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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国民经济核算的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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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民经济核算——20世纪经济理论最大成就之一
20世纪经济科学领域里，最为显着的进展是数量分析的兴趣和实证研究倾向的日益增强。尤其在国民经济领域内，这种转变更为突出，成就十分辉煌。对于国民经济而言，科学有效的定量、实证研究和调控、管理操作依据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建立适当的理论分析结构体系；二是具备系统完整的核算资料。因此，正如着名经济学家里查德·斯通(R．Stone)所指出的，现代经济科学是通过与核算科学的有机结合，在不断缩小先验理论与经济研究之间鸿沟的过程中来谋求新发展的。这一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的产生与发展。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管理、调控与分析的必要和重要的依据与手段。
在当今业已遴选出的4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直接对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就有5位，他们是：西蒙·库滋涅茨（1971年，国民收入统计和各国经济增长）、瓦西里·列昂惕夫（1973年，投入产出分析与经济结构研究）、詹姆斯·米德（1977年，社会帐户和国际收支核算）、理查德·斯通（1984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社会人口统计体系）和丁伯根（1969年，计量经济理论与方法）。
在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的发展过程中，曾有两种受国际组织推荐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一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该体系是以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的计划经济过程和统一计划管理要求设计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在苏联和东欧等十几个国家实行。二是国民经济帐户体系(SNA)。SNA根据市场经济理论和原则设计的，主要为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民经济分析、政策制定和管理服务。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向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尤其是苏联解体和经互会（The Council of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缩写CMEA）解散，使MPS失去其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逐步走向消亡。因此，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国际一体化局面形成，目前世界上基本上全部实行了SNA基础上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MPS的寿终正寝是否表明其一无是处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MPS是在特定条件下，依据特定理论建立起来，它曾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国民经济管理和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导致其消亡的原因也正是使其产生的体制和理论，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二、SNA：生产、发展到壮大
（一）早期历史发展
国民收入的首次估计在17世纪末，由英国的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格利高里·金(Gregory King)，法国的皮埃尔·布阿吉尔(Pierre Boisguille)、马歇尔·威班(Marshall Vauban)完成。从那时到20世纪20年代，至少有其他12个国家的许多学者为了各种目的，如估计税收，比较国家之间实力，以及评估收入分配，而分别估计国民收入。
1925～1939年间，一些国家开始对国民收入作不间断的官方估计，把这些估计作为政策决策的信息基础。世界经济大危机加速了估计工作的进程。在1939年的《世界经济概览》中，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第一次发表了26个国家1929～1938年整个时期或部分时期国民收入估计数据，其中9个国家数据是政府估计的。这表明，估计的数据不完全可比。联盟的统计委员会认识到国际可比性问题，但解决可比性的工作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减慢速度。
直到1940年，统计工作主要集中在国民收入估计和国民生产支出方较小的范围内，或在一些分量上。以后的几年中，综合经济核算体系的构造发生了大的飞跃。在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上，经济统计学者的工作和早期政府国民收入估计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生产帐户为经济核算奠定了基础。
虽然最早的国民收入估计建立在综合生产概念上，但魁奈(F.Ques-nay)和法国的重农主义者企图将生产范围限于农业和其他采掘工业的产出。亚当·斯密(Adam Smith)反对这种窄派观点，他认为，在加工原材料和经销产成品方面，制造业和销售业也是生产性的。但斯密也将服务排除在国民收入之外，因为服务业的劳动不能将自身固定在作未来资本的可销售的商品中。李嘉图(D.Ricardo)和穆勒(J.S.Mill)遵守斯密的定义。马克思也赞同斯密的观点，因为他很快创立了将剩余价值物化入资本的理论。后来，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国民经济核算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中，贯彻执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直到苏联解体和由它控制的东欧终结。
斯密的国民收入窄派概念在英国等国家受到了不断的抨击。马歇尔(A.Marshal)在其《经济学》（1879年）着作中，对这种概念予以最后的打击。马歇尔坚定地认为生产就是效用创造，把直接服务等同于有形商品。他也清楚地区分了国民收入总值和扣除折旧以后的净值，以及扣除中间产品后的净值。他在《经济学原理》（1948年）中写道：“一国的劳动和资本作用于它的自然资源时，每年生产一定的纯的商品总量，有的是物质的，有的是非物质的，各种服务也包括在内。”（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册）》商务印书馆．1965.196页。）
新古典经济学家庇古(A.C.Pigou)将国民收入定义为能直接或间接用货币单位测算的货物和服务，从而为国民收入估计指明了方向。一些统计学家试图将未付酬的经济活动纳入估计范围，如对家庭主妇服务的估计。但是，大多数官方统计机构对未付酬经济活动的估计问题却十分谨慎，它们把国民收入和生产估计主要限制于能在市场上买卖的货物，非市场交易的虚拟值由市场上对应物的价值导出。因此，一般包括农民自产自用的粮食虚拟价值和自有住宅的租金价值，但是，不包括在家庭发生的未付酬经济活动的价值（因为缺少准确而又连续的数据）。为了避免估计值不真实之嫌疑，统计机构全体成员尽量大可能使用真实（客观）的数据，减小虚拟过程中的主观判断的种类。通过连续的经济普查和不断调查，政府对国民经济核算可靠性的假定增加了更多和更好的基本数据的收集。
（二）1939年以后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的20年间，由于相关帐户的综合，如投入产出、资金流量帐户和资产负债表，从而使国民收入估计向经济核算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飞跃。
佐腾·肯埃斯(Zoltan Kenessey)在回顾国民经济核算发展史时指出，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是一位对国民经济核算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理由是他在着作《资本与收入的性质》中提出使用复式记帐法。费雪也提出尽可能将单个帐户综合到国家范围内推广应用。
30年代，美国的莫里斯·柯普兰(Morris Copeland)和罗伯特·马丁(Robert Martin)提出核算方法。接着，瑞典的林德尔(Eric Lindahl)和挪威的富利斯契(R.Frisch)受费雪核算理论的影响，纷纷加入核算理论研究的队伍。
