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心理学第三种思潮的创生及其哲学价值  --存在主义哲学与马斯洛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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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斯洛人本主义的心理学思想,被誉为“第三种思潮”,曾在本世纪50年代人文科学领域产生过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它以“人为核心”,突出人的利益、价值,强调个人的尊严与自由,并注意人的内在潜能和发展的无限性,所有这些理论上的特色,都是因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启发和直接影响,并做出回应之后,在心理学领域独辟蹊径的结果。但问题不仅如此,马斯洛的心理学在接受其影响的同时,也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困惑寻找到了出路,即用建立“自我实现的人”的生活方式“改变人的抱负和人的局限性之间的差距所形成的人的困境。”[(1)]本文试就马斯洛心理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的不解之缘,谈点个人管窥之见,以期就教于行家。
     一、摆脱弗洛伊德和华生的困境,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
  马斯洛的心理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衔接,决非偶然,更不是赶时髦所至;是他对华生行为主义的“动物人”,以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病态人”的解释感到不满和绝望,在深深陷入理论困境之后,为寻求出路和重新确立理论生长点的逻辑必然。
  年轻时代的马斯洛曾是华生和弗洛伊德的崇拜和追随者。他说,“我的生命是在我……发现了J·B华生”,“使我对行为主义着迷,因此而激动万分”之后,才真正开始的”[(2)]。这之后,他开始用刺激--反应的理论研究猴子,重视“外在的”或“环境的影响”对人的作用,把对动物的研究类推到对人的心理研究之中。但因华生的行为主义把人的行为模式过于简单化,所以引起许多人的批评。不久,马斯洛对此也有了深切的感触,他曾说过,是“我们的第一个婴孩改变了我的心理学生涯,他(指婴儿)使我从前为之如醉如痴的行为主义显得十分愚蠢……,我觉得任何有过孩子的人都不会成为行为主义者。”[(3)]
  与行为主义的分道扬镳,使马斯洛很快接受并追随了弗洛伊德主义。众所周知,弗洛伊德的理论,在当时西方50年代所造成的巨大影响,有如“席卷之势”遍布各个领域。但他的理论,主要是基于倾听自己的病人陈述,以及对病人心理病态的主观分析。弗洛伊德指出,人是被看不见的潜意识和性本能支配的,这些本能是强有力的、无法改变的、邪恶的,是人类天性中固有本性,是人们行为的动力源泉。无疑,这种观点比起把人的行为理解成机器的机械行为主义,是大大前进了。正因为此,这种理论在当时拯救了陷入困境的马斯洛。
  然而,没过多久,马斯洛很快发现了精神分析与行为主义一样,存在着致命的弊端。他说:“我发现很难向别人表达清楚我对这两种普遍的心理学既尊重又不耐烦的心理。”[(4)]因为“如果一个人只潜心研究精神错乱者、神经病患者、心理变态者、罪犯、越轨者和精神脆弱的人,那么他对人类的信念势必越来越小,他会变得越来越现实,尺度越来越放低,对人的指望也越来越小。”[(5)]这样,只能造成心理学和哲学的畸形发展和步入岐途。
  就在马斯洛因华生和弗洛伊德的理论弊端而陷入困境和感到绝望和痛苦之际,二次大战中存在主义掘起和重大影响,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向,使他再次捕捉到了摆脱困境、获得重生的希望。正是存在主义的“人是一种自由的力量,有能力选择他(她)意志的任何行动路线”的思想,使他受到启发并开始着手综合他研究过的许多观点。为此,他指出,心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研究动物和精神病患者,而应该首先了解和研究精神健全的人,研究那些属于“精英”的不断发展的少数。这样,马斯洛在存在主义哲学影响下,终于摆脱了困境,为自己的理论寻找到了新的生长点。
     二、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及对其困惑所做的回应
  马斯洛曾在《存在心理学探索》中说:“由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者激起的所有变革中,最重要的可能是期待已久的科学理论上的革命。”这种革命就是将人做为核心的革命。“我接受那个给我以强烈影响的存在主义文献中的刺激物,即心理学中的前途问题。”[(6)]心理学能从存在主义者那里学到些什么?美国的G·墨菲与J·柯瓦奇合着的《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一书中指出:“当时的心理学已着手一项新的伟大冒险使它成为一门羽毛丰满的科学,但它仍然需要新的模式和新的基本原则以便在它本身之内和科学整体之内划出统一的界线。”[(7)]这里所谓“新的模式”、“新的基本原则”就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形成了一种对心理学建设的巨大的‘人本主义’主张,这一主张主要讨论人的本性和人与现实接触的性质”[(8)],它“带有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典型特征”[(9)]。马斯洛自己也确认:“存在主义不仅能丰富心理学,而且它也是建立心理学的另一个分支,即充分发展和可以信赖的自我以及存在方式心理学的附加推动力。”[(10)] 
  正因为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才使得马斯洛的理论独辟蹊径,从研究方法到研究内容上不同于华生和弗洛伊德,成为当时心理学领域的“第三种力量”。如他自己所说:“目前正在发生一次人的形象的改变,这是从关于深入人们骨髓的人类本质的哲学开始的,其余一切便随之而来”。
  从上述材料我们不难看出,马斯洛受到存在主义哲学的直接影响,是确信无疑的。那么马斯洛在接受其影响之后,是如何回应这一影响的呢?这点至今还很少有人论及。
  马斯洛的理论回应,就是应用自己的心理学理论,为走入绝境,处于山穷水尽境地的存在主义哲学,寻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归宿,从而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人局面。
  那么,马斯洛是如何从心理学角度来解决存在主义哲学提出,而又无法解决的问题呢?
