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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alading

我发现不少人很痛恨满清，却对历史上其他北方异族政权不甚痛恨，不少人还往往拿历史上的蒙古人来比较，以证明自己之所以痛恨满清，是因为满清比历史上的蒙古政权阴险，恶毒，蒙古人性格粗野却不阴险，所以他们只是杀了汉人却没能扭曲汉人的“灵魂”，而满清则不然，满清用屠刀逼迫汉人剃发留辫子、逼迫汉人该穿满　人服装，并长期实施残酷的文字狱，所以满清才奴役了汉民族的精神，扭曲了汉民族的“灵魂”，等等。

　　其实，蒙古统治时期，蒙古统治者不但在肉体上残酷地奴役汉人，在精神上对汉人的奴役也是很残酷，也是很巧妙的，其手段之残酷巧妙，其後果之严重，与女真、满　人的政权相比，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时间隔得久了，大多数汉人淡忘了而已。

　　心理学证明，一个人或者集团，若长期处于被歧视的状态，就会产生一种认同这种歧视，敬畏乃至崇拜歧视自己的人们或集团，因此就想努力摆脱这种受歧视的状态，就想同 化到歧视者中，成为歧视者集团的一员。这点，从美国二战结束为止、世界各地移民纷纷主动同 化到WASP（白人安格鲁萨克逊新教徒的英文字母缩写，主要是指自十七世纪起移住到美国的英格兰殖民集团的子孙和日耳曼系北欧人）中去的历史，以及如今WASP虽只占总人口的一半，但美国社会仍然是以 WASP为主流社会的现实可以得到证明；也能从尽管原本有各色各样的民族甚至种族，如今却是“单一民族”的日本的历史得到证明；甚至能从二战期间，一些犹太人为了摆脱被歧视而积极协助的事实得到证明；甚至还能从现在不少旅日国人不愿意教子女说汉语、甚至认为日语才是其子女的“母语”得到证明；也能从不少旅日朝鲜人（特别是韩国籍的）主动使用日本姓氏，隐蔽自己是朝鲜人身份，而在对少 数 民族比较宽容的中国的朝鲜人却毫无顾忌地使用朝鲜姓氏、朝鲜语、弘扬朝鲜文化，一部分人甚至还敢公然歧视汉人，公然鼓吹“朝鲜民族主义”这两个极端事实得到证明，尽管旅日朝鲜人和中国的“朝鲜族”大都是在二战前日本统治期间从朝鲜半岛同时迁移到日本和中国东北。

　　蒙元统治时期，由于蒙古统治者采取蒙古人至上、极端歧视汉人的政策，所以不少汉人便主动向蒙古人同 化了。

　　例如，蒙古统治者虽然没有像满清用屠刀逼迫汉人留辫子、改穿满　人服装那样，用屠刀逼迫汉人留蒙古式辫子、穿蒙古式服装的做法，但却采取种种措施大力推广蒙古语和他们当时使用的文字八斯巴字。例如在各地设立蒙古语学校，教授八斯巴文字。并用利益和官爵引诱汉人学习蒙古文，只要汉人学习他们的语言和文字，就可以免除“一身差役”，甚至还“约量授以官职”，即可以让这些汉人做官，汉人因而就能摆脱被歧视的状态。于是，学讲蒙古语、学用蒙古文字便成了当时汉人的 “入仕之捷径”，而在汉人中蔚然成风！

　　又比如，只要汉人讲蒙古话，取蒙古姓，也能当官，所以不少汉人都取了蒙古姓或其他胡姓。例如，忽必烈之後，唯一当上宰相（左丞相）的汉人贺惟一，因蒙元政府有规定“台端非国姓不以授，太平因辞，诏特赐姓而改其名。”（《元史・列传第27》），即只有蒙古姓的人才能当御史大夫，所以，贺惟一是在得到蒙元赐姓“拓跋”，改名“太平”後，才得以当御史大夫，继而升为宰相。

　　也正因为蒙古人极端歧视汉人，所以不少汉人不但剃发留蒙古式辫子，连服饰都主动改成了蒙古式的左衽袍衫。
　　
　　这里有必要谈谈当时的汉语在蒙古统治下受到的摧残。由于蒙古统治者的长期歧视性的高压统治和强行推行蒙语直译文体的政策，汉人的口语也发生了变化，其口语词汇和语法结构带有明显的汉蒙混合语色彩：
　　口语词汇，常常采用俗词意译外族语的词来代替汉语中的固有词，如“肚皮”表示“贿赂”，“先生”代替“道士”，“根脚”表示“官员出身”等等。

