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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的日益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国外资源及加速本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对外开放已成为当代经济发展战略的主流。本文将考察东亚国家与地区采取的两种不同的对外经济开放模式，分析比较这两种模式的效果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外贸主导型”与“外资主导型”开放模式
　　回顾过去几十年东亚的经济成长，不难发现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是东亚各经济体的共同规律之一。然而，由于经济社会条件和所处国际环境的差别，各国和地区采取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并不相同，基本上形成了两种对外开放模式：一种是以出口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外贸主导型”模式，另一种是通过引进国际资本推动出口增长和国内经济发展的“外资主导型”模式。
　　（一）“外贸主导型”开放模式
　　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日本采取“外贸主导型”发展模式。其特点是“贸易立国”，即通过全力发展出口产业，抢占海外市场，获取规模经济效益，利用出口所得外汇进口原材料，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弥补国内资源短缺和技术落后的缺陷，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与此同时，严格控制进口，限制外资流入，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控制尤其严格，以保护国内幼稚企业，发展民族工业。
　　“外贸主导型”模式要取得成功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首先，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源短缺的自然条件和技术水平低下的发展起点决定了对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和机器设备等中间产品的刚性进口需求，再加上出口能力不强，很容易导致经常项目赤字。即使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出口能力增强且国内中间产品制造业也已经发展起来时，经常项目赤字的压力依然存在，国内经济对国际市场仍会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其次，经济发展的速度会受到国内储蓄水平和出口能力的制约。根据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公式中存在着两个缺口——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在没有外资流入的情况下，两者的较大缺口将决定经济发展速度。这就意味着要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必须使储蓄率和出口能力都相应提高。
　　（二）“外资主导型”开放模式
　　除日本以外的其他东亚国家（地区）基本上采用了“外资主导型”模式，其中东盟国家更为典型。可以看出，这种模式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循环流，一个是类似于“外贸主导型”模式中的商品循环流，另一个是通过引进外资形式的资本循环流。与“外贸主导型”模式中的商品循环流相比较，这一模式中的出口行业以加工组装为主，通过进口零部件，出口制成品获取外汇收入，这就意味着出口的扩大必须以进口的增长为基础。因此，“外资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突出特点是以外资流入带动外贸发展，以国外资本投入带动国内投资需求增加，从而创造出新的投资能力，并且在国内中间产品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前，这种外资带动内资运动的方式不会改变。
　　“外资主导型”模式的运行也存在两个潜在的障碍：第一个是经常项目风险。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仅需要进口加工用的机器设备，还需要进口零部件，经常项目可能出现持续的逆差。如果能不断完善国内工业体系和提高技术水平，特别是发展中间产品制造业，进口刚性就会逐步下降，经常项目风险会因而降低。第二个是资本项目风险。虽然这种模式突破了在“外资主导型”模式下国内储蓄水平和出口能力对经济发展速度的限制，但是任何形式的外资流入都是以将来的资本流出为代价的。因此，无论是外国直接投资、证券投资，还是对外借款，实质上都是一种负债，必须偿还。而外资的偿还又是以出口外汇收入为基础的，一旦经常项目发生危机，资本项目难免不被波及，特别是在国际融资证券化使国际资本流动性大增的情况下，更容易出现大规模资本抽逃。同时，由于“外资主导型”模式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以外资流入为发展动力的，在此期间内，如果外资流入发生困难，经济发展就会受挫，资本项目危机又会反过来加剧经常项目逆差，形成恶性循环。因此，这种模式对外汇收入和外汇储备的要求很高，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风险较大。
　　　　　　二、两种开放模式的实际运行
　　日本实施“外贸主导型”模式的具体策略可归结为以下几点：1.限制进口，大力扶植本国重化工业以降低进口需求。最初的限制进口措施主要是外汇配额制和进口数量限额制。有限的外汇收入优先分配给出口产业，用以进口原材料、机器设备和引进先进技术，奢侈品和与处于扶植过程中的新兴产业相竞争的商品进口则受到严格限制。60年代初期以后，由于受到来自发达国家贸易自由化的压力，日本转而更多地倚重关税手段保护国内市场。对贸易自由化的审慎态度使得日本的进口商品结构长期以初级产品为主，制成品所占比重很小。1965年，日本进口中初级产品比重为74.0%，制成品为23.3%，此后的大多数年份后者都在20%以下。（注：朱立南：《评日本从贸易立国向对外经济综合战略的转变》，《现代日本经济》1992年第1期。）这种尽可能减少进口的政策，从商品流入方面降低了经营项目风险。
