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簡體     傳統

---

　　发展问题，就它所包含的发展观念、目标和实施过程来看，是由一定的主体所确定的。这一点很容易被人们忽视。发展是人的发展，发展主体自然是人类本身。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中心主义确实表征了人类存在的本性，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我们应当在什么意义上去确定它。事实上，面对当代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我们亟待转换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发展主体观念。这是展开本文的意旨所在。
　　　　一、发展主体转换的当代境遇
　　２０世纪，发展主体转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在获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陷入了十分严峻的困境。
　　本世纪社会的长足发展归功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新技术与工业革命浪潮使人类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水平。自然世界地覆天翻、任人所为，甚至，人类完全创造了靠自然自身在亿万斯年的进化所远远不及的“人工自然”，使早先人类征服自然的幻想与神话大为逊色。即使在人想象所及，科学理性也以其魔力般的鞭鞘扬及于内。人类无所不能的实践活动使自然本体论所认定的认识论前提“自然先于人存在”似乎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命题。但是，越是如此，越是证明了一个现实：我们所依存的自然已经不再是昔日那样被认为是无限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存在了。人停止了对自然对象的膜拜（上帝也由此而死），还来不及为自身的力量惊讶和陶醉，就陷入了巨大的震骇与困窘之中：自然的有限存在是无法满足人类的无限制的发展需求的，在技术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无以复加的生态凄凉；掠夺性的矿藏开发直接加重了自然资源的再生性匮乏；有效耕地的减少与人口的增长呈现出一种恶性的正比例关系……整个自然变成了一块任人随意涂抹的画布。实际上，人对于自然的中心地位已经随着其所依存的泱泱自然的消弱而动摇了、坍塌了。
　　除了与自然关系的这种悲剧性后果外，２０世纪发展问题也在于人类自身的发展越来越失去其基本平衡；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永久的创伤和阴影；下半个世纪所建立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社会也是乍起乍复、阴晴不定：冷战对峙、军备竞赛；制度对立、意识形态膨胀；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地区纷争、宗教矛盾；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等等。还有诸如爱滋病、暴力、吸毒、色情、青少年犯罪、伦理困境等每况愈下的社会生活危机。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当我们无法回避这些严峻的环境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时；当人们不得不处于现代工业社会远离自然的喧嚣与燥烦的境遇之中；当整个人类的生存仍可能受控于巨大的战争体系之下；当人类的恻隐必须面对着贫富之间的残酷的现实巨差；当道德失范、价值虚空、经济浪潮似乎已把传统人文精神吞并得一干二净……之时，人类精神上所感受的彷徨、恐慌和绝望。
　　毫无疑问，人类中心主义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但是，这绝不表明发展问题的取消，它恰恰表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发展观，完成发展主体的历史性转变以及确立新的主体发展模式已经来临。
　　　　二、人类——自然系统发展观的确立
　　新的发展主体就是人类——自然这一整体发展系统。人类——自然系统是内含着人、社会、自然的总体性系统。社会发展观的当代转换就是从人类中心向这一总体系统的转换。人、社会、自然各子系统的发展都应当从这一总体系统的综合发展中求得。
　　１、在人类中心主义看来的对于自然的占有与支配关系应让位于人与自然之间的互惠与协调发展关系。与此相应，对于社会的个人本位意识也应当让位于人与社会之间的整体性同一关系，真正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同一”的社会理想。因而为人类中心主义所支持的自我意识、单向的主体实践力、个人的自我发展、人的先在价值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僭妄：人作为主体并不是唯一的；人的主体性也并不具有先在性和至上性；人的实践活动既有开发性的一面，也有自律性的一面，自律性恰恰是人的实践能力提高的表现；就开发而言，既表现为外向的、指向于自然客体的开发，也表现为内向的、指向于人的潜力的开发利用。只有把人置于整个人类——社会——自然的存在与发展系统中，才能取得反省自身、确证自身、拓展自身以及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可见，确立人类——自然总体发展意识，并不意味着贬弃现代社会所高扬的人的价值和主体自我意识，而是从更深远的意义上对人的生存与发展要求的肯定。
