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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是人类出现社会、建立制度之后永恒的话题。一个制度为适应时代需求应运而生之后，随后将面对新问题、新挑战，从而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变革。 纵观人类历史，中外皆然。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有言：“正如我们长大成人以后，再不能穿儿时的衣服一样，那么我们国家的制度、政府的制度，也要不断地创新， 才能符合时代发展的一个需要。”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但各个朝代都吸取前代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不同程度的体制改革。以权力的传承为例。清朝就以“传 贤”取代了历代的“传长子”----这也是为什么清朝是英主辈出的时代。西方现代民主制度自英国诞生之后，其政改主要体现在投票权的逐步扩大，直至实现全民普选。政改，对于今天的世界和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新中国1949年 成立以来，在时代需求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不断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这种特色，与目前深陷经济 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对比，便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 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 现大幅度的改变。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如果说中国的政改是未雨绸缪，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则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中国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内生性演变的结果。中国几千年就是一个政治核心，人才全国性选拔。最高权力传承的典范则是“禅让制”。到 当代，人才全国性选拔的适用范围已扩展到最高领导层。最高权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局限。即：一党领导、全 国选拔、长期的培养、年龄限制、定期的更替。这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的培养”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定期的更 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订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 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的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不仅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还能避免大众贪欲，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 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尚处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经济转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特殊时期，而且恰又处于矛盾高发期的“中等收入陷阱”阶 段，再加上人类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如此超大规模的国家同时进行双重转轨、转型的先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这也是为什么政改依然是全社会关注 和争论的焦点之一。
 应该说中国社会对是否进行政改是有共识的，但分歧在于政改的方向。一派主张继续坚持和完善经过三十多年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模式。一派主张以西方为榜样。
 从历史和现实环境来看，以西方为师的主张正日益受到质疑。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华民国的历史教训，另一方面更有整个西方持续陷入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有关。但综合来说，西方的制度之所以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政改方向，有如下原因。
 第一，中国的政改必须符合中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正如西谚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英国政治哲学家叆德蒙.伯 克一再强调，任何制度的变更一定要从自己的传统中延伸而来。无独有偶，中国学者钱穆也有类似的结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 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他还发出这样的反问：“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 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这方面中国有过相当惨重的教训。这也是中华民国这种完全移槙于西方的制度模式在中国失败的根 源。
