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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今的经济学界有一种影响相当广泛的观点认为，所有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中达到最高发展水平的就是经济学科。如果说物理学常常被称之为自然科学的“皇后”的话，那末，经济学则被认为是关于社会和人的科学的“皇后”了。这一观点并非无根无据和无的放矢。显然不会有人否认如下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经济理论就其分析体系的周密性和严谨性及其经验检验的能力而言已远远超过了它所有的邻近学科。经验检验的能力是经济学家特别引以自豪的，因为正是有了具体事实的依据，才使理论论证具有客观性即共同遵守的特性。
　　比如说，很难想象，艺术理论家根据经验数据就鲁本斯和达里（注：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佛兰德斯画家。作品情调高昂、 动势激烈，形象充满美感，画风豪放遒劲，造型优美生动，色彩层次细腻，对欧洲绘画的发展有重大影响。达里（Salvador Dali）， 西班牙画家，超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译者注。）两人谁更富有创造性（并且甲的天才超过乙多少倍）突然进行论战。这种问题的提法本身就荒诞无稽。
　　经济科学中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不妨提请注意如下一点：在50 —60年代期间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何等尖锐。二者的对抗是如此不可调和，以致看来不可能有任何接近了。然而，在深入细致的经验研究过程中两大流派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观点并承认了他们之中的相似之处远远多于不同之点。
　　70年代初，M ·弗里德曼为阐述自己的理论而利用了希克思—汉森模式（IS—LM分析）并宣称他与凯恩斯学派的争议基本上已告结束，剩下的只不过是涉及到经济对货币供求不相符合的适应速度的分歧而已，但这些分歧具有经验性并且是完全可以化解的。相应地，凯恩斯学派对弗里德曼的理论也开始持容忍的态度。例如，长期以来一直是货币主义的主要反对派之一的P ·萨缪尔森在自己《经济学》一书的第十版（1976年）中写道：“希克思—汉森模式可能不仅只综合了财政和货币政策、确定国民收入的理论和货币理论，……它也有助于综合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货币主义反革命现在可以说只是关于IS和LM曲线的斜率的争议了。
　　这种事例使大家对经济科学的发展前景感到乐观。尽管学术界存在着众多分歧、对许许多多问题还有大量对立的观点以及就各种论据还经常骤然发生争议，但经济学中的客观真理毕竟有望获得。或迟或早，经济学将成为“像物理学一样的一种客观的科学”。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的最根本的条件是完善可保证理论的可靠性的经验检验的工具和技术。
　　这种乐观主义有多大程度的根据和它是否会变成狂妄的自以为是呢？本文就想为寻求这一问题答案作一尝试。我们先来考察多数经济学家是如何看待经验检验机制的：老实说，对经济学家来说，这就意味着“理论经受住了（或未经受住）事实的考验”。之后再来分析经济科学在实践检验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而正如我们所希望的，这将有助于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可驳倒性原则：理论
　　经济科学并不是一下子就承认经验检验的必要性的。长期以来，经济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先验论。　　先验论的基础是所谓理解主义（Verstehen）。它在奥地利边际主义者中声望颇高， 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H·西尼耳、D·克恩斯、L·罗宾斯、F·奈特等等——的观点也影响极深。
