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神亲嘴》第八辑行过死荫的幽谷我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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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辑行过死荫的幽谷

我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2000年，我刚一上网，喉咙发痒，被专制者和教育者掐住二十多年的舌头，直吐莲花，一发不可收拾。成了一个着名的对专制者尖酸刻薄，对自己万般爱惜的写作者。在反复的批评中刻画仇敌，也在反复的阐述中坚固自己。进而想做伸张自由、影响世道的士子，退而是想通过舌头，把自己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写作，成了一个知识分子自我救赎的死胡同。通过批判性的写作，我参与经营一个“自以为义”的观念世界，把自己围绕起来，也把读者围绕起来。在我们和自由、民主、权利、尊严和平等这些色香味俱全的概念之间，栽培亲情，养成一种刻骨铭心的暗恋。像孙悟空给唐僧画一个圈。我们给自己也画一个圈，把我们所鄙视的事物隔在外面。我们呆在里面，我们的肉不给他们吃。
　　刚上网时，我曾饥渴地搜寻可以在话语中彼此取暖的同道。寻找同样对自己的统治者有着毫不爱惜的文字气度的写作者。当时大陆网络尚花果飘零，海外网络则有所谓“四大汉奸”，芦笛、马悲鸣、林思云和赵无眠。另有十大汉奸之说，易大旗便忝列其中。我初出茅庐，心中也很盼望被视为“汉奸”的。这仿佛一个与共产党割袍断义、分别为圣的头衔，你一开口就免不了想要这个，就像4岁想要小红花，7岁想要红领巾。慢慢读下来,那些海外诸奸，我单只爱易大旗的文字。对身在专制政体之下的写作者来说，互联网是一个使我们写作的品质脱胎换骨的机会，使我们文字中的自由和尊严有望康复到1957年和1949年的机会。在网上，我们就像一只落汤鸡，逐渐学会怎么敲键盘，把被共产党统治得淋漓尽致的痕迹像雨点一样抖落干净。这方面我的文字品质或许也影响过一些人，以至很多人曾长期以为我是一个89年后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曾有一个朋友说，你的文章好是好，就是横看竖看，都像海外华人写的。他说这话时甚为忧愁。对我而言，说我像海外华人的意思，就是说我像易大旗，是颇令我骄傲的评语。如果我的网络文字，曾让一些和同样揣着共产党的户口薄和身份证的年轻人壮了胆，发现原来不等共产党垮台，就可以这么写文章。那么鼓舞我这般写文章的因素里面，就有易大旗先生的一个座次。
　　最初我和大旗兄在一个叫“天涯纵横”的论坛上结识。后来纵横被关闭，我转而主持“关天茶舍”。大旗兄特别过来捧场。网络是一种尖锐的力量，当易大旗和我有机会在同一个空间发言，他的自由品质一度构成了对我的羞辱。我寻思就文字功底而言，大陆作家有相似水准的也并不少。但能写出那样一种令人入迷的自由品质，而又不落入狂狷之道的作家，我当时所见，亚洲的陆地上竟一个也没有。那是一种如何的品质呢，不仰人鼻息、不傍于组织、无意识形态之钳制的自由文字。加上读书驳杂，再配以小说家的叙事手法，勾兑野史，出入政治，往往以极下流（三教九流之下流）的故事，铺陈极上流的道理，如《贡烟的故事》、《爱国与吐痰》等篇章。仿佛一个未被阉割的人，随便一举足，一开口，就让太监们痛不欲生。
　　当互联网为中文写作者供应了同一个平台，共产党的海关便退到了幕后。我不能再以他在海外，我在国内作辩护了。那等于在说他是人，我不是人。一个榜样出来了，做奴隶的代价就翻了一番。从此不但在专制者面前是奴隶，在易大旗面前也是奴隶。不但作为写作者是奴隶，作为易大旗的读者，也觉得自己的尊严不够用了。读他的文章，会忍不住在电脑前回头，看身后有人没有。
