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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曾国藩》完整地刻画和还原了曾国藩的人格形象，从超越层面对其人生价值作了高度评价，从而为一切奋斗者进行了肯定性的文化定位；小说全方位地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笼罩下的人生状态，为我们提供了对传统文化更为客观地观照的思路；小说在艺术上超越文艺美学范畴，具有文史哲相结合的特色，不同于当代正规的文学理论预定的文学作品模式。但小说存在全盘认同传统文化价值标准的偏失。
　　关键词　人格形象　全方位　大文化　文史哲
　　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以其思想文化层面高度的认识价值，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政界和实业界人士普遍推崇，海峡两岸同时看好，一般读者也非常喜爱，形成了惹人眼目的“《曾国藩》热”。然而，对小说研究评论的工作却迟迟未曾展开，出现批评滞后的景况。“冷”“热”交织，构成一种十分值得探讨的“《曾国藩》现象”。我认为，只有把作品的价值和当代意义相结合，才有可能准确地把握这一现象并给小说进行恰当的文学定位。
　　一
　　《曾国藩》这部小说真实完整地还原了曾国藩的人格形象，从而在人生层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具体地表现了一个奋斗者的奋斗历程和成败因由。小说从墨dié①出山、艰难创业，到功成名就、持盈保泰，直至瞻前顾后，求田问舍，一直紧紧扣住曾国藩的奋斗道路展开描写。曾国藩历尽艰难争成就，费尽心机保成就，直至为成就所累的奋斗历程，无疑对一切奋斗者都具有警醒意义。作者相当富有层次感地描写了曾国藩在奋斗过程中身心所遭受的摧折，特别是着重表现了他压抑、痛苦、委屈的心态和“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强毅性格。这样一个事业有成但悲苦兼尝的“圣者”形象，能给予事功奋斗者很大的启发。小说还细致地揭示了曾国藩采用的策略手段及其形成思路与理论依据，而且描写了他由此获得成功或导致失败的全过程。作者将这种策略手段看成是超越常人的大智大慧，对它奸诈阴险的丑恶面给予了淡化。对于同样需采用策略手段的奋斗者，这部作品庶几成了他们观摩学习“奋斗艺术”以及采用这种“奋斗艺术”可以心安理得的文化依据。曾国藩的现世奋斗获得了如愿以偿的成功，但身前身后对他的评价却人言言殊，曾国藩本人也对他是否成功地得到了流芳百世的功名感到底虚。那么，曾国藩的悲剧性进取精神和人生哲学值不值得肯定？这样一条道路能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价值？这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思考。作者以崇敬的态度，把曾国藩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理想的人格形象进行描写，用悲剧的评断对人物在矛盾漩涡中主动或被迫作出的一些抉择予以开脱。这就从超越层面对曾国藩奋斗一生的人生价值作了高度评价，从而也为一切奋斗者进行了肯定性的文化定位。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底层读书人多半梦想由耕而读，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达到改变社会地位的目的，甚至出将入相，身名俱崇，荣宗耀祖，青史留名。曾国藩正是一个出身农民而在辉煌的功名之路上达到了顶峰的人物，对他的肯定性描写给予了“千古学人功名梦”虚幻性的满足。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希望追求事功，但想干出一番不平凡事业的却大有人在，希望自己家庭出现龙子龙孙，荣宗耀祖的父老乡亲，简直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整个底层。如果把功名理解为超越常人的地位和成就，可以说，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存在着一个“功名情结”。曾国藩形象恰好成为“功名情结”的文化寄托。当今的中国正处于文化转型期，新的文化形态尚处在未完成状态，一切追求和创造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事业奋斗者们一旦超越瞬时社会价值体系，从精神层面进行形而上的诘问考察，就会感到对自我事业进行文化定位的困难，甚至出现价值迷失、存在迷失的现象。《曾国藩》则无形中从传统文化角度为当代中国的奋斗者提供了一个精神庇护所。