　　对理解主义的实质可作如下的表述。各种科学都是通过从有限数量的最基本原理中演绎推导出理论的方法来得出自己的最终结果。然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确立这类原则的过程却是各有不同、大相径庭的。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必须为制造观察外部世界用的工具完成大量的工作、研究和制定实验的方法、进行无数次的试验研究并对研究的成果加以归纳总结，有在此之后才开始创立基本的原理，而以后从这些原理中再推导出结论。经济学家由于是与人打交道的，所以就不受如此繁重的程序之苦了。可以有效地取代这种程序的方法是：一些人称之为“心理学法”，另一些人称之为内省法或者说是“内部观察法”，还有一些人称之为单纯基于清醒思考的目击。
　　F·维塞尔写道：“我们观察自然现象只能从外部， 而观察我们自己却只能从内部……这种心理学法是从事观察最有利的方法。它表明，某些过程在我们意识中可以被感觉到是必然的过程。自然科学家会拥有很大的优势，如果有机界和无机界给他们提供关于自己规定的明确信息的话，那末我们为什么要拒绝这种帮助呢？”并且，根据F ·海耶克的观点，心理学法的优势不仅仅在于耗费的劳动量小，而且在于它们巨大的认识力：它能够“在复杂的现象中找到规律性，而直接观察是无法确定这种规律性的”。正是借助于这种方法，创立了边际主义第一个最基本的规律戈森定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维塞尔认为：“在我们内部，随着必然性的感觉发生了构成戈森定律内容的过程。不作任何归纳，我们从我们内在的经验中便得出了我们了解的规律，我们应当认为在任何情况下这条规律都是有效的。”
　　由理解主义可以直接得出如下结论：任何经验检验方法都毫无意义并且推倒或者那怕是改变理论都是不可能的（只要理论中没有发现逻辑错误）。的确，如果基本原理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结论的正确性又很自然地得到了由这些原理所归纳推导出的逻辑的保证，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态度最鲜明和最坚定的先验论的追随者L ·迈塞斯断言：“如果在理论与经验之间发现有矛盾，我们始终都应当作如下的设想：理论设定的条件未得到满足，或者在我们的观察中忽略了某种错误。”就是说，“任何试验永远不能迫使我们推倒或改变先验的定理。”
　　十分清楚，这种攻击性防御观点——如果事实与理论相抵触，那就是越是事实就越糟糕——能够保护任何一种教条不被驳倒，但它却使经济科学完全失去了实践的作用。然而，早在20—30年代期间就产生了对另一种方法论的迫切需要了：第一，逻辑实证论及其对理论的经验检验的肯定要求开始在西方哲学中占有明显的主导地位；第二，苏联经济的发展表明了计划化毕竟是可能的，因而处理统计资料的大量工作是整个经济科学所必需的；第三，凯恩斯主义开始了在整个美国和欧洲的胜利大进军（虽然凯恩斯本人注重理论观点，他的思想受数量分析的影响并本该接受经验检验，如果凯恩斯派果真下决心参与制定国家政策的话）；最后，出现了计量经济学，它研制出了一整套相应的工具。
　　一句话，先验论完全不是大萧条之后涌现出来的胸怀大志的新一代经济学家所需要的方法论。而这一代经济家热切希望经济科学成为像物理学一样成熟的科学、在社会科学舞台上大显身手并建立起不间断发挥作用的国家调节机制。无怪乎先验论的方法论不能使这些经济学家感到满意。P·萨缪尔森表达了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他写道：“T·杰弗逊曾经说过，如果看到了奴隶时还想到天上有上帝存在，那就会为自己的国家感到可怕。同样，对于像K·门格尔、L·罗宾斯、F ·奈特的学生们L ·迈塞斯这样一些大经济学家的关于演绎和先验推论的能力的过分宣扬，我也替经济科学的声誉担心吊胆”。
　　好像第一个系统地批判了先验论的现代经济学家是T·哈奇森。 哈奇森对先验论的批评的实质在于：先验论阻碍经济理论转化为当之无愧的科学，使经济理论充塞了没有经验内容的伪科学教条。依照哈奇森的观点，真正可以得到货真价实的科学地位的经济规律是屈指可数的，其中包括有诸如帕累托定律、格里舍姆定律、收益递减规律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等这样一些经验概括。
　　哈奇森不相信在借助内省法取得的基本公设的基础上建立严谨的科学体系的可能性。在很多情况下，内省法可以有所作用，但经济学家若想取得具有普遍意义的成果，他就不应只依赖这种方法。内省法就其定义而言带有主观性并且几乎不可能用某种通用的方法使其“客观化”。此外，对于个人来说，内省法是极端不可靠的。哈奇森写道：“一个医生即使给自己治病，也不会简单地依据对自己温度的自我感觉而采取重大的举动，他会利用温度计并相信对温度的这一‘外部的’观测。”
　　就是说，经验科学需要不同于先验论的另一种方法论。哈奇森建议采用K·波佩尔的可驳倒论作为这种方法沦。