　　口语语法，也因混有蒙古语语法而变得乱七八糟，似胡而非胡、似汉又非汉。例如直接套用蒙古语语法，句末常用“有”来表示动词现在时的时态，或用作系词“是”，如“这店里卖毛施布的高丽客人李舍有麽？”；“黄杏未有里，大水杏半黄半生的有”。还有用词尾加“每/们”表示复数。如：“我们”、“你们”就成了“我每”、“你每”；又如用“那的”表示“他”，“这的每”或“那的每”表示“他们”；还在否定句中将否定词置于句末等。当时的汉语中也大量使用“里”“根底”“上头” “行”等来对译当时的蒙古语中的变格形式。元末用作高丽人学习汉语用的“教科书”《老乞大》（大概是老契丹的意思）有这样的句子：“我这高丽言语，只是高丽地面里行的”，“我是高丽人，汉儿地面里不惯行”，“每日和汉儿学生每一处学文书来的上头，些少理会的有”，“官人们文书分付管酒的署官根底”，“你谁根底学文书来？”，“他汉儿言语说不得的，因此上不敢说语”，“咱弟兄们和顺的上头”，“我汉儿言语不理会的”。

　　《老乞大》把这种语言称作“汉儿言语”。“汉儿”是蒙古统治者对北方汉人以及前金国治下的、已经汉化了的契丹人、女真人等民族的统称。

　　蒙元时期的这种“汉儿汉语”，即便是今日的我们，恐怕也不敢相信它们曾是汉人用过的语言。

　　若没有汉人不畏***、前赴後继地发动推翻蒙元统治的大起义；若蒙元统治的时间再长些；若明成祖推翻蒙元政权後，不清除汉语中的这种异族成分，那我们今日使用的现代汉语恐怕就不能再说是古代汉语的继承和发展；不能再说汉语是世界上最具有悠久历史而又最富于稳固性的语言之一；不能再说“现代汉语的基础语法与古代汉语的基础语法大致相同，基本词汇也是古今相承，两者具有高度的稳固性，几千年来都没有多大变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编写组所编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也不能说“古今汉语，一脉相承。”（《古今汉语词典》前言）；当然也不能说 “汉语普通话和各种汉语方言都是由古代汉语发展而来的，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对应规律”（《语言文字及其应用研究系列丛书》编委会编撰的《音韵学基础教程》）了。
　　
　　就汉民族的语言受摧残的程度来说，蒙元统治时期是远甚于满清统治时期的。满清统治者对文化思想控制异常严厉，一般学者多被迫从事与现实无关的古书整理和考证工作，所以，汉语语言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学者也大都比较保守，所以在编辑用于正音的汉语字典和汉语韵书时尽量保留古汉语成分。例如由陈廷敬等30人集体编纂，历时五年，於1716年成书的作为“正音”用的“官书”《康熙字典》就保留了入声系统和分尖团音，倒是十四世纪蒙元统治时期，由南方人（江西）周德清“以中原为则，面又取四海同音”编撰的《中原音韵》，就没有纳入入声，所以不少人据此认为入声系统已在当时的中原汉语中消失。又例如由李光地、王兰生等人奉旨编撰，於1724年完成的“官方”所修“正音”规范《音韵阐微》也继承了分尖团并保留入声系统等传统汉语的语音系统（该韵书共收录16000多个汉字，在每个韵部字下都注明该韵部与《广韵》以来汉语韵书而不是满语韵书的韵部关系）。再比如鸦片战争後，由被认为旗人（民族属性不详）的莎彝尊编撰的《正音切韵指掌》，其目的就是“特为习正音者作也”，即该书是专门教人说官话的工具书。该书的“正音”，当然也保持了尖团分立和入声音。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若失去了自己的语言，那就等于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因此，蒙古统治者对汉民族灵魂的摧残绝不亚于满清。
　
　　蒙元政权因是人口少数的部族政权，为了更稳固地统治中国，就必须要分化其统治下的人们，为此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待遇制度以离间汉人。具体做法是，把来自中亚、西亚等地的外国人，即“色目人”定为准统治阶层的二等人，把本属同一民族的汉人分成两个不同的被统治等级，即把旧金国内的汉人定为第三等人，把旧南宋内的汉人定为最底层的第四等人。两者不但等级不同，名称也不同，前者称之为“汉人”，後者称之为“南人”。这种不同的等级，从刑法的适用，到作为官僚、军人的录取和提拔，都带有明确的、实质性的差别。蒙元统治者让“汉人”地位高过“南人”，让这样就能起到阻碍南北汉族联合起来对抗蒙元异族政权的作用了。事实上，蒙元这种“分而治之”的离间政策是起到了一定效果的，虽然南北汉人都反感蒙元异族统治，但在反感的程度上两者有很大差别。若蒙元稍微重视一下中国民众的民生而不是一味榨取勒索以至于有“富在塞北、穷在江南”之说，那麽它很可能像蒙古人在世界其他地方建立的政权一样，能够维持较长的统治。若真是这样，那麽，南北汉族说不定就真的成了两个在民族特性、文化、习俗、心理特征等方面都有明显差异的不同民族了。

