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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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尴尬的闲适
　　以思想启蒙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在２０世纪大半个世纪中，尽管命运多舛，始终与苦难、焦灼和理想的破灭相伴随，但同时也充满着激情、希望，具有令人景慕的创造力。
　　然而，８０年代中期以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些曾经激发人文知识分子神圣热情的阻遏社会进步的政治因素（如民族危机感、“四人帮”文化专制等）正在逐步退隐，商品规律则在向每一个领域渗透和扩张，商品意识在取代启蒙意识成为社会的主要话语，历来以时代代言人自居的人文知识分子却陷入了从未有过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感在８６—８９年就显露无遗。今天，我们仍然会对那几个年头知识界、文化界剧烈的骚动不宁记忆犹新：一方面，经商致富在知识界也同其它领域一样不断升温；另一方面，明显带有情绪化的文化批判愈演愈炽。商业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并置，表明了知识界的心理失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文知识分子维护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权和设计权的愿望不但没有减弱，相反更加强烈；这种愿望的最终不可能实现反过来确证知识分子不得不接受商品规律的统摄。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进入９０年代，在市场经济进一步确立过程中，这种趋向日益被强化。
　　而８０年代中期以后，大规模输入西方“后现代”理论则为商品化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证明。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内容驳杂，涉及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堪称博大精深。但迄今为止，中国知识界对后现代理论的阐发，仍着眼于商品观念、消费意识、通俗文艺的兴起等新的文化现象的分析上。
　　无论是当代现实文化图景，还是经过中国知识界阐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都在宣谕同一个新现实，恰如郑敏先生所说：
　　“我们被告知，火车已到了‘后现代’一站”。……“后现代的特点是唯科技、唯财富、唯效率、唯享受。最终一‘唯’，是最终的目的……在生活的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上大陆的人们已经有了不含糊的认识，也是后现代意识的觉醒。一个年轻人会高傲地告诉你人生是享受，至富者是俊杰，清寒是耻辱无能，一位中年人会委婉地宣传下海的重大意认，一位老年人会容忍地承认这是时代精神。”［（１）］
　　历史转型毋容置疑。知识分子作为真理和正义化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８０年代末的那场政治大事件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这一认识。于是，失落的情绪笼罩着９０年代的知识界和文化界，讲究“闲适”、“淡泊”在文化人中成为时尚。
　　文化人一反过去积极参予社会的姿态，开始闲适的选择，从他们以前不屑或无暇顾及的日常琐事中寻找着生活情趣：饮食、起居、花鸟、虫蛇、烟酒、茶点、童年回忆、故乡山水……生活中一些不被他们经意的物象、情愫，都被轻轻勾起，化为文字。心境是宁静淡泊，姿态是潇洒轻松，叙述是娓娓道来。这类闲适小品一时间遍及各家报纸、杂志，成风靡之势。周作人、林语堂以及２０—３０年代闲适小品被各家争相出版，重复率之高，发行量之大，达到惊人的程度。谈禅、谈道、谈老庄、谈棋艺成为文化人的时髦。诠释《周易》的书籍五花八门。据粗略统计就有《周易全解》、《易经入门》、《白话易经》、《易经探微》、《易经入门》、《周易秘》、《易经新解》、《大易探微》、《周易妙语选》等１０余种之多。