　　后来与他通电邮，才知道这个名字的前世今生。80年代声名鹊起的作家孔捷生，经过89年的血路，经过笼罩着一代人的死荫的幽谷。城头变幻大王旗，成了流亡作家中少有的在互联网时代咸鱼翻生、凤凰涅盘的异数。读书时依稀看过他的小说《大林莽》，但几无印象了。认识孔捷生后，一次我去四川遂宁调查乡长直选，在边鄙县城的旧书摊上，竟意外瞅见了一册精装的《大林莽》。我开玩笑对老板说，知不知这是动乱精英的书，还敢卖？老板平静得像个地下党员，说就是动乱精英的才好卖呢。
　　碰巧不久，我又在地摊上意外买到一本《中流百期文萃》。《中流》是中共党内老左派的刊物，十六大后也被关闭了。翻阅后令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给房门加了两把锁。其中1991年第4期有一篇署名于逢的文章《孔捷生哪里去了》，对孔先生去国前后种种个人劣迹的揭发，真正罄竹难书，天地不容。譬如拍集体照时竟躲在树下乘凉，等同志们满头大汗、领导们好不容易到齐，孔先生这才一个箭步冲上来，站在事先瞅好的位置上。由此可见个人主义根深蒂固，世界观上一贯反社会主义。作者意难平、心难测地亮出这些细节，自然是同事故交了。文人之无行，生命之虚空，都在这些腌臜琐碎处尽显无疑。使我们无论说什么，都像是自己的掘墓人。
　　多谢这篇文章，使易大旗的形象在我读过的文字间陡然鲜活，更加添我写作的勇气。原来自由的各不相同，不自由的如此相似。在未得自由之前，我们生活不像生活，像是剽窃。为什么大陆知识分子相互抄袭的官司堪称全球第一，因为我们连生活细节都是抄来的，我们连堕落都是规定动作，都是305C（向前翻腾三周半抱膝），何况我们舌头上的话呢。人一说人话，上帝就忧伤。人能不能不说人话呢，不效法这个世界，也不轻易发怒。把写作的傲慢降到最低，把写作的喜乐升到最高。多年来，写作对我就像一种鸦片，一天不写，就觉得自己是奴才。可难道一直写下去，就不是奴才了吗？
　　1986年元月，孔捷生写了一篇名动天下的《俄狄浦斯与薛仁贵》。以俄狄浦斯杀父和薛仁贵杀子的比较，指称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西方文化是杀父的文化。多年后我在网上查阅，发现俄狄浦斯与薛仁贵之比较，已成了国内一个抄来抄去的经典。这一“移孝作忠”的杀子模式，我认为直到孔先生在网络上易大旗之后，都是他的文化和政治随笔的核心情结之一。如他最近评论“冰点”事件，称共青团是一个“集体杀子的精神屠宰场”。既从杀子开始，便有休妻、恋母、娶母、弃母，又有断后、立嗣、夺嫡、爬灰等种种情事。如他笔下那些演义共运史和梳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篇章，活活挖出了一套极权主义的政治乱伦学。
　　中国文化难逢一次也要杀父的。受孔先生的启发，不妨比较哈姆雷特与哪吒。陈水扁准备废止的《国统纲领》里曾说，要将中国统一在“民主、自由、君父”之下。哈姆雷特的遭遇，其实就是中国人在1949年后的遭遇，被人家杀父娶母。君父被杀，生出越俎代庖的专制主义；母亲被污，生出莫名其妙的爱国主义。有人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透过孔先生的笔触看今日中国，看到哈姆雷特是怎么变成爱国主义者的，不觉嚎啕大哭。伪父临朝，杀是不杀，这是个问题。中国文化的言说里，唯有青少年哪咤是半个哈姆雷特。剔骨还肉，莲花重生。你要杀子，我就杀父。我在纪念李慎之先生的文中，便把李先生视为党内罕见的中老年哪吒。
　　大旗兄近年的文字，越发老练和淋漓。他笔下有婉约之风又火烧眉毛，尖酸刻薄又不失斯文，做工精致但味道生猛。足以煽动颠覆一个精神的殖民地，对处级以上干部清热解毒也大有功效。不但以文学之名摇头晃脑，以政治之名反攻倒算，若要解救被专制者拐卖之妇女儿童，也可直接当作教材。
