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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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近年来国内学界掀起了“国学”热潮,一些学者热心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学习、研究和评价,意在继承与发扬祖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尽管对何为“国学”、国学的价值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热心提倡国学的人也有不同的出发点,但就重视祖国文化传统、培养民族精神这点而言总是一件好事。然而,继承祖国文化传统、培养民族精神,如果没有年青一代的积极参与,如果广大的中学生、大学生对此完全隔膜、冷漠,则“国学”不过是一小部分学者躲在“象牙塔”里搞的自娱自乐的小玩意,不但“薪火”无法传承,而且还会受到青年一代的抵制和排斥。
  因此,要引导中学生学习继承祖国文化传统,第一步要做的是重视中学生的文学教育。因为没有对文学经典的学习与熟悉(且不说掌握)是无法进一步学习其他“国学”经典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学的文学教育被大大地削弱了,课堂盛行的是“习题训练”,社会上各种媒体充斥着浅薄庸俗的东西。这些不但严重地影响、削弱了语文教育的效率,而且也影响了青年一代健康人格的形成。
  本文拟从语文教学角度探讨高中阶段的文学教育问题。
  高中阶段进行文学教育对语文学习的有效性
  课程标准将语文学习定性为“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结合,我认为这个定位是正确的,但在实际教学中如何贯彻这一原则却是需要我们仔细认真落实的。否则,强调了工具性、基础性而忽视人文性,则语文课堂变成机械操练,学生学得无趣无味;反之,强调人文性忽视基础性学习(尤其是小学、初中阶段)又会使二者都落空。课堂流行谈话、问答、满堂问,看似热热闹闹,结果“启发式”成为“戏法式”的案例层出不穷,这样的局面我们早已屡见不鲜。于是,语文教学显现出“二律背反”的局面:专家学者在“轰轰烈烈倡导课程改革”,第一线的教师(尤其是初、高中毕业班)却在“扎扎实实搞应试”,习题训练的局面毫无改观或改观不大,最苦的自然是我们的学生,他们依然疲于奔命。
  有人将这种局面归咎于高考制度,甚至有人叫嚷废除高考制度。这里当然有高考制度的不合理之处,但有没有我们对语文教学认识与做法上的偏差?不妨让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看看。实际上对怎样学好语文,古今中外都有优良的传统可供借鉴:中国的传统是多读多写,“劳于读书、逸于作文”,可以不提。国外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也一直为如何提高中学语文教学效率这一问题所困扰,40年代初美国“永恒主义”教育家艾德勒写过一本书《怎样读一本书获得自由教育的艺术》,谈及他和美国当时另一位教育家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曾经搞过的一次实验:让中学三四年级学生阅读古典名着,而这些名着是当时一些大学三四年级学生都没有读过的,实验的结果表明:“他们具有足够的智力阅读名着。在很多方面,他们比年长的学生强得多,这些年长的学生几年来听讲课,记笔记、应付考试,被搞得迟钝了。”① 而艾德勒搞这个实验的背景正是针对30年代后期美国中学语文教学效率不高,“怨言来自各个方面”,社会各阶层都指责当时中学毕业生甚至大学生语文水平太差,所以他们推出的药方是“百本名着计划”,从他们的理论与实践看,应当说获得了成功。就这一点而言,当年上海的一位老教育家段力佩老先生提倡读四大名着,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进入70年代后,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卢姆提出要让孩子们尽快“进入阅读自动化”,要求学生尽可能早一点接触文学作品,不要过早过繁琐地纠缠于语言语法的分析,也是正确的,须知学生的语言水平应该是“读”出来“写”出来的,而不是靠题目“做”出来的。
  当代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加涅说:“现代的研究指出,为了学习任何一项言语信息而进行的教学,其最主要的特点是提供和这项信息联系在一起的,或者可以配合起来的更大的有意义的知识。”② 他在《学习的条件》一书中谈到了“言语信息学习的条件”,他认为言语信息学习有“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关于“内部条件”,他是这样说的:“以事实或较大单元的形式出现的言语信息,是通过结合到一个较大的命题的网状结构中去才被学会的。”关于“外部条件”,教师应当为学生“提供更有意义的前后关系”③。简单地说,为了能使学生在课内学到的东西得以巩固,必须为学生提供大量的略读和泛读的机会。为了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激发学习动机,最好的办法是教科书内容与课外阅读材料之相互间有联系。例如你要学生读《红楼梦》,最好教科书有选段,教师为学生提供背景、作者介绍,你要学生去读莎士比亚的剧本,你也一定要在教科书里选莎翁剧作。20世纪30年代,朱自清先生曾针对当时高中生欣赏文学水平不高这一现象说过这样的话:“青年人对一些‘古文今解’倒是津津有味读着,并不厌弃似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青年人虽然不愿信古,不愿学古,可是给予适当的帮助,他们却愿意也能够欣赏古文学,这也就是接受文学遗产了。”④ 由此可见,让高中生读文学作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在阅读过程中他们的语文吸收和表达能力也会得到加强。为什么如今高中生害怕现代文阅读题,除了“答案”难以把握外,阅读速度、理解跟不上也是一个原因。所以笔者认为,提倡高中生阅读文学作品不仅不会影响他们的语文水平,而且还会提高他们的语文能力(当然也包括应试能力)。