　　K ·波佩尔首先以解决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形而上学）的分界线问题而闻名。在波佩尔之前，被认为是经验主义传统的主要扞卫者的实证论哲学家们是根据证明即可证明性原则来解决这一问题的。设想，如果理论由具体的资料所证明（或者理论起初通过对具体资料的概括而形成），那末，这一理论可以接受并享有科学规律的地位；反之，理论就会被驳倒。而如果使理论与事实相吻合不是可能的，那末，理论就被认为是没有科学意义的并属于形而上学之列。因此，可证明性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界线，而证明方法可在科学自身的范围内使科学规律与错误的原理区分开来。
　　1934年， K·波佩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的德文版问世了。书中令人信服地表明，实证论者没有适当的逻辑方法在方法论中实现经验主义的原则，证明法也无力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
　　经验主义的逻辑基础一向就是归纳法。原来认为，只有归纳逻辑才能够证明从个别证实到概括性的原理——科学规律的过渡的正确性，然而，D·休谟早就注意到归纳法没有合理的依据。
　　的确，为什么我们应当认为明天的事件进程将是和今天和昨天的一样呢？例如，如果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反比例关系一百年来都是如此（菲利普斯曲线）的话，那末，就完全不应由此而得出结论说，这种关系有朝一日不会遭到破坏。在70年代滞胀时期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就是说，对归纳法的信念充其量无非是基于习惯或先天的本能，其实是荒谬的教条。
　　实证论者不止一次地试图扞卫经验主义不受休谟的抨击。曾经提出了假言演绎科学方法模式（R·卡尔纳普、H·赖兴巴赫等人）。模式中将理论原理视为假设，关于形成理论原理的方法问题自然地被取消了，剩下的只是论证理论原理的问题了。假设的经验论据被认为与从假设中推导出的结果数量成正比，而数量与经验事实相一致。
　　然而，波佩尔清楚地知道，休谟提出的问题原则上是无法解决的，其中包括用假言演绎模式也无济于事。在这一模式中对假设的论证方法其实质也一定是归纳推理的。为了确信假设的正确性，必须有假设结果证明的无穷集。设证明为n，则完全可能，假设与实际的接触为n＋1 次。
　　波佩尔因此而得出了将科学知识与证明知识视为等同是不合理的结论。相反，原则上的和不可避免的误差（错误难免论）是科学知识的特点。
　　然而，依照波佩尔的观点，虽然科学不能最终证明任何东西，但它却可以经常驳倒假理论。波佩尔的以可驳倒性原则命名的科学与非科学分界线的标准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初看起来，这一标准是自相矛盾的——知识的科学性标志是它原则上的可驳倒性，但实际上它却包含着朴素而合理的思想：如果说以前的方法论将与理论相矛盾的事实视之为理论受损的证明的话，那末，对于波佩尔来说，这些事实说明了与经验接触的唯一可能的方法并成为认识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这种认识的发展被理解为：“不断革命”——一些可驳倒的理论不断地被另一些可驳倒理论所取代。
　　哈奇森同意波佩尔的论证。哈奇森认为，经济学与逻辑学和纯粹数学不同，它是像所有其他科学一样的一种事实科学，因而应当采用相应的方法。就是说，该是结束先验论的支配地位并把根据可驳倒性原则对理论的每一点进行认真检验作为常规的时候了。否则，经济学就永远不会加入发达的内容丰富的经验科学的“大家庭”。哈奇森在其《经济理论的重要意义和基本原理》一书中指出：“除了逻辑学家、数学家和很多经济学家之外，实际上所有其余的科学家都认为归纳结论是科学规律，因为归纳结论具有可驳倒性特点，然而却没有在实践中从经验上被驳倒。”
　　学术界对哈奇森的方法论观点的看法大不相同、各执一词。一方面，战后的新一代经济学家们完全清楚了先验论的老化已是无可救药的了（尤其是迈塞斯的论点，而迈塞斯这个人从来都没有因为自己说法的尖刻冒犯了同行而感到难为情）并满腔热情地接受了经验检验这一思想本身。弗里德曼在其《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一文中写道：“只有实际资料才能够证明‘次序分析体系’范畴有无重要的经验类似物，也就是说，这些范畴对分析某一类具体问题是否有用。”否则，经济理论就会蜕变为简单的同义反复体系并成为伪装的数学了。
