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丰先生发起的中国公民监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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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两天在群里发言说,要民主商业化,因为没有经济后盾,很多事都干不了,对老郭的行为,我双手赞成。
一些经济能力强的朋友应该考虑从经济上做些贡献。
这个贡献不应该是纯粹的捐钱,而以促进共同创业为方向。
因为对社会上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决心不染指这些丑恶的东西,因而,创业很困难,难道干干净净就不能做事吗?
这个问题,大家讨论一下,集思广益,应该能有一些好的启发。
郭永丰先生发起的中国公民监政会的做法,我一向对此持悲观态度。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郭永丰先生在没有一分钱的援助下就专职做监政会,虽然这种精神可嘉,可究竟能走多远呢

今年年初,他放弃了深圳国保介绍给他的月薪三千五百元的工作,因为他认为那是变相软禁,根本无法开展监政会的很多具体工作。他后来又找了一家物管公司做副总的工作,月薪一万多,但该公司要他彻底放弃从事民主的任何活动,只专心致志于公司的经营。

郭先生说,他当时很为难,但最后还是下决心放弃了这么好的就业机会。郭先生在深圳一直做物业管理工作,他做过总经理秘书、大型住宅区管理处保安与社区文化管理员、管理处主任、物管协会干事等。后在公司倒闭之后,为了养家,也在多家公司短暂工作,发起成立中华民主先进者联盟之后,在一家集团公司担任部门经理,负责组建新物业公司,结果因大联盟的出事而丢失该工作。

他认为,只要把监政会做大做强,仅仅募集用于维持他个人生计的费用应该不成问题。他说,自从他的公司被深圳腐败官员干预倒闭之后,他在那时就发誓,“你政府既然不要我办成公司,我就一定要结束万恶之源的一党独裁专制”。作为一心一意推进民主进程的他,他对物质追求很一般,只求温饱与好好活着,没有过高奢求。毕竟,早在他办公司时,他就彻底放弃了与政府官员合办公司的年头,拒绝与那些人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即使失去发家致富的大好机会也绝不后悔。

郭先生很乐观地估计,他目前所遇到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也许只有一两年的艰难日子需要挺过去。只要这一难关过去,伴随着监政会联名人数的增多,各种资源的与日俱增,到那时,不只他一人专职开展工作,还会聘请一百甚至几千人专职开展工作。他认为,中国要走向民主化,只有由顶尖人才专业推动才能真正成功,否则,仅靠在被封锁的网站上叫、喊、骂,而完全脱离劳苦大众,这种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

由于监政会没有成立,任何以监政会名义集资、募捐、收会费行为,都会被政府当成非法集资和敛财而遭到最严厉的打压。更何况,中共当局绝对不可能允许民间独立组织监督他们,就这联名,已经把很多涉嫌经济犯罪的高官吓怕了,他们正在派专人寻找“合法”途径企图彻底铲除不利于他们的证据。而这种行为,正中了这些邪恶者的下怀,是真正的授人以柄。

郭先生说,监政会之所以发展一年多来还没有遭到特别严重的打压,正是由于他们完全在现有法律、制度和政策的框架内活动。否则,可能早被铲除了。为此,长期跟他打交道的深圳国保经常警告他。他固然就更加非常谨慎,万分小心翼翼了。

正是因为这种压力,这才致使专业做监政会的郭先生的生存越来越成为他的心头大患。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虽然他也在国际网络媒体募捐多次,但真正有资本完全承包他生活费用的组织或个人,由于认为监政会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推进民主不彻底,更不愿意资助他。所以,他的生存问题越发悬空了。

今年3月初他辞工以来,生计问题一直没有任何着落。虽然有个别不算富裕的朋友也慷慨解囊,给了他一些生活费,但毕竟日久天长,无法持续下来。如今,为了生存,他已经向日子过得困窘的亲人借了7000多元用于日常开支。他说,这钱必须尽早还给她们,否则,让亲戚也做难了。

我和郭先生在深圳时就经常见面,我们是好朋友。赵达功先生一再劝他去上班,他总是说放不下他的公民监政会和中国的民主事业。

他说,民主化过程是惨痛的,代价极为高昂,美国人给伊拉克人的民主耗资3000亿美元,牺牲4000名士兵,让伊拉克贫民死伤数百万,美丽家园全部毁坏。这种代价是无法想象的。中国肯定不需要这种类型的民主转型。郭先生认为,他的公民监政会让中国社会实现民主大转型,其成本和代价可以说是最低的。即便在民主制度非常成熟的国家,如果要实现政党轮替,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也远比他所设计的这种路线图昂贵许多倍。

他说,通过监政会模式,可以给中共台阶下,实际上就是让中共独裁专制政权软着陆,让中国民主转型的代价和成本降到最低,而且还充分保证了国家在此转型过程中,绝对不会出现任何巨大动荡、分裂和混乱等现象。关于这种良苦用心,如果当局确实很开明,当局应该早日允许监政会成立,并给予有力支持。但胡锦涛政府极端顽固保守,不但不允许成立,甚至还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时时刻刻寻找证据和把柄彻底铲除他们。

最近,我问他,你打算今后怎么办?他不加思索地说,如果实在不行,他再尝试一下,就在被封锁的网络媒体上再呼吁一下,他愿意借钱干民主,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借钱给他。他说,如果民主一旦实现,他写的文章也可以出好几本书,他可以出售书籍还清这些借款。然后,他就靠继续写文章赚稿费渡过晚年了。

我很了解郭先生,他此生最崇拜的人是华盛顿,因为华盛顿视权力如粪土。自从他的公司倒闭之后,他就一心一意扑在民主化的转型工作上。为此,他于2004年9月份在网上匿名发起成立了中华民主先进者联盟,由于该联盟太激进,追求的是一步到位的民主制度,该联盟很快就被当局摧毁了。为了不致被当局判10年以上的监禁,他只好听从劝告,做了整整一年的自由撰稿人。但后来发现,如果只写文章不搞任何组织,等着民主实现,这本身就是做梦。于是,他又开始搞这种松散的组织。当然,他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宪政民主政体的建设。但在一开始时,为了在大陆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空间,他必须只有在现行法律、制度和政策的框架内推动,培养公民意识,普及法律知识,消除民众谈政治色变的恐惧心理,让大多数民众都勇敢地站出来,甚至加入到民主化的队伍。

中国人常说,人多力量大。要想实现民主,如果没有绝大多数老百姓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踊跃推动和齐心发力,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虽然郭先生的心愿是好的,但谁又会支持他呢?可以说,民运没有丝毫资源。国内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们的任务是写稿谋生。毕竟这些文章全部发在被封锁的网站,大陆民众无法知晓,起作用和意义十分有限。

郭先生在穷困潦倒的情况下仍然对民主事业孜孜以求,但我实在不敢想象他还能走多远。

 


郭永丰 2012-02-20 22: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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