  高中阶段进行文学教育的迫切性
  高中阶段提倡文学教育还有更重要的理由,这就是培养青年一代和谐的人格。高中阶段的学习应当与大学接轨,一个学生如果高中阶段不读或少读中国古典诗词,到了大学就不可能学好文科,学理科也会有障碍。如果高中阶段不读一点世界经典名着,他就不可能了解世界,而眼光短浅胸襟狭窄的人到了大学就不可能有远大的志向。但是现实状况却是:大多数高中生、大学生对中国古典诗词不感兴趣,对外国文学作品更隔膜。正像林语堂在《信仰之旅》一书里所说的“我们之中有些人必须在学校里学习莎士比亚,而得到的却永远是对莎士比亚的倒胃口,是我们终身不愿再接触他的作品”,我们不少高中生在中学里读语文的结果也永远是对古诗文,对莎士比亚,对鲁迅的“倒胃口”。
  也许,不读或少读文学作品表现在语言学习上的后果还只是显性的,还有一种隐性的结果是在青年一代的人格形成上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我们常见到不少大学生在科学知识上有杰出的才能,但在文史修养方面显现出惊人的寡知无识。学者夏中义教授在《精神成长和大学》里指出:“在当今,我们大学生中不少人存在着无边的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只要稍微关注一下周围,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判断绝不是危言耸听⑤。出现这种倾向当然有诸多复杂的社会原因,但同高中时期缺少良好的文学教育不无关系。新课程要求高中生:“在阅读中体味大自然和人生的多姿多彩,激发珍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感悟、感受艺术和科学中的美、提升审美境界。”这种美感是需要我们通过观察、阅读去体味的,又需要我们去参与创造的,只有带着健康、乐观向上的心态去阅读思考,人才能慢慢提升自己的境界,用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话来说就是人通过学习工作,才能慢慢由“基本需要”向“心理需要”发展,由“生理”“安全”“归属”和“爱”“尊重”的需要向“认知”“审美”“自我实现”的需要逐级上升。然而我们的教育出现了这样的状况:青少年在沉重的考试压力下学习,课堂里弥漫着高度的焦虑感,不少中学生存在着心理问题,大学生研究生由于就业压力变得庸庸碌碌胸无大志,大学成了“职业培训所”。由于审美情趣不高,大学生不懂世界名着只知武侠与言情小说,网上争看《哈里波特》《谁动了我的奶酪》。初中生、高中生迷恋“超女”“超男”,表现出畸形的审美价值取向,表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美丑不分、真假莫辨。剽窃、抄袭、浅薄的作品只要炒作的流行的,就可以成为他们热衷的东西,传统的“真善美”的价值观被颠覆了,许多丑恶的东西就乘虚而入了。当然,这一切同成人世界也有关系。1953年赫钦斯批评说:“美国人所获得的闲暇就花在消遣上了。而酒店和电视机所提供的消遣几乎同样是道德败坏的。电视在我们美国人面前所展示的前景是没有人讲话,也没有人看书,暗示着前面有着一个黯淡、呆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美国人终将按照进化的原则,沉沦到最低形式的植物生活的水平。”⑥ 再回头看看我们身边,青少年与成年人的闲暇时间到哪里去了?看电视、上网、打麻将、关注足球、超女,占据了人们大部分闲暇时间,“中性”“变性”、网络流行语成了人们口头流行语,却没有多少人去读书。有影响的几家机构统计的数据表明:中国人的人均读书率在世界上居落后水平,这已不是秘密。一个“黯淡、呆板”的时期正在我们这里出现。
  我们要创造“和谐”社会,培养合格公民,需要诸多条件,而对一个民族来说,他们绝大多数的公民不喜欢阅读,没有读书习惯就很难说他们的教育是成功的。我们只要看看犹太民族,反面的例子不举也罢。而培养读书习惯应当在中学,尤其在高中,读书首先应当读文学书——古今中外优秀的经典。
  高中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更是人的爱好、兴趣、习惯培养的最佳时期,如果不在高中阶段帮助学生树立起珍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感情,让他们大量接触、感受、学习文学艺术,提升他们的审美情趣,也许他们一辈子只会徘徊在“低层次需要”之中,尽管有的人获得了大学文凭,他们仍有可能在文学艺术、科学之美上显得非常的无知、无能,一旦踏入社会遇到种种不良的东西,就有可能经不住诱惑。至于那些考试竞争中的失败者,学校给予他们的往往是失败的回忆,他们就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去接触《红楼梦》、去接触鲁迅、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作品,让他们去了解所谓的“国学”,亲近孔子、阅读老庄更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奢望。