　　小说从外在表现到内在特征，对曾国藩为人处世的各个不同的侧面进行了描写。曾国藩兼有农家子弟的勤俭朴素、读书士子的真诚高雅、官场老手的世故圆滑、理学大师的严谨端方和乱世人杰的残狠奸诈。因此，做人，他是仁慈坦诚的好父亲、好兄长、好朋友；做官，他是公正宽厚的上司、恭顺而有作为的下级、有定见但好打交道的同事；作文，他词切理辟，写出了品格。他做了不少亏心事，但做得冠冕堂皇，让人只能朦胧地感觉到却说不出他的错处何在；他的品格有着无法忽略的劣质，但被他用懿德美辞掩盖得那么巧妙，了无痕迹。而对于亏心事，他存着真诚的愧疚并往往尽力地弥补；对于劣质，他心中常怀着深深的忏悔。人孰无错？他这种追求心灵解脱的超越努力理应得到肯定。然而，在过后的行为过程中，曾国藩又往往老戏重演、故态复葫，从杀金松龄到杀韦俊叔侄就是典型的例证。作者对曾国藩为人处世的多角度、多层次描写，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读者阅读时必然会引发多方面的深深感慨和深刻思考。
　　作品还相当完整地显示了曾国藩的心路历程。从刚健昂扬，到深沉老练，直至苦闷萎缩，是他心路历程的阶段性标记。作者对曾国藩出山时重重疑虑的剖析，显示出人生抉择的艰难；对他满怀失意地回家奔父丧和打下金陵大功告成时都感到身心交瘁的描写，显示出人生的苍凉；曾国藩思索自己成功原因得出“不信书信运气”的结论，则令人感到人生的迷茫。可以说，作者对曾国藩心灵感受的展示，为读者提供了五味俱全的人生况味，尤其是当曾国藩沉醉于他春风得意的人生境界时，作者对其中诸多不和谐音的渲染，更是耐人寻味。小说在宰牛血祭那使人热血沸腾的场面中，加入了一道令曾国藩心寒也让读者感到不是滋味的上谕；写到江南科举的欢乐升平景象时，又着力渲染大雪冻死一位老士子的恶性事件；描写李鸿章鸣炮礼送曾国藩北征的隆重场面中，插入一个炮声震死曾国藩小外孙的细节。这些描写大大加深了作品显示的人生况味的复杂性，表现出作者跳出了人物当时的心境，达到了对人生更为宏观辩证的把握。对于那些曾经沧桑，对人生感慨良多的人，小说必定会勾起强烈的心灵感应。
　　但是，《曾国藩》在“五四”运动过去七十多年的今天，却以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判断人生，价值指向显然存在某些失误。
　　这种偏失首先表现在作者对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时体现的内心的丑恶和肮脏批判不力，甚至有意无意地加以淡化。康福与曾国藩恩断义绝，不只由于康福从与其弟康禄的对比中，看到了做顶天立地的英雄和做忠心事主的家奴之间人格的高下，更在于他从韦俊叔侄的被杀看到了理学名臣的虚伪残忍。作品却着重强调了曾国藩感到“人生如棋”、抉择无奈的内心矛盾。实际上，曾国藩的无奈有很大的虚伪性。他对曾国荃就一直是纵容庇护的，有时甚至偏袒到了不顾原则和自身人格形象的程度，以致使左宗棠等人愤愤不平。作者在理念上可能是想写出曾国藩性格的丰富复杂，但在写作中却不自觉地忽略了对曾国藩灵魂深处的阴暗丑恶面进行应有的鞭挞。
　　其次，作者对曾国藩用文化原则压抑自身自然人性、束缚内心快乐自由的方面，也流露出过多的认同和肯定。作者虽也表现出了从人性压抑感到的人生的悲凉，但更多地是赞美由压抑显示的人格的崇高。曾国藩得知攻下金陵的消息时，悲喜交加以至昏厥，过后却学谢安石轻描淡写地宣布捷报。对这种压抑个性自然表现而生硬地体现出的所谓大将风度，作者采用了略带嘲讽的语调进行描写，但更多地让人感到的，还是曾国藩克制内心的性格力度。这种对压抑人性的过分肯定，必然会引起当今一些以个人的自由发展和幸福为价值标准的人的反感。
　　二