　　一些文化人竟相以“出世”、“无为”相标榜。贾平凹将他近几年的一些作品集结为《太白》，佛理禅机氤氲其间，作家自言是在由“浮躁”转向“澄明之境”。
　　王蒙说：“对于我影响至深的一句话只有两个字：‘无为’。无为是一种境界，无为是一种自卫，无为是一种信心，对自己，对别人，对事业，对历史。无为是一种哲人的喜悦。无为是对于主动的一种保持。无为是一种豁达的耐性。无为是一种聪明。无为也是一种风格呢。”［（２）］
　　与新时期知识分子崇尚理性精神构成鲜明对照，９０年代初非理性主义思潮在文化界十分盛行，顾城之死在一些顾城身前诗友们的笔下被解释为定数，所谓“斧头情结”、“凶宅凶年死鹰凶兆”。关于王朔成名，一位记者这样报道：
　　对于王朔的今天，其实沈旭佳（王朔夫人）早就知道，如果她信命的话，记得几年前……上海滩最最着名的“神仙”（给沈旭佳）整个算了一个通宵……后来，沈旭佳说，别的都忘得差不多了，只记得“神仙”说：“你丈夫３６岁将大红大紫。”［（３）］
　　非理性主义也侵入文学中。
　　《废都》由“异事”、“异象”、“异歌”组织了一个充满神秘气息的氛围。张炜的《九月寓言》描绘了许多超自然的神秘现象。如鬼魂对话、路遇黑煞、喝毒药却治好疾病等。作者宣称这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神秘”。［（４）］
　　闲适热和非理性主义思潮反映了（人文）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中心走向边缘的尴尬心态。
　　　　二、人“市”：王朔现象的文化意义
　　但是，通过内省、通过寻求超脱保持个性仅仅是一种愿望，它也不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态度，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所谓“出世”、“独善”，永远是一种手段，一种无奈之举，“入世”才是目的，才是最终的追求。所以，９０年代的文化界始终并置着两种声音，一种是讲究闲适超脱，一种是号召与市民阶层为伍。这两种声音看似截然对立，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他们都共同地认为所谓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是虚幻和自扰的，现在必须把自我从太苦、太累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两者的不同只是避免自扰的策略，前者是通过“独善”、通过心境澄明、安身立命、无为避免“自扰”；后者则是通过民族代言人使自我到成为平民的一员来避免“自扰”，前者多少隐含着与市场经济所形成的新的文化语境保持距离，后者则是认同。“王朔热”集中表现了另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
　　王朔一开始便以底层市民阶层的代表出现在文坛。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总是喜好显示文化人的品性，王朔则宣称自己是“俗人”。不同于９０年代盛行的追求出世的闲适热，王朔则反复言说入世的“潇洒”；这时期文化人“闲适”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愤世疾俗的情绪，王朔则对这种情绪嗤之以鼻。他把人生的目的归纳为“找乐儿”，把生存方式归结为自己照顾好自己。
　　王朔从一个无权力者的立场对现存的价值体系和意义结构进行辛辣的嘲讽。如果说在王朔小说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嘲讽本身多少就带有“找乐儿”色彩，对知识分子的攻击则是王朔十分自觉的意识。他攻击的对象不仅是虚伪的“德育”教授（《顽主》），僵化的牛大姐（《编辑部的故事》），在他的笔下，知识阶层总是显得自私如王沪生、王子涛、性格怪僻如王亚茹（《渴望》），这个阶层只有认同市俗，自觉地以市民阶层为伍，才显得真诚可爱如李东宝。
　　王朔在消解一切既有意义的同时，也在构筑新的人生意义大厦，既是消费人生的哲学，他的“顽主”系列的小说，总是将新时期初知识分子视为无聊、琐屑、庸俗的生活方式诸如“码长城”、侃大山、逗乐描绘得充满趣味，将那满身恶行的人描绘得极富魅力。这些人物大都属于都市无业者，生活在社会底层。在他们眼中，所谓社会责任感，献身精神，永恒的友情和爱情，总之，一切人们曾经视之为崇高的精神，都不过是伪善的代名词。在他们看来人生的意义只是在“找乐儿”，这些顽主的生活态度《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张明有一个说法“拼命吃拼命玩拼命乐”。在这类小说中，王朔有意隐匿了这些顽主内心的苦闷迷茫无聊感，以及权力缺失的自我渺小感，突出其逍遥、自在的人生享受，这些描写旨在表明他所代表的下层市民阶层的精神上的优胜。
