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自选集》第一篇散文(1983~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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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散文(1983~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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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不主张对苏格拉底哲学作过高评价。他把哲学的注意力移向人生,诚然是一大功绩,但他进而把人生问题归结为伦理道德,视野又未免狭窄了。  《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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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选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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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海南出版社之约,编了这个自选集。
  我的写作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学术性的论着和翻译,另一类是散文。所谓散文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我把学术论着之外而又不是小说和诗的文字都算在内。对于我来说,这两类写作是完全统一的,它们不过是我从事哲学思考的不同方式罢了。这个集子所选仅限于后一类。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散文,仅指单篇的散文,约占全书一半篇幅,按照写作的时间排序和分辑,选自《守望的距离》、《各自的朝圣路》、《安静》,近期的18篇是未曾结集的。第二部分是札记,指围绕某一主题所写的系列性文章或思想笔记,包括《新大陆》(选自《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人生寓言》、《精神的故乡》、《乔治王岛断想》、《读〈圣经〉札记》五组。第三部分是随感,指思想片段的汇集,选自《人与永恒》、《风中的纸屑》。第四部分是诗,选自多年前出版的诗集《忧伤的情欲》。
  从我发表第一篇散文至今,已有二十年,这个集子大致反映了二十年来我的作品的基本面貌。有两个情况是我在二十年前没有想到的。第一个情况是,我没有想到我的作品会获得读者相当广泛而持久的喜爱,为我寻得了许多知音,这当然给了我极大的鼓励。然而,第二个情况是,我也没有想到我二十年的写作成绩不过如此,产量不甚高,题材和形式也比较单一。我至今仍不肯放弃一个野心,就是要写出自己最好的作品,真正问心无愧的代表作,它肯定不在已经发表的这些作品之中。可是,同时我不得不清醒地看到,即使上帝再给我二十年的写作生命,没有理由断言一定会比过去的二十年精彩,至少精力不如从前了。所以,读者诸君,不管我自己多么不甘心,你们现在姑且就把这个集子当做我的代表作吧。
  周国平
  2004年3月16日散文周国平自选集散文
  我并不主张对苏格拉底哲学作过高评价。他把哲学的注意力移向人生,诚然是一大功绩,但他进而把人生问题归结为伦理道德,视野又未免狭窄了。
  《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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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执着和超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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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除夕之夜,陪伴我的只有苏东坡的作品。
  读苏东坡豪迈奔放的诗词文章,你简直想不到他有如此坎坷艰难的一生。
  有一天饭后,苏东坡捧着肚子踱步,问道:"我肚子里藏些什么?"
  侍儿们分别说,满腹都是文章,都是识见。惟独他那个聪明美丽的侍妾朝云说:
  "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
  苏东坡捧腹大笑,连声称是。在苏东坡的私生活中,最幸运的事就是有这么一个既有魅力、又有理解力的女人。
  以苏东坡之才,治国经邦都会有独特的建树,他任杭州太守期间的政绩就是明证。可是,他毕竟太富于诗人气质了,禁不住有感便发,不平则鸣,结果总是得罪人。他的诗名冠绝一时,流芳百世,但他的五尺之躯却见容不了当权派。无论政敌当道,还是同党秉政,他都照例不受欢迎。自从身不由己地被推上政治舞台以后,他两度遭到贬谪,从三十五岁开始颠沛流离,在一地居住从来不满三年。你仿佛可以看见,在那交通不便的时代,他携家带眷,风尘仆仆,跋涉在中国的荒野古道上,无休无止地向新的谪居地进发。最后,孤身一人流放到海南岛,他这个一天都离不了朋友的豪放诗人,却被迫像野人一样住在蛇蝎衍生的椰树林里,在语言不通的蛮族中了却残生。
  二
  具有诗人气质的人,往往在智慧上和情感上都早熟,在政治上却一辈子也成熟不了。他始终保持一颗纯朴的童心。他用孩子般天真单纯的眼光来感受世界和人生,不受习惯和成见之囿,于是常常有新鲜的体验和独到的发现。他用孩子般天真单纯的眼光来衡量世俗的事务,却又不免显得不通世故,不合时宜。
  苏东坡曾把写作喻作"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完全出于自然。这正是他的人格的写照。个性的这种不可遏止的自然的奔泻,在旁人看来,是一种执着。
  真的,诗人的性格各异,可都是一些非常执着的人。他们的心灵好像固结在童稚时代那种色彩丰富的印象上了,但这种固结不是停滞和封闭,反而是发展和开放。在印象的更迭和跳跃这一点上,谁能比得上孩子呢?那么,终身保持孩子般速率的人,他所获得的新鲜印象不是就丰富得惊人了吗?具有诗人气质的人似乎在孩子时期一旦尝到了这种快乐,就终身不能放弃了。他一生所执着的就是对世界、对人生的独特的新鲜的感受--美感。对于他来说,这种美感是生命的基本需要。富比王公,没有这种美感,生活就索然乏味。贫如乞儿,不断有新鲜的美感,照样可以过得快乐充实。
  美感在本质上的确是一种孩子的感觉。孩子的感觉,其特点一是纯朴而不雕琢,二是新鲜而不因袭。这两个特点不正是美感的基本素质吗?然而,除了孩子的感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感觉。雕琢是感觉的伪造,因袭是感觉的麻痹,所以,美感的丧失就是感觉机能的丧失。
  可是,这个世界毕竟是成人统治的世界啊,他们心满意足,自以为是,像惩戒不听话的孩子一样惩戒童心不灭的诗人。不必说残酷的政治,就是世俗的爱情,也常常无情地挫伤诗人的美感。多少诗人以身殉他们的美感,就这样地毁灭了。一个执着于美感的人,必须有超脱之道,才能维持心理上的平衡。愈是执着,就必须愈是超脱。这就是诗与哲学的结合。凡是得以安享天年的诗人,哪一个不是兼有一种哲学式的人生态度呢?歌德,托尔斯泰,泰戈尔,苏东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同时是哲学家。
  三
  美感作为感觉,是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不能超脱的诗人,总是执着于某一些特殊的对象。他们的心灵固结在美感上,他们的美感又固结在这些特殊的对象上,一旦丧失这些对象,美感就失去寄托,心灵就遭受致命的打击。他们不能成为美感的主人,反而让美感受对象的役使。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执着于某些特殊的对象了。这是审美上的异化。自由的心灵本来是美感的源泉,现在反而受自己的产物--对象化的美感即美的对象--的支配,从而丧失了自由,丧失了美感的原动力。
  苏东坡深知这种执着于个别对象的审美方式的危害。在他看来,美感无往而不可对象化。"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如果执着于一物,"游于物之内",自其内而观之,物就显得又高又大。物挟其高大以临我,我怎么能不眩惑迷乱呢?他说,他之所以能无往而不乐,就是因为"游于物之外"。"游于物之外",就是不要把对象化局限于具体的某物,更不要把对象化的要求变成对某物的占有欲。结果,反而为美感的对象化打开了无限广阔的天地。"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无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你再执着于美感,又有何妨?只要你的美感不执着于一物,不异化为占有,就不愁得不到满足。
  诗人的执着,在于始终保持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诗人的超脱,在于没有狭隘的占有欲望。
  所以,苏东坡能够"谈笑生死之际",尽管感觉敏锐,依然胸襟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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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执着和超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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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坡在惠州谪居时,有一天,在山间行走,已经十分疲劳,而离家还很远。他突然悟到:人本是大自然之子,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何处不能歇息?于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诗人的灵魂就像飞鸿,它不会眷恋自己留在泥上的指爪,它的惟一使命是飞,自由自在地飞翔在美的国度里。
  我相信,哲学是诗的守护神。只有在哲学的广阔天空里,诗的精灵才能自由地、耐久地飞翔。
  19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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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悖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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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把幸福作为研究课题是一件冒险的事。"幸福"一词的意义过于含混,几乎所有人都把自己向往而不可得的境界称作"幸福",但不同的人所向往的境界又是多么不同。哲学家们提出过种种幸福论,可以担保的是,没有一种能够为多数人所接受。至于形形色色所谓幸福的"秘诀",如果不是江湖骗方,也至多是一些老生常谈罢了。
  幸福是一种太不确定的东西。一般人把愿望的实现视为幸福,可是,一旦愿望实现了,就真感到幸福么?萨特一生可谓功成愿遂,常人最企望的两件事,爱情的美满和事业的成功,他几乎都毫无瑕疵地得到了,但他在垂暮之年却说:"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同时它又让我认识到这没多大意思。不过你有什么办法?"
  所以,我对一切关于幸福的抽象议论都不屑一顾,而对一切许诺幸福的翔实方案则简直要嗤之以鼻了。
  最近读莫洛亚的《人生五大问题》,最后一题也是"论幸福"。但在前四题中,他对与人生幸福密切相关的问题,包括爱情和婚姻,家庭,友谊,社会生活,作了生动透剔的论述,令人读而不倦。幸福问题的讨论历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方面,关系到幸福的客观条件,另一是心理方面,关系到幸福的主观体验。作为一位优秀的传记和小说作家,莫洛亚的精彩之处是在后一方面。就社会方面而言,他的见解大体是肯定传统的,但由于他体察人类心理,所以并不失之武断,给人留下了思索和选择的余地。
  二
  自古以来,无论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爱情和婚姻始终被视为个人幸福之命脉所系。多少幸福或不幸的喟叹,都缘此而起。按照孔德的说法,女人是感情动物,爱情和婚姻对于女人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即使是行动动物的男人,在事业上获得了辉煌的成功,倘若在爱情和婚姻上失败了,他仍然会觉得自己非常不幸。
  可是,就在这个人们最期望得到幸福的领域里,却很少有人敢于宣称自己是真正幸福的。诚然,热恋中的情人个个都觉得自己是幸福女神的宠儿,但并非人人都能得到热恋的机遇,有许多人一辈子也没有品尝过个中滋味。况且热恋未必导致美满的婚姻,婚后的失望、争吵、厌倦、平淡、麻木几乎是常规,终身如恋人一样缱绻的夫妻毕竟只是幸运的例外。
  从理论上说,每一个人在异性世界中都可能有一个最佳对象,一个所谓的"惟一者"、"独一无二者",或如吉卜林的诗所云,"一千人中之一人"。但是,人生短促,人海茫茫,这样两个人相遇的几率差不多等于零。如果把幸福寄托在这相遇上,幸福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事实上,爱情并不如此苛求,冥冥中也并不存在非此不可的命定姻缘。正如莫洛亚所说:"如果因了种种偶然(按:应为必然)之故,一个求爱者所认为独一无二的对象从未出现,那么,差不多近似的爱情也会在另一个对象身上感到。"期待中的"惟一者",会化身为千百种形象向一个渴望爱情的人走来。也许爱情永远是个谜,任何人无法说清自己所期待的"惟一者"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只有到了堕入情网,陶醉于爱情的极乐,一个人才会惊喜地向自己的情人喊道:"你就是我一直期待着的那个人,就是那个惟一者。"
  究竟是不是呢?