　　蒙元政权内部的不停的内讧以及对汉人的残酷统治，不但极大地破坏了北方经济和文化，使南北经济和文化有了较大差别，其南北分治、分化汉族的政策在南北汉族之间造成的裂痕也没有随之覆灭而弥合。如今南北汉人之间之所以存在着鸿沟和隔阂，跟自五胡乱华起，历史上有过多次异族对北方和中原的入侵和占领，导致南北长期分裂是分不开的，更与蒙元政权长期实施刻意分化南北汉族的政策有密切关系。换言之，历史上的异族政权、特别是蒙元政权是造成南北汉人之间的鸿沟和隔阂的罪魁祸首。

　　蒙古人的统治方式有点类似突厥系的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地区的统治。奥斯曼帝国为了稳固其统治，也制定过离间被其统治的民族的政策。例如只要放弃基 督 教改信伊-斯兰教，就能得到税金等方面的优待。这一政策的结果使不少南部斯拉夫人、特别是地主阶层的人们就改信伊 斯 兰教，成了今日巴尔干地区穆-斯林民族的祖先。这些改宗者，不但和其他南部南 斯 拉 夫人不再是同族人，还兵戎相见。也就是说，奥斯曼帝国的区别统治政策，成功地起到了离间当地民众的作用，为原本为同一民族的人们後来变成相互仇恨相互厮杀的敌对民族。

　　在蒙古统治者皮鞭加糖果的统治下，一部分汉人、特别是大多数读书人的出身阶层，即地主阶级，成了蒙古统治者的奴 才，心甘情愿地为其效劳。因为蒙元统治者只对如何榨取中国感兴趣，对公共事业既不热心。几十年统治下来，作为中国经济支撑的水利设施、道路、运河变得支离破碎，洪水、病虫害等自然灾害，瘟疫频发，中国经济陷入了崩溃状态。人民流离失所，饥馑、灾荒、瘟疫夺去了大批百姓的性命。就连明太祖，在十七岁时，其父母、大哥等亲人因饥饿和疾病而接二连三地死去，只剩下他和二哥，二哥只好外出讨饭，他进了寺庙，从此兄弟没能再相见，也就是说朱元璋成了孤儿。不堪忍受异族统治的汉人们纷纷起来 ***。可大多数地主和读书阶层不但不支持、不参加，不领导推翻异族统治的运动，反而站在蒙元统治者一边，组 织“义兵”和“乡勇”镇压汉人大众起义。就连後来成为明太祖智囊的刘基、宋濂、陶安等有名望、又有教养的文人，起初也是反对推翻蒙元政权的。大地主刘基是蒙元至顺年间中举的进士。当方国珍起兵反元时，刘基居然向蒙元政府进言讨伐方国珍，还亲自组 织了乡勇。可他没有料到，愚蠢的蒙元政府不但不采纳他的建议，反而夺走了他组 织起来的军队，他只好隐居起来。隐居期间，竟作诗把没有得到蒙元重视的自己比作爱国却不被楚王接纳的屈原。刘基还把反元的汉人们称作盗贼、妖军。因为农民大都向地主阶级租用田地，又崇拜能识字读书的读书人，所以，这些地主阶级和读书人在农村的影响力相当大，要想成大事业，没有他们的支持是不行的。朱元璋不顾面子，派人以礼招纳刘基等人，都被拒绝。幸好朱元璋没有气馁，再三邀请刘基他们，他们才勉勉强强地到了应天府（南京）。朱元璋为之大喜，专门为这些“大儒”建了住宅，取名为“礼贤馆”。但中国其他地方，仍有不少地主、读书人继续支持蒙元，继续组 织乡勇镇压反元力量。就是在明朝建立，并攻下蒙元首都大都（北京）後，西北，甚至部分中原地区，仍有拥护蒙元的汉人或加入蒙古人的军队、或自己组 织“乡勇”支持蒙元，负隅顽抗，其势力还大到能数度进行大规模反攻的程度，例如组 织乡勇，积极镇压中原反元势力的李思奇、孔兴以及张良弼兄弟就是这样的汉人，而那个改成了蒙古姓“扩廓帖木儿”的王保保还是蒙古残余势力中的“中流砥柱”、明朝的大患。王保保直到死都拒绝明太祖的招降，一直紧跟蒙元，与明朝为敌。
　
　　反观满清，尽管没有向蒙元那样公然歧视汉人，还假惺惺地编撰四库全书和官修汉语字典，定期举行科举，培养了一大批奴 才，可它覆灭时，却没有几个奴 才、更没有几个汉人出来挽救它，当然也没有出现王保保式的汉人为它而跟中华-民 国作战。汉人的语言也没有变成像上面提到的汉蒙混合语那样的汉满混合语。