　　２、人类——自然系统发展观的确立事实上打开了社会发展的新天地。新的发展观要求消除整个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而各类社会性主体也应当意识到，他们之间基于无限自然而进行的对立冲突正面临着自身生存的威胁。换句话说，全球性问题的迫近使国家、民族、集团及意识形态问题成为次级问题，全球性共识要求解开这些次级问题的症结并宣布那种传统的社会性主体的对立式发展观的失效。正是基于这一思维方式，社会性主体间的交往与对话日益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根本措施，也成为人类新的生活方式。
　　３、自然对人的关系直接决定和制衡着人对自然的关系，人通过对于自然的主体性关系确认自身的价值，自然的存在与发展又规定着人的价值活动实现的可能性：自然成为价值客体与价值尺度。而就人的活动必须适合和“满足”于自然的生存与发展而言，自然也是价值主体。按照美国哲学家、国际环境伦理学学会主席罗尔斯顿的观点，自然界的价值可以定义为一种被储存的价值，其表现是多样的，如支持生命的价值、经济价值、科学价值、娱乐价值、基因多样性价值、自然史和文化史价值、文化象征价值、性格培养价值、治疗价值、辩证的价值、稳定性和开放性价值、尊重生命的价值、哲学和宗教价值，等等［（１）］。
　　把自然也作为价值主体是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把人作为唯一价值主体的否定。人类必须转变这一观念：怀着无可非议的征服和占有感去支配和使用自然。恩格斯说得好：“自然永远是人类的母亲……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２）］人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应当无可争议地被赋予或还原其主体性和价值性：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人类现实与历史共演的绝对舞台，是迄今为止人类可以指望的唯一生存与发展空间。在全球性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今天，整个人类理应达到高度的警醒与共识：自然的保护与增加已成为发展的首要条件。
　　　　三、人类——自然系统发展观的文化意蕴：生存论的回归
　　２０世纪社会发展状况表明，经济人在与自然、社会的对立关系中飞速发展的同时却存在一个背道而驰的现象：不断加重的文化感的失落。现代人在物质需求上得到了足够的满足，在精神及文化上却面临着巨大的“真空缺失”：旧的文化传统似乎已失去其存在的基础，新的文化又尚未建立起来。对于大多数后发展国家而言，则是处于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与被抛状态——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之间巨大的经济发展差距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的缺撼，而后发展国家民族文化和心理由此所受到的冲击与消蚀，则具有更加深刻的悲剧意义。
　　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严重失衡，是２０世纪社会发展的严重问题。对此，西方学者表现出了足够的反省意识，罗马俱乐部的创史人贝切伊指出：“人类在其进化的这一阶段的根本问题是没有在文化上与自己所创造的变化了的现实保持同步和完全相互适应。”［（３）］施威泽则尖锐地批评说：“整个社会与其经济状况之间存在着悲剧性的联姻。经济条件毫不留情地使现代人变成了一个没有自由、没有信心、没有独立性的存在物，总之使人具有各种缺陷以致缺乏人性的那些品质。”［（４）］就连对人类进步持乐观态度的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也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２０世纪曾经历了自己的中世纪——高技术的发展和以用机器取代人为特征的高度工业化时期，极权政治和战争摧残了人和人类文化。”［（５）］这些评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切中要害的，它提示我们必须对发展目标予以反思。
　　人类中心主义发展观把经济增长当作社会发展的当然目标，这其实是把作为手段的东西当作了目标。事实上，在社会发展的诸多手段中，经济增长并不是唯一的，其它社会发展含量，诸如文化、环境、社会政治、日常生活趋向等常常是经济因素所无法代疱的。世界银行组织在其提交的《１９９１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写道：“全面发展不仅仅包括经济变量，它还包括能够提高生活质量的非经济因素。”正是被经济因素所制约、所撇开的人类文化价值，才是从总体上范导、规定、影响着经济发展并使它指向于人的合理需求目标——就发展是人的发展而言，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有这一职能。佩鲁甚至认为：“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强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６）］
　　发展的目标应该由单纯的经济转向文化。这里的文化不再仅仅是人类中心论文化，而是生存论意义上的整体性文化。纯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最终导致发展目标的消失，现代人的茫然失措、理想失落、无家可归，正是发展目标丢失的表现，因而，立足于人类——自然系统发展观所确立的生存论实质上意味着发展目标的失而复得。
　　生存论意义上的整体性文化具有以下一些征貌：