　　王朔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以及他对一切信念、真理的攻击，强烈地隐含着权力缺失的意识。这种意识即使在他的那些“顽主”系列的小说中，也常常自觉和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当《玩儿得就是心跳》中的顽主们在攻击那些“一无资本却又装得特高贵特上流社会的男女时”，《橡皮人》中的顽主却在声言：“我知道自己是有来历的。当我混在街上芸芸众生中，这种卓尔不群的感觉竟比独此一室时更为强烈。”他们攻击一切权威，实际上，他们攻击的只是既定的权威话语，而并不是否定权威本身。正如《玩儿得就是心跳》中顽主们自白，“从不放过当主角的机会”。他们的悲哀在于“命中注定只是些掀不起大浪浪的泥鳅”。
　　王朔和崔健都是都市市民文化的代表，他们都深刻地体味到个体与社会之间无法弥合的冲突，感受到市民阶层的无权力状态，但两者的处理方式却根本不同。崔健竭力通过主体的力量去展示并消除这种不合理，他用意志的力量承担了自己作为北京人所体验到的时代和生活的全部沉重，并负载着这一切前行。而王朔则认为，社会不合理是历来如此，也永远如此。要紧的不是发现社会不合理，而是如何规避，乃至利用这些不合理照顾好自己。尽管王朔和崔健都代表着市民阶层的声音，都为这个阶层谋取话语权力而努力，其精神内涵却截然不同。十分熟悉王朔的编剧李晓明一语点破：
　　王朔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他挺会做人，而且，他绝对特别善于保护自己。［（５）］
　　王朔的机智在于，他以轰毁一切权威话语的方式来牟取话语权力，以否定一切真理、信念的方式来表达市民阶层低层人的声音；通过将底层社会人的生活进行理想化的描绘来显示这个阶层的精神优胜，为这个阶层获得权力话语提供合法性依据。王朔申言写作是“码字儿”，写小说，编剧本是“逗乐”，“赚观众的眼泪”，然而，他的整个创作都包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的企图，老愚对此的分析有独到的洞见：
　　我从不把王朔看作一个“码字”工，王朔是一个没有受勋的“当代英雄”。既然不能通过秩序、法律、道德、良知实现我的欲望，那么，我就彻底堕落，我就不承认准则和良心。王朔说出了众多受挫乃至失意的中国人的心里话”。［（６）］
　　“一点正经也没有”的要义，不在于无意义，而在于“我是你爸爸”——一种权力的想象性地占有。如果说，新时期“权力”意识是通过知识分子来体现，那么，王朔潜意识中的权力意识则是通过“顽主”们来体现——新时期第一代经商者，那些由回乡知青、退伍军人、城市待业青年等组成的市民阶层的奠基者们，他们在８０年代初逐渐获得了其经济地位以后，在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终于通过王朔获得了文化发言权，并获得了明确的、合法化的话语。
　　福柯认为：
　　“真理无疑也是权力的一种形式。西方哲学提出：我们为什么要服从真理：为什么宁要真理而不要谎言？为什么要真理不要神话？为什么要真理不要幻想？我认为，与其研究什么是与谬误相对立的真理，还不如重新探讨一下尼采所提出的问题：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人们为什么会这样重视‘真理’，使之成为绝对约束我们的力量呢？”［（７）］
　　正如福柯本人所予以解答的，维护真理实际上是在扞卫一种由权力所控制的既定的秩序，而抵毁真理则是旨在破坏这种秩序，最终在分享一种权力，对王朔的小说也可作如是观。
　　王朔作为文化现象的意义，远远超过作为作家自身的意义。