在英国，希克斯(J.R、Hicks)也受到影响，首次使用“社会核算”一词，从而受到理查德·斯通的高度赞誉。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国民收入和生产估计的具体工作建立起经济核算方法。1939年12月，英国成立了经济情报服务中心(CEIS)，其任务之一是编制英国国民收入估计资料。鲍利(Bowley)教授及其助手编制出英国1924-1938年年度数据数列。作为国际联盟的经济学家米德(Jams Meade)加入CEIS，并于1940年采用复式记帐法编制出一份包括国民帐户估计的秘密报告。当1941年1月建立中央统计局时，米德与斯通一起继续用复式记账法研究国民经济账户估计。斯通在国民经济核算领域的兴趣受其剑桥的导师克拉克(Colin Clark)激发。他们的工作令凯恩斯满意。1941年4月，凯恩斯建议，建立在国民帐户估计之上的白皮书应与英国的预算挂起钩。这是系列工作的第一步。虽然米德后来从事其他方面工作研究，但斯通毕其一生主要精力从事国民经济核算研究。
新的估计在方法论上是有意义的，它们总量不仅包括折旧，而且包括企业间接税，以便估价能反映市场价格。更重要的，要素收入（成本）加上生产的其他支出和国民总支出作为复式生产帐户的两边。政府收入支出的一致性估计值不仅对战时计划有意义，而且使得斯通与他在中央统计局的同事得出新思想，即通过借贷记帐法，将经济每个主要部分的收支帐户与国民生产帐户不同部分相连接。这项工作的成果发表在1946年白皮书之中。
在富利斯契(R.Frisch)和彼得·布威(Petter Bjerve)领导下，荷兰的丁伯根(Jan Tinbergen)和挪威的德克森(J.B.D.Derksen)从事相同工作的研究。由于被德国占领，因此，荷兰和挪威的体系战后才出版面世。
在美国，1843年首次从事国民收入估计。直到1932年才形成单个指标的连续数据，此时，国会授权商务部从事官方估计，并于1934年开始出版估计的结果。商务商在西蒙·库兹涅茨的指导下工作。当时，库兹涅茨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从事国民收入估计工作，他和其他几位学者在30年代也开始研究最终支出的分量。在1940年初，他再帮助商务部从事估计工作。1941年12月美国进入战时后，商务部仅花几个月就出版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收入和支出方面的年度资料，以及资源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分配的战时计划和其他政策问题。
1942年晚些时候作出季度估计。1943年发表了一般政府部门的收入与支出、总储蓄估计资料。1944年，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统计机构的代表聚会在一起，讨论估计的理论和方法及其表达方式，以使它们的估计值具有可比性和更有效。接着，美国和加拿大加速发展部门联系帐户，并分别于1947年和1948年发表。
为了在全世界可比基础上加快发展经济帐户，1945年底，国际联盟成立了一个专家组，试图制定出一份指南资料。斯通根据他在英国工作成果而提交的备忘录具有里程碑意义。该备忘录出版成为国际联盟统计专家委员会国民收入统计分会报告《国民收入测算和社会帐户结构》（日内瓦，1947年）的辅助材料。该报告作为1952年形成的、并在1953年出版的SNA的基础。除了为各国开展国民核算提供指南之外，SNA体系为众多国家向《国民帐户统计年鉴》出版物报告国民收入数据提供统一标准。在国民帐户的发展过程中，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提供技术援助。人们逐步认识到，数量分析作为规划与政策制定的背景，它必需经济帐户。
1953年SNA为记录和描述生产、消费、积累和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主要流量提供一个系统的框架。它有6个帐户，超过了美国使用的5个帐户，使生产和储蓄—投资帐户得到更加统一。在基本帐户中，12个辅助表登记不同交易，并对这些交易加以分类。
虽然有意识力求保持帐户相对简捷，但SNA的编制者们也希望建构一个可以在不同方面逐步完善的框架。到1952年，国民收入与生产的经济帐户取得了进步，如投入—产出帐户、金融（资金流量）帐户、资产负债表和财富表，以及不变价估计值。但是，联合国统计委员会认为，几种帐户合为一体的时期不成熟，因为许多国家缺少这些帐户，或这些帐户处于发展的初期。在美国，1957年在美国预算局的统计标准处的要求下，以雷蒙德·戈德施密斯(Raymond Goldsmith)为首的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国民经济核算评论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极力推荐一种整合几种帐户的体系。
几年之后，根据相关帐户经验，开展了国际性讨论。联合国的专家组发展与改进了SNA。理查德·斯通在这个项目中起领导作用。联合国于1968年出版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修订本，简称新SNA。
1968年SNA前四章阐述目标、结构和概念。后四章以完整的定义和分类，将体系的框架制定成为标准的帐户和表。最后一章建议，发展中国家应根据自身的需要和能力采用新SNA。
（三）1993年SNA
1975年，联合国研究和总结了各国使用SNA的经验。美国是少数几个不采用SNA的主要国家之一，虽然它将投入产出矩阵纳入生产帐户。但是，它没有包括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资金流量和资产负债表，虽然它制定与投资估计相一致的有形财富估计。
SNA修订计划确定，不使主要概念变化或扩展，修订版将完善1968年SNA，澄清、简化1968年SNA的描述，协调SNA与其他国际性指南文件的关系，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收支手册》修订工作由联合国与其他4个国际组织资助和规划，建立由5个国际组织参加的综合秘书处。1986年初，工作组安排了一系列专题的专家组会议，讨论若干问题，并为修订工作制定计划。在地区会议和论坛上也广泛讨论一些问题，例如，国际收入与财富研究会。一些专家参加了所有的会议，成立最后修订过程的协调小组。SNA修订手册于1993年2月提交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同年7月12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批准了该版本。1994年初，联合国会同其他四个国际组织，以1993年SNA》为题出版了这份手册。为了使《1993年SNA》具有可操作性，有关国际组织又提供了一系列更详细的指南手册，供各国参考。
1968年SNA与1993年SNA之间一些区别在于统计单位、部门与子部门、金融工具、估价等4个方面的概念与定义的澄清、改进。1993年SNA附录1“1968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来的变化”主要讨论SNA发展过程及其与1968年SNA的区别与联系。
修订版SNA中，GDP仍是关键指标，但同时反映GDP。由于GDP除了包括GDP的国内收入和其他支出外，还包括国外净要素收入，它被视为收入概念，称为国民总收入(GNI)。讨论了紧缩两个指标以消除价格变化效应的方法。为了紧缩国民可支配收入指标，建议使用国民最终支出净值（最终消费支出加上资本形成净值）的紧缩因子。
新SNA澄清了生产范围，特别是住户活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变化没有明显改变GDP的估计值。以前，生产主要依市场上交易的货物和服务定义。关于住户消费的货物生产，生产范围被拓宽，SNA手册包括住户自产自消费的货物。住户自用的服务生产仍然被排除在生产范围之外，除了雇工提供服务和自有住宅的租金价值。基本原理是不能销售的服务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们产生当期住户消费，且难以测算，尤其在产出单位，非市场投入与产出都不能准确估价。
人们认识到，住户自用生产在所有的国家都重要，并且各国相关的变量不同，且随时间变化。不同领域的经济学家对非市场生产作了估计，住户调查在准确性和范围方面得到改进。1993年SNA建议“在卫星帐户中，构造一个类似于GDP的概念，它基于扩大的生产范围，包括住户自用服务的生产的估计值在内。”（注：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564页。）
特别地，如果非市场交易的数字很大，为了满足那些仅关心货币总量与分量的分析者的需要，1993年SNA介绍虚拟交易的分类和调整过程。然而，1968年SNA没有涉及这些内容。家庭以外志愿者的劳动根据实际补偿支付估价，即使它低于竞争市场的估价。
1968年SNA没有讨论非法或地下经济活动问题。1993年SNA明确指出，一项活动或交易的非法性不是将其排除在帐户外的理由。实际上，如果合法支出是非法生产收入所产生的，那么，这种交易的两边必须包括，以保证核算的平衡。然而必须考察国家之间的差异，因为包括非法交易或非法交易份额的变化会影响国际比较。
与1968年SNA比较，1993年SNA主要发展是引入住户和政府的实际消费概念，以补充消费支出概念。它将政府支出划为两部分：(1)扩大私人消费的支出，由功能构成数据反映；(2)集体消费——提供给集体的服务。住户消费支出加上政府提供的私人消费，加上私人非盈利机构服务住户的支出，加上住户消费，等于住户消费。政府消费限于集体服务。
较宽口径的住户消费概念有助于研究福利问题，特别是跨期比较和国际比较，尽管公共与私人混合有差异，例如，保健服务。
1968年SNA没有提供包括资产范围的资产负债表指南。在1993年SNA中，生产资产不仅包括有形资产，而且包括无形资产，例如，矿物开采、计算机软件、娱乐、文化或艺术创作。非生产资产包括有形资产，例如，土地、水、地下资产和未开发的生态资源；无形资产，例如，专利登记、租契和其他可转换合同，以及商誉。资本构成包括获得这些资产的净支出，长期生产的资产存货变化的价值，农作物、家蓄、培育资产的生长价值，以及贵重物品的购买价值。