  也许是的。这并非说,他们之间有一种宿命,注定不可能爱上任何别人。不,如果他们不相遇,他们仍然可能在另一个人身上发现自己的"惟一者"。然而,强烈的感情经验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心理结构,从而改变了他们与其他可能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犹如经过一次化合反应,他们都已经不是原来的元素,因而不可能再与别的元素发生相似的反应了。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次震撼心灵的爱情,而且只有少数人得此幸遇。
  也许不是。因为"惟一者"本是痴情的造影,一旦痴情消退,就不再成其"惟一者"了。莫洛亚引哲学家桑塔耶那的话说:"爱情的十分之九是由爱人自己造成的,十分之一才靠那被爱的对象。"凡是经历过热恋的人都熟悉爱情的理想化力量,幻想本是爱情不可或缺的因素。太理智、太现实的爱情算不上爱情。最热烈的爱情总是在两个最富于幻想的人之间发生,不过,同样真实的是,他们也最容易感到幻灭。如果说普通人是因为运气不佳而不能找到意中人,那么,艺术家则是因为期望过高而对爱情失望的。爱情中的理想主义往往导致拜伦式的感伤主义,又进而导致纵欲主义,唐璜有过一千零三个情人,但他仍然没有找到他的"惟一者",他注定找不到。
  无幻想的爱情太平庸,基于幻想的爱情太脆弱,幸福的爱情究竟可能吗?我知道有一种真实,它能不断地激起幻想,有一种幻想,它能不断地化为真实。我相信,幸福的爱情是一种能不断地激起幻想、又不断地被自身所激起的幻想改造的真实。
  三
  爱情是无形的,只存在于恋爱者的心中,即使人们对于爱情的感受有千万差别,但在爱情问题上很难作认真的争论。婚姻就不同了,因为它是有形的社会制度,立废取舍,人是有主动权的。随着文明的进展,关于婚姻利弊的争论愈演愈烈。有一派人认为婚姻违背人性,束缚自由,败坏或扼杀爱情,本质上是不可能幸福的。莫洛亚引婚姻反对者的话说:"一对夫妇总依着两人中较为庸碌的一人的水准而生活的。"此言可谓刻薄。但莫洛亚本人持赞成婚姻的立场,认为婚姻是使爱情的结合保持相对稳定的惟一方式。只是他把艺术家算作了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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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悖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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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拥护婚姻的一派人中,对于婚姻与爱情的关系又有不同看法。两个截然不同的哲学家,尼采和罗素,都要求把爱情与婚姻区分开来,反对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而主张婚姻以优生和培育后代为基础,同时保持婚外爱情的自由。法国哲学家阿兰认为,婚姻的基础应是逐渐取代爱情的友谊。莫洛亚修正说:"在真正幸福的婚姻中,友谊必得与爱情融和一起。"也许这是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爱情基于幻想和冲动,因而爱情的婚姻结局往往不幸。但是,无爱情的婚姻更加不幸。仅以友谊为基础的夫妇关系诚然彬彬有礼,但未免失之冷静。保持爱情的陶醉和热烈,辅以友谊的宽容和尊重,从而除去爱情难免会有的嫉妒和挑剔,正是加固婚姻的爱情基础的方法。不过,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其中诚如莫洛亚所说必须有诚意,但单凭诚意又不够。爱情仅是感情的事,婚姻的幸福却是感情、理智、意志三方通力合作的结果,因而更难达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此话也可解为:千百种因素都可能导致婚姻的不幸,但没有一种因素可以单独造成幸福的婚姻。结婚不啻是把爱情放到琐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去经受考验。莫洛亚说得好,准备这样做的人不可抱着买奖券侥幸中头彩的念头,而必须像艺术家创作一部作品那样,具有一定要把这部艰难的作品写成功的决心。
  四
  两性的天性差异可以导致冲突,从而使共同生活变得困难,也可以达成和谐,从而造福人生。
  尼采曾说:"同样的激情在两性身上有不同的节奏,所以男人和女人不断地发生误会。"可见,两性之间的和谐并非现成的,它需要一个彼此接受、理解、适应的过程。
  一般而论,男性重行动,女性重感情,男性长于抽象观念,女性长于感性直觉,男性用刚强有力的线条勾画出人生的轮廓,女性为之抹上美丽柔和的色彩。
  欧洲妇女解放运动初起时,一帮女权主义者热情地鼓动妇女走上社会,从事与男子相同的职业。爱伦凯女士指出,这是把两性平权误认作两性功能相等了。她主张女子在争得平等权利之后,回到丈夫和家庭那里去,以自由人的身份从事其最重要的工作--爱和培育后代。现代的女权主义者已经越来越重视发展女子天赋的能力,而不再天真地孜孜于抹平性别差异了。
  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特殊作用尚有待于发掘。马尔库塞认为,由于女性与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世界相分离,因此她们能更多地保持自己的感性,比男子更人性化。的确,女性比男性更接近自然,更扎根于大地,有更单纯的、未受污染的本能和感性。所以,莫洛亚说:"一个纯粹的男子,最需要一个纯粹的女子去补充他……因了她,他才能和种族这深切的观念保持恒久的接触。"又说:"我相信若是一个社会缺少女人的影响,定会堕入抽象,堕入组织的疯狂,随后是需要专制的现象……没有两性的合作,决没有真正的文明。"在人性片面发展的时代,女性是一种人性复归的力量。德拉克罗瓦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画中的自由神是一位袒着胸脯、未着军装、面容安详的女子。歌德诗曰:"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走。"走向何方?走向一个更实在的人生,一个更人情味的社会。
  莫洛亚可说是女性的一位知音。人们常说,女性爱慕男性的"力",男性爱慕女性的"美"。莫洛亚独能深入一步,看出:"真正的女性爱慕男性的'力',因为她们稔知强有力的男子的弱点。""女人之爱强的男子只是表面的,且她们所爱的往往是强的男子的弱点。"我只想补充一句:强的男子可能对千百个只知其强的崇拜者无动于衷,却会在一个知其弱点的女人面前倾倒。
  五
  男女之间是否可能有真正的友谊?这是在实际生活中常常遇到、常常引起争论的一个难题。即使在最封闭的社会里,一个人恋爱了,或者结了婚,仍然不免与别的异性接触和可能发生好感。这里不说泛爱者和爱情转移者,一般而论,一种排除情欲的澄明的友谊是否可能呢?
  莫洛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饶有趣味的。他列举了三种异性之间友谊的情形:一方单恋而另一方容忍;一方或双方是过了恋爱年龄的老人;旧日的恋人转变为友人。分析下来,其中每一种都不可能完全排除性吸引的因素。道德家们往往攻击这种"杂有爱的成分的友谊",莫洛亚的回答是:即使有性的因素起作用,又有什么要紧呢!"既然身为男子与女子,若在生活中忘记了肉体的作用,始终是件疯狂的行为。"
  异性之间的友谊即使不能排除性的吸引,它仍然可以是一种真正的友谊。蒙田曾经设想,男女之间最美满的结合方式不是婚姻,而是一种肉体得以分享的精神友谊。拜伦在谈到异性友谊时也赞美说:"毫无疑义,性的神秘力量在其中也如同在血缘关系中占据着一种天真无邪的优越地位,把这谐音调弄到一种更微妙的境界。如果能摆脱一切友谊所防止的那种热情,又充分明白自己的真实情感,世间就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做女人的朋友了,如果你过去不曾做过情人,将来也不愿做了。"在天才的生涯中起重要作用的女性未必是妻子或情人,有不少倒是天才的精神挚友,只要想一想贝蒂娜与歌德、贝多芬,梅森葆夫人与瓦格纳、尼采、赫尔岑、罗曼·罗兰,莎乐美与尼采、里尔克、弗洛伊德,梅克夫人与柴可夫斯基,就足够了。当然,性的神秘力量在其中起着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区别只在于,这种力量因客观情境或主观努力而被限制在一个有益无害的地位,既可为异性友谊罩上一种为同性友谊所未有的温馨情趣,又不致像爱情那样激起一种疯狂的占有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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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悖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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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在经过种种有趣的讨论之后,莫洛亚得出了一个似乎很平凡的结论:幸福在于爱,在于自我的遗忘。
  当然,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康德曾经提出理性面临的四大二律背反,我们可以说人生也面临种种二律背反,爱与孤独便是其中之一。莫洛亚引用了拉伯雷《巨人传》中的一则故事。巴奴越去向邦太葛吕哀征询关于结婚的意见,他在要不要结婚的问题上陷入了两难的困境:结婚吧,失去自由,不结婚吧,又会孤独。其实这种困境不独在结婚问题上存在。个体与类的分裂早就埋下了冲突的种子,个体既要通过爱与类认同,但又不愿完全融入类之中而丧失自身。绝对的自我遗忘和自我封闭都不是幸福,并且也是不可能的。在爱之中有许多烦恼,在孤独之中又有许多悲凉。另一方面呢,爱诚然使人陶醉,孤独也未必不使人陶醉。当最热烈的爱受到创伤而返诸自身时,人在孤独中学会了爱自己,也学会了理解别的孤独的心灵和深藏在那些心灵中的深邃的爱,从而体味到一种超越的幸福。
  一切爱都基于生命的欲望,而欲望不免造成痛苦。所以,许多哲学家主张节欲或禁欲,视宁静、无纷扰的心境为幸福。但另一些哲学家却认为拼命感受生命的欢乐和痛苦才是幸福,对于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爱和孤独都是享受。如果说幸福是一个悖论,那么,这个悖论的解决正存在于争取幸福的过程之中。其中有斗争,有苦恼,但只要希望尚存,就有幸福。所以,我认为莫洛亚这本书的结尾句是说得很精彩的:"若将幸福分析成基本原子时,亦可见它是由斗争与苦恼形成的,惟此斗争与苦恼永远被希望所挽救而已。"
  19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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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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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的怪癖是喜欢一般哲学史不屑记载的哲学家,宁愿绕开一个个曾经显赫一时的体系的颓宫,到历史的荒村陋巷去寻找他们的足迹。爱默生就属于这些我颇愿结识一番的哲学家之列。
  我对爱默生向往已久。在我的精神旅行图上,我早已标出那个康科德小镇的方位。尼采常常提到他。如果我所喜欢的某位朋友常常情不自禁地向我提起他所喜欢的一位朋友,我知道我也准能喜欢他的这位朋友。
  作为美国文艺复兴的领袖和杰出的散文大师,爱默生已名垂史册。作为-名哲学家,他却似乎进不了哲学的"正史"。他是一位长于灵感而拙于体系的哲学家。他的"体系",所谓超验主义,如今在美国恐怕也没有人认真看待了。如果我试图对他的体系作一番条分缕析的解说,就未免太迂腐了。我只想受他的灵感的启发,随手写下我的感触。超验主义死了,但爱默生的智慧永存。
  二
  也许没有一个哲学家不是在实际上试图建立某种体系,赋予自己最得意的思想以普遍性形式。声称反对体系的哲学家也不例外。但是,大千世界的神秘不会屈从于任何公式,没有一个体系能够万古长存。幸好真正有生命力的思想不会被体系的废墟掩埋,一旦除去体系的虚饰,它们反以更加纯粹的面貌出现在天空下,显示出它们与阳光、土地、生命的坚实联系,在我们心中唤起亲切的回响。
  爱默生相信,人心与宇宙之间有着对应关系,所以每个人凭内心体验就可以认识自然和历史的真理。这就是他的超验主义,有点像主张"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致良知"的宋明理学。人心与宇宙之间究竟有没有对应关系,这是永远无法在理论上证实或驳倒的。一种形而上学不过是一种信仰,其作用只是用来支持一种人生态度和价值立场。我宁可直接面对这种人生态度和价值立场,而不去追究它背后的形而上学信仰。于是我看到,爱默生想要表达的是他对人性完美发展的可能性的期望和信心,他的哲学是一首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的个性解放的赞美诗。
  但爱默生的人道主义不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单纯回声。他生活在十九世纪,和同时代少数几个伟大思想家一样,他也是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先知先觉者。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但在现实中却成了碎片。"社会是这样一种状态,每一个人都像是从身上锯下来的一段肢体,昂然地走来走去,许多怪物--一个好手指,一个颈项,一个胃,一个肘弯,但是从来不是一个人。"我想起了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的手稿中对人的异化的分析。我也想起了尼采的话:"我的目光从今天望到过去,发现比比皆是:碎片、断肢和可怕的偶然--可是没有人!"他们的理论归宿当然截然不同,但都同样热烈怀抱着人性全面发展的理想。往往有这种情况:同一种激情驱使人们从事理论探索,结果却找到了不同的理论,甚至彼此成为思想上的敌人。但是,真的是敌人吗?