 中 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简而言之就是只有一个政治中心。而一旦社会出现多个政治中心，必是国家分裂、大乱和民不聊生之时。这种惨痛的历史记忆已成为全民集体无 意识。所以中国未来的政改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遵守这个政治传统。中国能够引入选举、建立国会，也可以实行集体领导包括党内民主，但前提是只能有一个政治 中心。这就是中国政改的出发点、关键和核心。
 而西方文明从诞生初期就存在着皇权和教权的两元博弈，并最终产生其竞争性的多党民主制度。
 第二，从人类历史来看，一个国家向民主转型往往是代价极为高昂甚至是生死攸关的跨越。全 球第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英国，经历了两场残酷的内战，一次军事独裁（克伦威尔）、一次复辟和一次光荣革命。尽管如此，相对来说，英国付出的代价还是相当小的。法国两百年来经历了五个共和、两次复辟、两次帝制、一次君主立宪，还有一个短暂的巴黎公社。整个国家几乎每二十年就来一次血腥的大波动。其他发达国家 如德、日，也未能逃出这种宿命。德国一战后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宪法：魏玛宪法，但却成为希特勒上台的工具。然而走向法西斯主义不仅给世界带来了空前 的灾难，也给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全国成为废墟，德国被肢解。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个十年就发生一百五十多次农民暴动，后来还发生了内战，死 亡数万人。二战末期，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后来，它们在盟国占领之下，以及冷战的出现，才完成了民主转型。
 相 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者仍处于危险的转型中，或者转型过后仍然处于落后状态。泰国效仿西方建立君主立宪制已达七十多年，但至今国家仍是军变和民变交 替上演。亚洲其他国家缅甸、印尼、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大同小异：不是军事政变就是持久的内战。不仅如此，民主制度总算稳定下来的菲律宾和 印尼，仍是全球最贫穷和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德国透明国际腐败排名：印尼110位、菲律宾134位。中国是72位），所以这两国的民主前景仍然非常暗淡。因为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了，经济越发达，民主越稳定。而贫穷、落后和腐败则往往令民主极为脆弱。
 和亚洲不同的是，拉美各国大都是由原宗主国的殖民者的后代建立，在民族、宗教、文化传统上有着高度的同源性。墨西哥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独立后，从1824年到1848年发生了250次政变和叛乱，更换了31位总统。后来建立的仍然是波菲里奥·迪亚斯长时期的独裁统治。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 但却又发生内斗，让墨西哥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陷入内战。革命结束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获得了政权，并且一党独大统治墨西哥，直到20世纪末。2000年墨西哥出现第一次政党轮替，才算是完成了民主转型。拉美其他国家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均有着类似的惨痛经历。
 显然，假设我们仍然要把西方的制度模式做为政改的方向，中国这种超大规模的国家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想像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都是在当代全球化之前实现的，而在今天一年的进步相当于过去十年的情况下，这样转型的后果则是中国远远的被世界抛于身后。
 第三，从现实看，在一个国家还没有产生牢固的民族认同的时候，实行民主，极易导致国家分裂。不仅如此，就是已经建立起稳定和成熟的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也同样找不到有效的方式解决国家统一的挑战。前者有苏联、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后来的印尼。后者则有西班牙（巴斯克）、土耳其（库尔德）、英国对爱尔兰共和军、法国对科西嘉、加拿大魁北克。除加拿大一直是和平对抗的方式外，其他各个国家都是依靠武力维持国家统一。
 中 国基本上是到了二十世纪才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也还是上世纪初由梁启超提出的。客观来说，“中华民族”还没有成为各民族的共识。这也是 为什么今天仍然存在疆独、藏独和台独的原因。这也同样是为什么疆独、藏独和台独都希望中国民主化的原因。而中国显然是无法接受、无法承受国家的分裂。
 第四，西方是通过渐进方式，逐步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制度，可以说是从种子长成大树。英国如果以1688年的“光荣革命”成功为起点，到出现政党、再到最终实现普选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也基本如此。美国黑人1965年才有了公民权，瑞士1971年 才 实现普选。这个过程经过漫长的充分发育和演变，是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国家民族化、社会公民化、法制化等发展起来的。但是，自从西 方彻底完成民主化后，这种情况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所有转型国家都是采用瞬间突变甚至是休克方式完成的，可谓整树移植。这个原因可用一句话作为总结：高级民 主一但产生，就不会再提供低级的合理性。但激进式的民主化造成的代价也是极为高昂。
