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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能(公元638—713年)，本是一位文化水准不高的“獦獠”①、樵夫，但他却是中国佛教禅宗的真正创始人。慧能在推动佛教中国化方面的贡献，在中国佛教史上可谓千古一人。
　　一、慧能的人格特质与历史机遇
　　慧能俗姓卢，先世河北范阳(今涿县)人，为当地大族。唐高祖时，其父谪官到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成为平民。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慧能出生，幼年丧父，家境贫困，靠采樵卖柴养母。相传慧能是一个文盲，这虽不一定可靠，但可以肯定他的文化水准不高。家族地位和家境生活的巨大落差，青少年的艰辛生涯，特有的人生阅历，使慧能经受了磨炼，也使他早熟。他又长期生活于平民阶层中，直接感受到了平民向往自由的热烈情绪。所以，有一天慧能在集市卖柴，闻客店有人诵宣扬“无住”思想的《金刚经》，颇有领会，发心信仰佛教。咸亨(公元670年)初，慧能安顿好母亲后，即北上湖北黄梅，投奔皈依弘忍禅师。这是慧能生平的一个重大转折，表明他对世事无常、人生痛苦有着深切的体验，从而对佛经思想生发了共鸣，以至离家遁入佛门，寻求符合当时平民自由思想、要求的道路。
　　慧能在弘忍处，开始以行者身份在碓房舂米，同时也随众听法。一次弘忍为了考验大众禅解的深浅，命每人作偈呈验。弘忍认为慧能的偈比当时众中上座神秀的偈更切合禅学意蕴，就密付法衣予慧能，并叮嘱其南下暂作隐晦，待时行化。慧能回到广东西北山区后，“怀宝迷邦，销声异域，众生为净土，杂止于编人；世事是度门，混农商于劳侣”(王维)。“异域”指岭南，“编人”指有户籍的平民。如此经过10余年后，慧能才来到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受具足戒。不久他又北上到曹溪宝林寺(今南华寺)，弘扬禅法约30年。他在韶州大梵寺的说法被门人编录为法语，即世所行的《法宝坛经》，这是中国僧人作品中唯一称“经”的典籍，标志着中国禅宗的诞生，也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
　　慧能皈依佛门后，先后居住在湖北黄梅东山和广东北部山区，长期生活在山林寺院和山区平民中，对下层民众的现状、特点、需求、愿望有真切的了解。他限于文化水准和写作能力，并无自己撰写的着作，但他勤于动脑思考，善于抓住所听闻经典的实质、核心，并自觉不自觉地将其与平民向往自由的思想要求和信仰结合起来，从而开辟了佛教的新道路、新天地、新局面。
　　纵观慧能一生的历练，实具有成就事业的如下人格特质：(1)悟性高超。慧能天赋聪颖，理解力强。史载，慧能听从师父弘忍“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行由品第一》，下引该经仅注品名)；“《涅盘经》，吾昔听尼无尽藏读诵一遍，便为讲说，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顿渐品第八》)。慧能文化水平不高，但一接触佛法，就对所听诵的经文有独到理解，并善于吸纳和构成为自己弘法的内容。如慧能传授的“无戒相”就取自《金刚经》中关于“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等说法，他提倡的“无住为本”则来自《维摩经·观众生品》里的“一切法均从无住建立”的说法。慧能的悟性还表现在，他对平民的艰苦生活和精神需求，对民间的文化心理和信仰特点有着深切体察，这构成了他创宗的重要因素。(2)忍性坚强。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载，慧能“教人以忍。曰：忍者，无生方得，无我始成，于初发心，以为教首。”“忍”是忍受，忍辱。只有忍，才能达到“无生”、“无我”境界。“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若见世间非，自非却是左。”(敦煌本《坛经》三六)忍是要求只见己非，不见世过。慧能长期以“行者”身份从学修持，即使密授袈裟得到了嫡传，但由于当时佛教内部争夺正统地位的斗争十分激烈，他回广东后，仍然隐居在西北山区过着为猎人守网、吃肉锅边菜的生活，长期秘而不宣，直到因缘成熟后，才南下广州正式出家受戒，开始从事佛教活动，弘扬禅法。(3)富于创新。慧能善于独立思考，富于创新精神。他从不盲从附和，如初见弘忍，“忍曰：岭南人无佛性。能曰：人有南北，佛性无南北”(赞宁等)，慧能当场就表示不赞同弘忍的说法。他针对神秀的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敦煌本《坛经》六)，作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同上，八)，提出了异于神秀的禅修主张。至于慧能在韶州(今韶关)大梵寺(今大鉴寺)的施法，更是提出了一整套创新性的禅学体系，洋溢着独立创新精神。