　　作者把曾国藩这个处在社会矛盾焦点的枢纽性人物放到文化层面进行研究和描写，从而使小说在广大的思想艺术空间里，全方位地展示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笼罩下的人生状态。与“寻根文学”凭体验感悟拟构传统文化的民间形态不同，《曾国藩》对我国传统的规范文化进行了正面的写实型开拓。作品同时描写了曾国藩忠君敬上、建功立业的“外王”方面和慎独自守、砥砺品性的“内圣”方面。对“内圣”一面则着重表现曾国藩为树立人格形象，以利经世致用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换句话说，作者特别关注的是曾国藩的功名人格。小说从儒、道、法相融合的宋明理学的纲常原则中发掘曾国藩行为心理的文化依据；又通过描写他从苦创基业到持盈保泰直至求田问舍的人生历程，展示了功名人格从奋发张扬到没落萎缩的全过程；而对曾国藩持家训子的描写，不仅表现出中国文化家国同构的特征，而且揭示出传统文化的小农经济根基。
　　作品对传统文化的展示是多层次、多侧面的。对曾国藩策略手段的描写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历史智慧；对他建功立业的描写，肯定了传统的人生哲学；对他强毅性格的描写，表现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些描写显示出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对传统文化各个流脉铸造的不同文化人格和同一人格形象不同侧面的描写，则体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广泛把握。
　　小说具体充分地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内在矛盾。明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烂熟时期，其正负质都表现得相当充分。曾国藩性格的矛盾二重性正是文化矛盾的表现。他的仁慈和残忍、大度和阴险、严苛和宽纵、刚毅和怯弱，都不只是自然的个性特征，更体现了文化原则各个侧面的内在矛盾。曾国藩性格的矛盾二重性就是因为以文化原则作统辖，才得到有机的融合和统一。作者以推崇的态度，把曾国藩压抑痛苦而刚毅不屈的性格作为一种崇高美来描写，则表现出传统文化令人景仰的人格魅力。
　　作者对传统文化的展示坚持一种以生活本来状态为原则的态度，使作品显出难能可贵的真实性。小说按历史本来面貌，把曾国藩作为一个建立了不凡的事功但一生过得痛苦压抑的人物去进行描写，克服了人们以往评价曾国藩时用“完人”美化或用“恶魔”丑化的偏颇。作者对文化原则及其约束下的人生状态的观照体现了同样的态度。小说对春燕的描写就是一例。春燕死后连公开发丧的仪式都没有，曾国藩不动声色地照常下棋，这充分体现出宗法礼教制的封建家庭中，小妾的地位是多么卑微，生命价值是多么的不受重视！然而，春燕的一生似乎也有过真正的温暖、幸福和满足，并非苦到不能存活。批判礼教者当然可以说，春燕的独立人格处于蒙昧状态，以致处在做奴隶的地位却欣然自得；也可以说封建礼教原则有一种既冷酷又富“弹性”的特征，这种“弹性”使得生活在冷酷原则下的人们有一定回旋余地而不致生命力被窒息。但是，事实上任何文化形态都不可能使人终生都觉得幸福满足，把非文化范畴的问题归罪于一种文化是不恰当的。另一方面，几千年来一代代人毕竟生活在一种漠视个人尊严和价值的文化氛围之中，能够活下去并不等于它就合理。总之，小说还原生活本来面目形成的高度的真实性，为我们提供了对传统文化更为客观从容地观照的思路。
　　《曾国藩》以人物的人格形象为轴心，既从感性方面生动地描写传统的人生状态，又如实地挖掘出它的文化依据，而且把文化依据本身和盘托出。比如对曾国藩裁军，作品通过复杂的人物关系构成的一个个事件，写出裁军迫不得已、势所必然的情势，又揭示出曾国藩裁军所依据的在忠君敬上的前提下建功立业的宋儒理学原理和急流勇退、持盈保泰的道家策略，而“兔死狗烹”、“英雄不可自剪羽翼”则是理性思考总结出的历史经验教训。这种把一切和盘托出的做法，使作品达到了对传统文化的全方位观照。
　　《曾国藩》以其对传统文化的全方位观照而成为了一部思想文化层面的作品，成为人们反思民族传统文化时可作资料使用的“信史”型的优秀历史小说。在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这部作品引起巨大的反响是必然的。
　　但是，《曾国藩》对传统文化的观照却存在着创作思想上的某些偏失。