　　另一方面，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哈奇森在与先验证的论战中太趋极端、矫枉过正了。由F·马赫卢普带头， 甚至给哈奇森扣上了“极端经验论者”的帽子。这也并非无根无据。要知道哈奇森要求对理论的每一点都要进行个别的检验：理论的基本原则、补充条件、中间结论和最终结论。这种观点很像历史学派的观点，使经济科学成了对直观现象的消极描述而失去其理论性。有鉴于此，弗里德曼在其《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一文中指出：“这一影响广泛的观点是一大错误并产生了很大的危害作用。此外，这种观点根本不能提供淘汰没有根据的假设的较为简便的方法。这种观点只会制造混乱、无助于理解经验资料对经济理论的重要性，使旨在发展实证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的努力受到误导并有碍于就实证经济学中所采用的假设达成一致观点。”
　　初看起来，这种说法令人不可思议：既然只有事实才决定理论的命运，那末为什么连理论的基本原理都可不进行检验呢？然而，弗里德曼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第一，对前提的直接检验不总是有可能进行的。例如，物理学中就采用如下的假设：依照这一假设，真空中向地球降落的物体加速度是常数g，约等于9.8米／秒[2]。但是， 自然界中不存在理想的真空，所以借助于检验假设前提的现实性来确定假设是否可靠是不可能的。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一文中指出：“之所以采用‘公式’，是因为它‘有作用’，而不是因为我们处在接近于真空的状态，——不管这意味着什么。”第二，这也是主要的一点，弗里德曼接着指出：理论与普通的阐述的区别之处在于：理论是“以少来说明多”，也就是说，理论是从大量复杂的详细的情况中抽出一般的有决定性意义的成分，所以原始的前提根本不会经常是现实的，“理论愈是重要的，则理论的前提就愈是不现实的（从上述的意义来说）。”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理论的经验检验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将理论的结论（预言）与事实加以比较。弗里德曼在其《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一文中写道：“假设可被推倒，如果假设的预见与实际资料相矛盾的话（经常是这样的情况，或者比借助于可取的假设所作出的预见更多地发生这种情况），假设会被采用，如假设的预见与现实不相矛盾的话；我们对假设的信任会增强，如果实际资料多次不能驳倒假设的话。”之后，弗里德曼考虑到错误难免论原则，虽然没有引证波佩尔的观点，还是在其《实证经济学短论》中补充了一点：“事实永远不能‘证明’假设，事实所能够做到的只是当我们（不完全恰当地）说假设已被实际经验所证实时不会揭示我们通常所指的假设的错误而已。”
　　与哈奇森的观点相比，弗里德曼较为温和的，可驳倒论观点在经过了相当热烈的争议之后已完全被学术界所认可，之后作为公认的标准的方法观点发展成发行量很大的深受欢迎的教科书。（M ·布劳格在其《经济学方法论的简单教训》一文中写道：“看来，弗里德曼和马赫卢普已使自己的多数同行相信经济理论前提的直接检验并不是必要的，可能产生误导；关于经济理论的最终论断应根据经济理论对现象的预见能力来作出，而理论的形成就是为了解释这些现象的。）
　　　　　　可驳倒性：实践
　　弗里德曼的方法论构想鉴于对认识经济现象中的经验与思维关系问题的慎重解决而富有吸引力。与“过激的经验主义”不同，这种方法论构想允许从不管多么“不现实的前提”开始进行研究，由此而给大胆的理性探索留下广大空间并保留经济科学的理论性。但是，与先验论相对立，这种方法论构想要求必须对结论进行严格的经验检验来结束研究工作，不允许经济学家脱离现实。从纯理论的角度上来看，这一方法论的优点是人尽皆知的。但从70年代起学术界对这一方法论的实际效用的怀疑开始增多了。
　　首先，这与经济科学所遭到的危机息息相关。原来，经济学家们的建议在60年代期间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可在以后的十年中就未能保护住资本主义免受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影响，这一点从大萧条时期开始的1974—1975年的最深刻的危机之后就更为清楚了。经济科学的威信不论在整个社会的人们心目中还是在经济学家自己的心目中都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一落千丈。
　　M·布劳格在《经济学的方法论》一书中写道：“如果说60 年代是社会对经济科学尊重和经济学家的职业上的欣快心理都达到了顶点的年代的话，那末70年代则成了到处都是一片议论经济学的‘危机’和‘革命’，有时变成了经济学界主要代表人物的自我批评的真正狂潮的年代。”很自然，“自然批评的狂潮”也波及到了方法论领域：既然理论无力对实践起促进作用，那就是说，理论所籍以建立起来的原理出了问题。