　　王朔现象，证明着时代对作家的命运有怎样的影响力。王朔创作这些“顽主”系列小说主要在８０年代中后期，这些小说除了证明王朔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之外，并没有产生多少反响。然而，到了９０年代，人们仿佛突然在王朔小说中发现了价值，乃至成为一种受到普遍赞赏的新的生活哲学，王朔本人一时间也被一些人奉为一代青年的偶象。这固然与大众传媒的宣传密不可分，其根基仍是时代的变动。王朔所代言的市民阶层经过１０年的孕育和发展，到９０年代已形成在经济上强大的阶层，这个阶层在市场经济提出以后，更是获得阶层队伍迅速扩大的一切条件。他们在文化上要求表达自己的声音也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这种要求在其起初，总是以对既有文化的破坏为先导。王朔的出现可以说躬逢其时。从某种意义上，是那些集中表达市民趣味的大众传媒，如《北京青年报》、摊头文艺、影视发掘并塑造了王朔，使他成为这个阶层向一切既有的秩序和权威挑战的代表，也成为这个阶层的徽章。９０年代的王朔也不再是８０年代中期那个事事失意，感受着知识分子压迫，尽管“从不放过一次当主角的机会”，却总是“命中注定是掀不起大浪浪的泥鳅”式的王朔，而是一个出尽风头，被捧为明星的王朔。正如编剧李晓明所说：
　　“就象以前谁不知王朔不行显得谁不高雅一样，现在又都一窝蜂地喜欢王朔……王朔成了‘皇帝的新衣’了。”［（８）］
　　９０年代的王朔也不再是那个玩世不恭、“不就庸俗点”的王朔，而是“谁也拦不住我放狂话”、表示“要抢圆活一把”的王朔。王朔很清楚，他所从事的牟求话语权力的努力有着强大的社会基础，他背后站立着一个新崛起的阶层——市民阶层，正如他借《你不是一个俗人》中的人物之口所说：
　　“我知道，能被最广大的群众所接受的，就是高级的。譬如相声，武侠小说，伤感电影，流行歌曲，时装表演诸如此类。这就是我，和知识分子迥然不同的一个俗人标准——我为此骄傲”。
　　他也敏锐地感受到曾经如山一般压迫着他的知识分子却在商品经济时代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我觉得咱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是现在最找不着自己位置的一群人。商品大潮兴趣后危机感最强的就是他们，比任何社会阶层都失落”。“现在在大众文化、通俗小说、流行歌曲的冲击下，文化上的优越感也荡然无存了。真有点一无所有的感觉。如果不及时调整心态，恐怕将来难有一席之地。”［（９）］
　　饶有深意的是，王朔的作品受到文化人的普遍赞赏。
　　王蒙在王朔的“顽童”式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中看到了“躲避崇高”的意义。看到消解政治的功能，“多几个王朔也许能少几个高喊扞卫‘江青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对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１０）］在王蒙对王朔的赞赏之中，透出来的是这一代人的一种疲惫感：他们一辈子都在为崇高的理想，为文学的使命而奋斗，他们获得应有的声誉，但同时也收获着不幸和痛苦；王朔的脱卸一切历史重负，“拼命躲避庄严，神圣，伟大”的玩世态度不禁使他们生出几份羡慕，不得不佩服这份“潇洒”，佩服王朔“既能适应四项原则，又能适应市场经济”，既能头头是道地侃生活，又“一点正经没有”；既嘲骂一切，又自称“千万别把我当人”。尽管他们明知道，王朔所亵渎的包括他这一代人所信仰的一切。出于同样的目的，张贤亮说出如下一番话：
　　别说批判漫骂，就是再把我关起来，再如《习惯死亡》中所说的‘还你一个血窟窿’，对我都无所谓了。……用关汉卿的话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碗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市井一点，用我很欣赏的一部小说名称说：“千万别把我当人”。［（１１）］
　　知识分子从不同的角度从王朔身上发掘着意义。王朔成为维护作家经济利益的代表。
　　赵大年认为，王朔在另一个领域也作了“带头羊”：他率先退职做了“文化个体户”，不再领取工资；带头给自己作品“开价”；成立大陆首家民间影视创作机构——海马影视创作室。［（１２）］
　　张抗抗也认为王朔是当代作家中商品意识的第一个觉醒者：
　　王朔最大贡献在于他把“文字”的价格炒了上去，“买”、“卖”双方商讨稿价，文人不再受制于统一的稿酬标准，“死要面子”到公开议价，理顺供求关系变得名正言顺无可非议，王朔确实功不可没。［（１３）］
　　王朔摈弃一切责任感，追求对得起自己的活法，在一些感受着被市场经济悬置的文化人中激起强烈共鸣。一位评论者如是说：
　　多年来，文人中总不乏那种忧患疙瘩，先知先觉，动不动就独上西楼把栏杆拍遍，指出这个、警惕那个，还有特别值得注意的及其它。口气深沉而又惨痛，结果如何呢：太阳照样升起，月亮照样落去，天气依然夏暖冬凉，社会仍然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奋勇前进。只是“永别了武器”……写字是一门职业，应该用职业的态度对待它。除此之外，一切蒙着严肃的虚假和自以为卓尔不群的指点江山与愤愤不平，全是自己吓唬自己的扯淡。［（１４）］