　　小说作者站在传统庙堂文化的立场，以功名原则作为判断人生价值的最高准则，充满体谅地把曾国藩一生当作一种崇高理想和时代条件错位所产生的悲剧来看待。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名原则在宋明理学的理想人格中，只能是建功立业，出将入相，做一代名臣。它的致命弱点是君国至上，缺乏对正义的确认和追求。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曾国藩背逆历史潮流维护清王朝和背离人心所向办理天津教案的人生失误。曾国藩在生命末期对自我人生是否成功感到没有把握时，未能对在忠君敬上的前提下建功立业这一人生支柱本身进行反思拷问，连实际上是“为民作主”的“民贵君轻”原则最后也没有真正接受，临终遗嘱只给儿辈提出些修身养性的基本要求，不是从功名原则超越，而是从功名原则退缩了。在《黑雨滂沱》一章里，作者因为对曾国藩过分同情而在行文中贯注了浓厚的伤感情绪，实际上影响了对于人物分寸得当的把握。整个作品对曾国藩的评价也就表现出内在的矛盾。作者承认曾国藩具有崇高的奋斗精神但没有找准道路，却又对导致这种失误的功名原则全盘肯定。出现这种矛盾和偏失，根源在于作者缺乏体验历史的崭新思路和对传统文化既定立场的否定性反思，只是从还原角度对它进行体验和思索。这超越了社会层面，却没有超越传统文化而站到今天的时代高度。实际上，人生价值体系包括功利、心灵和超越性三个层面。事功追求者往往看重现世功利；读书人则讲求美善相随、悦情悦性；超越标准是希求超越瞬时社会价值体系永垂不朽，超越人生不同侧面达到人生价值的全方位实现。以心灵和超越标准来看待小说对曾国藩形象的描写，我们就会感到作者缺乏一种大思想家的高度。
　　数千年的君国本位文化传统带有厚重的集体本位的倾向。作者由于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不自觉地站在集体本位立场描写曾国藩和他的事业。这就必然地会用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标准，作为判断人物行为抉择的依据，从而导致对整体损害个体利益和价值现象的忽视，甚至从形而上学层面肯定这种现象。以小说对曾国藩杀害林明光事件的描写为例。作者对无辜秀才林明光受到的侮辱损害明显地关注不够，对他内心的痛苦仇恨没有进行充分的描写，而对曾国藩的残忍，却用“治乱世须用重典”的原则使之合理化，对其人格形象则用铁腕雄风予以崇高化。这明显表现出作家创作思想的偏失。
　　《曾国藩》创作思想上的偏失，导致了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它不够重视，对“《曾国藩》热”不以为然的现象。
　　对于《曾国藩》的“冷”和“热”，表明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和拒斥都存在着一种不健全的浮躁心态。依恋者因为生活浸淫于传统之中产生的敬仰依恋，而表现出一种“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盲目性，缺乏对它的负质客观冷静的观照。这种主体独立意识某种程度的欠缺，导致了走不出传统文化氛围的悲剧性心态。拒斥者则表现出对建构自身理论空泛无力，对传统文化批判否定的思想锋芒和全面了解深刻把握的学问功底不相称的特征。于是，一旦传统文化真实完整地呈现在眼前时，他们就感到目瞪口呆、难以置喙。我认为，对待传统文化的健全心态应该是：摆脱依恋或拒斥的偏执态度和非此既彼的知性思维模式，站在重建民族文化的高度，同等地注重传统存在的合理性和转换的必然性。
　　三
　　作者是从历史研究走向小说创作的。他力图从大文化角度还原历史人物曾国藩，因而在作品中把史实阐述和文艺描写融合在一起并使之升华到思想文化层面。小说在艺术上就超越了文艺美学范畴，具有文史哲相结合的特色。这种与《史记》等中国古典文学接轨的写法不同于当代正规的文学理论预定的文学作品模式，所以必然会引起不同看法。
　　作者表现历史人物和事件，在使用文学视角的同时，兼用了一种历史研究的理性眼光。《墨dié①出山》一章，情节的发展其实是逐层从不同侧面揭示分析了促使曾国藩出山的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的因素。作者描写曾国藩裁军，也是把情节波澜起伏的推进和裁军势在必行的内外在原因的剖析结合在一起的。《黑雨滂沱》通过不同人物的评价表现曾国藩的反思，情节的关联和衔接并不紧密。为了表达难以进入情节却有代表性的人物的评价，作者甚至让曾国藩做了一个梦，通过梦境表现这些人物的看法。