　　2.全力振兴出口。促进出口扩大的措施包括出口优惠金融制度、出口振兴税制和出口保险制度等。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推行出口导向战略的过程中非常注意提高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出口所得利益迅速用于引进先进技术，用于设备更新和投资，有效地提高了出口型产业的生产效率，改善了出口结构。1960-1985年间，日本的出口额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1985年出口总额已居世界第二位。在出口产品中重化工业品的比重从1955年的36.7%提高到1965年的62.0%和1975年的83.3%（注：朱立南：《评日本从贸易立国向对外经济综合战略的转变》，《现代日本经济》1992年第1期。）。
　　3.限制对日直接投资，运用各种财政、金融手段动员国内储蓄。为了加速企业资本积累，日本长期实行低工资、低税收、高折旧率政策。对红利和利息收入免征所得税，而几乎对任何商品都课征重税，以抑制消费，促进投资和储蓄。政府还通过发行建设国债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充实社会资本，改善投资环境。在金融领域，采取高度保护与严格限制并举的方针。这些政策措施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使日本战后的储蓄率与积累率一直维持在很高的水平，1971-1973年平均积累率为39%，1974-1979年平均为34%，1980-1982年平均为32%（注：张锁柱：《战后日本高速度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与特点》，《现代日本经济》1990年第1期。），从而在严格限制外资流入的情况下（见表1），仅仅依靠国内储蓄就完成了赶超美欧发达国家的任务。
　　附图
　　以上三点战略措施帮助日本克服了“外贸主导型”模式中的两大障碍，使日本在短期内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但是也给日本经济体系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1.“外贸主导型”模式强调出口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并且限制外资流入，因而伴随鼓励储蓄、抑制消费以及政府为推动企业设备投资，大力扶植产业界发展，压低公共投资和社会福利支出。由于轻视国内需求，日本国民在住房、环境设施、物价、劳动时间等生活质量方面缺乏像富裕国家那样的感觉，显然有违经济发展初衷。日本经济转入低速增长后，有利的投资机会减少，由高储蓄率和巨额贸易盈余带来的资金便大量过剩。大量过剩资本追逐相对稀缺的投资机会，造成资产价格猛涨，成为80年代后半期“泡沫经济”形成的重要原因。
　　2.为了鼓励国内投资，日本政府一方面实行低税收、高折旧政策，另一方面又大举进行财政投资，当收入与支出不相匹配时大量发行国债。国债发行确实有效动员了国内储蓄，成为日本政府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基础，但也使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1996年度日本政府财政赤字占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7.4%，政府债务累计额占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达88.8%。“国债依存型”财政体制使政府的宏观调控难有作为。
　　3.金融发展与改革的滞后，也是“外贸主导型”模式带来的最为严重的副作用。与“外贸型”模式相适应的金融体制属于政府主导型，它以对金融机构的高度保护和严格管制为特征。在资金不足、证券市场落后、金融机构实力弱小的条件下，这种体制对保证产业资金的充分供应尤其是向重点产业倾斜，推进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也造成了资金配置以银行为核心的局面，国内储蓄特别是个人储蓄的绝大部分集中于银行。随着日本国内资金供求状况由超投资型转为超储蓄型，银行资金开始大量过剩。为了替剩余资金寻找出路，各金融机构一面向海外扩张，一面向房地产和证券市场大量投资。然而，在长期保护与管制下成长起来的日本金融机构竞争能力弱，难以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竞争，投入国内房地产与证券市场的资金又因“泡沫经济”的破灭大半化为不良债权，以致酿成金融危机，并成为当前经济恢复的主要障碍。
　　与日本不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实施的是“外资主导型”发展模式。其中，东盟国家对引进外资尤其重视，继七八十年代引入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后，又于90年代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促进引资渠道多元化，以证券、借款等形式扩大引资规模。东盟各国的“外资型”模式在实际运行中表现出以下特点：
　　1.外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出口行业中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新加坡是东盟国家中最早开始大力吸收外资的国家，1987年外资在制造业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已达83.1%。80年代中期以后，其他东盟国家也开始积极引进外资。马来西亚在1987-1993年间共计引资200多亿美元，占其投资总额的60%左右。在泰国，日本人开发了汽车工业和家用电器工业，美国人提供了半导体工业，各外国公司建起了泰国的纺织业和玩具业，其合成纤维厂也大多是同外国企业合资兴办的。泰国投资中有1/4左右来自外国公司，出口总额中约有1/3由外资企业提供。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面向出口的制造业部门，1989年马来西亚出口型外商投资项目的比重达到80.6%，印度尼西亚1990年时达到了73%，泰国日资企业的平均出口比率从1986年的71%上升到1990年的92.5%（注：［日］太阳神户三井综合研究所环太平洋研究中心《环太平洋商业情报》1991年4月号。）。大量外资的涌入提高了出口产品中制成品的比重，有力地推动了各国出口的增长，1980-1990年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的出口增长率分别达到了2.9%、3.5%、14.0%和10.9%，1990-1995年进一步提高到10.8%、9.4%、14.2%和14.4%（注：陈文鸿等：《东亚经济何处去——’97东亚金融风暴的回顾与展望》，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出口结构的改善带动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使东盟国家相继摆脱了农业国的身分，进入了工业化行列。