　　　　三、三足鼎立的文化时代
　　王朔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认同反映了知识阶层的市俗化倾向。早在１９８５年，蒋原伦就敏锐地指出文学中出现的一种新倾向——粗鄙化。［（１５）］如果说，“粗鄙”在８０年代还仅仅是一种倾向的话，到了９０年代则成为文化人的一种时尚。有评论者把这一现象概括为“渴望堕落”。时尚所及，不仅象王朔这类来自市民阶层的文化人公然声言“我是流氓我怕谁”，连追求“澄明心境”的严肃文学作家贾平凹也不无欣赏地端出痞子式的西京“四大名流”（《废都》）。着名演员姜文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将王启明——一个大提琴手进行痞子式的处理，曾受到观众的质疑，而姜文认为，他身边的艺术家比他塑造的王启明还要“糙”，还要“脏”。刘欢也对此表示赞同。［（１６）］
　　知识分子粗鄙化昭示着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一种既有观念的悄然解体，这就是知识分子作为时代的代言人，新时期初文艺中那种被利奥塔称为“宏伟叙事”的启蒙话语的退隐。长时间里，中国知识分子总是以真理和正义的代表在言说，做一个知识分子仿佛就意味着代表公众的良知。福柯俏皮地称这类知识分子自认为“拥有所有人的价值，反对不公道的君主或其大臣，奋力呐喊，甚至死后也要使其声音在坟墓上回响。”［（１７）］新时期知识分子也同样如此，他们视“知识就是力量”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以知识的拥有者的身份扮演着时代代言人的角色。这是由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创造的人文传统（也包括儒家的“兼济”传统），以及西方近现代人文科学所共同构筑的以理性为核心的知识大厦。他们凭借着知识和精神传统行使着权力，真诚地把自己视为真理、良知的代表。然而，进入９０年代，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开始涌现，他们既不相信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体系，也根本怀疑重建中国文化精神的可能，嘲弄一切绝对、普遍的真理。这是一批接受商品意识，谙熟市场规律，明确地代表阶层利益的新的知识分子。“渴望堕落”所表明的仅仅是这一批知识分子对既有知识体系的放弃和对知识分子旧有的角色形象的放弃，而不是放弃话语权力本身。或者说，正是（表达新兴市民阶层）新的话语权力的需要，产生了新的知识，正如福柯所言“与固有的看法相反，权力和知识之间是没有不相容性的。权力产生新的知识。”［（１８）］这一批“渴望堕落”的知识分子在应合大众社会的同时，也隐含着试图行使新的话语权力的强烈欲望，这是与精英知识分子理想完全不同的、体现大众社会意愿的话语。
　　新的知识的产生必然伴随着一批新知识的阐发者和传播者的产生：在当今社会，这批人主要由那些以满足市民文化消费的各种大众传媒的掌握者和运作者来扮演，这批人包括影视制作人、流行音乐制作人、报刊发行人、大众文艺作家、歌手以及报社的编辑和记者。市场经济带来文化一统的分裂。就文艺界而言，新时期以来文艺（文化）批评界尽管各种文艺观杂然纷陈、更替迅速，但基本维持着两种文艺观念体系的对峙的格局，在人的问题、主体性问题、朦胧诗、现代派等问题上分歧明显。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更好地发挥文艺的社会作用（尤其是如何理解文艺的批判现实的功能），如何评价西方现代派以来的文艺，如何看待艺术探索等。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对汪国真的诗的评价上。市场经济文化语境形成以后，二元格局逐渐被打破，批评界出现相互融合、重新组合、多元并存的局面。
　　原先作为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一部分的作家和批评家逐渐从原先二元格局中分离出来，开始与市民文化相融合；其另一部分则更加自觉地强调知识分子精神特性。原先的二元格局已不复存在，而代之以三足鼎立的文化形态，即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精英知识分子文化和市民文化。