　　对已确立的方法论理论之所以不大相信，还有另一个非同小可的理由。这就是在科学哲学中发生了即使不是革命性的也是非常深刻的变革。
　　K·波佩尔《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的英译本于1959年问世了， 很多职业哲学家都迫不及待地聚集在他的学说的旗帜之下。然而，波佩尔学说还没有来得及真正地站稳脚跟，它就陷入来自四面八方的猛烈抨击的炮火之中了。例如，I·洛考托什、T·库思、P ·费依拉本德以及其他一些实证论哲学家都以自己的研究成果证实说，甚至在数学化的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科学理论都在与理论相对立的事实面前展示了自己比设想的大得多的稳定性。通常，科学家一旦遇到否定性的结果，都不急于抛弃自己的理论。科学家通过重新形成某些原理和运用补充的假设，往往还利用雄辩和直接宣传，力图保护往自己研究计划的主要内容（用洛孝托计的话说是“坚固的核心”），使其不被推倒。科学家们往往能够达到这一目的。所以，纯粹形式的可驳倒论不是完全恰当地反映了科学发展的实际进程的。
　　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自身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明证。当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的争论正处在热火朝天、方兴未艾之际，是否必须相信货币与国民收入动态间的关系果真像货币主义理论所断言的那样牢固的问题产生了。大量的统计研究成果表明，对这种关系的研究并不充分。弗里德曼没有忽略新的研究资料，但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理论。他在解释国民收入和货币量动态不相吻合的原因时说，这是因为在货币量的变化和国民收入以后的波动之间存在着很长的和不可预测的时滞。结果，货币主义关于货币供给是经济稳定的根源的中心论点得到了“拯救”而未被驳倒。
　　这种进行研讨的方法使一些批评家有理由既挖苦又讽刺地指出，要想从弗里德曼的话里找到破绽简直比“用钉子把果冻钉在墙上”还难。然而，这里的问题与其说是弗里德曼的特别善于随机变应，毋宁说是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给研究经济理论中利用可驳倒性原则造成很大困难，另一方面是波佩尔的理论作为理论的不完备性（这一理论表现在包括经济学的所有的科学之中）。那末，这些问题的实质何在呢？
　　　　学说的不完备性问题。
　　正如A ·帕宁在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对现代一些资产阶级科学理论的批判性分析）》一书中指出的，哲学家们有很多对波佩尔认识论的纯职业的要求：经验主义的绝对化，理论与经验的只是负担关的假定，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线问题的不能令人满意的解决，等等。但是，通常用来反对可驳倒性学说主要的和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论据在于：可驳倒性学说不仅不能证实理论的正确性，而且实际上也不能令人信服地和明确地证实理论的虚假性。
　　I· 洛考托升引用科学史中具体的例证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而还早一些，法国的物理学家P·杜恩和美国哲学家W·奎因也阐述过与此类似的见解。与可驳倒论所确认的相对立（至少与可驳倒论的最初的或“幼稚的”说法，也就是把可驳倒论当作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的说法相对立），杜恩—奎因的论点宣称：鉴于科学知识的体系性，对理论的单个的原理的经验检验是不可能的。所以，检验的负结果可以有助于确认经验与整个理论之间的冲突，但却不能确定错误具体地在何处，理论的哪一组成部分与事实相矛盾。一个机敏的科学家只要有强烈的希望往往足以能够通过改变理论的组成部分就使任何一个理论观点得到拯救而不被驳倒。因而，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理论的命运的“最终实验”是不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理论作为整体在与其相矛盾的事实面前具有稳定性。理论借助于自我修正很容易避免被驳倒。