政府资本形成概念扩展到包括除武器外的军事耐用品和作为库存的所有货物的积累。
耐用消费品的购置仍然作为消费支出处理，虽然资产负债表中将耐用消费品存量作备忘项进入。
对于研究与开发(R&D)支出是否记入投资，专家组作了重要的讨论。虽然区别了R&D支出，并尽可能完美地制定卫星帐户，但R&D支出没有记为投资。人力无形投资，如教育和培训，也没有记为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不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
为了概括交易，资产的其他变化，以及引起资产表变化的重估价，1993年SNA推荐净财富帐户变化的条款。重估价帐户反映了金融与真实资产的价值变化，这些变化导源于相对价格和总价格的变化。
三、MPS：从产生到消亡
（一）MPS的概述
可以从两方面来讨论基于物质生产理论的MPS。
第一，MPS反映生产活动的经济理论。该理论由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200多年以前创立的。在他的名着《国富论》中，斯密限制了生产劳动的范围，认为价值是由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创造的。众所周知，亚当·斯密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即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半叶，在发展的世界中，物质生产理论是国民收入概念和估计的理论基础。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接受国民收入的理论基础，并将这一理论原封不动地纳入他们的着作之中。国民收入的基础概念导源于斯密和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相反，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和丁伯根的经济理论建立在宽口径的生产概念上，它是SNA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
第二，MPS是一种统计工具。它由一组完备的、一致的、相互依存的帐户、平衡表和相应概念定义、方法解释组成，它们共同描述经济的功能和发展。显然，MPS中的基本统计概念建立在斯密和马克思经济理论上。然而，应该指出，作为一种统计体系，MPS在经济流量和存量的覆盖面、范围和分类，以及它们的统计关系上，具有一定的自由度。
MPS综合统计体系的初版由苏联于20世纪20年代设计完成。1923/1924年财政年度中，第一次出版了国民收入和其他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数据资料。该体系基本上应用于苏联以后的经济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该体系被与苏联有同样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国家采用。
（二）经互会成员国共同的体系MPS
1.苏联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在苏联中央统计局局长波波夫(P.I.Popov)的领导下，1926年出版了国民经济平衡表。该出版物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共350页，描述数据的方法与分析；第二部分共275页，描述具体统计数据。不过应当指出，这本书被苏联和其他经互会国家完全遗忘多年。
在20年代后半期和30年代，国民经济平衡表正式汇编，并连续、稳定地出版发行，它们在经济、金融和社会计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是，从30年代中期起，国民统计数字的范围受到严格限制，仅仅出版一些不变价格的国民经济产出总量数据，并且这些总量指标仅允许在限定的范围内使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50年代后半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引入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体制时(1948-1949)，它们也向苏联学习国民经济平衡表的编制经验。但是在早期，苏联没有对平衡表体系的方法作详细描述。因此，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统计工作者在莫斯科同苏联统计工作者互相探讨，从而获得了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的基本理论和实际操作方法方面的知识。这样，缺乏国民经济平衡表完整理论和方法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出版其国民经济平衡表的汇编资料，它们主要遵守“边干边学”的原则。
在经历了较长岁月之后，苏联才于1960年出版国民经济平衡表资料汇编的官方经验简要说明。该书的作者是国民经济平衡部主任索被勒(V.A.Sobol)。他介绍了那时建立的主要平衡表，规划了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在这本书里，仅以小段篇幅论述波波夫1926年出版的着作，也没有给该书和其他出版物的进一步阅读文献。然而，索波勒的书后来在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发展和经互会共同体系编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它以系统的方法提供了一组互相联系的平衡表，并拓展了国民经济分析的范围。
2.联合国组织关于MPS的描述：1958～1964年日内瓦的讨论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于1957年首次引入MPS，其动因是提高国民经济总量指标的国际可比性，但有更特定的目标：国民收入的不同范围严重影响联合国成员国年缴纳的会费（有一种较广泛的观点认为，使用MPS的成员国的会费应增加，因为这些国家的国民收入范围比使用SNA的国家要窄，从而国民收入偏小）。
联合国要求欧洲统计学家会议(The Conference of European Statisticians)完成两大体系的概念和数据方面的比较工作。在1958年第6次全体会议上，欧洲统计学家会议要求4个东欧国家和4个西方国家参与这项工作。这些国家分别是：
使用MPS的国家：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
使用SNA的国家：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
同年（1958年），在第6次欧洲统计学家会议上，前捷克斯洛伐克提交了两份文件给会议秘书长。一份(CES/83)讨论国民收入编制的方法；另一份(CES/84)说明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的范围和结构。这些可看作国际范围内第一份MPS正式材料，以联合国三种语言出版，代表经互会所有国家的利益。但MPS的描述十分简洁，两份文件合在一起不超过25页。
根据当时使用的SNA版本（1952年版）和上述前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两份文件，以及东欧其他国家提交的研究成果，该工作组研究两大体系主要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当1964年两大体系的完全版本出版时，4+4国家的代表共同完成的成果成为两大阵营学习、研究和使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最好教科书。从足够长的历史眼光来回顾这段时期，可以有力地说明，当两大体系继续发展时，两者的比较产生了显着的相互影响。下面将依两大体系的缺点，讨论SNA与MPS的指标之间富有成效的影响。
第一个例子有关人口消费定义。根据两个体系中这个总量指标的概念讨论，两大阵营的两个国家，即英国和匈牙利，于1962年着手合作努力。需要完成的任务是探明SNA和MPS之间在人口消费方面的数量差异。为了这个目的，匈牙利根据英国使用的方法定义这个总量指标，然后反过来，依本国使用的方法定义这个总量指标。比较两种结果，两国代表得出结论：两种体系都不能适当地反映人口消费的“真实”范围。在MPS中，由于许多关键性服务量（医生和教师的劳动）的遗漏，导致数据的歪曲。在SNA中，国家预算资助的基础服务（健康、教育）的遗漏，也扭曲了数据。由于这些观察，两国代表提出避免两种不足的第三种理论概念，这个概念是“人口消费总额”。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概念在1963年提出，1968年纳入MPS中，但在1993年才纳入新的SNA（在“实际消费”术语中）之中。消费宽派概念的接受，不仅在市场与非市场经济中，而且在市场经济中，很大程度地提高了这个重要指标的国际比较能力。
专家组揭示的另一个概念障碍与间接税处理有关。SNA和MPS的国民收入比较表明，非物质生产领域产生的增加值不仅是将东方国家的国民收入调整到由SNA决定的国民收入水平的主要部分，而且必须在相反方向上作另外调整。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在1952年SNA版本中，国民收入的决定依据要素成本，即不包括间接税净值。另一方面，在MPS中，国民收入由最终使用者支付的价格决定，即包括间接税。因此，如果经互会国家在编制国民收入中遵守SNA的规则，那么，最终结果与原先官方数字无显着差异。因为非物质生产服务的净增加值增加14～17%，然而，营业税的扣除将使增加值减少20～25%。这是对关于增加经互会国家联合国会费论调的有力反驳，使联合国相应的委员会撤回其原先的提议。