  三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每个人的天性中都蕴藏着大自然赋予的创造力。把这个观点运用到读书上,爱默生提倡一种"创造性的阅读"。这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当作正文,把书籍当作注解;听别人发言是为了使自己能说话;以一颗活跃的灵魂,为获得灵感而读书。
  几乎一切创造欲强烈的思想家都对书籍怀着本能的警惕。蒙田曾谈到"文殛",即因读书过多而被文字之斧砍伤,丧失了创造力。叔本华把读书太滥譬作将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爱默生也说:"我宁愿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本书,而不愿意被它的吸力扭曲过来,把我完全拉到我的轨道外面,使我成为一颗卫星,而不是一个宇宙。"
  许多人热心地请教读书方法,可是如何读书其实是取决于整个人生态度的。开卷有益,也可能有害。过去的天才可以成为自己天宇上的繁星,也可以成为压抑自己的偶像。爱默生俏皮地写道:"温顺的青年人在图书馆里长大,他们相信他们的责任是应当接受西塞罗、洛克、培根的意见;他们忘了西塞罗、洛克与培根写这些书的时候,也不过是图书馆里的青年人。"我要加上一句:幸好那时图书馆的藏书比现在少得多,否则他们也许成不了西塞罗、洛克、培根了。
  好的书籍是朋友,但也仅仅是朋友。与好友会晤是快事,但必须自己有话可说,才能真正快乐。一个愚钝的人,再智慧的朋友对他也是毫无用处的,他坐在一群才华横溢的朋友中间,不过是一具木偶,一个讽刺,一种折磨。每人都是一个神,然后才有奥林匹斯神界的欢聚。
  我们读一本书,读到精彩处,往往情不自禁地要喊出声来:这是我的思想,这正是我想说的,被他偷去了!有时候真是难以分清,哪是作者的本意,哪是自己的混入和添加。沉睡的感受唤醒了,失落的记忆找回了,朦胧的思绪清晰了。其余一切,只是死的"知识",也就是说,只是外在于灵魂有机生长过程的无机物。
  我曾经计算过,尽我有生之年,每天读一本书,连我自己的藏书也读不完。何况还不断购进新书,何况还有图书馆里难计其数的书。这真有点令人绝望。可是,写作冲动一上来,这一切全忘了。爱默生说得漂亮:"当一个人能够直接阅读上帝的时候,那时间太宝贵了,不能够浪费在别人阅读后的抄本上。"只要自已有旺盛的创作欲,无暇读别人写的书也许是一种幸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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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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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有两种自信:一种是人格上的独立自主,藐视世俗的舆论和功利;一种是理智上的狂妄自大,永远自以为是,自我感觉好极了。我赞赏前一种自信,对后一种自信则总是报以几分不信任。
  人在世上,总要有所依托,否则会空虚无聊。有两样东西似乎是公认的人生支柱,在讲究实际的人那里叫职业和家庭,在注重精神的人那里叫事业和爱情。食色性也,职业和家庭是社会认可的满足人的两大欲望的手段,当然不能说它们庸俗。然而,职业可能不称心,家庭可能不美满,欲望是满足了,但付出了无穷烦恼的代价。至于事业的成功和爱情的幸福,尽管令人向往之至,却更是没有把握的事情。而且,有些精神太敏感的人,即使得到了这两样东西,还是不能摆脱空虚之感。
  所以,人必须有人格上的独立自主。你诚然不能脱离社会和他人生活,但你不能一味攀援在社会建筑物和他人身上。你要自己在生命的土壤中扎根。你要在人生的大海上抛下自己的锚。一个人如果把自己仅仅依附于身外的事物,即使是极其美好的事物,顺利时也许看不出他的内在空虚,缺乏根基,一旦起了风浪,例如社会动乱,事业挫折,亲人亡故,失恋,等等,就会一蹶不振乃至精神崩溃。正如爱默生所说:"然而事实是:他早已是一只漂流着的破船,后来起的这一阵风不过向他自己暴露出他流浪的状态。"爱默生写有长文热情歌颂爱情的魅力,但我更喜欢他的这首诗:
  为爱牺牲一切,
  服从你的心;
  朋友,亲戚,时日,
  名誉,财产,
  计划,信用与灵感,
  什么都能放弃。
  为爱离弃一切;
  然而,你听我说:……
  你须要保留今天,
  明天,你整个的未来,
  让它们绝对自由,
  不要被你的爱人占领。
  如果你心爱的姑娘另有所欢,你还她自由。
  你应当知道
  半人半神走了,
  神就来了。
  世事的无常使得古来许多贤哲主张退隐自守,清静无为,无动于衷。我厌恶这种哲学。我喜欢看见人们生气勃勃地创办事业,如痴如醉地堕入情网,痛快淋漓地享受生命。但是,不要忘记了最主要的事情:你仍然属于你自己。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安全的场所,其中珍藏着你最珍贵的宝物,任何灾祸都不能侵犯它。心灵是一本奇特的账簿,只有收入,没有支出,人生的一切痛苦和欢乐,都化作宝贵的体验记入它的收入栏中。是的,连痛苦也是一种收入。人仿佛有了两个自我,一个自我到世界上去奋斗,去追求,也许凯旋,也许败归,另一个自我便含着宁静的微笑,把这遍体汗水和血迹的哭着笑着的自我迎回家来,把丰厚的战利品指给他看,连败归者也有一份。
  爱默生赞赏儿童身上那种不怕没得饭吃、说话做事从不半点随人的王公贵人派头。一到成年,人就注重别人的观感,得失之患多了。我想,一个人在精神上真正成熟之后,又会返璞归真,重获一颗自足的童心。他消化了社会的成规习见,把它们扬弃了。
  五
  还有一点余兴,也一并写下。有句成语叫大智若愚。人类精神的这种逆反形式很值得研究一番。我还可以举出大善若恶,大悲若喜,大信若疑,大严肃若轻浮。在爱默生的书里,我也找到了若干印证。
  悲剧是深刻的,领悟悲剧也须有深刻的心灵。"性情浅薄的人遇到不幸,他的感情仅只是演说式的做作。"然而这不是悲剧。人生的险难关头最能检验一个人的灵魂深浅。有的人一生接连遭到不幸,却未尝体验过真正的悲剧情感。相反,表面上一帆风顺的人也可能经历巨大的内心悲剧。一切高贵的情感都羞于表白,一切深刻的体验都拙于言辞。大悲者会以笑谑嘲弄命运,以欢容掩饰哀伤。丑角也许比英雄更知人生的辛酸。爱默生举了一个例子:正当喜剧演员卡里尼使整个那不勒斯城的人都笑断肚肠的时候,有一个病人去找城里的一个医生,治疗他致命的忧郁症。医生劝他到戏院去看卡里尼的演出,他回答:"我就是卡里尼。"
  与此相类似,最高的严肃往往貌似玩世不恭。古希腊人就已经明白这个道理。爱默生引用普鲁塔克的话说:"研究哲理而外表不像研究哲理,在嬉笑中做成别人严肃认真地做的事,这是最高的智慧。"正经不是严肃,就像教条不是真理一样。真理用不着板起面孔来增添它的权威。在那些一本正经的人中间,你几乎找不到一个严肃思考过人生的人。不,他们思考的多半不是人生,而是权力,不是真理,而是利益。真正严肃思考过人生的人知道生命和理性的限度,他能自嘲,肯宽容,愿意用一个玩笑替受窘的对手解围,给正经的论敌一个教训。他以诙谐的口吻谈说真理,仿佛故意要减弱他的发现的重要性,以便只让它进入真正知音的耳朵。
  尤其是在信仰崩溃的时代,那些佯癫装疯的狂人倒是一些太严肃地对待其信仰的人。鲁迅深知此中之理,说嵇康、阮籍表面上毁坏礼教,实则倒是太相信礼教,因为不满意当权者利用和亵渎礼教,才以反礼教的过激行为发泄内心愤想。其实,在任何信仰体制之下,多数人并非真有信仰,只是做出相信的样子罢了。于是过分认真的人就起而论究是非,阐释信仰之真谛,结果被视为异端。一部基督教史就是没有信仰的人以维护信仰之名把有信仰的人当作邪教徒烧死的历史。殉道者多半死于同志之手而非敌人之手。所以,爱默生说,伟大的有信仰的人永远被目为异教徒,终于被迫以一连串的怀疑论来表现他的信念。怀疑论实在是过于认真看待信仰或知识的结果。苏格拉底为了弄明智慧的实质,遍访雅典城里号称有智慧的人,结果发现他们只是在那里盲目自信,其实并无智慧。他到头来认为自己仍然不知智慧为何物,说出了那句着名的话:"我知道我一无所知。"哲学史上的怀疑论者大抵都是太认真地要追究人类认识的可靠性,结果反而疑团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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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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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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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写作是多么美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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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爱读作家、艺术家写的文论甚于理论家、批评家写的文论。当然,这里说的作家和理论家都是指够格的。我不去说那些写不出作品的低能作者写给读不懂作品的低能读者看的作文原理之类,这些作者的身份是理论家还是作家,真是无所谓的。好的作家文论能唤起创作欲,这种效果,再高明的理论家往往也无能达到。在作家文论中,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玫瑰》(亦译《金蔷薇》)又属别具一格之作,它诚如作者所说是一本论作家劳动的札记,但同时也是一部优美的散文集。书中云:"某些书仿佛能迸溅出琼浆玉液,使我们陶醉,使我们受到感染,敦促我们拿起笔来。"此话正可以用来说它自己。这本谈艺术创作的书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作品,它用富有魅力的语言娓娓谈论着语言艺术的魅力。传递给我们的不只是关于写作的知识或经验,而首先是对美、艺术、写作的热爱。它使人真切感到:活着写作是多么美好!
  二
  回首往事,谁不缅怀童年的幸福?童年之所以幸福,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有最纯净的感官。在孩子眼里,世界每一天都是新的,样样事物都罩着神奇的色彩。正如作者所说,童年时代的太阳要炽热得多,草要茂盛得多,雨要大得多,天空的颜色要深得多,周围的人要有趣得多。孩子好奇的目光把世界照耀得无往而不美。孩子是天生的艺术家,他们的感觉尚未受功利污染,也尚未被岁月钝化。也许,对世界的这种新鲜敏锐的感觉已经是日后创作欲的萌芽了。
  然后是少年时代,情心初萌,醉意荡漾,沉浸于一种微妙的心态,觉得每个萍水相逢的少女都那么美丽。羞怯而又专注的眼波,淡淡的发香,微启的双唇中牙齿的闪光,无意间碰到的冰凉的手指,这一切都令人憧憬爱情,感到一阵甜蜜的惆怅。那是一个几乎人人都曾写诗的年龄。
  但是,再往后情形就不同了。"诗意地理解生活,理解我们周围的一切--是我们从童年时代得到的最可贵的礼物。要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后的漫长的冷静岁月中,没有丢失这件礼物,那么他就是个诗人或者作家。"可惜的是,多数人丢失了这件礼物。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匆忙的实际生活迫使我们把事物简化、图式化,无暇感受种种细微差别。概念取代了感觉,我们很少看、听和体验。当伦敦居民为了谋生而匆匆走过街头时,哪有闲心去仔细观察街上雾的颜色?谁不知道雾是灰色的!直到莫奈到伦敦把雾画成了紫红色的,伦敦人才始而愤怒,继而吃惊地发现莫奈是对的,于是称他为"伦敦雾的创造者"。
  一个艺术家无论在阅历和技巧方面如何成熟,在心灵上却永是孩子,不会失去童年的清新直觉和少年的微妙心态。他也许为此要付出一些代价,例如在功利事务上显得幼稚笨拙。然而,有什么快乐比得上永远新鲜的美感的快乐呢?即使那些追名逐利之辈,偶尔回忆起早年曾有过的"诗意地理解生活"的情趣,不也会顿生怅然若失之感么?蒲宁坐在车窗旁眺望窗外渐渐消融的烟影,赞叹道:"活在世上是多么愉快呀!哪怕只能看到这烟和光也心满意足了。我即使缺胳膊断腿,只要能坐在长凳上望太阳落山,我也会因而感到幸福的。我所需要的只是看和呼吸,仅此而已。"的确,蒲宁是幸福的,一切对世界永葆新鲜美感的人是幸福的。
  三
  自席勒以来,好几位近现代哲人主张艺术具有改善人性和社会的救世作用。对此当然不应作浮表的理解,简单地把艺术当作宣传和批判的工具。但我确实相信,一个人,一个民族,只要爱美之心犹存,就总有希望。相反,"哀莫大于心死",倘若对美不再动心,那就真正无可救药了。
  据我观察,对美敏感的人往往比较有人情味,在这方面迟钝的人则不但性格枯燥,而且心肠多半容易走向冷酷。民族也是如此,爱美的民族天然倾向自由和民主,厌恶教条和专制。对土地和生活的深沉美感是压不灭的潜在的生机,使得一个民族不会长期忍受僵化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迟早要走上革新之路。
  帕乌斯托夫斯基擅长用信手拈来的故事,尤其是大师生活中的小故事,来说明这一类艺术的真理。有一天,安徒生在林中散步,看到那里长着许多蘑菇,便设法在每一只蘑菇下边藏了一件小食品或小玩意儿。次日早晨,他带守林人的七岁的女儿走进这片树林。当孩子在蘑菇下发现这些意想不到的小礼物时,眼睛里燃起了难以形容的惊喜。安徒生告诉她,这些东西是地精藏在那里的。
  "您欺骗了天真的孩子!"一个耳闻此事的神父愤怒地指责。
  安徒生答道:"不,这不是欺骗,她会终生记住这件事的。我可以向您担保,她的心决不会像那些没有经历过这则童话的人那样容易变得冷酷无情。"