　　2.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含量不高，对扩大工业基础，深化工业层次帮助不大。外资大量涌入东盟的背景是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的海外投资规模膨胀，亚洲“四小龙”由于经济转型也开始向外输出传统的失去竞争力的产业。这些外资进入的目的是要利用东盟四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加强国际竞争力。因此，外资首先流向了那些投资少、见效快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制衣、电子装配等。90年代初期以来虽然技术密集型行业有所发展，但却以来料加工为主，中间产品制造业不发达，出口行业所需机械设备和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1980年以来东盟各国出口商品中制成品所占比重提高很快，但与此同时，进口商品中机械设备所占比重也不断上升，机械设备进口增加还是造成进口制成品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这样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必然给贸易收支带来负面影响。此外，各国还出现了外资流入额与利润流出额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以马来西亚为例，1985-1990年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183亿林吉特，但同期流出的外资利润和股息高达225亿林吉特。（注：马加力主编：《东南亚国家市场经济》，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外资利润流出和贸易收支压力使各国的经常项目持续为赤字（见表2），严重影响了国内经济稳定。
　　附图
　　3.开放资本市场，以短期外资弥补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一般而言，弥补长期性的经常账户赤字有两种方法：一是对本币实行贬值，同时采取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减少进口、增加出口；二是放开资本账户，以资本项目盈余弥补经常项目赤字。在“外资型”模式中，出口对进口有着强烈的依赖性，采用第一种方法难以奏效，只能采用第二种方法，其合理的运行轨迹为：通过引进外资提高国内制造业水平，从而降低进口刚性，增加出口竞争力，最终消除经常项目赤字。这就要求外资的使用必须富有成效，能够提高本国的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且应以流动性较低的外国直接投资为主。然而，东盟国家为了追求高速增长而忽视了这一点。结果，资本市场的开放确实使外资流入量大增，但是增加的多数是以贷款和股票投资形式进入的短期资金。短期外资谋求见效快的回报，大量涌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造成“泡沫经济”。经济过热使出口成本上升和出口竞争力下降，使得制造业中的外国直接投资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在此种情况下，严重依赖外国资本的东盟各国只得更大规模地举债，特别是短期商业贷款，这样经常项目赤字就演化为资本项目危机。
　　　　　　三、对我国对外开放模式的启示
　　我国的对外开放模式接近于东盟的“外资主导型”。这种“外资主导型”模式的历史作用是不容否定的。然而，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更高级的阶段，应调整对外开放模式，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更加充分暴露了这种模式内生的缺陷与风险。综合以上对东亚两种对外开放模式的分析，并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对外开放战略的调整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关于外资和国内储蓄
　　进一步扩大吸收外资仍将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主要内容。首先，由于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进口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稀缺资源和粮食等必需品的需要，我国的外汇需求会有较大增长。单靠出口创汇满足需求，一方面受到我国出口能力有限的制约，另一方面，在90年代后期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还是资本密集型和高科技产品都出现了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的局面，日本式的“外贸主导型”重商主义战略恐怕难以继续推行，更何况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一些国家汇率大跌，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来自东南亚和韩国的产品将对我国出口构成强大压力。其次，从日本经验来看，要在短期内动员到足够的国内储蓄，迅速积累起实现工业化所需巨额资本，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实施特殊的财政金融手段，包括大规模财政投资和金融压抑。而这种“赶超型”的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在工业化初期效果很好，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升级，副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然而，东盟国家的前车之鉴也说明过度依赖外资的风险很大。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主要依靠外资来发展经济的想法也不切实际。所以，国内储蓄应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事实上，我国虽然一方面存在资金缺口，另一方面国内储蓄并未充分利用，这主要是因为融资渠道不畅，企业所需资金绝大多数只能通过银行一条途径获得。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疏通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
