒绝同大陆谈判和平统一问题，是因为后面有美国人的支持。中国力图使台湾早日回归，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美国则千方百计阻挠这一进程，把台湾视为它在远东“不沉的航空母舰”，并作为牵制中国，阻止中国强大的筹码和手段。其三，在亚太地区安全方面，中国主张树立新的安全观，通过亚太国家的协商、对话和合作，化解矛盾，避免冲突，反对冷战思维。但是，美国强化冷战时期建立的美日同盟，又同日本联合研制和部署战区反导弹防御系统，声称这是对付北朝鲜的。然而，在中国人看来，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矛头是对着中国的。当然，在“多极”和“单极”问题上，中美双方也存在着矛盾。
　　至于中俄关系，前而已做了详细介绍。总的来说，鉴于两国边界问题基本解决，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建立军事信任和裁军的协定，两国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也相同或接近，两国间基本上不存在什么重大的政治问题。
　　对俄罗斯来说，同中国建立良好关系无疑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994年5月，时任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阿·阿达米申就曾撰文说， “同欧洲、美国和亚洲这三个主要地区保持战略上的平衡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不管俄罗斯同西方的关系发生什么变化，同中国保持建设性的伙伴关系符合俄罗斯的利益。”（注：阿·阿达米申：《在对外政策上能取得一致吗？》〔俄〕《莫斯科新闻》1994年5月8～15日，第5版。 ）另一位当时主管亚太事务的副外长亚·帕诺夫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在东方的地位越巩固，我们就能越有信心地和越有分量地在西方采取行动。”（注：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1994年10月15日电。）毫无疑问，对中国来说，同俄罗斯建立和保持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可以使中国北部和西部长达7300多公里的边界（注：中国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共同边界长达7300公里。）保持和平和安宁，从而使中国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用于现代化建设以应付可能来自东部和南部的挑战。
　　应该指出，新时期的中俄美三角关系同70年代的中美苏三角关系不同。那时中美联合，共同对抗苏联。那种三角关系比较简单，而现在的中俄美三角关系则错综复杂。就政治和安全问题而言，中俄在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方面，有共同利益和相同或相似的立场。但是，如果从经济和科技文化关系方面来看，中美关系的发展规模大大超过中俄关系，俄美关系也在许多方面超过中俄关系。所以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既不同于50年代中苏结成针对美国的同盟，也不同于70年代中美针对苏联的战略合作。过去中美联合反对苏联，中、美同苏联的关系是对抗性的。现在中美关系和俄美关系尽管存在严重矛盾，但是这种关系不是对抗性的关系，而是既有斗争又有合作的关系。
　　关于中俄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会不会发展成针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同盟问题，前面已谈及很多。中俄两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国内的改革和发展，为此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发达国家建立和平与合作关系。俄罗斯新总统普京曾明确宣布：“我们的优先方向是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制定对外政策。事实上，应该承认，内部的目标高于外部的目标。……应该明白，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的富裕程度以及我们的全部权利都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地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注：弗·普京：《致俄罗斯选民的公开信》，〔俄〕《消息报》2000年2月5日。）。中俄都清楚，尽管两国在经贸合作方面存在巨大的潜力，但是在引进资金和技术，实现国家现代化方面，现在彼此都不可能成为对方的最佳伙伴。因此，中俄两国一方面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一方面又努力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俄罗斯力争同美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中国则努力同美国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再从美国方面来看，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实行的是两手政策。一方面通过“接触”和支持，推动中俄向着它所设想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又准备对付15～20年后中俄可能会成美国的威胁。也就是说，美国目前还没有把中国和俄罗斯当作敌人。既然如此，中俄也没有客观的必要结成反对美国的同盟，更何况中俄关系的发展还受到其他许多因素的制约。
　　　　　　结论
　　1.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本质上是既不结盟，也不对抗，而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是两国关系史中的最好时期之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既排除了意识形态因素，也排除了冷战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俄关系的发展水平超过了中美关系和俄美关系的发展水平。
　　2.中俄关系得以顺利发展是同两国最高领导人特别是两国元首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总统的关注和积极推动密不可分的。两位国家元首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叶利钦尽管已于1999年12月31日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但是他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所做的业绩是有目共睹的。叶利钦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称颂：第一，当俄罗斯还在推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对外政策，热衷于加入“西方文明世界大家庭”时，在俄罗斯领导人中，叶利钦最早提出把对华关系列入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优先方面”。第二，在中俄关系出现问题和困难时，例如，当亲西方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围绕边界、“移民”等问题，掀起反华逆流，散布“中国威胁论”时，叶利钦总是能够不顾困难和阻力，坚定地把中俄关系推向前进。第三，如前所述，1992～1996年，中俄关系连续上三个台阶，即从“友好国家”发展为“建设性伙伴关系，然后又上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要知道，“建设性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都是叶利钦首倡的。当然，叶利钦作为俄罗斯最高领导人，他在发展对华关系时，追求的还是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但是，不可否认，中俄关系得以顺利发展，是同叶利钦个人的贡献分不开的。
　　3.过去8年，中俄关系发展顺利，但是这不是说， 两国关系不存在问题和挑战。例如，如果两国经济贸易关系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将会严重影响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此外，由于两国曾经有过相当长时间的不愉快的历史，因此互不信任的种子难免还存在于某些势力中，特别是在俄罗斯国内。
　　4.冷战结束以后，大国关系进入深刻的调整时期。这个时期看来还远没有结束。前面谈到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中俄美三角关系，都是这个调整时期出现的现象。同冷战时期不同的是，除中俄关系以外，现在的大国关系尽管起伏不定，但是，总的来看，现在的大国关系具有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既相互防范又相互制约的特点。任何一个大国都不把另外一个大国视作公开的敌人，与其对抗，而只是视作潜在的对手，加以防范。各大国都还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力图使自己在大国关系中能够左右逢源，处于最有利的地位。
　　5.目前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力量，制约着大国关系的调整：一种力量是冷战思维和冷战工具的加强，另一种力量是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第一种力量把大国关系向后拉动，第二种力量把大国关系向前推进。最近几年，第一种力量的作用发挥得相当充分，从而对中、俄、美相互关系形成很大的冲击。相比之下，第二种力的作用尚未充分地显示出来。毫无疑问，第二种力量比第一种力量更强大，会对国际关系产生更长远和更深刻作用。因此，对大国关系的发展，对世界的前途，有理由持乐观点态度。
　　
　　
　　
东欧中亚研究京3～14D6中国外交李静杰20002000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核心是：两国在相互信任和平等的基础上，为扞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以及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和正当利益，为促进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密切协作。中俄关系得以顺利发展同两国最高领导人的积极倡导和推动密不可分。在推动中俄关系发展方面，叶利钦是有功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有美国的背景。美国是影响中俄关系的最重要外部因素。现在确实存在一个中、俄、美“三角关系”，但是不同于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角关系”。俄罗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美国因素李静杰，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邮编：100007 作者：东欧中亚研究京3～14D6中国外交李静杰20002000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核心是：两国在相互信任和平等的基础上，为扞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以及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和正当利益，为促进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密切协作。中俄关系得以顺利发展同两国最高领导人的积极倡导和推动密不可分。在推动中俄关系发展方面，叶利钦是有功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有美国的背景。美国是影响中俄关系的最重要外部因素。现在确实存在一个中、俄、美“三角关系”，但是不同于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角关系”。俄罗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美国因素

网载 2013-09-10 21:2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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