在4+4国的讨论过程中，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国民收入中间接税的处理不仅歪曲了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比较，而且也歪曲了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比较，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国民收入中的直接税和间接税份额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这个事实的认定后来反映在1968年SNA中，其时“国民可支配收入”概念被人们广泛接受。该术语以市场价格定义，所以从那时起，它的数值被用于确定联合国成员国的会费。
欧洲统计学家会议的工作在1964年出现实质转变，专家组的活动停止，组建了新的组织。在其第12届全体会议上，会议成立了“国民经济帐户和平衡表工作组”，其最初任务是阐明这年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发表的SNA版本中的欧洲问题与利益。不过，除了这个重要项目之外，会议也包括下列两方面工作：
(1)MPS的描述：研究和评论MPS的基本结构。
(2)建立SNA与MPS之间的联系，起草欧洲国民帐户和平衡表的统计规划。
必须提出，经互会统计常设委员会承担设计与出版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的工作，这个体系作为经互会成员国广泛应用的一个标准。欧洲统计学家会议也十分清楚；SNA与MPS的修订与发展，以及构建两者之间联系，不能限于4+4国家的代表考虑，这项工作是欧洲经济委员会所有成员国都关心的，因此，所有的国家应该参加国民帐户和平衡表工作组。
3.1965-1969年经互会统计常设委员会在建立MPS方面所做的工作
除了4+4国在日内瓦会议上提出的需要和要求外，经互会国家统计合作中有大量未解决的问题，因此，需要一个能被所有国家接受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文件。希望新体系能优于当时国内和国际范围的各种文件。为了消除不同部门统计之间的不一致性，MPS与SNA一起在经济统计调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这项工作始于1965年。每个成员国承担MIS某章的修改完善工作，例如，前苏联负责“生产”一章，前民主德国负责“积累”一章，匈牙利承担“消费”一章，等等。根据原来的计划，前苏联中央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司负责协调体系中的各章。第一轮工作之后，发现这种分散方法不能有效地完成连贯的核算体系。因此，工作计划作彻底地改变：由前苏联统计局单独制订一个新的、相对简捷的MPS草案，在这个草案中仅考虑一些国家提供的材料。最后，1968年回至月经互会第11届统计常设会议批准了这个草案，它被作为一个共同的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在国际上使用。1969年苏联出版了这份体系。几年之后，经互会秘书处把新通过的体系提交给联合国统计委员会。1971年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批准了这个体系，决定出版这份文件，由联合国作为一份在国际上适应的指南在全球广泛传播。因而，MPS成为了联合国的出版物。
在经互会共同的体系获批准的时候，各国纷纷将其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实践。各国的自身需求十分不一致，大多数国家的需求超过了新体系设想的信息范围。这些差异主要由经济管理改革的进展程度不同造成的。到60年代末，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讨论经济改革的新思想和建议，不少改革措施在一些国家付诸实践。改革几乎毫无例外地集中在企业的独立性和自我管理的增强，以及市场条件和金融手段的发展上。所有这些改革需要经互会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不同的统计指标。匈牙利和波兰十分强调体系的发展与改革。对MPS的不满也受到在日内瓦参与处理SNA发展的国民帐户和平衡表工作组会议的东方统计学家获得的经验影响。然而，当时是不可能调和各种观点的，只能以共同的经互会体系为目标。因此，一系列妥协之后，一份相当严密和简要的MPS文件受到采纳，并得以出版。
考虑到国际推荐的文本和国家的实际情况，70年代中期，德莱乔斯(Laszlo Drechsler)严肃认真地指出，SNA与NPS之间的区别类似于数学中最小公分母与最小公倍数之间的区别。他这样说，意味着CMEA国家中每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情况都比MPS要求的信息宽和更详细；也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民经济情况能完全符合1968年SNA。
（三）1969～1986年NPS的发展
当20世纪60年代末MIS获准出版时，CMEA成员国在国民经济统计活动方面已积累了许多经验。但是，在MPS的第一个官方版本中，这些经验仅小范围地得到体现。
在MPS诞生时，它就包括了一些概念和原则，但是，这些概念和方法偏离了传统的物质生产范围。下面具体讨论。
1.人口总消费纳入MPS
上面已讨论了这个概念的历史和作用。在MPS定稿时，CMEA成员国之间达成一个总协定：该指标应包括在新体系中，单辟一节“人口物质货物和非物质服务的总消费”讨论它。在这节中，有一段话值得引用：“计算总消费指标是明智的，……因为它非常完整地描述了个人需求的满足，以及人口消费结构发生的变化。”（注：Peport of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Conference of European Statistician/94.25 June 7 1958.）
应当强调，这个概念最初作为MPS的外来体，与基本体系的其他部分没有有机联系。在基本体系中，其作用和重要性与物质产品的概念一样。然而，尽管这个概念将理论的不一致性带人MPS，但在统计实践中使用并没有发生真正矛盾。
2.客运划归生产活动
根据物质生产概念的经典解释，客运和日常通讯不能称为生产活动。虽然有这种限制，但1968年通过的MPS将这些服务包括在生产活动范围之中。此外，1968年MPS在生产部门分类中，用脚往方式对“运输业”和“交通业”两项作了具体的说明。脚注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服务的货物运输业和交通业属于物质领域。然而，为了实际的理由，有利于资料对比，我们将运输业和交通业全部包括在物质领域内。”（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的基本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5页。）
3.投入产出表补充MPS
CMEA成员国投入产出表的协调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与MPS同步完善。1967年11月第9届CMEA统计常设委员会在题为“统计投入产出表的基本方法原理和指标”的文件中，通过了国际推荐的第一版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表的范围与MPS基本体系定义的生产范围一致，即仅物质部门纳入投入产出表的“内部”象。投入产出表的操作需要弄清几个方法论问题，这些方法也应用于MPS最终稿中。必须指出，投入产出表被广泛地应用于所有国家的计划编制和经济分析。投入产出表推荐本的第一版本后来纳入扩展的MPS中。
4.非物质服务平衡表补充MPS
与CMEA成员国的实际经济和社会政策要求相比，以及经济运行的国家和国际比较的需要相比，MPS的生产概念定义显得越来越窄。
在MPS框架扩展中，最大的扩展活动由CMEA统计部秘书处于70年代中期组织实施。目标是增添一组尽可能全面描述包括非物质生产领域在内的经济活动全貌的指标体系。《非物质服务的统计指标体系及其计算方法》于1978年获得CMEA统计常设委员会通过，并向国际推荐。该体系的采用是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在这份文件中，服务的产出与投入及其货币流量如同物质生产领域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一样方式表达，因而，它能很容易地与物质生产中的相似指标合并。由于这些文件获得通过，CMEA国家可根据SNA的相应概念计算一些重要的总量指标。此时，仅剩下一个限制：总产出、GDP、增加值分量等不反映在一组联系的表中。它们在两组互相关联的、不同的平衡表中表现。应当承认，从实践的角度看，这个辅助体系仍不足以作最终结果，因为它的一些原则背离SNA，但它在基本体系扩展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5.人口收入“完整”概念的认可
1979年取得非常重要的进步，这年CMEA统计常设委员会批准了一个覆盖人口收入指标的综合统计体系。这组完备的指标还包括与物质生产概念相连的一种收入指标，它称作人口最终收入，被定义为人口消费的物质货物总值，与国内使用的国民收入分量之一——人口最终消费完全一致。此外，与这个窄概念平行，另一组指标也被委员会接受，它反映在“人口的个人收入和总收入”项目之中。这些指标与SNA的类似指标相协调，也在CMEA统计常设委员会于1971年批准的人口总消费统计指标体系相协调。为了提供生活标准的基本要素的全部信息，匈牙利在20世纪60年代初设计出该体系的基本部分和结构。从那时起，这些数据定期公布在匈牙利的统计年鉴和一些特殊的出版物中。第一份出版物于1964年问世。