  在某种意义上,美、艺术都是梦。但是,梦并不虚幻,它对人心的作用和它在人生中的价值完全是真实的。弗洛伊德早已阐明,倘没有梦的疗慰,人人都非患神经官能症不可。帕氏也指出,对想像的信任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渊源于生活的想像有时候会反过来主宰生活。不妨设想一下,倘若彻底排除掉梦、想像、幻觉的因素,世界不再有色彩和音响,人心不再有憧憬和战栗,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帕氏谈到,人人都有存在于愿望和想像之中的、未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的"第二种生活"。应当承认,这"第二种生活"并非无足轻重的。说到底,在这世界上,谁的经历不是平凡而又平凡?内心经历的不同才在人与人之间铺设了巨大的鸿沟。《金玫瑰》中那个老清扫工夏米的故事是动人的,他怀着异乎寻常的温情,从银匠作坊的尘土里收集金粉,日积月累,终于替他一度抚育过的苏珊娜打了一朵精致的金玫瑰。小苏珊娜曾经盼望有人送她这样一朵金玫瑰,可这时早已成年,远走高飞,不知去向。夏米悄悄地死去了,人们在他的枕头下发现了用天蓝色缎带包好的金玫瑰,缎带皱皱巴巴,发出一股耗子的臊味。不管夏米的温情如何没有结果,这温情本身已经足够伟大。一个有过这番内心经历的夏米,当然不同于一个无此经历的普通清扫工。在人生画面上,梦幻也是真实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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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写作是多么美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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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作为一个作家,帕氏对于写作的甘苦有真切的体会。我很喜欢他谈论创作过程的那些篇章。
  创作过程离不开灵感。所谓灵感,其实包括两种不同状态。一是指稍纵即逝的感受、思绪、意象等等的闪现,或如帕氏所说,"不落窠臼的新的思想或新的画面像闪电似地从意识深处迸发出来。"这时必须立即把它们写下来,不能有分秒的耽搁,否则它们会永远消逝。这种状态可以发生在平时,便是积累素材的良机,也可以发生在写作中,便是文思泉涌的时刻。另一是指预感到创造力高涨而产生的喜悦,屠格涅夫称之为"神的君临",阿·托尔斯泰称之为"涨潮"。这时候会有一种欲罢不能的写作冲动,尽管具体写些什么还不清楚。帕氏形容它如同初恋,心由于预感到即将有奇妙的约会,即将见到美丽的明眸和微笑,即将作欲言又止的交谈而怦怦跳动。也可以说好像踏上一趟新的旅程,为即将有意想不到的幸福邂逅,即将结识陌生可爱的人和地方而欢欣鼓舞。
  灵感不是作家的专利,一般人在一生中多少都有过新鲜的感受或创作的冲动,但要把灵感变成作品绝非易事,而作家的甘苦正在其中。老托尔斯泰说得很实在:"灵感就是突然显现出你所能做到的事。灵感的光芒越是强烈,就越是要细心地工作,去实现这一灵感。"帕氏举了许多大师的例子说明实现灵感之艰难。福楼拜写作非常慢,为此苦恼不堪地说:"这样写作品,真该打自己耳光。"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他写出来的作品总是比构思时差,便叹道:"构思和想像一部小说,远比将它遣之笔端要好得多。"帕氏自己也承认:"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比面对素材一筹莫展更叫人难堪,更叫人苦恼的了。"一旦进入实际的写作过程,预感中奇妙的幽会就变成了成败未知的苦苦追求,诱人的旅行就变成了前途未卜的艰苦跋涉。赋予飘忽不定的美以形式,用语言表述种种不可名状的感觉,这一使命简直令人绝望。勃洛克针对莱蒙托夫说的话适用于一切诗人:"对子虚乌有的春天的追寻,使你陷入愤激若狂的郁闷。"海涅每次到罗浮宫,都要一连好几个小时坐在维纳斯雕像前哭泣。他怎么能不哭泣呢?美如此令人心碎,人类的语言又如此贫乏无力……
  然而,为写作受苦终究是值得的。除了艺术,没有什么能把美留住。除了作品,没有什么能把灵感留住。普利什文有本事把每一片飘零的秋叶都写成优美的散文,落叶太多了,无数落叶带走了他来不及诉说的思想。不过,他毕竟留住了一些落叶。正如费特的诗所说:"这片树叶虽已枯黄凋落,但是将在诗歌中发出永恒的金光。"一切快乐都要求永恒,艺术家便是呕心沥血要使瞬息的美感之快乐常驻的人,他在创造的苦役中品味到了造物主的欢乐。
  五
  在常人看来,艺术与爱情有着不解之缘。惟有艺术家自己明白,两者之间还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他们常常为此面临两难的抉择。
  威尼斯去维罗纳的夜行驿车里,安徒生结识了热情而内向的埃列娜,她默默爱上了这位其貌不扬的童话作家。翌日傍晚,安徒生忐忑不安地走进埃列娜在维罗纳的寓所,然而不是为了向他同样也钟情的这个女子倾诉衷肠,而是为了永久的告别。他不相信一个美丽的女子会长久爱自己,连他自己也嫌恶自己的丑陋。说到底,爱情只有在想像中才能天长地久。埃列娜看出这个童话诗人在现实生活中却害怕童话,原谅了他。此后他俩再也没有见过面,但终生互相思念。
  巴黎市郊莫泊桑的别墅外,一个天真美丽的姑娘拉响了铁栅栏门的门铃。这是一个穷苦女工,莫泊桑小说艺术的崇拜者。得知莫泊桑独身一人,她心里出现了一个疯狂的念头,要把生命奉献给他,做他的妻子和女奴。她整整一年省吃俭用,为这次见面置了一身漂亮衣裳。来开门的是莫泊桑的朋友,一个色鬼。他骗她说,莫泊桑携着情妇度假去了。姑娘惨叫一声,踉跄而去。色鬼追上了她。当天夜里她为了恨自己,恨莫泊桑,委身给了色鬼。后来她沦为名震巴黎的雏妓。莫泊桑听说此事后,只是微微一笑,觉得这是篇不坏的短篇小说的题材。
  我把《金玫瑰》不同篇章叙述的这两则轶事放到一起,也许会在安徒生的温柔的自卑和莫泊桑的冷酷的玩世不恭之间造成一种对照,但他们毕竟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珍惜艺术胜于珍惜现实中的爱情。据说这两位大师临终前都悔恨了,安徒生恨自己错过了幸福的机会,莫泊桑恨自己亵渎了纯洁的感情。可是我敢断言,倘若他们能重新生活,一切仍会照旧。
  艺术家就其敏感的天性而言,比常人更易堕入情网,但也更易感到失望或厌倦。只有在艺术中才有完美。在艺术家心目中,艺术始终是第一位的。即使他爱得如痴如醉,倘若爱情的缠绵妨碍了他从事艺术,他就仍然会焦灼不安。即使他因失恋而痛苦,只要艺术的创造力不衰,他就仍然有生活的勇气和乐趣。最可怕的不是无爱的寂寞或失恋的苦恼,而是丧失创造力。在这方面,爱情的痴狂或平淡都构成了威胁。无论是安徒生式的逃避爱情,还是莫泊桑式的玩世不恭,实质上都是艺术本能所构筑的自我保护的堤坝。艺术家的确属于一个颠倒的世界,他把形式当作了内容,而把内容包括生命、爱情等等当作了形式。诚然,从总体上看,艺术是为人类生命服务的。但是,惟有以自己的生命为艺术服务的艺术家,才能创造出这为人类生命服务的艺术来。帕氏写道:"如果说,时间能够使爱情……消失殆尽的话,那么时间却能够使真正的文学成为不朽之作。"人生中有一些非常美好的瞬息,为了使它们永存,活着写作是多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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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写作是多么美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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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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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拯救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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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拯救人类女性是一个神秘的性别。在各个民族的神话和宗教传说中,她既是美、爱情、丰饶的象征,又是诱惑、罪恶、堕落的象征。她时而被神化,时而被妖化。诗人们讴歌她,又诅咒她。她长久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掀开面纱,我们看到的仍是神秘莫测的面影和眼波。
  有人说,女性是晨雾萦绕的绿色沼泽。这个譬喻形象地道出了男子心目中女性的危险魅力。
  也许,对于诗人来说,女性的神秘是不必也不容揭破的,神秘一旦解除,诗意就荡然无存了。但是,觉醒的理性不但向人类、而且向女性也发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召唤,一门以女性自我认识为宗旨的综合学科--女性学--正在兴起并迅速发展。面对这一事实,诗人们倒毋须伤感,因为这门新兴学科将充分研究他们作品中所创造的女性形象,他们对女性的描绘也许还从未受到女性自身如此认真的关注呢。
  一般来说,认识自己是件难事。难就难在这里不仅有科学与迷信、真理与谬误、良知与偏见的斗争,而且有不同价值取向的冲突。"人是什么"的问题势必与"人应该是什么"、"人能够是什么"的问题紧相纠缠。同样,"女人是什么"的问题总是与"女人应该是什么"、"女人能够是什么"的问题难分难解。正是问题的这一价值内涵使得任何自我认识同时也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自我评价、自我设计、自我创造的过程。
  在人类之外毕竟不存在一个把人当作认识对象的非人族类,所谓神意也只是人类自我认识的折射。女性的情形就不同了,有一个相异的性类对她进行着认识和评价,因此她的自我认识难以摆脱男性观点的纠缠和影响。人们常常争论:究竟男人更理解女人,还是女人自己更理解女人?也许我们可以说女人"当局者迷",但是男人并不据有"旁观者清"的优势,因为他在认识女人时恰恰不是旁观者,而也是一个当局者,不可能不受欲念和情感的左右。两性之间事实上不断发生误解,但这种误解又是同各性对自身的误解互为前提的。另一方面,我们即使彻底排除了男权主义的偏见,却终归不可能把男性观点对女性的影响也彻底排除掉。无论到什么时候,女人离开男人就不成其为女人,就像男人离开女人就不成其为男人一样。男人和女人是互相造就的,肉体上如此,精神上也如此。两性存在虽然同属人的存在,但各自性别意识的形成却始终有赖于对立性别的存在及其对己的作用。这种情形既加重了、也减轻了女性自我认识的困难。在各个时代的男性中,始终有一些人超越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偏见而成为女性的知音,他们的意见是值得女性学家重视的。
  对于女人,有两种常见的偏见。男权主义者在"女人"身上只见"女",不见"人",把女人只看作性的载体,而不看作独立的人格。某些偏激的女权主义者在"女人"身上只见"人",不见"女",只强调女人作为人的存在,抹杀其性别存在和性别价值。后者实际上是男权主义的变种,是男权统治下女性自卑的极端形式。真实的女人当然既是"人",又是"女",是人的存在与性别存在的统一。正像一个健全的男子在女人身上寻求的既是同类,又是异性一样,在一个健全的女人看来,倘若男人只把她看作无性别的抽象的人,所受侮辱的程度决不亚于只把她看作泄欲和生育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西方文明日益暴露其弊病,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从女性身上发现了一种疗救弊病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艺术家早有觉悟,所以歌德诗曰:"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哲学家们也纷纷觉悟了。马尔库塞指出,由于妇女和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世界相分离,这就使得她们有可能不被行为原则弄得过于残忍,有可能更多地保持自己的感性,也就是说,比男人更人性化。他得出结论:一个自由的社会将是一个女性社会。法国后结构主义者断言,如果没有人类历史的"女性化",世界就不可能得救。女性本来就比男性更富于人性的某些原始品质,例如情感、直觉和合群性,而由于她们相对脱离社会的生产过程和政治斗争,使这些品质较少受到污染。因此,在"女人"身上,恰恰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作为性别存在的"女",更多地保存和体现了人的真正本性。同为强调"女人"身上的"女",男权偏见是为了说明女人不是人,现代智慧却是要启示女人更是人。当然,我们说女性拯救人类,并不意味着让女性独担这救世重任,而是要求男性更多地接受女性的熏陶,世界更多地倾听女性的声音,人类更多地具备女性的品格。
  19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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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园在理论和学术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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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中国青年》杂志1简历与自传。
  答:生于上海,先后就学于上海的紫金小学、成都中学、上海中学和北京的北京大学。顺顺当当读到大学四年级,"文革"惊破了我的学者梦。不过,不怎么遗憾。分配到广西深山中一个小县,在那里混了十年日子。然后再考回北京,一晃又是十年,至今仍是个未毕业的在职研究生和卑微的助理研究员。不过,也不怎么遗憾。
  2你从事过哪方面的学术研究?分别历时多久?
  答:十年来,先后搞过苏联哲学、人的问题和尼采思想的研究。
  3你是如何踏入这些学术领域的?
  答:我踏入这些学术领域纯属偶然,就像我当初踏入人世纯属偶然一样。
  4你为何要从事这些方面的研究?
  答;我不爱与人频繁交往,可是仔细分析起来,我还是对人最感兴趣。我的研究课题都与人有关。我搞苏联哲学侧重于苏联的人学研究。我喜欢尼采是因为他有知人之明。
  5你是如何选中目前的职业的?
  答:当初考大学选中哲学,是出于贪婪,文科理科都喜欢,就来一个折衷。没想到哲学从此成了我的职业。我反对哲学的职业化,自己却是个受惠者。聊可自慰的是,哲学首先是我的爱好。
  6你认为自己的理论建树和学术成就是什么?
  答: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理论建树和学术成就。我的家园在理论和学术之外。如果说我的作品尚可一读,那只是因为我在其中说了一些关于人生的真话。
  7你的人生经验和教训?
  答:一言难尽。一种经历留下的究竟是经验还是教训,也真难以分清,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无从比较。我只知道,无论成功或失败,活着都是非常美好的。
  8你在人生经历中最难忘的人物和事件?
  答:这个问题也许只有临终时才能回答。现在我只能仅限于说,我最难忘的人物中有男人和女人,我最难忘的事件都涉及友谊和爱情。
  9你对人生和事业的思考?