　　慧能不仅具有优异的人格特质，而且适逢创立佛教宗派、推进佛教中国化的重大历史机遇，如盛唐时代、岭南一带的文化特色、佛教创宗高潮等诸种因素。
　　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中最强盛繁荣富庶的时代，经济发达，政治统一，文化繁荣。与国家的统一、强大、繁荣相应，受盛唐气象的文化自信、自觉的感染，各种文化也出现了综合的新形式，佛教亦综合南北体系而有新的宗派建立。
　　岭南是大庾岭等五岭以南地区，即今广东、广西等一带。岭南背山邻水，与中原长期隔绝，境内多有少数民族聚居。唐代岭南是一个文化相对活跃的地区，异域殊风浓郁，发挥自由思想、学术创新的空间较大。慧能强调岭南人同样有佛性，并提出一套见性(佛性)的主张，符合了当地平民的要求，故长期在岭南一带流传。
　　隋唐时代是佛教的创宗高峰期。时代赋予佛教创宗的需要，也提供了创宗的可能。一方面，由于佛教传播的日益广泛，这就要求佛教更加适应社会各阶层信徒的需要，特别是下层平民的需要，也要求佛教宗派更加直面和适应中国儒、道等固有文化、伦理道德、民族心理、民风习俗，调适佛教与中国实际的矛盾，并为其提供各种有中国特色的教理和修持体系。同时，佛教寺院的经济基础日益庞大，寺院僧人也需要采取宗派形式加强组织，以维护其既得的利益。另一方面，迄至隋唐时代，印度佛教经典大量译出，中国佛教义理学不断发展；又由于全国统一，南北佛教的思想体系得到了交光互摄、展现自身特色的机会。如禅宗就是以参究的方法、以彻见心性为宗旨，而在众多佛教宗派中独树一帜。此宗自菩提达摩以来，历经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数代，不断发展变化，以求切合中国信众的需求。历史的有趣“安排”是，慧能在一次偶然机会听诵《金刚经》后，有人告之黄梅弘忍禅师受持此经，从而导致了后来意能北上黄梅成为弘忍的弟子，并得到弘忍的赏识和衣钵传授，这使慧能得以在以往祖师创业的基础上，完成创立禅宗的大业。
　　二、慧能的创宗活动与佛教中国化
　　慧能禅宗对印度佛法虽有所吸收、继承，但对旧说亦作了许多改变、革新。他从人与佛的界说、成佛的根源与方法、禅法与日常行为和现实世间的关系、成佛的境界等几个基本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说法，从而创立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极大地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1. 慧能高扬人的本位和本性，认为佛经和佛法皆因人而置，因人而兴，人是佛教教化的对象。慧能不仅肯定人的重要性和智慧性，而且强调人所处的地域虽有不同，但具有的内在佛性并无差别，宣扬人性的平等、佛性的平等。更值得注意的是，慧能提出了适应平民的信仰诉求与相应的修持方式。
　　人与佛的差别何在？人与佛如何界定？慧能说：“不悟，即是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敦煌本《坛经》三○)这是说，人与佛的差别只在于迷或悟：迷是凡人，悟则是佛。什么是迷？什么是悟？《坛经》云：“令学道者顿悟菩提，令自本性顿悟”(同上，三一)，“若识本心，即是解脱”(同上)。这里的本心与本性是含义相同的两个概念，都指人本有的心性、心地。所谓迷是不识本性、本心，所谓悟就是自识本性、本心。由此也可以说，人与佛的差别就在于是否识本性、本心：若识即是佛，不识即是凡人。这也就是所谓的“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同上，三六)命题的意义。慧能把成佛的观念加以扩大化和普及化，其影响至深且巨。
　　人与佛的根本差别在于是否自识本心、本性；人的本心、本性，即人们的心地，是成佛的根源、源头、根据。慧能说：“见自法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从性上生。”(同上，二○)佛是从人的本性生成的。那么，人的本性(本心)的含义又是什么呢？从《坛经》的论述来看，主要包括五方面：(1)“般若之智”，如说：“本性自有般若之智”(同上，二八)，“菩提般若之知，世人本自有之”(同上，一二)。“知”，同“智”，“般若之智”，即认识、体悟万物缘起性空的智慧。(2)“本觉”，慧能说：“白色身中……自有本觉性”(同上，二一)。本觉是先天具有的佛教觉悟、佛教智慧。(3)善性。佛教讲的智慧是与伦理道德讲的善相联系的：“一念善知惠即生”(同上，二○)。慧能认为，人心一念善，就生智慧。善性也是人心本有的。(4)“清净”性，“世人性本自净……自性常清净”(同上)，人们的自性本来清净，“本源空寂，离却邪见”(同上，四二)，清净即空寂、无邪见。人的邪见、妄念，人性的污染是后天不良环境影响所致。(5)佛性。慧能强调，佛性是人人本来平等具有的。在慧能看来，人性中先天具有智慧、德性、清净性，也即佛具有的本性。这也是对人性包含优良品质的肯定、赞美，对人的主体性的坚信、高扬。