（四）SNA与MPS之间的联系
如上所述，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人们就开始探索SNA与MPS之间差异。那是根据1952年版本SNA与还未形成文件的MPS比较。1964年欧洲统计学家全体会议明确表明的意图是两种体系的修订应在紧密合作中开展，应竭尽全力使两个体系相互接近。此外，还指出，修订完成后，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应能识别，以便建立两种体系中总量指标互相转换的纽带。
这项工作完成于70年代上半期。其成果发表在联合国的两份出版物中，这两份出版物简称为文件“F.20”（注：United Nations.Compar-ison of 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and the System of Bal-ances of National Economy.Part One:Conceptual Relations.Studi-es in Methods.Series F.No.20 New York,1977 Part Two:The Transformation of SNA Aggregates into MPS Aggr-egates and vice-versa in Selected Countries.Studies in Methods.Series F. No.20. New York,1981.）。
概念关系的研究详细描述了SNA与MPS之间最重要的差异，并对两个体系中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主要理论概念的差异加以区别。采用三种转换表反映由NMP导出GDP和由GDP导出NMP的必要步骤。第一张表从生产方面计算GDP（或NMP；第二张表反映初次收入分配分类的转换；第三张表表明最终使用分类的转换。
该文件的第二部分，表明10个国家实际数据转换成另外体系的步骤与结果。10个国家分别为：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芬兰、秘鲁、菲律宾、赞比亚（这8个国家使用SNA）、匈牙利、南斯拉夫（这2个国家使用MPS）。
今天，从历史的眼光来评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为建立SNA和MPS之间联系所做的工作是有价值的。从60年代至1989年30年中，两大体系平行并存、完全自由，似乎注定要持续至永远。因此，在这个时期里，建立两大体系之间的有机联系有着重大意义。不仅从统计学的观点，而且从东西方的政治经济合作方面看，将数据从一种体系转变另一种体系所做的努力确实收到巨大的效果。
80年代末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国际社会出现了轻视MPS作用和前几十年在SNA与MPS联系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夸大SNA在当今和未来作用的倾向。欧洲和中欧的许多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认为，SNA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工具，希望更快更好地引入SNA，以便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市场经济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价格不能真正反映供求关系、经济结构严重扭曲的转轨期，它特别有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难以提供经济状况已扭曲的经济体的真实情况，也没有可信的测度工具。
（五）1986～1989年MPS的修订
CMEA统计常设委员会于1986年开始MPS的修订工作。修订的主要目标有三个：第一目标是将修订的MPS和20年里围绕基本体系批准的补充体系合并在单一文件中。第二个目标旨在使现行的方法体系更清楚，范围更大。第三个目标是消除SNA和MPS之间的一些关联差异。1986～1989年完成的修订版取得了一些显着的成绩。上述所有的补充体系纳入了核心体系。主要在涉及基本概念描述和展现物质产品来源与使用的概念和定义的物质平衡表的章节中，作了许多重要的阐述和附加的方法解释。然而，收入分配过程的概念和定义没有作实质性的修改，计划推迟到1989年以后。实际上，SNA与MPS之间的技术差异和关联差异没有消除。
改进和扩展的文件于1987年提交给了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委员会同意将这份文件也印刷成联合国的一个出版物，供国际社会广泛交流。相应地，联合国出版了两卷MPS修订本。（注：United Ntions.Basic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Compilation of the System of Statistical Balance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Volume Ⅰ and Ⅱ．Studies in Methods.Series F.No.17/Rev.1.New York,1989.）卷Ⅰ描述核心和补充体系的基本原理；卷Ⅱ包含国民经济部门分类和社会统计指标体系。
当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再次讨论MPS近期发展和SNA与MPS联系的工作时，正处于1989年初。在这些项目讨论期间，出乎意料地产生了一个敏感的问题，这个问题20年来小心翼翼地避免。匈牙利代表提出：统计委员会既不要解释两大体系的差异，也不要构建两大体系之间的短期或长期联系，而应制定明确的方法用以综合两大体系。这一思想得到了委员会所有参与者的一致赞同。委员会报告指出：“SNA/MPS之间联系工作……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现在，主要目标是在SNA和MPS趋同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最终目标是综合两大体系。”（注：United Nations.Official Records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Supplement No.3.(E/1989/21-E/CN.3/1989/25.)Para 61.New York,1989.）在这次会上，委员会赞同召开SNA/MPS综合的专家组会议。该会议于1989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会议的专家来自东西方，范围很广泛。会议认为综合两大体系是一项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任务。如果CMEA国家的政治形势保持不变。那么开展这项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是，由于在1989年和1990年间，政治形势发生根本性改变和基本制度的重建，所以，原先SNA和MPS综合计划显得过时了。
（六）MPS终结于1990年
CMEA的一些国家（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早在80年代就成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它们必须按SNA的要求向这些国际组织提供其经济运行的数据。但是，在这些国家（匈牙利除外）的官方出版物中，仅根据MPS提供宏观统计数据。这种情况持续到1988年。
在1988年和1989年，所有中欧和东欧国家实际上发生了分裂。这些国家的大部分统计局立即开始出版GDP和按SNA定义的主要指标的数据。苏联于1988年开始公布GDP数据，接着其他国家相继发表GDP数据。
产生这些难以预料变化的根源是，该区域在80年代后半期发生了剧烈的政治、社会和制度变革，这些变革于1989年达到了最高潮。政治的转变也直接牵联统计体制，以满足市场经济的未来发展。东欧和苏联剧变之后不久，西方国家给这些“转轨国家”提供帮助，以推进这些国家包括统计转轨在内的所有领域的转轨。首先，欧洲统计学家会议于1990年夏天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会上确定了转轨中最紧迫的统计任务。其次，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ECD)主持下，于1990年9月在巴黎召开了一次范围非常广泛的会议。中欧和东欧国家所有统计机构都参加了这两次高级别的会议。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发展方面，这些国家的统计官员在巴黎表明了他们的想法，即在短期内（2～3年）引入联合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或欧洲联盟提供的欧洲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注：Statistical Off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European System of Integrated Economic Accounts(ESA).Second Edition.Luxembourg,1979.）