  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教育家库姆斯就针对美国及西方的教育现状提出过这样的警告:“教育不该被迫在‘聪明的精神病患者与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笨蛋’之间作出选择。”⑦ 爱因斯坦也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知识,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鲜明的辨别力。”⑧ 美国教育出现的问题,我们存在否?爱因斯坦的话有没有道理?只要我们稍作观察分析,是不需借助于教育统计,就可以得出结论的。而且,根据我国的国情,笔者以为,对中学生加强文学教育更具有迫切性。因为高中时期一过,对大多数人来说也就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这时候如不养成读书习惯,一辈子难以补救。当然,要培养审美情趣,提升美的鉴赏力,熔铸和谐的人格,还需要音乐、美术、体育等诸学科共同努力,但无疑:对高中生影响最大的,效果最直接的是文学教育,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语文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而我们应当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这个责任。
  加强高中文学教育的几点思考
  也许有的教师认为:这些道理我们都明白,问题是,为了适应高考,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学生负担已经过重了,还要提“文学教育”,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我认为教师的疑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等到高考制度改“好”了,再改变自己的做法,一种考试制度也许永远会有弊端,永远也不可能改得大家都满意,但生活还得继续。从以上分析看,在高中阶段加强文学教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作为教师我们无法改变大环境,但却不是一无可为的,我们要为高中生阅读文学名着提供必要的“帮助”(朱自清语),为他们搭一座通往经典的“桥梁”,我们应当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教法。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思考和实践:
  1. 充分理解课标提出的必修课与选修课同时进行的精神,减去不必要的负担,腾出时间让学生读书。我认为依照当前流行的训练方式,即使语文课本再删减一半,负担仍然很重,因为仅一篇文章就可以设计出无数的题目,而试图通过习题训练掌握公式举一反三的做法,必定是低效或者无效的,因为它不是科学的,每一位命题者拟的“答案”都不同,永远不可能像3+3=6那样确定,理由可不赘述。目前学生的负担并不是来自教科书,更不是来自课外文学作品,恰恰来自与课文相关的而与语文能力毫不相干的习题训练。这样的解题能力甚至还不是阅读能力,却用了大量时间。它既不能唤起阅读热情,也不能增加语文能力,因为语言能力是在阅读过程中发展增强的。机械重复的习题操练只会引起学生厌烦。而且,学习的效率并不与时间成正比,超过限度效果适得其反。
  将必选课与选修课结合,教师就应该利用课堂大胆地介绍文学作品,尤其是与课文相关的作家作品,为了让学生理解作品需要贯穿“知人论世”的精神,不应把过多的时间花在无穷无尽的语段、词语的肢解、分析上,那种为适应考试而进行的条分缕析的课堂结构必须改变。讲文学作品就要讲历史背景、人物情节、作者,一样也不能少,这样才能激起学生进一步阅读的兴趣和愿望。否则学生不知道俄罗斯19世纪的历史、社会状况,他们怎么能理解普希金、托尔斯泰?而大多数学生不喜欢读中外名着的原因,固然有时间紧等原因,但不理解其背景读不懂作品肯定也是原因之一。
  2. 增加必要的阅读量。根据目前国内选编的教材看,文学作品量还不大,即使是课程标准推荐的那些篇目,也不算很大的量,对省市一级的重点中学来说,教师可以自选增加文学的经典篇目,或者开设讲座介绍文学作品,学生完全有能力有兴趣阅读经典作品。1920年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中说:“从前中学国文之所以没有成效。正因为中学堂用的书只有那几本薄薄的古文读本。……我可以武断现在的中学毕业生能通过国文的都是自己看小说杂志看书得来的,绝不是靠课堂上几本古文选本得来的。……请大家不要把中学生当成小孩子看待。现在学制的大弊就是把学生求知识的能力看得太低了。”⑨ 现在的情况当然与胡适当年不一样了,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发达地区,重点中学的高中生一学期品读二十余篇文章,而且2/3是现代文,这样的阅读量怎么能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更谈不上进行文学教育。例如上海2006年高一第一册新教材一共选文24篇,其中沈从文的《边城》,只选了第1~13节。要使学生真正理解喜欢这一部作品,教师就必须提供“更大范围的背景材料”。包括作者介绍、作品背景介绍、人物情节分析等。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教材的删减也正腾出空间给语文教师一点自主权,自己去选作品补充。可惜在当前这种教学环境中,被腾出的时间很可能被用以“习题训练”。