  答:对于我来说,人生即事业,除了人生,我别无事业。我的事业就是要穷尽人生的一切可能性。这是一个肯定无望但极有诱惑力的事业。
  10请你描述一下自己的个性,气质,外貌,长处,弱点。
  答:敏感,忧郁,怕羞。拙于言谈,疏于功名。不通世故,不善社交。但不乏可爱的男朋友和女朋友。喜欢好书和好女人。内心和外表都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多数时候也就忘记了实际年龄。一旦想起,又倍觉委屈,仿佛年龄是岁月加于我的一个污点。
  l1从学术角度分析和预测一下中国的现状和未来。
  答:从未留心过,无可奉告。
  19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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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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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了一阵子尼采研究,不免常常有人问我:"尼采对你的影响很大吧?"有一回我忍不住答道:"互相影响嘛,我对尼采的影响更大。"其实,任何有效的阅读不仅是吸收和接受,同时也是投入和创造。这就的确存在人与他所读的书之间相互影响的问题。我眼中的尼采形象掺入了我自己的体验,这些体验在我接触尼采着作以前就已产生了。
  近些年来,我在哲学上的努力似乎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就是要突破学院化、概念化状态,使哲学关心人生根本,把哲学和诗沟通起来。尼采研究无非为我的追求提供了一种方便的学术表达方式而已。当然,我不否认,阅读尼采着作使我的一些想法更清晰了,但同时起作用的还有我的气质、性格、经历等因素,其中包括我过去的读书经历。
  有的书改变了世界历史,有的书改变了个人命运。回想起来,书在我的生活中并无此类戏剧性效果,它们的作用是日积月累的。我说不出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什么,也不太相信形形色色的"世界之最"。我只能说,有一些书,它们在不同方面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在我的心灵历程中留下了痕迹。
  中学毕业时,我报考北大哲学系,当时在我就学的上海中学算爆了个冷门,因为该校素有重理轻文传统,全班独我一人报考文科,而我一直是班里数学课代表,理科底子并不差。同学和老师差不多用一种怜悯的眼光看我,惋惜我误入了歧途。我不以为然,心想我反正不能一辈子生活在与人生无关的某个专业小角落里。怀着囊括人类全部知识的可笑的贪欲,我选择哲学这门"凌驾于一切科学的科学",这门不是专业的专业。
  然而,哲学系并不如我想像的那般有意思,刻板枯燥的哲学课程很快就使我厌烦了。我成了最不用功的学生之一,"不务正业",耽于课外书的阅读。上课时,课桌上摆着艾思奇编的教科书,课桌下却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易卜生等等,读得入迷。老师课堂提问点到我,我站起来问他有什么事,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说来惭愧,读了几年哲学系,哲学书没读几本,读得多的却是小说和诗。我还醉心于写诗,写日记,积累感受。现在看来,当年我在文学方面的这些阅读和习作并非徒劳,它们使我的精神趋向发生了一个大转变,不再以知识为最高目标,而是更加珍视生活本身,珍视人生的体悟。这一点认识,对于我后来的哲学追求是重要的。
  我上北大正值青春期,一个人在青春期读些什么书可不是件小事,书籍、友谊、自然环境三者构成了心灵发育的特殊氛围,其影响毕生不可磨灭。幸运的是,我在这三方面遭遇俱佳,卓越的外国文学名着、才华横溢的挚友和优美的燕园风光陪伴着我,启迪了我的求真爱美之心,使我愈发厌弃空洞丑陋的哲学教条。如果说我学了这么多年哲学而仍未被哲学败坏,则应当感谢文学。
  我在哲学上的趣味大约是受文学熏陶而形成的。文学与人生有不解之缘,看重人的命运、个性和主观心境,我就在哲学中寻找类似的东西。最早使我领悟哲学之真谛的书是古希腊哲学家的一本着作残篇集,赫拉克利特的"我寻找过自己",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的"未经首察的人生不值得一过",犹如抽象概念迷雾中耸立的三座灯塔,照亮了久被遮蔽的哲学古老航道。我还偏爱具有怀疑论倾向的哲学家,例如笛卡儿、休谟,因为他们教我对一切貌似客观的绝对真理体系怀着戒心。可惜的是,哲学家们在批判早于自己的哲学体系时往往充满怀疑精神,一旦构筑自己的体系却又容易陷入独断论。相比之下,文学艺术作品就更能保持多义性、不确定性、开放性,并不孜孜于给宇宙和人生之谜一个终极答案。
  长期的文化禁锢使得我这个哲学系学生竟也无缘读到尼采或其他现代西方人的着作。上学时,只偶尔翻看过萧赣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因为是用文言翻译,译文艰涩,未留下深刻印象。直到大学毕业以后很久,才有机会系统阅读尼采的作品。我的确感觉到一种发现的喜悦,因为我对人生的思考、对诗的爱好以及对学院哲学的怀疑都在其中找到了呼应。一时兴发,我搞起了尼采作品的翻译和研究,而今已三年有余。现在,我正准备同尼采告别。
  读书犹如交友,再情投意合的朋友,在一块耽得太久也会腻味的。书是人生的益友,但也仅止于此,人生的路还得自己走。在这路途上,人与书之间会有邂逅,离散,重逢,诀别,眷恋,反目,共鸣,误解,其关系之微妙,不亚于人与人之间,给人生添上了如许情趣。也许有的人对一本书或一位作家一见倾心,爱之弥笃,乃至白头偕老。我在读书上却没有如此坚贞专一的爱情。倘若临终时刻到来,我相信使我含恨难舍的不仅有亲朋好友,还一定有若干册知己好书。但尽管如此,我仍不愿同我所喜爱的任何一本书或一位作家厮守太久,受染太深,丧失了我自己对书对人的影响力。
  19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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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与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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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承认我感到困惑,不明白这世界今天是怎么回事,明天又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个修车的老头花二十分钟就赚走了我半日薪水,一个月收入等于我一年工资,难怪他唠叨着:"涨价有什么不好?没涨价我吃贴饼子棒面粥,涨了价我吃大鱼大肉。别说西瓜一元五一斤,三元一斤我也照吃!"我骑着车想,这不算什么,当年莫吉里扬尼不也是用他那无价的画稿去向摆小摊的老婆子乞换一块面包,才得免于饿死?
  崔健的歌唱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一位画家朋友对我说:"如今不是凡·高的时代了,生前出不了名的,死后也出不了名,世人早已把你忘记。"现代生活的确像一条匆忙躜程的急流,谁都被这条急流裹着向前,不复有宁静的沉思,闲适的享受,潜心的精神创造。德尔斐神庙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已被新的时髦箴言取代:"时间就是金钱!"除了赚钱,人们不知拿时间做什么用。难道现代人有真正赏心悦目的娱乐吗?我常常叹息:旅游业不知败坏了多少风景,电视机不知培养了多少白痴!
  在西方,"寻求灵魂的现代人"已是一个典型形象。人的肉体曾经与土地血肉相连,技术文明把它们隔离了开来。人的灵魂曾经有神话或宗教作为家园,科学理性把它从中放逐了出来。汽车、电视、旅游和性成为现代西方人的主要消费对象,但这一切并不能填补精神的空虚。所以愈是现代性的思想家,其实愈浸透着一股"发思古之幽情"的感伤。他们或向往古希腊的审美国度,或怀念中世纪的牧歌生涯,或羡慕东方式的宗法情趣。透过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听到同样的呼声--对性灵生活的呼唤。
  有人曾同我争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建设现代物质文明,然后才谈得上疗治文明的弊病。我只能怯生生地问道:难道几代人的灵魂寻求是无足轻重的吗?我承认我不是理直气壮,因为我能感觉到时代的两难困境:野蛮的符咒尚未挣脱,文明的压抑接踵而至。一方面,权贵贪欲的膨胀使得腐败丛生;另一方面,金钱力量的崛起导致精神平庸。鉴于前者,仁人志士戮力于改革、开放和振兴之举;面对后者,哲人贤士呼唤着性灵、爱心和净化之道。文明与野蛮的决战犹未见分晓,超越与沉沦的对峙已拉开序幕。积弊时弊并存,近忧远虑交集。此时此刻,治国者固然身临千钧一发的险关,运思者何尝不是肩负莫衷一是的难题?
  也许,为了文明征服野蛮,性灵只好承受技术的压抑。为了金钱战胜权力,精神只好经历市场的沉沦。怕只怕文明与野蛮握手言欢,金钱与权力狼狈为奸,那才真正是民族的灾难。物质上的贫富悬殊已经有目共睹,精神上何尝不也发生着两极分化?好在一个人只要耐得贫困,自甘寂寞,总还可以为灵魂守一块家园,不致在这纷纷扰扰的世界上流离失所。认清贫困和寂寞乃是心灵高贵者在这个时代的命运,困惑中倒也生出了一些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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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智慧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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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哲学家中,罗素是个精神出奇地健全平衡的人。他是逻辑经验主义的开山鼻祖,却不像别的分析哲学家那样偏于学术的一隅,活得枯燥乏味。他喜欢沉思人生问题,却又不像存在哲学家那样陷于绝望的深渊,活得痛苦不堪。他的一生足以令人羡慕,可说应有尽有:一流的学问,卓越的社会活动和声誉,丰富的爱情经历,最后再加上长寿。命运居然选中这位现代逻辑宗师充当西方"性革命"的首席辩护人,让他在大英帝国的保守法庭上经受了一番戏剧性的折磨,也算是一奇。科学理性与情欲冲动在他身上并行不悖,以致我的一位专门研究罗素的朋友揶揄地说:罗素精彩的哲学思想一定是在他五个情人的怀里孕育的。
  上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大哲内心多半充斥一种紧张的危机感,这原是时代危机的反映。罗素对这类哲人不抱好感,例如,对于尼采、弗洛伊德均有微词。一个哲学家在病态的时代居然能保持心理平衡,我就不免要怀疑他的真诚。不过,罗素也许是个例外。
  罗素对于时代的病患并不麻木,他知道现代西方人最大的病痛来自基督教信仰的崩溃,使终有一死的生命失去了根基。在无神的荒原上,现代神学家们凭吊着也呼唤着上帝的亡灵,存在哲学家们诅咒着也讴歌着人生的荒诞。但罗素一面坚定地宣告他不信上帝,一面却并不因此堕入病态的悲观或亢奋。他相信人生一切美好的东西不会因为其短暂性而失去价值。对于死亡,他"以-种坚忍的观点,从容而又冷静地去思考它,并不有意缩小它的重要性,相反地对于能超越它感到一种骄傲"。罗素极其珍视爱在人生中的价值。他所说的爱,不是柏拉图式的抽象的爱,而是"以动物的活力与本能为基础"的爱,尤其是性爱。不过,他主张爱要受理性调节。他的信念归纳在这句话里:"高尚的生活是受爱激励并由知识导引的生活。"爱与知识,本能与理智,二者不可或缺。有时他说,与所爱者相处靠本能,与所恨者相处靠理智。也许我们可以引申一句:对待欢乐靠本能,对待不幸靠理智。在性爱的问题上,罗素是现代西方最早提倡性自由的思想家之一,不过浅薄者对他的观点颇多误解。他固然主张婚姻、爱情、性三者可以相对分开,但是他对三者的评价是有高低之分的。在他看来,第一,爱情高于单纯的性行为,没有爱的性行为是没有价值的;第二,"经历了多年考验,而且又有许多深切感受的伴侣生活"高于一时的迷恋和钟情,因为它包含着后者所不具有的丰富内容。我们在理论上可以假定每一个正常的异性都是性行为的可能对象,但事实上必有选择。我们在理论上可以假定每一个中意的异性都是爱情的可能对象,但事实上必有舍弃。热烈而持久的情侣之间有无数珍贵的共同记忆,使他们不肯轻易为了新的爱情冒险而将它们损害。
  几乎所有现代大哲都是现代文明的批判者,在这一点上罗素倒不是例外。他崇尚科学,但并不迷信科学。爱与科学,爱是第一位的。科学离开爱的目标,便只会使人盲目追求物质财富的增殖。罗素说,在现代世界中,爱的最危险的敌人是工作即美德的信念,急于在工作和财产上取得成功的贪欲。这种过分膨胀的"事业心"耗尽了人的活动力量,使现代城市居民的娱乐方式趋于消极的和团体的。像历来一切贤哲一样,他强调闲暇对于人生的重要性,为此他主张"开展一场引导青年无所事事的运动",鼓励人们欣赏非实用的知识如艺术、历史、英雄传记、哲学等等的美味。他相信,从"无用的"知识与无私的爱的结合中便能生出智慧。确实,在匆忙的现代生活的急流冲击下,能够恬然沉思和温柔爱人的心灵愈来愈稀少了。如果说尼采式的敏感哲人曾对此发出振聋发聩的痛苦呼叫,那么,罗素,作为这时代一个心理健康的哲人,我们又从他口中听到了语重心长的明智规劝。但愿这些声音能启发今日性灵犹存的青年去寻求一种智慧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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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与利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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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经有过一个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当时或许有过大义灭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见的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和假义真情的迂君子。那个时代过去了。曾几何时,世风剧变,义的信誉一落千丈,真君子销声匿迹,伪君子真相毕露,迂君子豁然开窍,都一窝蜂奔利而去。据说观念更新,义利之辩有了新解,原来利并非小人的专利,倒是做人的天经地义。
  "时间就是金钱!"这是当今的一句时髦口号。企业家以之鞭策生产,本无可非议。但世人把它奉为指导人生的座右铭,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一种企业,使人际关系成了一个市场。
  我曾经嘲笑廉价的人情味,如今,连人情味也变得昂贵而罕见了。试问,不花钱你可能买到一个微笑,一句问候,一丁点儿恻隐之心?