　　（二）关于外贸与外资
　　利用外资不是无代价的，外资流入的目的是在将来获得更大的回报，因而外资使用的首要原则是必须能够提高出口能力。将大量外资投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其结果只能是经济泡沫化，以及由此带来出口成本的上升。东南亚金融危机再次提醒我们在“外资型”模式下保持经常账户顺差的重要性。但是，外资的使用也不能以“一切为了出口”为转移。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增长很快，结构也得到优化，出口商品中制成品的比重迅速提高。可是它们的制成品工业却属于较典型的简单加工和组装型加工工业，其特点是产业链条短，生产能力集中于下游产业，而零部件和材料过度依赖进口。这种加工工业对中上游产业的关联度小，组装环节的加工增值率低，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逐渐失去竞争力。我国出口存在类似问题。例如，近年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很快，外资在其中起到了主要作用，1996年机电产品出口额中外商投资企业占55.8%，但是这些出口中多数属于加工贸易。在1995年的438亿美元机电产品出口中，进料加工占50.5%，来料加工占19.4%，一般贸易仅占28.4%，而在来料加工贸易中我国仅收取7-10%的工缴费，进料加工的出口增值也只有20-25%。（注：秋人、王启智：《追踪中国外贸——发展格局及态势》，《国际贸易》1997年第3期。）在这样的贸易格局下，出口虽然增加了，经常项目的风险却不会减小。与此同时，在作为一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根基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中，我国吸收的外资却很少。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外资与外贸的关系和作用，在使用外资时除了注意提高出口能力外，还要利用它来完善制造业体系，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
　　（三）关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
　　无论“外贸型”模式还是“外资型”模式，其核心内容都是开拓国际市场，以出口带动国内经济增长。这是因为多数东亚国家和地区国内市场狭小，仅靠内需难以实现迅速发展。我国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市场开发还有很大潜力。在开放经济中，内需和外需是支撑经济发展的两个车轮，就我国而言，内需承受的重量理应更大一些。而且依托国内市场也有利于更好地开拓国际市场，这是因为国内市场广阔、规模经济效应较强，重视国内市场可以使我国产品降低成本，获得国际竞争优势；国内市场可以吸引外资流入，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提高出口竞争力；国内市场是出口商品的“蓄水池”，可以减轻国际市场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国内市场还能对国外的贸易壁垒和不公平的贸易待遇起到抵制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平衡发展。
　　据此，可以对我国对外开放模式做一个大概的构想。在这一模式中，国内储蓄和外资都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并且内资的运动并不一定需要外资来带动。外资通过两条途径实现其循环：一部分外资（主要是长期外债和直接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并通过向出口行业提供中间产品得到偿还；另一部分外资直接用于出口行业，通过出口创汇完成回流。在引进这部分外资时，应特别注意同时获取外资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销售渠道和营销技巧，以不断提高出口能力。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是这一模式中，用于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外资与用于出口行业的外资之间具有一种互动关系，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基础产业水平的提高会使出口更加有利可图，而出口产品的升级换代与出口数量的扩大又必然带动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的发展。这一模式的另一特点是注重国内市场的开发，通过对国内市场进行合理保护和支持国内企业增强实力，实现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增长。
世界经济京9～13F8世界经济徐长生/张茵19991999本文认为东亚存在两种对外开放模式——“外贸主导型”和“外资主导型”，并且这两种模式都存在着经常项目风险和资本项目风险。通过分析两种模式分别在日本和东盟国家的实际运行情况，得出了关于调整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三点启示，并据此提出了我国对外开放模式的大概构想。徐长生：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教授张茵：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硕士通讯处：武汉市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430074 作者：世界经济京9～13F8世界经济徐长生/张茵19991999本文认为东亚存在两种对外开放模式——“外贸主导型”和“外资主导型”，并且这两种模式都存在着经常项目风险和资本项目风险。通过分析两种模式分别在日本和东盟国家的实际运行情况，得出了关于调整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三点启示，并据此提出了我国对外开放模式的大概构想。

网载 2013-09-10 21: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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