　　我们阅读小说会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在描写曾国藩生活历程的同时，对他的理性思想作了深刻的分析和翔实的介绍。小说对名胜古迹、风俗民情、器皿菜肴之类的描写，是从知识学问出发达到反映社会生活外在面貌的艺术目的。《讨粤匪檄》和遗嘱这类表现曾国藩理性思想的资料，作者也大量地介绍和引用。小说对人物有关理论问题的对话和心理思考的艺术描写，实质上是理论探讨的具体介绍。钟山论文表面上看是一个生动的故事，对话情趣盎然，还有捉松鼠的有趣细节的描写，实际上更多的内容、更主要的目的是介绍曾国藩文艺思想。作者尽量地把历史事实转化为艺术画面，把史实中的理性内容融入转化到艺术画面之中，做不到的就直接介绍和引用。这样同时使用艺术描写和科学分析两种手法，从而达到展现曾国藩完整人格的创作目的。
　　作者又把历史材料升华到文化层面进行思考，用传统哲学的价值标准对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品评，并对曾国藩一生用崇高理想和时代条件错位的悲剧予以概括和处理。这就使小说构思的制高点上升到了哲学层面。作品也因此具有文史哲相结合的创作特色，成为一部学者型的优秀小说。
　　创作构思的特色必然会影响到作品的其他方面。具体写作方法上，除了文学的叙述描写外，说明介绍的历史着作写法和分析思辨性的论说文笔调在小说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结构上，作家实际上是以对象的存在方式为作品的构筑方式，以从感性和理性两方面展示传统文化典型的人生状态为创作思路。这种具有博大的历史感和文化感的结构方式，给作品带来了很大的益处。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历史的枢纽性人物。作者抓住这个枢纽尽可能地撒开，作品全方位地展示了一段活生生的中国近代史。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代表，作者对他的行为心理尽可能深刻地挖掘，对他体现的文化层面的内容尽可能广阔地延伸，以致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曾国藩是一个功名奋斗者，作者从哲学层面对他的艰难奋斗进行分析，又使作品具有了深广的人生蕴涵。因为整部作品的目标对准曾国藩的人格形象，所以从根本上说，《曾国藩》仍然应该算一部地地道道的历史小说。若从文学美学本位的眼光来看，《曾国藩》的艺术趣味是相当传统古典的。小说的三部体现出由生疏单纯向深厚凝重的逐渐成熟过程；作者的思考也未全部有机地融入艺术描写，还存在不少令人难以畅读的理性硬块；情节的发展存在局部形态拼接的外在特征，不够连贯和浑然一体。但是，作者对曾国藩人格形象的描写丰厚而生动，典型化程度很高，正是这一根本点使作品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品位。
　　不过，《曾国藩》还没有达到文学巨着的水准。关键就在于文史哲相结合的创作思路中哲学层面的薄弱。作者对曾国藩形象的悲剧性处理使作品上升到具有自己独特思想的哲学高度，从而找到了观照人物的思想制高点和创作小说的艺术制高点。但是，作者所依凭的这个制高点实际上是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结果，哲学理解生活、理解文化的功能在小说中表现得很充分，其超越层面的批判功能在作品中则显得薄弱，评判人物缺乏创作主体独有的力度，表现出思想原创性的欠缺。