 此外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人情社会，广大农村更是一个宗法社会，而不是西方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的权、责、利清晰的法治社会。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各个 层面都已经结成了以利益为基础的关系网，这就是今天俗称的利益集团。打破这种网络的唯一手段就是最高政治权利。但假设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一方面各个层 面的利益集团利用所控制的资源，将任何能够挑战它们的力量通过选票排斥在外，并通过选票将它们的利益合法化。而最高政治权力为获得选票，同样需要地方上的 利益集团的支持，最高政治权力不但不能如同过去制约各种利益集团反而需要向他们俯首。在这样的状态下，社会公正将更加远离中国。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实行民 主后，许多黑社会头目成为议员，在议会大声斥责当地的警官，出现黑道治“国”现象，最极端的事件则属屏东县议长郑太吉为赌场利益率众持枪杀人，当时各大报纸虽然都进行了报导，却没有任何一份报纸提到有谁涉嫌，顶多就是写说政坛人士涉嫌。甚至还以屏东讯、本报讯开头，不敢写出记者名字，中国时报甚至还发防弹背心给写报导的记者。而此前他还率众打砸批评他的报社，警察竟不敢办理此案，更荒唐的是他竟然还于第二天以议长身份进行探视。就是到今天，被认为最清廉的马英九，也需要为有黑社会背景的候选人站台。而连胜文就是因为为黑社会背景的候选人站台支持，而被卷入黑道冲突的一名黑社会分子所开枪误击。2012年还是台湾“立委”选举，民进党提名的不分区立委，就有多人被判过刑。但“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在受质疑后第一时间称这是＂最好的名单＂
 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没有榜样的。中国可以借鉴，可以创新，但却不能模仿。正如英国思想家伯特兰.罗 素在一百年前对世界和中国提出的忠告所说：“将中国改造为现代国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外国人应该静待中国人自行解决。如果任其自由发展，最终必然会有一种 适合于他们性格的解决办法，我们不应该越俎代庖。只有他们自己慢慢摸索出的解决办法才是长久之计，而外部势力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强加给他们的必然是不 自然的，因而也不会是长久的”。
 从 三十多年的事实出发，从全球经济危机各国的表现来看，客观来讲，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总体上是适合生产力发展、并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历史性的推动作用。如果 从更理想的角度出发，中国的政改一是应从逐步增加决策的透明度、逐步扩大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着手，其核心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应该说“十二五”规划的制 订过程就已经展现了这种趋势。关键是如何将之制度化，特别是悠关国计民生的决策，更应如此。
 二是要进一步扩大执政基础。这需要进一步增加执政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环顾世界，有两个国家的经验值的借鉴：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和来自西方的瑞士。新加坡执政 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很重要的原因是成功地吸纳社会各个层面的精英和成功人士。瑞士的另一个异曲同工的做法则是由各党联合执政，整个国家没有反对党。这 一点和中国的国情非常近似，特别是新中国建国之初，颇有今日瑞士之风范。中国政改从这里入手，并非难事。
 三 是司法改革。由于司法代表着社会公正，司法领域的改革可以先行。目前中国司法领域主要的问题是人情社会背景下被放大的腐败而不是司法是否独立。事实上，行 政权力只对两类案件进行干预：一是案件影响巨大，成为社会公共事件。如邓玉娇案、药家鑫案。当然放眼全球，各国莫不如此。如克林顿执政初期发生的四名白人 警察对一名黑人滥用暴力事件。二是涉及到国家安全。这两类案件比例极小。真正影响到案件公正的还是腐败。而西方模式的司法独立不但解决不了这种人情社会下 的腐败，相反还会扩大这种腐败。因为独立之后的司法更缺乏监督。中国的国情，需要寻找自己特色的解决之道。从结果正义出发，一要减少法律的弹性，法条量 化。二要判决书规范化、公开化。第一条正逐渐成为现实。第二条目前在中国已有地方的试点。如将判决书在网上公布。但尚未成为制度。由于这两条可有效的减少 法官在案件所起的主观作用，应可有效的遏制司法腐败。
 最 后还是要谈一下权力的交接与传承。今日的中国，新领导人的产生既不同于西方的全民选举，也不同于阿拉伯社会的指定或者世袭。而是一方面由组织部门进行全国 范围内的长期考察、培养和选拨，另一方面党内高层集体的磋商和选举，同时还要参考民意，实是各种力量共同做用产生的结果，然后还有任期的限制。这种模式的 有效性无人置疑，但未来也同样应该更加透明、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和制度化。比如，民主党派是否有更多的制度性参与管道？普通党员是否有更多的发表意见的管 道？
 由于中国是在进行着一场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大胆尝试和创新，对中国的政改进行细节上的预测是不现实的。但从中国实用理性的传统出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推进的唯一尺度是实践，衡量中国政治改革正确与否的标准也仍然只有实践。

宋鲁郑 2012-04-27 03: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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