　　１、多样态的交往文化。随着发展主体的转换，交往由传统的基于人与人之间经济对立关系之上的“暂时的融合”活动而成为人、社会、自然之间的日常活动，这种日常活动是多层面、多方位、而且是异质多样的，它深入到经济、政治、科技、商务、思想等各个领域。它不仅广泛存在于人——社会系统之内，也存在于以人的活动为中介的人——社会系统与自然之间，因而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对话、理解、交流、商谈、合作、互释、汇通、同构、共存、宽容等等。无疑，交往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交往双方的开放与平等意识，因此，各交往主体就应当走出封闭和对抗；改变那些与变化了的现实格格不入的陈旧观念；摒弃那些妄自尊大的中心意识或妄自菲薄的边缘心理；撇开那些不易于沟通的意识形态或种种抽象价值；并真正形成把环境与自然作为共同发展前提看待的共识。
　　２、实践性的批判文化。生存论本身就是在对于人类中心文化的反叛基础上所确立的文化形态。人类中心主义也是一种“批判”文化，但它仅限于思想意识及知识领域，是“纯粹理性”的自我觉醒，是“思想的思想”，它所确立的只是与近代文明相符合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一旦确立，“批判”的使命即告终结。生存论则直接立足于人的现实实践活动，面对人——社会——自然的总体系统，并不断追思、反省自己的全部行为观念。它所确立的是人类置身于其中的整个世界的意识。
　　作为批判文化，生存论表现出深刻的时代范导功能。当现代工业文明不断消融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人们奉行“怎么都行”、甚至对自身作为人的存在都持无所谓或否定态度时，生存论应当通过批判为人类确立起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当交往主体间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多少成为交往的直接障碍时，生存论文化应当通过批判从总体上给交往主体提供一种反思自身、求同存异、相互沟通、达成共识的资质；当人的主体性膨胀、实践行为异化为对自身存在的直接否定时，生存论应当通过批判为人类确立起一种自律性实践意识，实践观也应该是对实践的批判观；当人类精神和知识领域被经济理性和消费世界所全面占领时，生存论应当通过批判重新建构起更高层次上的真、善、美相统一的人文价值体系。
　　３、总体性文化。这是整个生存论的落脚点，生存论所傍依的是人类——自然的系统发展观，即人的全面发展、自然的保护与增加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实现的社会进步。它表明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由对立走向统一，也表明理性与价值、自然与人化、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以及自然、社会与人文各知识学科之间的传统对立冲突在新的文化前提下的统一。
　　总体性文化与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构想的“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同一的社会发展理想是契合的。无疑，它的确立还存在着久远的现实巨差。当前，全球性的发展必须解决这样两个问题：一是经济的协调发展。没有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的普遍繁荣，就不可能有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经济的长久发展，那种经济大国主义、实则是通过占有别国经济的发展战略是没有太大前途的。发达国家必须修正其高速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一方面给后发展国家提供更多的经济发展机遇和援助，促进共同发展；另一方面，更多地承担起他们本应承担主要责任的环境发展任务。对于大多数后发展国家来说，经济发展仍是当务之急，他们应当抓住机遇、开放改革、有效益、有质量地发展经济，尽早在发展程度上与发达国家持平，同时自觉地避免环境污染与破坏。二是经济与文化的同步发展。发达的物质文明应当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作为保障的目标，这是一些先发展国家所没有处理好的，因此，在未来几十年里，后发展国家一定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尤其是与道德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步关系。其中，后发展国家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将是十分重要的，这一工作对于建立一种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体系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注：
　　（１）余谋昌《西方生态伦理学研究动态》，《哲学译丛》，１９９４年第５期第２页。
　　（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５１８页。
　　（３）《人的素质》，辽宁大学出版社８９年版第３页。
　　（４）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８８年版，第２３２页。
　　（５）《大趋势》，中国社会出版社８４年版，第６６页。
　　（６）《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８７年版第１５页。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
　　　　　　　　　　　　　　　　　　　　　　　　〔责任编辑　杨玉昌〕
　　
　　
　　
河北学刊石家庄　　023-026B1哲学原理邹诗鹏19951995 作者：河北学刊石家庄　　023-026B1哲学原理邹诗鹏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0:43:59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