  3. 充分利用影视资源促进文学名着的阅读。影视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占学生的阅读时间,也可以促进学生的阅读。20世纪90年代以来,利用影视的资源促进语文学习引起了一部分学者的注意,笔者也曾写过《利用影视剧促进课外阅读》一文(刊于2002年第4期《语文建设》),看来这个问题有重提的必要,也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
  (1)利用名着改编的连续剧促进阅读。根据四大名着改编的连续剧播出时曾吸引了一大批中学生(还有小学生和成人)去阅读这些作品。近年来,《围城》《人间四月天》等的热播,使青年人走近钱钟书、徐志摩,社会上读金庸、琼瑶的人为何那么多?这与相关连续剧的热播有关。中学生是电视最大的受众,他们更可能受电视的影响,当一部电视剧成为热门话题时,他们需要表现自己,他们不甘落人之后,需要参与同伴们的讨论,于是自然而然会去读相关的书籍。
  (2)利用电视网络讨论的热点问题促进阅读。这几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播出的相关讲座都会成为社会上文化讨论的热点。易中天品三国,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上海特级教师黄玉峰在上海电视台评李白杜甫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有褒有贬,有“圈内”专家的评论,也有“圈外”人士的赞扬,网上也争论热烈。这其实是一种资源,在商家看中其“商机”的时候,我们教师为什么不捕捉其中能引起学生阅读兴趣的“契机”呢?正像上文引朱自清先生所说的:只要给予适当的帮助,学生是能够而且愿意欣赏文学作品的。
  4. 教师要为学生作出表率。为了指导高中生阅读文学名着,教师自己的阅读也要有所改变:近年来由于工作压力,教师忙于上课、批改作业,为了讲解题目还要自己解题,弄得筋疲力尽连备课都缺少时间,平时更缺少时间阅读文学作品。教了十年书将大学本科积累下的“老本”消耗得差不多了,以这种状态要对高中生进行文学教育显然是缺乏有效性的。正像美国教育家艾德勒所说:教师缺乏“受教过程”,他是无法教好某一门课的,况且,现代传媒信息发达,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学生可以从各方面汲取资源,如果教师自己的阅读不能保证,又如何指导学生的阅读呢?这是显而易见的。还有,教师的行为方式还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现代教育心理学原理告诉我们:在学生学习态度方面,权威人士(包括教师)的榜样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很难想象一位平时不热心阅读不热爱文学名着的教师会使他的学生热爱经典名着的阅读。所以,教师为了进行有效的文学教育,自己必须挤出时间积极阅读。要挤时间阅读就需减少无效劳动,寻找符合语言教学规律的办法。
  结语
  对高中生加强文学教育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仅仅依靠第一线的教师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还需从教育评价方式方法(尤其是中考、高考)、课程设置、教师培训、教材以及教辅材料的编写诸方面加以努力,还可以争取高等院校的支持等等。但是“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只要我们转换了视角,转变了观念,从身边“细事”做起,持之以恒,必定对语文教育改革事业有所帮助,这是可以期待的。
  注释:
  ①《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着选》,华东师大出版社1978年版,第149页。
  ②《教育心理学参考资料选辑》,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
  ③(美)加涅《学习的条件》,傅统先、陆有诠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页。
  ④《朱自清论语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页。
  ⑤《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
  ⑥《西文现代教育论着选》,王承绪、赵祥麟编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页。
  ⑦《国际教育展望》,瞿葆奎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页。
  ⑧《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10页。
  ⑨《胡适文存》(卷一)。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西安2~4G31中学语文教与学(高中读本)赵志伟20072007
赵志伟,华东师范大学。
作者: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西安2~4G31中学语文教与学(高中读本)赵志伟20072007

网载 2013-09-10 20: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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