巴黎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向世人宣布：MPS于1990年丧失其作为一份国际指南文件的功能，也就是说MPS在1990年消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按MPS编制的所有统计数据在这一年消失，或在不远的将来消失。MPS数据将不可避免地单独或与按SNA定义的数据平行的在一些国家使用若干年。可是，1990年以后，MPS不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体系。它既留作历史的纪念，又作为过去几十年编制国民经济数据的文件。可以这样说，MPS的消亡之时是SNA在全球通用之日。
如上所述，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关于MPS与SNA整合的决议早已失去其效力。90年代初，欧洲没有国家对适合与SNA整合的MPS版本感兴趣。相反，他们试图用SNA取代MPS。20世纪末，中东欧所有国家的统计机构都尽可能快地使用SNA体系。
四、21世纪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方向——国民大核算体系
（一）新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
1.知识经济
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世界进入了以信息技术为中心高新技术蓬勃发展的时期。继信息高速公路之后，国际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热点话题“知识经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的报告中将它称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并定义为“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1997年2月美国总统克林顿简称其为“知识经济”。如今，在国内外无论是企业界还是理论，“知识经济”的概念已被广为传播和接受。美国经济学家罗默(Paul Romer)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直接放到生产体系中考虑，即把知识列入生产函数，而且认为对知识生产的投资不仅能够增加知识的积累，还能增加其他经济要素的生产能力。未来学家预计21世纪的核心产业将是知识产业，21世纪的社会将是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知识型社会。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中，知识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知识经济将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新方式。
2.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情。作为一个术语，可持续发展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而作为一种思想，则首先是由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正式提出来的。这一思想一经提出，就很快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在1992年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它被写入《21世纪议程》，作为一种跨世纪的全球战略而加以规定。如今，可持续发展问题已不再限于一种概念、一种思想、一种理论，而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一种原则，一种发展策略，不仅被各国政府和首脑所高度重视，而且广泛地付诸于实践，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
3.经济全球化
由于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使世界经济从主要依靠资源的工业经济向主要依靠智力的知识经济转变，世界信息网络使世界经济一体化变得易于操作。1997年6月底在美国丹佛召开的7国首脑会议变为8国会议，克林顿在会议开幕的前一天发表了题为《21世纪的全球化市场》的讲演，该讲演成为此会议的基调报告。经济全球化从90年代形成新浪潮，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调整内外政策，社会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随着冷战结束，世界局势总体上趋向缓和，各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技术空前进步，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给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物质技术支持；世界经济体制市场化已基本形成，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金融国际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越来越大的作用；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实体日益发展。这些因素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如果世界市场变得更加一体化和更有竞争力，那么各国就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相对优势，提高他们的长期潜力，分享越来越繁荣的经济成果。
经济全球化指的是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以寻求适应的位置进行最佳的资源配置。当前，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贸易自由化的范围正迅速扩大。第二，金融国际化的进程正明显加快。第三，生产网络化的体系正在逐步形成。第四，投资外向化的现象正日趋凸现。第五，区域集团化的趋势正加速发展。
4.金融全球化
伴随着固定汇率制度的瓦解，金汇兑本位制的结束，国际货币从单一货币走向多种货币，汇率出现波动。货币交易，投机因此而产生。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工具新颖化、衍生品化、短期化和国际金融演变混合发展，80年代中后期以来，资本对利益的要求和扩张，便从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国际化、全球化，走向金融的全球化、国际化和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成为21世纪的浪潮。
第一，资本流动自由化。包括取消外汇管制，外汇可以自由流进、流出，外资在国内投资的利润可以自由汇出，短期资本可以任意流动。
第二，业务范围自由化。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可以相互渗透，银行可以从事保险业务，保险业也可以从事银行业务，银行可以经营股票和有价证券，证券机构也可以从事银行业务。日本自从1997年以来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就是向这个方向发展，与欧美国家一致。
第三，机构自由化。放松对银行、金融机构的审批限制，由许可制（或审批制）改为注册制，包括取消在国内开业和设立分机构以及到国外设立金融机构的限制，国外到本国来享受同等待遇。
第四，管理控制的自由化。在金融经济活动和国际金融活动中，出于各种需要和原因，需要对金融活动加以管理和控制，比如对银行资产的股权控制比例限制，一般规定外国机构不能超过51%的股权。对银行持有或进行衍生品经济活动在资产上有比例限制，比如股票资产不许超过50%，对保险公司的要求更严格，比如不许超过30%（日本），各种收费统一标准。所有这些，在自由化过程中都可能被（要求）废除，或者被认为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自由化”准则，对金融投机的限制也是如此。
此外，金融自由化还包括货币兑换尤其资本项目兑换自由化，衍生品交易、投机的国际化、自由化、金融活动的国际化等。
金融全球化是指金融自由化的全球化。全球化是在国际化基础上更广泛的金融活动，是规则统一或被要求统一或提供国民待遇的金融活动。它实际表明的是金融从国内统一市场走向国际统一市场的过程或行为趋向。但是，由于这个统一市场是由各个国家的企业以及被企业要求的政府、国家所推动的，因此，这个市场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在国家之间竞争的市场（包括企业、跨国企业层次）。其具体行为就是政府放松金融管制，金融衍生品工具和交易自由发展，不受约束，建立一个由资本支配的世界，而不是政府和人类道德支配的世界。
上述四大发展趋势中，可持续发展最为重要，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服务于可持续发展。
（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1.建立在工业经济基础上，难以满足知识经济发展之需
工业经济有200年历史，国民经济核算仅百年历史，也就是说国民经济核算建立在工业经济形态之上。因此，它着重对传统生产要素核算，如设备、原材料的核算，不适应对智力资本、知识资本的投入产出核算。此外，传统生产要素投入存在收益递减规律，但知识作为生产要素不存在收益递减规律。所以，知识要素的引入，使核算生产要素投入产出的传统生产函数的科学性大大降低。
2.以市场性为原则，不适应可持续发展需要