　　因此，正如A ·帕宁在其《辩证唯物主义与后实证主义（对现代一些资产阶级科学理论的批判性分析）》一书中指出的，当时实际可观测的天王星轨道并未在牛顿的天体力学范围之内。根据可驳倒性理论，牛顿体系本应当被否定。但是，理论上计算出的天王星轨道不单纯是源于牛顿的理论，而且还源于对太阳系未知星球的不存在的假定。当这一假定被抛弃之后，一切都变得正常了，牛顿体系中的经验反常也消失了。I ·洛考格什用来证实杜恩—奎因观点的这一事件说明理论不将对可禁止的经验情况承担全部责任。科学家懂得这一点，因此而不忙于在理论与事实一发生冲突时就抛弃理论。
　　在这一方面，经济学家也不属例外。如同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一样，经济学家也总是以改变其他相同的条件的方法给自己的理论“打防疫针”，以免被推倒。
　　在这一点上，对赫克歇尔—俄林模式检验的尝试可以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事例了。依照赫—俄模式，促成对外贸易的原因是国家的生产要素的丰饶程度的差异。资本雄厚的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和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而劳动力雄厚的国家则相反，输出的是劳动密集型商品，输入的是资本密集型商品。50年代期间，W ·列昂惕夫以美国的经验检验了这一模式的结论。检验的结果是否定的。列昂惕夫的计算结果表明，与所期望的相反，资本最雄厚的美国这个国家是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而进口资本密集型商品。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一清二楚了：赫—俄模式应当被忘掉并以另外的模式取而代之。但列昂惕夫没有这样做，反而提出了一个维护这一模式的方法。列昂惕夫注意到，美国劳动力的利用效率大约为美国贸易伙伴的三倍。所以，美国的劳动力的丰饶程度高于资本。把这一因素考虑进去，就可维护赫—俄模式了，尽管对这一模式的经验检验的结果是否定的。
　　因此，可驳倒性原则只不过是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的理论，不能运用于实践中。有鉴于此，H ·凯图济安在其《经济学的思想体系与方法》一书中十分清楚地指出：“可能，我们是正确的，如果认为列昂惕夫的检验并不是对赫—俄模式的反驳的话，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成为实证论经济理论的追随者。已形成的情况被称之为‘列昂惕夫之谜’。这一说法是十分准确的，因为一系列观点宣传所不遵循的某些方法论事实上是不可思议的，而一系列观点无情地要求可供选择的理论（不论是旧的还是新的理论）遵循正统思想所宣扬的方法论标准，但自己又不在实践中运用这种方法论标准，则更加是不可思议的。”
　　　　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问题
　　认为波佩尔的追随者们对自己理论的不完备性全然不知的看法是错误的。然而，这些追随者们认为，只能如此，别无他法。与学者们有意和无意的抵制相反，可驳倒性原性虽然存在着缺陷但也必须最大限度地予以利用。M ·布劳格在其可以称为研究这一问题的真正百科全书的名着《经济理论的方法论》（1980）中最后写道：“不管怎样，我们可以和甚至应当给每一项研究计划提出的主要问题就是波佩尔的问题：什么样的事件在其一旦发生时迫使我们放弃这项计划？无力回答这一问题的研究计划不符合科学知识的最高标准。”
　　如同实证论者一样，波佩尔派是从数学化的自然科学领域，首先是从物理学中取得“科学知识的最高标准”的。因此，依照波佩尔的观点，达尔文的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或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不属于科学，因为这些理论按其逻辑和方法论特性都不应列入物理数学科学模式的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如下问题是恰当的：可否将经济理论“削足适履”勉强塞进波佩尔的科学性概念的标准中去呢？因而，可否在经济理论中那怕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可驳倒性原则呢？
　　现在，属于各种不同流派的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都持否定态度并引用大量各种各样的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些论据归纳起来有如下三点。