  不过,无须怀旧。想靠形形色色的义的说教来匡正时弊,拯救世风人心,事实上无济于事。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态度。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人格。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以情。"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还是利欲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行,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为你仅在于你的真实"自我"。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是人在实现其本质力量时所获得的情感上的满足。创造不同于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责任,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差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名利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快乐。有真性情的人,与人相处惟求情感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更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所逐的时代,他待人接物有一种闲适之情。我不是指中国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指小农式的知足保守,而是指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淡泊的生活情怀。仍以写作为例,我想不通,一个人何必要着作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箫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悲哀,更为逐利之辈所梦想不到。但是,摆脱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烦恼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气度些。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在义与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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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五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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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女人和自然
  一个男人真正需要的只是自然和女人。其余的一切,诸如功名之类,都是奢侈品。
  当我独自面对自然或面对女人时,世界隐去了。当我和女人一起面对自然时,有时女人隐去,有时自然隐去,有时两者都似隐非隐,朦胧一片。
  女人也是自然。
  文明已经把我们同自然隔离开来,幸亏我们还有女人,女人是我们与自然之间的最后纽带。
  男人抽象而明晰,女人具体而混沌。
  所谓形而上的冲动总是骚扰男人,他苦苦寻求着生命的家园。女人并不寻求,因为她从不离开家园,她就是生命、土地、花、草、河流、炊烟。
  男人是被逻辑的引线放逐的风筝,他在风中飘摇,向天空奋飞,直到精疲力竭,逻辑的引线断了,终于坠落在地面,回到女人的怀抱。
  男人一旦和女人一起生活便自以为已经了解女人了。他忘记了一个真理:我们最熟悉的事物,往往是我们最不了解的。
  也许,对待女人的最恰当态度是,承认我们不了解女人,永远保持第一回接触女人时的那种新鲜和神秘的感觉。难道两性差异不是大自然的一个永恒奇迹吗?对此不再感到惊喜,并不表明了解增深,而只表明感觉已被习惯磨钝。
  我确信,两性间的愉悦要保持在一个满意的程度,对彼此身心差异的那种惊喜之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二爱和喜欢
  "我爱你。"
  "不,你只是喜欢我罢了。"她或他哀怨地说。
  "爱我吗?"
  "我喜欢你。"她或他略带歉疚地回答。
  在所有的近义词里,"爱"和"喜欢"似乎被掂量得最多,其间的差别被最郑重其事地看待。这时候男人和女人都成了最一丝不苟的语言学家。
  也许没有比"爱"更抽象、更笼统、更歧义、更不可通约的概念了。应该用奥卡姆的剃刀把这个词也剃掉。不许说"爱",要说就说一些比较具体的词眼,例如"想念"、"需要"、"尊重"、"怜悯"等等。这样,事情会简明得多。
  怎么,你非说不可?好吧,既然剃不掉,它就属于你。你在爱。
  爱就是对被爱者怀着一些莫须有的哀怜,做一些不必要的事情:怕她(他)冻着饿着,担心她遇到意外,好好地突然想到她有朝一日死了怎么办,轻轻地抚摸她好像她是病人又是易损的瓷器。爱就是做被爱者的保护人的冲动,尽管在旁人看来这种保护毫无必要。
  三风骚和魅力
  风骚,放荡,性感,这些近义词之间有着细微的差别。
  "性感"译自西文sexappeal,一位朋友说,应该译作汉语中的"骚",其含义正相同。怕未必,只要想想有的女人虽骚却并不性感,就可明白。
  "性感"是对一个女人的性魅力的肯定评价,"风骚"则用来描述一个女人在性引诱方面的主动态度。风骚也不无魅力。喜同男性交往的女子,或是风骚的,或是智慧的。你知道什么是尤物吗?就是那种既风骚又智慧的女子。
  放荡和贞洁各有各的魅力,但更有魅力的是二者的混合:荡妇的贞洁,或贞女的放荡。
  调情之妙,在于情似有似无,若真若假,在有无真假之间。太有太真,认真地爱了起来,或全无全假,一点儿不动情,都不会有调情的兴致。调情是双方认可的意淫,以戏谑的方式表白了也宣泄了对于对方的爱慕或情欲。
  昆德拉的定义是颇为准确的:调情是并不兑现的性交许诺。
  一个真正有魅力的女人,她的魅力不但能征服男人,而且也能征服女人。因为她身上既有性的魅力,又有人的魅力。
  好的女人是性的魅力与人的魅力的统一。好的爱情是性的吸引与人的吸引的统一。好的婚姻是性的和谐与人的和谐的统一。
  性的诱惑足以使人颠倒一时,人的魅力方能使人长久倾心。
  大艺术家兼有包容性和驾驭力,他既能包容广阔的题材和多样的风格,又能驾驭自己的巨大才能。
  好女人也如此。她一方面能包容人生丰富的际遇和体验,其中包括男人们的爱和友谊,另一方面又能驾驭自己的感情,不流于轻浮,不会在情欲的汪洋上覆舟。
  四嫉妒和宽容
  性爱的排他性,所欲排除的只是别的同性对手,而不是别的异性对象。它的根据不在性本能中,而在嫉妒本能中。事情够清楚的:自己的所爱再有魅力,也不会把其他所有异性的魅力都排除掉。在不同异性对象身上,性的魅力并不互相排斥。所以,专一的性爱仅是各方为了照顾自己的嫉妒心理而自觉地或被迫地向对方的嫉妒心理作出的让步,是一种基于嫉妒本能的理智选择。
  可是,什么是嫉妒呢?嫉妒无非是虚荣心的受伤。
  虚荣心的伤害是最大的,也是最小的,全看你在乎的程度。
  在性爱中,嫉妒和宽容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如果你真心爱一个异性,当他(她)与别人发生性爱关系时,你不可能不嫉妒。如果你是一个通晓人类天性的智者,你又不会不对他(她)宽容。这是带着嫉妒的宽容,和带着宽容的嫉妒。二者互相约束,使得你的嫉妒成为一种有尊严的嫉妒,你的宽容也成为一种有尊严的宽容。相反,在此种情境中一味嫉妒,毫不宽容,或者一味宽容,毫不嫉妒,则都是失了尊严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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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五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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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爱情有韧性,拉得开,但又扯不断。
  相爱者互不束缚对方,是他们对爱情有信心的表现。谁也不限制谁,到头来仍然是谁也离不开谁,这才是真爱。
  五弹性和灵性
  我所欣赏的女人,有弹性,有灵性。
  弹性是性格的张力。有弹性的女人,性格柔韧,伸缩自如。她善于妥协,也善于在妥协中巧妙地坚持。她不固执己见,但在不固执中自有一种主见。
  都说男性的优点是力,女性的优点是美。其实,力也是好女人的优点。区别只在于,男性的力往往表现为刚强,女性的力往往表现为柔韧。弹性就是女性的力,是化作温柔的力量。
  弹性的反面是僵硬或软弱。和僵硬的女人相处,累。和软弱的女人相处,也累。相反,有弹性的女人既温柔,又洒脱,使人感到双倍的轻松。
  如果说爱是一门艺术,那么,弹性便是善于爱的女子固有的艺术气质。
  灵性是心灵的理解力。有灵性的女人天生慧质,善解人意,善悟事物的真谛。她极其单纯,在单纯中却有一种惊人的深刻。
  如果说男性的智慧偏于理性,那么,灵性就是女性的智慧,它是和肉体相融合的精神,未受污染的直觉,尚未蜕化为理性的感性,
  灵性的反面是浅薄或复杂。和浅薄的女人相处,乏味。和复杂的女人相处,也乏味。有灵性的女人则以她的那种单纯的深刻使我们感到双倍的韵味。
  所谓复杂的女人,既包括心灵复杂,工于利益的算计,也包括头脑复杂,热衷于抽象的推理。在我看来,两者都是缺乏灵性的表现。
  有灵性的女子最宜于做天才的朋友,她既能给天才以温馨的理解,又能纠正男性智慧的偏颇。在幸运天才的生涯中,往往有这类女子的影子。未受这类女子滋润的天才,则每每因孤独和偏执而趋于狂暴。
  其实,弹性和灵性是不可分的。灵性其内,弹性其外。心灵有理解力,接人待物才会宽容灵活。相反,僵硬固执之辈,天性必愚钝。
  灵性与弹性的结合,表明真正的女性智慧也具一种大器,而非琐屑的小聪明。智慧的女子一定有大家风度。
  弹性和灵性又是我所赞赏的两性关系的品格。
  好的两性关系有弹性,彼此既非僵硬地占有,也非软弱地依附。相爱的人给予对方的最好礼物是自由。两个自由人之间的爱,拥有必要的张力。这种爱牢固,但不板结;缠绵,但不粘滞。没有缝隙的爱太可怕了,爱情在其中失去了自由呼吸的空间,迟早要窒息,
  好的两性关系当然也有灵性,双方不但获得官能的满足,而且获得心灵的愉悦。现代生活的匆忙是性爱的大敌,它省略细节,缩减过程,把两性关系简化为短促的发泄。两性的肉体接触更随便了,彼此在精神上却更陌生了。
  1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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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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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旅+游=旅游?
  从前,一个"旅"字,一个"游"字,总是单独使用,凝聚着离家的悲愁。"山晓旅人去,天高秋气悲"。"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孑然一身,隐入苍茫自然,真有说不出的凄凉。
  另一方面,庄子"游于壕梁之上",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游"字又给人一种逍遥自在的感觉。
  也许,这两种体验的交织,正是人生羁旅的真实境遇。我们远离了家、亲人、公务和日常所习惯的一切,置身于陌生的事物之中,感到若有所失。这"所失"使我们怅然,但同时使我们获得一种解脱之感,因为我们发现,原来那失去的一切非我们所必需,过去我们固守着它们,反倒失去了更可贵的东西。在与大自然的交融中,那狭隘的乡恋被净化了。寄旅和漫游深化了我们对人生的体悟:我们无家可归,但我们有永恒的归宿。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旅""游"二字合到了一起。于是,现代人不再悲愁,也不再逍遥,而只是安心又仓促地完成着他们繁忙事务中的一项--"旅游"。
  那么,请允许我说:我是旅人,是游子,但我不是"旅游者"。
  二现代旅游业
  旅游业是现代商业文明的产物。在这个"全民皆商"、涨价成风的年头,也许我无权独独抱怨旅游也纳入了商业轨道,成了最昂贵的消费之一。可悲的是,人们花了钱仍得不到真正的享受。
  平时匆忙赚钱,积够了钱,旅游去!可是,普天下的旅游场所,哪里不充斥着招揽顾客的吆喝声、假冒险的娱乐设施、凑热闹的人群?可怜在一片嘈杂中花光了钱,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又重新投入匆忙的赚钱活动。
  一切意义都寓于过程。然而,现代文明是急功近利的文明,只求结果,藐视过程。人们手捧旅游图,肩挎照相机,按图索骥,专找图上标明的去处,在某某峰、某某亭"咔嚓"几下,留下"到此一游"的证据,便心满意足地离去。
  每当我看到举着小旗、成群结队、掐着钟点的团体旅游,便生愚不可及之感。现代人已经没有足够的灵性独自面对自然。在人与人的挤压中,自然消隐不见了。
  是的,我们有了旅游业。可是,恬静的陶醉在哪里?真正的精神愉悦在哪里?与大自然的交融在哪里?
  三名人与名胜
  赫赫有名者未必优秀,默默无闻者未必拙劣。人如此,自然景观也如此。
  人怕出名,风景也怕出名。人一出名,就不再属于自己,慕名者络绎来访,使他失去了宁静的心境以及和二三知友相对而坐的情趣。风景一出名,也就沦入凡尘,游人云集,使它失去了宁静的环境以及被真正知音赏玩的欣慰。
  当世人纷纷拥向名人和名胜之时,我独爱潜入陋巷僻壤,去寻访不知名的人物和景观。
  19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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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技术·魔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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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技术、魔术,这是性爱的三种境界。
  男女之爱往往从艺术境界开始,靠技术境界维持,到维持不下去时,便转入魔术境界。
  恋爱中的男女,谁不是天生的艺术家?他们陶醉在诗的想像中,梦幻的眼睛把情侣的一颦一笑朦胧得意味无穷。一旦结婚,琐碎平凡的日常生活就迫使他们着意练习和睦相处的技巧,家庭稳固与否实赖于此。如果失败,我们的男主角和女主角就可能走火入魔,因其心性高低,或者煞费苦心地互相欺骗,或者心照不宣地彼此宽容。
  这也是在性爱上人的三种类型。
  不同类型的人在性爱中寻求不同的东西:艺术型的人寻求诗和梦,技术型的人寻求实实在在的家,魔术型的人寻求艳遇、变幻和冒险。
  每一类型又有高低雅俗之分。有艺术家,也有爱好艺术的门外汉。有技师,也有学徒工。有魔术大师,也有走江湖的杂耍。
  如果命运乱点鸳鸯谱,使不同类型的人相结合,或者使某一类型的人身处与本人类型不合的境界,喜剧性的误会发生了,接着悲剧性的冲突和离异也发生了。
  技术型的家庭远比艺术型的家庭稳固。
  有些艺术气质极浓的人,也许会做一辈子的梦,醉一辈子的酒,不过多半要变换枕头和酒杯。在长梦酣醉中白头偕老的幸运儿能有几对?两个艺术家的结合往往是脆弱的,因为他们在技术问题上笨拙得可笑,由此生出无休无止的摩擦和冲突,最后只好忍痛分手。
  瞧这小两口,男恩女爱,夫唱妇随,配合默契,心满意足。他们是婚姻车间里的熟练技术工人,大故障不出,小故障及时排除。技术熟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真可以造成一种艺术的外观。他们几近于幸福了,因为家庭的幸福岂不就在于日常生活小事的和谐?