SNA中的GNP、GDP等是基于市场交易量的常用经济增长指标，是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与决策的基础。然而，它们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忽略收入分配状况、忽略非市场活动及不能体现环境退化情况。就可持续发展而言，当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国民经济帐户不能准确反映社会福利状况，因为资产负债表中没有完全包括环境和自然资源，因而这些资源的状态的变化被忽略了。
第二，人类活动所使用自然资源的真实成本没有计入现行的国民帐户。在生活活动中所耗减退化的自然资源如水、大气、土壤、矿产及野生生物资源均未以现实成本或自然财富折旧的形式加以统计。因此，自然资源及其产品在市场上定价过低。附加值越低，最终产品价格偏离价值量也就越大。考虑到这一点，初级产品的出口国家存在实际上的价格补贴，而社会中的最贫困的成员如自耕农、无土地者由于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所付出的代价也就最大。目前，这种隐性代价或补贴尚没有估计值。
第三，污染防治和环境改善的活动通常需要耗费投入，但在国民经济帐户中却为国民收入，而且环境损失却未计入。对于私营公司来说，用于减少或避免环境损害的开支在最终附加值中做了扣除，但如果这种支出要是政府或消费行为，便计入了GDP。这样得到的GDP值也就不正确。因为它忽略了有害产品的污染，以及低估了有关环境改善的有益投入的价值。
3.以国民、国土为原则，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需要
GNP、GDP等指标分别以国民原则和国土原则计算的，目标在于为一国国民经济管理服务。SNA中虽然有对外经济核算帐户，但它立足于核算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其核算方法和核算数据服务于国家国民经济管理的调控。从全球的角度看，SNA存在两大缺陷：一是由各国SNA资料汇总的世界经济指标中存在着大量重复计算，夸大了人类社会发展水平和新创财富的规模，从而误导国际组织的行为，使得国际性、地区性政策与战略有失偏颇与公正。二是造成各国过份考虑本国社会经济发展，对国际间经济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的活动考察不全面，难以满足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金融风险与经济安全监测预警的需要。
（三）构建民国大核算体系
如前所论，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向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因此，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国际一体化逐渐形成，国际上基本上全部实行1993年SNA基础上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国际社会就SNA的发展与完善问题展开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SEEA)、国民财富核算（包括人造资本、非人造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核算）、知识经济核算、隐性经济核算和世界经济核算等。这些成果虽然都有新意，但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显得支离破碎，未能从战略的高度通盘考虑SNA的发展问题。针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应基于国民大系统思想，从全局出发，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建立适应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需要的国民大核算体系，并以此作为国民经济核算发展与完善的目标。与现行的SNA相比，国民大核算体系的核算内容更加丰富、核算范围十分宽广。具体来说。国民大核算体系应包括两大层次：
1.第一层次：核算内容丰富的国民大核算体系
核算内容丰富的国民大核算体系是SNA和社会核算、人口核算、科技核算、资源环境核算和隐性经济核算的整合衔接体系。在多大程度上实现SNA、社会、人口、科技质源环境和隐性经济核算的整合，对资料的表述模型和核算方法，有着一定的影响。国民经济核算所具有的学科性质，主要应属统计之列，但它比一般统计高明之处，在于充分体现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统计核算反映的联系，根据性质和程度不同，大体上将它们归为三类：一类是严格的等量关系，比如分量合计等于总量、生产总额等于分配总额等于使用总额等；二是指标或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比如人口增长率和人均GDP之间的关系；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指标能直接进行对比的联系。选择哪一类联系，大体上就决定着核算体系的紧密程度。国民经济核算各个组成部分之间能够确立起严格的数量等价关系，所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比较严密。核算联系不是无中生有的，它只能是现实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之间关系的反映，社会经济统计资料系统化、一体化即以此为前提。
国民大核算体系当然也要把解决各个核算系统的联系作为重要目标，那么实现怎样的联系？这就是整合程度问题。笔者认为，社会、人口、科技、资源环境和隐性经济核算与SNA之间的整合衔接有三种方案：第一种是把五种核算完全纳入到SNA中，建立一个国民大核算体系；第二种是建立五个卫星帐户体系，以补充SNA；第三种是建立五个与SNA平等的帐户体系，同时五个帐户体系中包含五个完整的社会、人口、科技、资源环境和隐性经济指标体系。当然，展开这些方案的讨论分析时，焦点往往集中在诸如GNP、GDP和NDP这样一些现行指标的有效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它们进行调整或保持不变等等这些问题上。
根据第一种方案，必须对SNA的核心结构作根本性的改变，以适应社会、人口、科技、资源环境、隐性经济信息方面的要求。这意味着将要求对社会、人口、科技、资源环境隐性经济等赋予货币价值。显然，这是一个富有争议和挑战性的问题。然而，人们又意识到，如果这五种核算没有货币化以及没有完全纳入到SNA中，那么五种核算难以发挥其功能。另外一种考虑是国民经济核算部门受到资金和人力的约束，如果不将五种核算纳入SNA，那么国民经济核算部门完成这五种核算有难度。
第二种方案中，卫星帐户作为一个附属账户与SNA主要框架相连接，其目的就是提供各种未包括在SNA中的各种信息和经济活动。就资源环境核算而言，卫星帐户并不直接纳入SNA，而是利用它们提供一些能用于产生一系列修改指标的补充信息，以扩大传统指标的范围和适应性。如“经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EDP)”等。1993年SNA就是采用卫星帐户方式进行环境核算的。
第三种方案中，平行帐户是根据实物数据建立的独立的存量、流量帐户，其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帐户，不与SNA或传统的核算指标发生任何直接的联系。这样，人们就可以根据平行账户所提供的信息和趋势分析，建立一个全新的指标体系。换言之，像SNA体系以及GNP和GDP这类指标将继续保留使用而不作任何改变，伴随和补充它们的将是有关社会、人口、科技、资源环境、隐性经济，以及社会福利问题的指标体系。
根据国内外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实践，笔者认为现阶段宜采用第二种方案，建立国民大核算体系，但国民大核算体系的目标模式是第一种方案。为什么这样说呢？理由有二：(1)满足可持续发展需要。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经济、人口、科技、资源和环境等于系统都有密切关系，一个国家乃至全球是否可持续发展取决于这些子系统运行状态。因此，必须核算各子系统运行，建立评价指标体系。(2)顺应事物发展规律。从SNA发展来看，由最初的国民收入估算发展到今天包括国民生产核算、投入产出核算、资金流量核算、资产负债核算和国际收支核算等在内的一个有机体系，这些核算也是在各自相对完善的情况下才纳入SNA的。社会、人口、科技、资源环境与隐性经济核算现在仍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一系列情况，如强行将它们纳入SNA，那会事与愿违，不仅不能实现对SNA的发与完善，还会使SNA自身机制受到破坏，使之难以发挥其宏观调控依据与手段的功能。