　　“王朔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意义就在于，它呈现了百年来建立在统一的意义结构基础上的知识分子阶层和文化的分裂，它是代表有新兴的市民阶层的商业文化和商业文化人力量的一次聚集和显示，以及这种新兴的文化力量向传统知识分子文化和代表政治权威文化人的一次强有力的挑战。这次挑战无疑以商业文化的获胜而告终。但是，商业文化的暂时性胜利并不象一些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表明精英“文化上的颓败是如此迅速而彻底。”［（２０）］即使在“王朔热”的强大的冲击下，精英文化仍然在显示着自身的力量，这一力量仍然在显示着公众的价值判断。而商业文化的出现，也使精英知识分子获得了一个用“他者”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的新的角度，这毋宁说有益于这种文化本身的自我调整。
　　在市场经济文化环境下，精英文化与市民文化的分歧将越来越明显，这是毋容置疑的。但夸大这种分歧也并不合适，在现阶段，两者的精神内涵仍然极不确定，这是由于市场经济文化环境本身尚在形成过程所致。新时期以来，体现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虽然业已形成，但它在文化上的要点是依附于政治，距离真正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体现知识分子内在要求的精英文化仍相距遥远。如果说市场经济冲击了精英文化，它冲击的其实主要是由知识分子“代言”的、以政治为主要内涵的文化。而且，即使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精英文化形成以后，与世俗文化的对立也将是相对的，在市场经济文化语境下，两者将始终处于互动的过程中。
　　注释：
　　（１）　《诗与后现代》，《文艺争鸣》１９９３年２期
　　（２）　《无为》，载《一滴水文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３）　林子《王朔生活中的爱情戏》，《中国妇女报》１９９３，１１，３０。
　　（４）　《〈关于九月寓言〉答记者问》，《九月寓言》，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５）　《王朔，大师还是痞子》，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Ｐ１８４。
　　（６）　同上，Ｐ２。
　　（７）　Ｐ·邦塞纳《论权力——一次未发表的与Ｍ·福柯的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１９８４年１２月。
　　（８）　《王朔，大师还是痞子》，Ｐ１８７。
　　（９）　《王朔自白》，《文艺争鸣》１９９３年１期。
　　（１０）　《躲避崇高》，《读书》１９９３年１月。
　　（１１）　《我的菩提树》，作家出版社出版，Ｐ３０７—３０８。
　　（１２）　《王朔，大师还是痞子》，Ｐ１８７。
　　（１３）　《玩的不是文学》，《文学自由读》，１９９３年３月。
　　（１４）　《王朔，大师还是痞子》Ｐ４７。
　　（１５）　《粗鄙——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一种文化现象》，《读书》１９８６年１０月。
　　（１６）　参见王力维《渴望堕落——谈知识分子的痞子化倾向》，《东方》１９９４年１月。
　　（１７）　《福柯专访录》，《东西方文化评论》（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１８）同（７）。
　　（１９）　《人文学者的命运及选择》，《上海文学》１９９３年９月。
　　（２０）　参见陈晓明的《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文艺争鸣长春021-028J1文艺理论祁述裕19951995 作者：文艺争鸣长春021-028J1文艺理论祁述裕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0: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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