　　2. 慧能强调本心、本性是禅修成佛的根源，由此出发，进而提出成佛是一种“自性自度”，即无需外界助力的自我解脱。
　　何名自性自度，自色身中，邪见烦恼，愚痴迷妄，自有本觉性，将正见度。既悟正见，般若之智，除却愚痴迷妄众生，各各自度。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烦恼来菩提度，如是度者，是名真度。(同上，二一)
　　“度”，即度脱，度脱烦恼生死之苦而得解脱。慧能认为，人的度脱是自性自度。所谓自性自度，第一，“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同上，三五)。成佛要向内用功，不要向自身以外另求佛土。第二，依靠自力，才能自识本性，才能得度，而不是凭借他力包括佛力所能度的；成佛是他人所不能越俎代庖的。第三，要舍离文字义解，而直彻心源。慧能认为“佛性之理，非关文字”(《曹溪大师别传》)：佛性与文字并不相关，从文字上下功是难以识见本性的。总之，自度是不向身外追索，不凭借他力，也不沉湎于义解，而是依靠自力，直指本心，见性成佛。
　　慧能认为，自性自度、由迷转悟的形式是顿悟。《坛经》结合慧能本人的宗教体验说：“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是故将此教法流行后代，令学道者顿悟菩提，令自本性顿悟。”(敦煌本《坛经》三一)所谓顿悟，是顿然悟得菩提智慧，直接契证本性(觉性)。“本觉超于三世”(王维)，“超于三世”就是顿悟。“本觉”智慧是般若之智，是自性般若，是人人先天本具，只要一念相应它就会实现。顿悟方式的特点是：直接性，直接契合本性；刹那性，觉悟不需分种种层级或阶段，一念相应便悟；整体性，顿悟是既不要什么积累，也不受时间限制的。慧能的顿悟说与强调觉悟要有阶段性，要循序渐进，藉着种种方便渐次由较低境地进于较高境地的渐悟说形成对立。
　　3. 与自性自度、顿悟成佛的论说相应，慧能对禅与定、定与慧、禅与日常活动等关系也都作出了新的厘定，扩大了禅法的范围，改变了禅修的风格。
　　印度佛教的“禅”是静虑的意思，“定”一般是指心凝住于一境而不散乱的状态和作用。典籍中未见慧能有静居打坐禅定的记载，但在思想上，他继承并发展了印度佛教的禅定理念，他说：
　　何名坐禅？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何名为禅定？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内性不乱……外禅内定，故名禅定。(敦煌本《坛经》一九)
　　这是从自性清净的基本理论立场出发，强调对外境离相为禅，进而以自性不乱为定。慧能严格地区分着相与离相，突出以离相为禅的规定，并以离相为自性不乱的前提，同时又确定自性不乱为禅与定的根本规定。
　　戒、定、慧三学是佛教修行者必须修习的三种最基本的学问。戒是止恶积善；定是止息念虑，使精神集中；慧是如理思维，体认真实。三学也是佛教的实践纲领，即由戒生定，由定发慧。基于“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同上，二八)，一闻“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便“言下大悟”(《行由品第一》)的顿悟经验，对于三学，慧能说：“我此法门，以定惠为本。第一勿迷言定惠别，定惠体一不二，即定是惠体，即惠是定用，即惠之时定在惠，既定之时惠在定”(敦煌本《坛经》一三)。这是说，三学中，定慧是根本；定慧一体，是体用关系：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定慧同时，不分先后。慧能还扩大了定慧的范围：“至于定无所入，慧无所依”(王维)；定，并不限于打坐，慧与定为一体，定慧双行。“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敦煌本《坛经》一四)“一行”，一种修行方式；“三昧”，精神集中，深沉瞑想，也即禅定。“一行三昧”是藉着一种修行，使心灵贞定下来。慧能是将“一行三昧”活活泼泼地推广到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中，进而归结为“举足下足，长在道场；是心是情，同归性海”(王维)。一举一动都不离道场，不论是用心用情，都同样归于性海。也就是说，一切智慧都以自性而生；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这样，慧能禅法的修证是从无念着手，并贯穿着无相、无住的根本精神。他提出“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敦煌本《坛经》一七)的禅修实践纲领，主张禅修时要于念而不念，于相而离相，于性(人的本性)而不住。慧能本人有从砍柴、舂米等日常劳务中悟道的切身体验，他为协调禅定修持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为禅定修持与现实生活的结合，指出了新方向。后来洪州宗越来越把禅的意味渗透到日常生活里，使之构成为一种随缘任运的态度。