建立国民大核算体系的主要难点是SNA与各卫星帐户的衔接问题。因为各卫星帐户中基本上是以实物量作计量单位的，如何与货币化SNA相衔接呢？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在SNA与每个卫星帐户之间建立一个“衔接帐户”。这个“衔接帐户”使用两种计量单位，即与SNA衔接端采用货币单位，与卫星帐户衔接端采用实物单位。因此，衔接问题关键也在于如何货币化，这是核算理论与实践面临的重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卫星核算尤如水中月，国民大核算体系就是纸上谈兵。值得庆幸的是，经人们的不断努力探索，已经提出了解决诸如资源与环境的货币化方法。例如，(1)市场估价法：用环境资产的市场价格作为估算用于经济活动的环境成本。(2)维护成本法：指保持环境的数量与质量不变所需花费的成本。(3)或有估价方法：指人们为改善环境所愿意支付的代价。人口的价值计量可依据人力资本理论，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SNA与1968年SNA相比，前进了许多，但仍有待完善与发展之处。如，(1)经济变化的成本核算问题；(2)作为经济商品的信息核算问题；(3)投入产出方法改进问题；(4)“简化”(compacted)核算及其结果问题，等等。（注：Postner,H.H.The 1993 revised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Where Do We Go from Here?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1995,Ser.41,No.4,459-469.）
2.第二层次：核算范围拓展的国民大核算体系
核算范围拓展的国民大核算体系是将世界看作一个“工厂”、各国作为“车间”，运用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建立的世界核算体系，实现对全球经济运行全面、系统的计算、测定和描述，为国际组织和各国提供各种信息，满足各层次决策与调控之需，服务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之发展，确保全球经济健康、稳定地运行，以实现人类有史以来最科学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
该层次的国民大核算体系建立在业已存在的四大国民核算体系之上。这四大体系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国际收支统计手册（Balance of Payments Manual，简称BOPS）、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Manual on Goverment Financial Statistics，简称GFS）、政府财政统计手册（Manral on Moneary and Financial Statistics，简称GFS）。它们既相互独立、自成体系，又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以其科学、系统、规范的结构和指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充分而系统地展示了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各种流量和存量及其相互关系。国民大核算体系不是四大核算体系简单的累加，而是把全球看作为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将四大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建立世界经济核算矩阵，以“全球原则”核算世界经济水平和财富总量，实现对SNA中“国土原则”“国民原则”的总量指标的替代。因此，第二层次国民大核算体系既源于4大核算体系，又高于四大核算体系。
（四）国民大核算体系的可行性
国民大核算体系，难就难在“大”，新也新在“大”。整个社会宏观核算活动，千头万绪，包罗万象，有着不同目的，不同层次的需要，要在各种统计活动之间建立联系，实现社会的经济的统计资料系统化，使得各项资料都在社会宏观信息网上各得其所，工作极为浩繁。更何况范围扩大与内容丰富之后，对核算方法和技术以及处理变量联系的手段，也要提出相应的改变和更高的要求。不管怎样，把国民大核算看成宏观统计技术方法上的一次大跨越，不为过分。大核算，是宏观经济核算的终极，是最高层次、最广泛的核算，它的价值与SNA相比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通过制订统一的分类标准、规范核算的基本单位，采用一致的概念和定义体系，使得从不同领域、不同方面搜集来的统计资料有了相互交换、相互补充、结合使用的可能，在此基础上就能建立统计数据库及其网络，充分施展自动化信息技术的巨大功能，促进国民统计核算的现代化进程。现实中，从各个专项统计活动中单独搜集的统计资料，由于没有形成体系和联系，造成指标的含义、口径、范围有差异，给统计资料的综合开发利用带来诸多不便，而大核算体系将为实现全社会统计资料信息共享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从旧SNA到新SNA，直到1993年SNA，它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修订，除了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原因外，另一重要的起因就是核算技术和方法的发展。今后国民经济核算将不再把资料的系统化表述作为主要的方面，而是进入分析方法研究时代。所以，大核算在方法上是有保障的。认识活动，就是对自然与社会的真实反映，经济、社会、人口、科技、环境等日益密切的关系，表明国民大核算体系客观上存在着现实的可能性。
国民大核算体系，是相对于超越国民经济核算而使用的一个通俗称谓，其所指实际上与国家统计体系整体化、一体化没有质的差别。或者说，它也就是国民统计整体核算、国家综合系统核算。
（五）以国民大核算思想统率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
自建国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以适应不同经济体制下宏观决策和宏观监督的需要。这一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52年至1984年，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管理的需要，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基本上属于MPS。这一阶段的国民经济核算体，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的历史产物，它适应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是符合我国历史发展进程的。
第二阶段为1958年至1992年，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以及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转换的需要，同时采用MPS和SNA的标准，建立《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文本。这个文本是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核算体系，其主要特征是MPS和SNA相互并存，主要总量指标可以相互转换，它的建立满足了在当时经济形势下改革原有核算体系的要求，适应进行经济分析研究和宏观决策的需要。
第三阶段为1993年至今，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取消MPS，努力建立与联合国1993年SNA接轨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版本。
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发展史表明，我们是在逐步扬弃MPS、学习SNA的基础上建立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如果只是亦步亦趋，一味追仿，那将疲于奔命。1953年SNA到1968年SNA，经过了15年时间，1968年SNA，到1993年SNA，间隔25年。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从研制到今，不过十多年的时间，却又面临着全面修订和补充，究其原因，同经济体制的迅速变化有关，但也不可否定当初没有把统计核算放在一个更大的视野、更新的层次上进行设计。因此，我们应顺应国民经济核算发展的世界潮流，以国民大核算体系作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目标，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进入先进国家行列，使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理论水平与方法体系同我国在国际上地位相适应。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经过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不断努力，我国一定能早日建立起国民大核算体系。
《统计研究》F104统计与精算朱启贵20012001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民经济帐户体系/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国民大核算体系 作者：《统计研究》F104统计与精算朱启贵20012001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民经济帐户体系/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国民大核算体系
网载 2013-09-10 21: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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