  有时候,两人中只要一人有娴熟的技巧,就足以维持婚姻的稳固。他天性极不安分,说不清是属于艺术型还是魔术型。她却是一个意志坚强、精明能干的女人,我们多少次担心或庆幸他们会破裂,但每次都被她安全地度过了。尽管他永远是个不熟练的学徒工,可是他的师傅技艺高强,由不得他不乖乖地就范,第一千次从头学起。
  艺术型的人落到技术境界里,情形够惨的。一开始,幻想犹存。热恋已经不知不觉地冷却,但他不承认。世上难道有理智的爱、圆形的方?不幸的婚姻触目皆是,但他相信自己是幸运的例外。在每次彬彬有礼的忍让之后,他立刻在自己心里加上一条温情脉脉的注解。他是家庭中的堂·吉诃德,在技术境界里仍然高举艺术的旗帜。
  可是,自欺终究不能持久。有朝一日,他看清了自己处境的虚伪和无聊,便会面临抉择。
  艺术型的人最容易从技术境界走向魔术境界。如果技术不熟练,不足以维持家庭稳固,他会灰心。如果技术太完备,把家庭维持得过于稳固,他又会厌倦。他的天性与技术格格不入,对于他来说,技术境界既太高又太低,既难以达到又不堪忍受。在技术挫伤了他的艺术之后,他就用魔术来报复技术和治疗艺术。
  很难给魔术境界立一清晰的界说。同为魔术,境界相距何其遥远。其间的区别往往取决于人的类型:走江湖的杂耍由技术型的人演变而来,魔术大师骨子里是艺术家。
  技术型的人一旦落入魔境,仍然脱不掉那副小家子相。魔术于他仍是一门需要刻苦练习的技术,他兢兢业业,谨小慎微,认真对付每一场演出,生怕戏法戳穿丢了饭碗。他力求面面俱到,猎艳和治家两不误,寻花问柳的风流无损于举案齐眉的体面。他看重的是工作量,勤勤恳恳,多拣一回便宜,就多一份侥幸的欢喜。
  相反,魔术大师对于风流韵事却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洒脱劲儿。他也许独身不婚,也许选择了开放的婚姻。往往是极其痛苦的阅历和内省使他走到这一步。他曾经比别人更深地沉湎于梦,现在梦醒了,但他仍然喜欢梦,于是就醒着做梦。从前他一饮就醉,现在出于自卫,他只让自己半醉,醉话反倒说得更精彩了。他是一个超越了浪漫主义的虚无主义者,又是一个拒斥虚无主义的享乐主义者。在他的貌似玩世不恭背后,隐藏着一种哲学的悲凉。
  艺术境界和魔术境界都近乎游戏。区别仅在于,在艺术境界,人像孩子一样忘情于游戏,想像和现实融为一体。在魔术境界,两者的界限是分明的,就像童心不灭而又饱经沧桑的成年人一边兴致勃勃地玩着游戏,一边不无悲哀地想,游戏只是游戏而已。
  我无意在三种境界、三种类型之间厚此薄彼。人类性爱的种种景象无不有可观可叹之处。看千万只家庭的航船心满意足无可奈何地在技术境界的宽阔水域上一帆风顺或搁浅挣扎,岂非也是一种壮观?倘若哪只小船偏离了技术的航道,驶入魔境,我同样会感到一种满意,因为一切例外都为世界增色,我宁愿用一打公式换取一个例外。
  1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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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挤车说到上海不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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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出差,天天挤车,至今心有余悸。朋友说,住在上海,就得学会挤车。我怕不是这块料。即使恰好停在面前,我也常常上不了车,刹那间被人浪冲到了一边。万般无奈时,我只好退避三舍,旁观人群一次次冲刺,电车一辆辆开走。我发现,上海人挤车确实训练有素,哪怕打扮入时的姑娘,临阵也表现得既奋勇,又从容,令我不知该钦佩还是惋惜。
  我无意苛责上海人,他们何尝乐意如此挤轧。我是叹惜挤轧败坏了上海人的心境,使得这些安分守己的良民彼此间却时刻准备着展开琐屑的战斗。几乎每回乘车,我都耳闻激烈的争吵。我自己慎之又慎,仍难免受到挑战。
  有一回,车刚靠站,未待我挤下车,候车的人便蜂拥而上,堵住了车门。一个抱小孩的男子边往上挤,边振振有词地连声嚷道:"还没有上车,你怎么下车?!"惊愕于这奇特的逻辑,我竟无言以答。
  还有一回,我买票的钱被碰落在地上,便弯腰去拾。身旁是一个中年母亲带着她七八岁的女儿。女儿也弯腰想帮我拾钱,母亲却对我厉声喝道:"当心点,不要乱撞人!"我感激地望一眼那女孩,悲哀地想:她长大了会不会变得像母亲一样蛮横自私?
  上海人互不相让,面对外地人却能同仇敌忾。我看见一个农民模样的男子乘车,他坐在他携带的一只大包裹上,激起了公愤,呵斥声此起彼伏:"上海就是被这种人搞坏了!""扣住他,不让他下车!"我厌恶盲流,但也鄙夷上海人的自大欺生。毕竟上海从来不是幽静的乐园,用不着摆出这副失乐园的愤激姿态。
  写到这里,我该承认,我也是一个上海人。据说上海人的家乡意识很重,我却常常意识不到上海是我的家。诚然,我生于斯,长于斯,在这喧闹都市的若干小角落里,藏着只有我自己知道和铭记不忘的儿时记忆。当我现在偶尔尝到或想起从小熟悉的某几样上海菜蔬的滋味时,还会有一丝类似乡思的情绪掠过心头。然而,每次回到上海,我并无游子归家的亲切感。"家乡"这个词提示着生命的源头,家族的繁衍,人与土地的血肉联系。一种把人与土地隔绝开来的装置是不配被称作家乡的。上海太拥挤了,这拥挤于今尤甚,但并非自今日始。我始终不解,许多上海人为何宁愿死守上海,挤在鸽笼般窄小封闭的空间里,忍受最悲惨的放逐--被阳光和土地放逐。拥挤导致人与人的碰撞,却堵塞了人与自然的交流。人与人的碰撞只能触发生活的精明,人与自然的交流才能开启生命的智慧。所以,上海人多小聪明而少大智慧。
  我从小受不了喧嚣和拥挤,也许这正是出于生命的自卫本能。受此本能驱策,当初我才乘考大学的机会离开了上海,就像一个寄养在陌生人家的孩子,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便出发去寻找自己真正的家。我不能说我的寻找有了满意的结果。时至今日,无论何处,土地都在成为一个愈来愈遥远的回忆。我仅获得了一种海德格尔式的安慰:"语言是存在的家。"如果一个人写出了他真正满意的作品,你就没有理由说他无家可归。一切都是身外之物,惟有作品不是。对家园的渴望使我终了找到了语言这个家。我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心满意足的上海人,我的归宿就会全然不同。
  1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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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书家的乐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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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上大学时,一位爱书的同学有一天突然对我说:"谁知道呢,也许我们-辈子别无成就,到头来只是染上了戒不掉的书癖。"我从这自嘲中听出一种凄凉,不禁心中黯然。诚然,天下之癖,无奇不有,嗜书不过是其中一癖罢了。任何癖好,由旁人观来,都不免有几分可笑,几分可悲,书癖也不例外。
  有一幅题为《书痴》的版画,画面是一间藏书室,四壁书架直达天花板。一位白发老人站在高高梯凳顶上,胁下、两腿间都夹着书,左手持一本书在读,右手从架上又抽出一本。天花板有天窗,一缕阳光斜射在他的身上和书上。
  如果我看见这幅画,就会把它揣摩成一幅善意的讽刺画。偌大世界,终老书斋的生活毕竟狭窄得可怜。
  然而,这只是局外人的眼光,身在其中者会有全然不同的感想。叶灵凤先生年轻时见到这幅画,立刻"深刻地迷恋着这张画面上所表现的一切",毫不踌躇地花费重金托人从辽远的纽约买来了一张原版。
  读了叶先生的三集《读书随笔》,我能理解他何以如此喜欢这幅画。叶先生自己就是一个"书痴",或用他的话说,是一位"爱书家",购书、藏书、品书几乎成了他毕生的主要事业。他完完全全是此道中人,从不像我似的有时用局外人的眼光看待书痴。他津津乐道和书有关的一切,举凡版本印次,书中隽语,作家轶事,文坛掌故,他都用简洁的笔触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借他的书话,我仿佛不仅参观了他的藏书室,而且游览了他的既单纯又丰富的精神世界,领略了一位爱书家的生活乐趣。于是我想,人生在世的方式有千百种而每个人只能选择一种,说到底谁的生活都是狭窄的。一个人何必文垂千秋,才盖天下,但若能品千秋之文,善解盖世之才,也就算不负此生了。尤当嗜权嗜物恶癖风行于世,孰知嗜书不是一种洁癖,做爱书家不是淡泊中的一种执着,退避中的一种追求呢?
  二
  叶先生自称"爱书家",这可不是谦辞。在他眼里,世上合格的爱书家并不多。学问家务求"开卷有益",版本家挑剔版本格式,所爱的不是书,而是收益或古董。他们都不是爱书家。
  爱书家的读书,是一种超越了利害和技术的境界。就像和朋友促膝谈心,获得的是精神上的安慰。叶先生喜欢把书比作"友人"或"伴侣"。他说常置案头的"座右书"是些最知己的朋友,又说翻开新书的心情就像在寂寞的人生旅途上为自己搜寻新的伴侣,而随手打开一本熟悉的书则像是不期而遇一位老友。他还借吉辛之口叹息那些无缘再读一遍的好书如同从前偶然邂逅的友人,倘若临终时记起它们,"这最后的诀别之中将含着怎样的惋惜"!可见爱书家是那种把书和人生亲密无间地结合起来的人,书在他那里有了生命,像活生生的人一样牵扯着他的情怀,陪伴着他的人生旅程。
  凡是真正爱书的人,想必都领略过那种澄明的心境。夜深人静,独坐灯下,摊开一册喜欢的书,渐觉尘嚣远遁,杂念皆消,忘却了自己也获得了自己。然而,这种"心境澄澈的享受"不易得。对于因为工作关系每天离不开书的职业读书人来说,更是难乎其难。就连叶先生这样的爱书家也觉得自己常常"并非在读书,而是在翻书、查书、用书",以致在某个新年给自己许下大愿:"今年要少写多读。如果做不到,那么,就应该多读多写。万万不能只写不读。"
  这是因为以读书为精神的安慰和享受,是需要一种寂寞的境遇的。由于寂寞,现实中缺少或远离友人,所以把书当友人,从书中找安慰。也由于寂寞,没有纷繁人事的搅扰,所以能沉醉在书中,获得澄明的享受。但寂寞本身就不易得,这不仅是因为社会的责任往往难于坚辞,而且是因为人性中固有不甘寂寞的一面。试看那些叫苦不迭的忙人,一旦真的门庭冷落,清闲下来,我担保十有八九会耐不住寂寞,缅怀起往日的热闹时光。大凡人只要有法子靠实际的交往和行动来排遣寂寞,他就不肯求诸书本。只有到了人生的逆境,被剥夺了靠交往和行动排遣寂寞的机会,或者到了人生的困境,怀着一种靠交往和行动排遣不了的寂寞,他才会用书来排遣这无可排遣的寂寞。如此看来,逆境和困境倒是有利于读书的。叶先生说:"真正的爱书家和藏书家,他必定是一个在广阔的人生道上尝遍了哀乐,而后才走入这种狭隘的嗜好以求慰藉的人。"我相信这是叶先生的既沉痛又欣慰的自白。一个人终于成了爱书家,多半是无缘做别的更显赫的家的结果,但他却也品尝到了别的更显赫的家所无缘品尝的静谧的快乐。
  三
  爱书家不但嗜爱读书,而且必有购书和藏书的癖好。那种只借书不买书的人是称不上爱书家的。事实上,在书的乐趣中,购和藏占了相当一部分。爱书的朋友聚到一起,说起自己购得一本好书时的那份得意,听到别人藏有一本好书时的那股羡慕,就是明证。
  叶先生对于购书的癖好有很准确的描述:"有用的书,无用的书,要看的书,明知自己买了也不会看的书,无论什么书,凡是自己动了念要买的,迟早总要设法买回来才放心。"由旁人看来,这种锲而不舍的购书欲简直是偏执症,殊不料它成了书迷们的快乐的源泉。购书本身是一种快乐,而寻购一本书的种种艰难曲折似乎化为价值添加到了这本书上,强化了购得时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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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书家的乐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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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生多穷,买书时不得不费斟酌,然而穷书生自有他的"穷开心"。叶先生有篇文字专谈逛旧书店的种种乐趣,如今旧书业萧条已久,叶先生谈到的诸如"意外的发现"之类的乐趣差不多与我们无缘了。然而,当我们偶尔从旧书店或书市廉价买到从前想买而错过或嫌贵而却步的书时,我们岂不也感到过节一般的快乐,那份快乐简直不亚于富贾一举买下整座图书馆的快乐?自己想来不禁哑然失笑,因为即使在购买别的商品时占了大十倍的便宜,我们也决不会这般快乐。
  由于在购书过程中倾注了心血,交织着情感,因此,爱书的人即使在别的方面慷慨大度,对于书却总不免有几分吝啬。叶先生曾举一例:中国古代一位藏书家在所藏每卷书上都盖印曰"借书不孝",以告诫子孙不可借书与人。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我们每个爱书的人想必都体会过借书与人时的复杂心情,尤其是自己喜欢的书,一旦借出,就朝夕盼归,万一有去无回,就像死了一位亲人一样,在心中为它筑了一座缅怀的墓。可叹世上许多人以借钱不还为耻,却从不以借书不还为耻,其实在借出者那里,后者给他造成的痛苦远超过前者,因为钱是身外之物,书却是他的生命的一部分。