　　如上所述，慧能皈依佛门后长期没有正式出家，他的顿悟体验也不是独自在深山里打坐时发生的，所以他提倡禅修要在世事上实践，他说：“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同上，三六)。后世改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般若品第二》)，强调佛法与世间两者的相即不离的关系。又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敦煌本《坛经》三六)，认为不一定要远离尘世，深居庙宇，在家同样可以修行。还说：“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疑问品第三》)，认为修行重在心平行直而不是持戒修禅；要讲恩重义，孝顺父母，上下同情爱护。这是强调佛法、禅修不能脱离世间、人间，提倡在世间、人间修行。此说极大地缓解了在家与出家、入世与出世、佛教与世间的矛盾。
　　4. 慧能还就禅修的境界、目标提出了新说。佛家修行的目的、果位是涅盘境界，其内容通常是“三德”具足。所谓“三德”，一是般若，即如实了悟事物的智慧；二是法身，即真实常住的法性；三是解脱，即远离烦恼、束缚而得大自在。慧能把这样的涅盘境界提到因位作为禅修目标，或者说把因位与果位统一起来，强调在禅修时要随时体现这样的境界。他把禅修视为“直开宝藏”(王维)。“宝藏”，比喻人的本来的自性，即佛性；“直开宝藏”，是要求禅修者的心地不受污染，随时随地都能灼然朗照，也就是要求禅修者的一切行为始终着力于探求生死不染、去住自由的境界。自己直开宝藏，就是顿门，是“见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敦煌本《坛经》一九)。修行者一旦顿悟，则般若、法身和解脱“三德”具足，凡人也就转化为佛。
　　对于念佛愿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法门，慧能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强调心净是成佛的关键，心净则佛土净，净土自在身中，随所住处恒得安乐，因此他不赞成身外求佛，不赞同求生西方净土。(参见《疑问品第三》)
　　综上所述，慧能创立的禅宗，是一个崭新的佛教体系，可谓佛教中的新教。与印度佛教相比，中国禅宗呈现出重人本、重平民、重自性、重现实、重顿悟、重简易等思想特色，这些特色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表现。
　　中华文化充满人文精神，儒家和道家的根本宗旨都在于完善人的素质和品格，提升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慧能禅宗的基调不是泛谈众生的普度，而是强调人生的觉悟，使人获得真正的“自我”——精神自由。这与中华固有儒、道思想文化的旨趣是一致的。慧能的禅法不是寻章摘句地去了解佛理，也不拘泥于通常所说的静坐习禅功夫，而是要求直截了当地把握成佛的根源，“见性成佛”，这适应了平民的需求。因此关注下层平民的精神需求，构成了慧能创宗的一大特色，并为禅宗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慧能还高扬中华文化的自主精神，强调中国人不用念佛求生西方，而是要寻求自身中的净土。禅宗充分自信，以慧能的施法记录为《坛经》，并以该经为宗旨，“不禀授《坛经》，非我宗旨”(敦煌本《坛经》四七)，淡化了中印异质文化的差别，缓解了夷夏之辨的情结。
　　慧能还把人生觉悟、人格提升安置在开发人的本性的基础之上，充分肯定人的心性本体和人生的实践主体，从而不仅使禅宗与儒、道文化的价值取向接近，而且在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上也与之保持了一致。如儒家孟子讲“所不虑而知者”的“良知”(《孟子·尽心上》)，即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和认知本能，慧能则讲“本觉”与良知的含义是相通的。孟子还讲“尽心”、“知性”(同上)，这是儒家的一种反省内心的认识方法和道德修养方法，慧能禅宗的明心见性禅修方法也是与孟子的理念相一致的。慧能把禅修与日常生活行为结合起来的主张，也和道家的“自然”概念所内含的本性和无为无造的思想是相近的。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慧能禅宗的修持方法是儒、道修养方法的佛教翻版。