　　第一，利用可驳倒性原则的前提是得到准确预测，而在经济理论中，这种预测或者具有近似性，或者根本不可能。
　　经济科学中可驳倒论的创始者T ·哈奇森自己极其委婉地表述了这一看法。哈奇森在他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公设》（1938）一书问世后差不多又过了四十年发表了《经济理论中的知识和无知》（1997）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承认，与自己最初的观点相对立，虽然依据波佩尔的观点是规律而不是趋向才能成功预见的基础，但在经济理论中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认真地说只能有趋向。哈奇森在他的第一部书中认为帕累托定律是真正的规律（经济科学中不多的规律之一），而现在，甚至帕累托定律也应明确地解释为趋向了。
　　“新奥地利学派”（首先是F ·哈耶克）更加直言不讳地提出了问题，后凯恩斯主义者（如P· 戴维森）在若干方面也同意“新奥地利学派”的看法。F·奈特当时就界定了风险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 风险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估计到的，而对不确定性则不易于作任何合理的推测。依照海耶克的观点，由于信息的分散性、瞬变性和经常的不明显性，不确定性乃是经济生活的最基本的特征。不管经济学家的专业水平多高，也不管他们掌握的技术多么完备，但经济中传播的信息总量总是要比人们能够从中获取的要多些。所以，借助于经济理论作出预见的尝试是希望不大的。获得信息的唯一可靠的方法过去是现在一直是诸如现实的市场竞争这样一种“科学发现的方法”（F ·海耶克《竞争是发现的方法》，1989年）。
　　制度主义学派的观点使“新奥地利学派”的论证得到了巩固。制度主义学派断言，甚至在信息完备的条件下（虽然这种假定的不现实性是显而易见的），经济中的预见性也仍然是令人可疑的，因为个人的行为是无理性的。例如，D ·法斯费尔德在其《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一文中指出：对预见可能性的信念是基于对人的行为的理性的确认。然而，历史所证明的却完全相反。“20世纪并不是社会领域中理性占支配地位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一次经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和作为政治手段的白色恐怖以及大规模地消灭犹太人，——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很难用人的理性行为的字眼来解释的。”十分清楚，如果人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和无法解释的，那末，其行为的经济后果也是绝对不可预见的。
　　第二，即使预见总算是作出了，那以适当的方式来检验这一预见也是极端麻烦的。不管怎么说，经济理论中的经验检验要比物理学中的经验检验的效果低得多。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经济学家（如借助于解消假说）所进行的一般统计检验对于发现理论中的反常是一种作用太小的手段。另一个问题在于：经济资料是以统计的方式选择和分类的，可能不完全与理论变量相一致。所以，如果检验的结果是否定的，理论家就有可能将过错转嫁给统计学家，宣称是统计学家所选择的不是应有的资料或者资料的整理方式不当。
　　但是，进行检验的主要障碍是经济理论中不可能提出可监控的试验。只能在有限数量的前提的基础上进行预测，但现实生活中前提是多得难以计数。物理学家在实验室条件下可以人为地确定和取消一些因素，而然后又检验另一些因素。而经济学家只能利用其他相同条件的原则。大家知道，这一原则可提供很多可能以防止被驳倒。所有的这种理论结构都呈“要是A就是B”的状态。当结果证明是，“B”不是出自于“A”时，经济学家总会借故说，由于这种或那种情况，“A ”条件未得到满足，如某种未考虑的因素“C”改变了“A”条件。
　　结果是，如果理论一而再地作出不正确的预测的话，那末，物理学家通常就会把责任归咎于理论，而经济学家则会归咎于原始前提的改变、统计资料的不适当和检验方法本身，由此而使理论得到拯救、不被抵倒。