  爱书家的藏书,确是把书当作了他的生命的一部分。叶先生发挥日本爱书家斋藤昌三的见解,强调"书斋是一个有机体",因为它是伴随主人的精神历程而新陈代谢,不断生长的。在书斋与主人之间,有一个共生并存的关系。正如叶先生所说:"架上的书籍不特一本一本的跟收藏人息息相关,而且收藏人的生命流贯其中,连成一体。"这与某些"以藏书的丰富和古版的珍贵自满"的庸俗藏书家是大异其趣的。正因为此,一旦与主人断绝了关系,书斋便解体,对于别人它至多是一笔财产,而不再是一个有机体。那位训示子孙以"借书不孝"的藏书家昧于这层道理,所以一心要保全他的藏书,想借此来延续他死后的生命。事实上,无论古今,私人书斋是难于传之子孙的,因为子孙对它已不具有它的主人曾经具有的血肉相连的感情。这对于书斋主人来说,倒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憾事,既然生命行将结束,那和他生死与共的书斋的使命应该说是圆满完成了。
  四
  叶先生的《读书随笔》不单论书的读、购、藏,更多的篇幅还是论他所读过的一本本具体的书,以及爱书及人,论他所感兴趣的一个个具体的作家。其中谈及作家的奇癖乖行,例如十九世纪英国作家的吸鸦片成风,纪德的同性恋及其在作品中的自我暴露,普鲁斯特的怕光、怕冷、怕声音乃至于要穿厚大衣点小灯坐在隔音室里写作,这些固可博人一粲。但是,谈及人和书的命运的那些篇什又足令人扼腕叹息。
  作家中诚有生前即已功成名就、人与书俱荣的幸运儿,然更不乏穷困潦倒一生、只留下身后名的苦命人。诗人布莱克毕生靠雕版卖艺糊口,每当家里分文不名,他的妻子便在吃饭时放一只空餐盆在他面前,提醒他拿起刻刀挣钱。汤普生在一家鞋店做帮工,穷得买不起纸,诗稿都写在旧账簿和包装纸上。吉辛倒是生前就卖文为生,但入不敷出,常常挨饿,住处简陋到没有水管,每天只好潜入图书馆的盥洗室漱洗,终遭管理员发现而谢绝。只是待到这些苦命作家撒手人间,死后终被"发现",生前连一碗粥、一片面包也换不到的手稿便突然价值千金,但得益的是不相干的后人。叶先生叹道:"世上最值钱的东西是作家的原稿,但是同时也是最不值钱的。"人亡书在,书终获好运,不过这好运已经和人无关了。
  作家之不能支配自己的书的命运,还有一种表现,就是有时自己寄予厚望的作品被人遗忘,不经意之作却得以传世。安徒生一生刻意经营剧本和长篇小说,视之为大树,而童话只是他在余暇摆弄的小花小草,谁知正是这些小花小草使他在文艺花园里获得了不朽地位。笛福青壮年时期热衷于从政经商,均无成就,到六十岁屈尊改行写小说,不料《鲁滨逊漂流记》一举成名,永垂史册。
  真正的好作品,不管如何不受同时代人乃至作者自己的重视,它们在文化史上大抵终能占据应有的地位。里尔克说罗丹的作品像海和森林一样,有其自身的生命,而且随着岁月继续在生长中。这话也适用于为数不多的好书。绝大多数书只有短暂的寿命,死在它们的作者前头,和人一起被遗忘了。只有少数书活得比人长久,乃至活在世世代代的爱书家的书斋里,--也就是说,被组织进他们的有机体,充实了他们的人生。
  爱书家的爱书纯属个人爱好,不像评论家的评书是一种社会责任,因而和评论家相比,爱书家对书的选择更不易受权势或时尚左右。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本好书在评论界遭冷落或贬斥,却被许多无名读者热爱和珍藏。这种无声的评论在悠长的岁月中发挥着作用,归根结底决定了书籍的生命。也许,这正是爱书家们在默默无闻中对于文化史的一种参与?
  1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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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执着·超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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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人的一生,思绪万千。然而,真正让人想一辈子,有时想得惊心动魄,有时不去想仍然牵肠挂肚,这样的问题并不多。透底地说,人一辈子只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视同仁无可回避地摆在每个人面前,令人困惑得足以想一辈子也未必想清楚。
  回想起来,许多年里纠缠着也连缀着我的思绪的动机始终未变,它催促我阅读和思考,激励我奋斗和追求,又规劝我及时撤退,甘于淡泊。倘要用文字表达这个时隐时显的动机,便是一个极简单的命题:只有一个人生。
  如果人能永远活着或者活无数次,人生问题的景观就会彻底改变,甚至根本不会有人生问题存在了。人生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前提是生命的一次性和短暂性。不过,从只有一个人生这个前提,不同的人,不,同一个人可以引出不同的结论。也许,困惑正在于这些彼此矛盾的结论似乎都有道理。也许,智慧也正在于使这些彼此矛盾的结论达成辩证的和解。
  二
  无论是谁,当他初次意识到只有一个人生这个令人伤心的事实时,必定会产生一种幻灭感。生命的诱惑刚刚在地平线上出现,却一眼看到了它的尽头。一个人生太少了!心中涌动着如许欲望和梦幻,一个人生怎么够用?为什么历史上有好多帝国和王朝,宇宙间有无数星辰,而我却只有一个人生?在帝国兴衰、王朝更迭的历史长河中,在星辰的运转中,我的这个小小人生岂非等于零?它确实等于零,一旦结束,便不留一丝影踪,与从未存在过有何区别?
  捷克作家昆德拉笔下的一个主人公常常重复一句德国谚语,大意是:"只活一次等于未尝活过。"这句谚语非常简练地把只有一个人生与人生虚无画了等号。
  近读金圣叹批《西厢记》,这位独特的评论家极其生动地描述了人生短暂使他感到的无可奈何的绝望。他在序言中写道:自古迄今,"几万万年月皆如水逝、云卷、风驰、电掣,无不尽去,而至于今年今月而暂有我。此暂有之我,又未尝不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疾去也。"我也曾想有作为,但这所作所为同样会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尽去,于是我不想有作为了,只想消遣,批《西厢记》即是一消遣法。可是,"我诚无所欲为,则又何不疾作水逝、云卷、风驰、电掣,顷刻尽去?"想到这里,连消遣的心思也没了,真是万般无奈。
  古往今来,诗哲们关于人生虚无的喟叹不绝于耳,无须在此多举。悲观主义的集大成当然要数佛教,归结为一个"空"字。佛教的三项基本原则(三法印)无非是要我们由人生的短促("诸行无常"),看破人生的空幻("诸法无我"),从而自觉地放弃人生("涅寂静")。
  三
  人要悲观实在很容易,但要彻底悲观却也并不容易,只要看看佛教徒中难得有人生前涅,便足可证明。但凡不是悲观到马上自杀,求生的本能自会找出种种理由来和悲观抗衡。事实上,从只有一个人生的前提,既可推论出人生了无价值,也可推论出人生弥足珍贵。物以稀为贵,我们在世上最觉稀少、最嫌不够的东西便是这迟早要结束的生命。这惟一的一个人生是我们的全部所有,失去它我们便失去了一切,我们岂能不爱它,不执着于它呢?
  诚然,和历史、宇宙相比,一个人的生命似乎等于零。但是,雪莱说得好:"同人生相比,帝国兴衰、王朝更迭何足挂齿!同人生相比,日月星辰的运转与归宿又算得了什么!"面对无边无际的人生之爱,那把人生对照得极其渺小的无限时空,反倒退避三舍,不足为虑了。人生就是一个人的疆界,最要紧的是负起自己的责任,管好这个疆界,而不是越过它无谓地悲叹天地之悠悠。
  古往今来,尽管人生虚无的悲论如缕不绝,可是劝人执着人生爱惜光阴的教诲更是谆谆在耳。两相比较,执着当然比悲观明智得多。悲观主义是一条绝路,冥思苦想人生的虚无,想一辈子也还是那么一回事,绝不会有柳暗花明的一天,反而窒息了生命的乐趣。不如把这个虚无放到括号里,集中精力做好人生的正面文章。既然只有一个人生,世人心目中值得向往的东西,无论成功还是幸福,今生得不到,就永无得到的希望了,何不以紧迫的心情和执着的努力,把这一切追求到手再说?
  四
  可是,一味执着也和一味悲观一样,同智慧相去甚远。悲观的危险是对人生持厌弃的态度,执着的危险则是对人生持占有的态度。
  所谓对人生持占有的态度,倒未必专指那种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行径。弗罗姆在《占有或存在》一书中具体入微地剖析了占有的人生态度,它体现在学习、阅读、交谈、回忆、信仰、爱情等一切日常生活经验中。据我的理解,凡是过于看重人生的成败、荣辱、福祸、得失,视成功和幸福为人生第一要义和至高目标者,即可归入此列。因为这样做实质上就是把人生看成了一种占有物,必欲向之获取最大效益而后快。
  但人生是占有不了的。毋宁说,它是侥幸落到我们手上的一件暂时的礼物,我们迟早要把它交还。我们宁愿怀着从容闲适的心情玩味它,而不要让过分急切的追求和得失之患占有了我们,使我们不再有玩味的心情。在人生中还有比成功和幸福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凌驾于一切成败福祸之上的豁达胸怀。在终极的意义上,人世间的成功和失败,幸福和灾难,都只是过眼烟云,彼此并无实质的区别。当我们这样想时,我们和我们的身外遭遇保持了一个距离,反而和我们的真实人生贴得更紧了,这真实人生就是-种既包容又超越身外遭遇的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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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执着·超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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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妨眷恋生命,执着人生,但同时也要像蒙田说的那样,收拾好行装,随时准备和人生告别。入世再深,也不忘它的限度。这样一种执着有悲观垫底,就不会走向贪婪。有悲观垫底的执着,实际上是一种超脱。
  五
  我相信一切深刻的灵魂都蕴藏着悲观。换句话说,悲观自有其深刻之处。死是多么重大的人生事件,竟然不去想它,这只能用怯懦或糊涂来解释。用贝多芬的话说:"不知道死的人真是可怜虫!"
  当然,我们可以补充一句:"只知道死的人也是可怜虫!"真正深刻的灵魂决不会沉溺于悲观。悲观本源于爱,为了爱又竭力与悲观抗争,反倒有了超乎常人的创造,贝多芬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不过,深刻更在于,无论获得多大成功,也消除不了内心蕴藏的悲观,因而终能以超脱的眼光看待这成功。如果一种悲观可以轻易被外在的成功打消,我敢断定那不是悲观,而只是肤浅的烦恼。
  超脱是悲观和执着两者激烈冲突的结果,又是两者的和解。前面提到金圣叹因批"西厢"而引发了一段人生悲叹,但他没有止于此,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读到他批的"西厢"了。他太爱"西厢",非批不可,欲罢不能。所以,他接着笔锋一转,写道:既然天地只是偶然生我,那么,"未生已前非我也。既去已后又非我也。然则今虽犹尚暂在,实非我也。"于是,"以非我者之日月,误而任我之唐突可也;以非我者之才情,误而供我之挥霍可也。"总之,我可以让那个非我者去批"西厢"而供我作消遣了。他的这个思路,巧妙地显示了悲观和执着在超脱中达成的和解。我心中有悲观,也有执着。我愈执着,就愈悲观,愈悲观,就愈无法执着,陷入了二律背反。我干脆把自己分裂为二,看透那个执着的我是非我,任他去执着。执着没有悲观牵肘,便可放手执着。悲观扬弃执着,也就成了超脱。不仅把财产、权力、名声之类看作身外之物,而且把这个终有-死的"我"也看作身外之物,如此才有真正的超脱。
  由于只有一个人生,颓废者因此把它看作零,堕入悲观的深渊。执迷者又因此把它看作全,激起占有的热望。两者均未得智慧的真髓。智慧是在两者之间,确切地说,是包容了两者又超乎两者之上。人生既是零,又是全,是零和全的统一。用全否定零,以反抗虚无,又用零否定全,以约束贪欲,智慧仿走着这螺旋形的路。不过,这只是一种简化的描述。事实上,在一个热爱人生而又洞察人生的真相的人心中,悲观、执着、超脱三种因素始终都存在着,没有一种会完全消失,智慧就存在于它们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之中。我不相信世上有一劳永逸彻悟人生的"无上觉者",如果有,他也业已涅成佛,不再属于这个活人的世界了。
  199010


周国平 2013-08-20 10: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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