　　超越文学美学范畴，已成为目前文学创作中一种普遍性的现象。张承志的《心灵史》就是把宗教、历史和文学融为一炉。张贤亮的《我的菩提树》把自己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日记作为社会史思想史的资料进行分析研究。贾平凹的《废都》则大量地直接引用社会上流行的民谣作为小说组成部分。他们这样做，就使作品显示的不是虚构的“艺术真实”，而是以原始材料为基础的“形象化事实”。作家的思考也就随之显示出一种无可辩驳的真实性。读者假如对作家的思想持有异议，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看待这种原始材料。作家如果对一些根本性的大问题进行原初思考，他也不应该依附任何理论思想的既成结论，而必须以历史事实作为思考的起点。这是目前一些作品超越文学美学范畴的重要原因。中国的古代文化最初是文史哲不分家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学科差别得到辨析，分类才越来越细。这种细致化有利于专家在某一特定领域的精深研究。但是，人文科学以人类生活为研究对象，而人类生活的各方面是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的，越来越泾渭分明的学科划分，往往会妨碍学者们的思想视野和思考层次的丰厚。真正的大思想家虽然谙熟各种专业科学，但一般不会局限于某一具体学科。富有雄心的文学家不拘泥于艺术领域，也就是一种正常而且有作为的现象。
　　目前的中国文坛却仍然用一种文学本位、美学本位的眼光评价作品，而且往往按既定尺度，以“新”和“旧”作为判断标准。《曾国藩》虽然美学品位不低，但审美趣味相当传统，于是评论界对它反应迟钝、冷漠。其实，文学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文化层面重要的作品，同样应该获得文坛的重视。一旦我们超越身处的具体社会环境，与过去和未来的时代进行对话，我们今天所谓的“新”和“旧”又算得了什么呢？唐代诗文复古运动实质上是恢复几百年前的美学趣味和品格，西方同样出现过“文艺复兴”运动。目前种种肤浅的艺术创新在未来时代的人们看来，也许不过是文人才子们小小的笔墨游戏。评论界对这类作品不遗余力的鼓吹已经是一种创作方向的误导。事实上，文学美学本位的狭隘眼光面对《心灵史》、《我的菩提树》上部、《烦恼就是智慧》等重要而特异的文学现象，早已表现出捉襟见肘的窘态。这类超越文学本位的创作方向显然富有生命力，它的发展要求文学评论界把文学美学本位的眼光和文化的使命感责任感结合起来，具备一种大文化的宏阔视野。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克服用固定的条条框框去套千变万化的文学现象的弊病，而根据不断出现的文学现象，积极主动地调整批评方位，归纳和发展新的文学美学规范；才有可能对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作品进行准确而有效期长久的文学定位。
　　中国近现代历史一直在“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和“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两种文化选择中折腾和循环往复，但迄今未找到在中国现实中转换传统文化和融合西方文化的有效机制。一个带根本性的弱点，就是对两种文化清理分析的基础性工作都做得远远不够。《曾国藩》是清理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结出的一个成果。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新的民族文化，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巨大的认识价值，因而应该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纟加至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沙74～7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起林19951995 作者：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沙74～7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起林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0: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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