　　所以，尽管蒙古统治时间不如满清长，但它对汉人精神的摧残却是相当严重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明初朱元璋就下令禁辫发，禁胡姓，胡服和胡语，可还是不能彻底清除蒙古人的影响，之後不得不反复颁布该指令，才总算基本清除了蒙古人留下的恶劣影响。例如，虽然明朝政府有意识地清除汉语中的外来成分，但上面提到的“汉儿言语”，是到了明朝中期，才完全绝迹的。

　　由于明朝政府的努力，所以蒙古人基本上没有留下多少东西，但有一点，还是留到了今日。那就是贪婪好利自私缺乏正义感。蒙古统治使汉人失去了从前那种注重精神修养，讲究精神文明，崇尚正义节气的性格，使不少汉人变得贪利、自私、不讲节气。历史上的胡人，如司马迁、班固等人指出的“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他们对精神不理解当然也不会重视，只要觉得对自己没有用的，就不在乎，甚至废掉，而对自己有用的，就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地据为己有。例如他们觉得种田不如养马，就想把中原变成养马场，觉得汉人是个累赘，没有用处就想全部杀掉，但一听说可以让汉人种田为蒙古人纳税纳粮、为蒙古人提供衣食住行方面的便利，就改变主意了；谁有本事从汉人那里榨取到更多财富，就让谁当官，例如，忽必烈虽被捧为“开国圣主”，也照样专用那些能为蒙古政权榨取财富的恶霸。开始是用回人阿合马，继而用卢世荣，又用桑哥，个个都是狠毒的吸血虫。为了榨取汉人更多财富，还规定凡是纳粟获功者可以当小官，而且只限于乡间无赖，结果天下风气日益恶化，贪 污腐 败日益猖獗，升官就能发财被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明太祖推翻蒙元後，为了消除蒙元的恶劣影响，为了整顿官僚队伍而不得不用重典治国，不得不用各种方清除蒙元遗留下来的诸如擅权枉法，贪赃受贿，蠹政害民的恶劣风气以保证各级政府官员廉洁和高效率工作。可人们一旦沾上了这种恶习，如同吸鸦片一样，一般很难改变，所以朱元璋之後，特别是明朝中期之後，贪 污腐 败唯利是图不讲道德信义的风气便又开始蔓延起来。
　　
　　所以，我们不能为了证明满清的邪恶而抬高蒙元或其他历史上奴役过汉人的异族政权。这些历史上的异族政权，其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对汉人，都曾犯下过滔天罪行。当然，正确认识历史不是为了宣扬仇恨而是为了吸取历史教训。我们应该正确区分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不能把历史问题当成现实问题而痛恨现在中国的某些民族。

网载 2013-09-10 20:5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