　　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重家庭团聚、重农耕、重现实生活，相应地，中华文化也是重入世、重社会伦理、重人文教化的。慧能对中国社会实际有真切的体察，他提倡在家修持，提倡孝顺父母、上下相爱；还主张禅修要与日常行为统一起来，使禅修与现实生活隔距减少，甚至趋于一致，这构成了慧能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此外，慧能的思维方式与中国古代哲学思维也有惊人的一致之处。如，慧能反对执着经典文句，提倡体悟精神实质，这与《易·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认为语言不能够完整准确地表达思想的观点是一致的。又如，慧能以灯光比喻定慧的体用关系(参见敦煌本《坛经》一五)，也是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形体与功能、实体与作用的体用观念相一致的。
　　总之，慧能站在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的立场，创立禅宗，在心性义理、修持功夫和成佛境界等诸方面都实现了佛教中国化，这是佛教中国化历程中的里程碑事件。
　　三、慧能推进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作用与思想启示
　　慧能推进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由于慧能创立的禅宗是隋唐佛教诸宗中佛教中国化程度最高的宗派，因此后来日益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主流，这一格局至今未有改变。慧能禅宗既是中国佛教的发展，也是印度佛教的发展。有人以印度佛教的性空说或唯识说来否定中国佛教的性觉说，进而否定禅宗的“合法性”。我们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两千五百多年来，佛教从印度到中国，其义理、修持方式和礼仪制度等都是不断演变的，否定佛教的发展也就否定了佛教本身。(2)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首先，推动佛教进一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如前所述，慧能禅宗适应中华文化的特点，融摄、浸润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从而使佛教进一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次，禅宗还推动了理学和全真道的产生，使两者分别成为后期的儒学和道教的新形式，影响很大。第三，禅宗还为诗歌绘画等创作带来深刻影响，推动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
　　慧能创立禅宗、推进佛教中国化的实践也给我们带来了有益的思想启示：(1)慧能的成功是他的个人人格特质与历史机遇相结合的结果，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有两点：其一，慧能从不迷信本本，而是珍惜和尊重实践经验，可以说，一部《坛经》就是慧能本人修持实践的真实写照和理论总结。其二，与隋唐佛教其他宗派创始人相比，这些人几乎都是饱学之士，唯独慧能是文化水准很低的樵夫；然而历史表明，在隋唐诸创宗者中，慧能的创新性最高，慧能禅宗的中国化特色最浓郁、影响最大、流传也最久，这是值得深思的。(2)力求适应本土人民尤其是平民的精神需求。与精英佛教、贵族佛教的三论、唯识、华严诸宗不同，慧能创立的禅宗是大众佛教、平民佛教。前者偏于义理探求，往往只限于士大夫圈子，后者偏于修证实践，有着广泛的平民群众基础。因而慧能禅宗流传久远不是偶然的。(3)与中国儒、道固有文化的磨合。慧能虽不是知识分子，但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在处理佛教与儒、道关系方面是成功的。这主要表现为：在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存在尖锐矛盾之处，如对于孝道，慧能采取肯定孝道的鲜明立场，吸取中华文化的人文教化成果，来调适、革新佛教，创立符合中国文化特色的禅宗；他还提出一套禅修理论，弥补儒道文化的局限、空缺。如此，慧能禅宗才在中国土地上扎根、开花、结果，成为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
　　注释：
　　①“獦獠”，当时中原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
哲学研究京74～79B9宗教方立天20072007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作者：哲学研究京74～79B9宗教方立天20072007

网载 2013-09-10 20: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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