　　这样的文字实在得意，也是我在长夜过春时一贯喜爱的。甚至也是我一直效仿和情不自禁的。尤其当一些人的写作至今充满了对世界的屈从或对权势的迷恋，他们的喉咙仿佛敞开的坟墓。一个朋友最近的书，有个好名字，叫《提笔就老》。时光流逝固然令人自艾，但令我忧愁和痛恨的，始终不是提笔就老，而是“提笔就贱”。如果一提笔，就写成了一个被统治者。就算才华再高，也不如沉默一世，只听不说。孔先生的文字,有平静的自由,有刺骨的幽默,这是我常常自愧不若的。我与他相似的，是充满这世界的藐视和骄傲，也有令权势者羞愧的温文尔雅的嘲弄。我曾以为，这样的写作就不再是敞开的坟墓了。我曾以为，只要站在专制者的反面，就不再被这世界捆绑。
　　但我终究还是错了，半年前，我读到《诗篇》第5章中“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一句，在房间呆坐很久，默想神的话语。看见自己多年来一边写作，一边为自己掘墓。其实人的坟墓只是品牌不一样，我的坟墓很骄傲，是私有产权的，是自由主义的；结果骄傲一样骄傲，结果坟墓就是坟墓。
　　诗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写作也是如此。一个诚实的写作者，当知道观念的外面是世界。无论这世界因我阐述观念的行动而发生一次些微的摇晃，还是我的观念在来自世界的拒绝和打击面前显得更加坚定，我都很难不为此骄傲，心里舒坦。但作为一个更加诚实的写作者，我始终要看见并承认，观念的背后一无所有。如休谟所言，价值背后一定是另一种价值，事实背后一定是另一种事实。没有一种价值是由事实和逻辑推导出来的。你的观念永远在半路上，你的舌头一旦张开，就永远合不拢也闭不上。你自以为站在世界之外的骄傲，就很难维持了。你仍站在世界之内。正如因着对“杀子”的痛恨，孔先生温润而有节制的文字背后，仍无法不随处显露内心的沧桑与苦毒。像他这样的作家，力求通过写作向读者传递自由，好像击鼓传花。但有些东西本不属于自己，给了别人自己就没有了。比如自由，比如爱，你都没有办法自产自销。
　　当我喜爱自己的话语时，写作从未给我带来过内心的平安，我心中的苦毒也像击鼓传花一样，通过写作感染了我的读者。短短几年后，环顾国内网络，勇气似乎已不再特别紧俏。但我们内心的苦毒不能得到真的释放，“自以为义”的道路，就容易滑向愈演愈烈的狂狷之道，以傲慢来遮盖虚假。一年来，我逐渐看到一些朋友、一些团体及更多不相识的网友，都在这条路上欢快奔跑。我们付出的代价水涨船高，放荡的文字可能颠覆一个政府，内心的平安却离反抗者渐行渐远。
　　当年鲁迅是这样一个极端，读鲁迅是痛快的，鲁迅是苦毒的。大旗兄的可贵，是他的存在主义气质，慢慢向着“冲气以为和”的道家境地接近。也使他的尖刻和虚无感，始终与狂狷的文字保持一种坐怀不乱的距离。但我不知他内心的苦毒，能否真因这样的写作而得以释放。若不能释放，我们的文字即便改变了世界，却终将失丧自己。
　　我的经验是，唯有当我不再将自己看为写作的源头，我的喉咙就不再是敞开的坟墓。当我决心指出政治的罪恶，我便有负担，要定意为专制者一心祷告。我也求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我的神，在我所爱戴的这位兄弟写作的时候，以你的大能摸着他，使他提笔就有平安。“淋漓如雨”的不是人的文章，而是上帝的话语。因为他要写的，读者要读的，权势者要担惊受怕的，悔改者要扎心的，每一句你都知道。
　　我的主啊，让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彼此祝福，正如让撒种的和收割的一起快乐。
　　阿们！
　　
　　
　　2006-4-25，为易大旗文集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