　　上述这一切的一个鲜明的例证便是诸如经济长波这种现象的命运。经济学家们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从事研究这一现象的有W ·杰文斯、M·图甘—巴拉诺夫斯基、K·维克塞尔、J·熊彼特， 当然还有以其名字命名的H·康德拉季耶夫。然而，正如A·波列塔耶夫和И·萨韦利耶娃在其《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长波》一文中指出的，依照许多经济学家的看法，“这里，明确的解决方案并未找到，与高和低的增长速度的发展趋势或周期的划分有关的所有计算都有主观主义的特征。此外，由于方法的不同，用同一些实际资料既可以表示长波存在，又可以表示长波不存在。结果，对于想见到长波的人来说，长波是存在的，而反对派却根本观察不到长波。”
　　最后第三，在经济理论中，利用可驳倒性原则之所以困难，是因为经济理论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
　　依照G·米尔达的观点， 对宣称“经济科学可以像物理学一样客观”的说法不必要认真地对待：学者如同生活在社会中的所有人一样，也有宗教的（无神论的）信仰、道理原则和政治倾向：例如闲暇时是天主教徒或佛教徒，同情工人运动或大企业，宣传种族主义或民族间和解，但是，一走进自己的工作室，就变成了“纯学者”（参见G ·米尔达《当今的“第三世界”的问题》）。
　　所以，R·海尔布罗内继承了这一思想。 他在《经济学是一门不涉及价值的科学》一文中写道：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从事研究时都是有意或无意地希望证实他所研究的社会制度是有用还是无用的。”就是说，经济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相比，更想隐瞒令人不快的事实。无怪乎D ·鲁宾逊得出结论说，经济理论比诸如物理学这样的事实科学更相似神学。他在《问题何在？》一书中写道：“如同在神学中一样，经济理论中的论据多半是为了论证学说，而不是检验假设。”
　　结果是，由于经济理论中作出准确预见的可疑性、对这种预见的经验检验的无效性和意识形态的动机，实际上不再有可能在实践中利用可驳倒性原则了，虽然这一原则被宣布作为正式的方法论理论。结果是，尽管弗里德曼的方法论信条与迈塞斯的构想之间有着显着的差别，前者认为只有实际资料才能解决理论的命运，而后者是直言不讳地宣称，“任何经验都不能迫使我们推倒或改变先验的定理”，但是，二者实际上是很难区别开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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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当我们回过头来考察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时，不能不肯定地说，经济学家们当时过高估计了一般科学中和特别是经济科学中经验主义的认识能力。波佩尔学说作为一种学说的不完备性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在建立获得可靠知识的准确模式或者那怕是不间断运作的淘汰伪理论的机制的道路上设置了很难逾越的障碍。可驳倒论的方法论本身实际上就是经济思想已被驳倒的真实的历史。
　　然而，把这一结论说成是一种不幸也是不对的：所谓可驳倒性原则没有作用，所以，理论与事实的联系完全不存在，因而经济科学已经消亡了。多数波佩尔的批评家，甚至最严厉的批评家都未断言可驳倒论是绝对无益的。这里所指的是另一方面：可驳倒论已经不再被经济学家理解为普遍性的和唯一可能的若不采取就有被开除出学术界的危险的一种方法了。经济学家对这一方法论本身的局限性的认识是一种可喜的而非令人不快的现象，最近15—20年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集中精力探求新的方法论。后凯恩斯主义者、沿袭凡勃伦传统的制度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新奥地利学派和其他非正统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已经作出了自己的排除可驳倒论的选择。正如所应当预期的那样，每一种选择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但这已经是另一个应当慎重议论的课题了。
　　　　　　　　　　　　　　 译自《经济问题》，1998年第4期
　　
　　
　　
国外财经长沙1～10F11理论经济学Π·奥特马霍夫19991999莫皆Π·奥特马霍夫，俄 作者：国外财经长沙1～10F11理论经济学Π·奥特马霍夫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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