  存在主义者提出了一个自己无法解决的难题,即人如何实现自身的自由。从存在主义发展史看,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逻辑环节:第一环节是克尔凯郭尔的哲学,第二个环节是尼采的哲学,第三个环节是萨特的哲学。只要认真分析这三种哲学,我们不难发现,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充满着人及其选择的困惑。在他那里,人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甚至在他看来,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做出选择。上帝与人的关系是西方哲学的基核。克尔凯郭尔在这一问题上同样表现得极为矛盾,一方面他恨上帝,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它。
  到了尼采那里,他果断地杀死了上帝,并勇敢地疾呼自己就是上帝的杀戮者。然而在杀死上帝之后,带给人们的是什么后果呢?后果是“全面的信仰和价值的危机。整个欧洲的道德及一切都随之倒塌;广浩连锁的崩溃、毁坏、没落、倾覆现在呈现在面前了。”[(11)]结果杀死了上帝,获得了自由,自由得连任何信仰都失去了,出现了空前的价值真空。萨特接过尼采的话,继续说道,上帝死了,人自由了,人就是人自由的选择、设计者。人命定就是自由的。人的选择、设计没有任何外部的十全十美的标准。那么人如何实现自己的自由呢?萨特并没有做答。存在主义哲学最终深深陷入因自己无法解决人的抱负与人的局限性之间的差距(指人类是什么和他希望是什么以及他能够是什么之间的差距)而造成的困惑之中。
  马斯洛在接受了存在主义哲学影响之后,对其困惑从心理学角度做出了回应。他指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欧洲存在主义者在恐怖、沉痛、绝望等上面的高傲唠叨”[(12)]。欧洲的存在主义,“由于他们没有论述高峰体验,经验、快乐和入迷,甚至没有论述正常的幸福”[(13)],这就自然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本主义的心理学不是纯描绘性或纯学术性的,它帮助人形成生活方式,通过什么呢?就是自我实现的人。”
  那么什么是自我实现的人呢?这是一种人的真正存在状态,即在人的各种需要都获得满足之后,才可能出现的高级需求状态;他是自由的,支配他们的因素是自身内部的主体自我选择;他又是真正超越了狭隘自我的人和在自己所热爱的工作中能获得自我本质确证,即在自由的劳动创造中,才可能占有自己,实现自由的全部生命;他是人的创造性的最终实现,即在创造性的活动中,能够充分地“表现自身”的真实存在。总之,这种人是“更真实地成了他自己,更完善地实现了他的潜能,更接近他的存在状态,成了更完善的人”[(14)]。
  马斯洛在确证了“自我实现的人”的本性之后,还充分肯定了这种人的非凡的“超越环境,不依赖环境,坚决地反抗它,同它斗争”的能力,并以高度的乐观主义态度指出,只有这些“自我实现的人”才能解决社会的大问题,即通过他们去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
  总之,正是马斯洛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了“自我实现的人”,才使存在主义最终走出穷途末路的困谷,并且亦因寻找到了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理想王国”,而一扫“恐怖”、“沉痛”、“绝望”的阴霾。
     三、第三种思潮创生的哲学价值
  马斯洛心理学的出现,有如一股强劲的春风,吹散了笼罩在西方思想上空令人窒息的悲观、苦闷的阴云,而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希望。为此,它被称誉为西方的心理学的“第三种思潮”。这一思潮的创生,无疑会在各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和作用,其创生的哲学价值在于:
  (一)在马斯洛心理学创生的过程中,存在主义对其确实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马斯洛心理学的产生,反过来又回应和拯救了存在主义哲学。他几乎解开了人本主义的逻辑死结,弥合了“应当”与“是”的历史鸿沟。他主张真正科学的人本主义决不是抽象的,它既“超越那种脱离价值的机械形态的科学”,又摈弃离开现实的人的梦幻,人必须有永远向前进的“应当”作为总体的类的先导,但这种把自己抛向未来的生的冲动却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是”的现实努力获得的。所以“是”加“应当”等于“能够”,这才是真正合理的人性结构[(15)]。正因为他近乎解决了人本学的难题,所以马斯洛试图通过将人与科学融合起来,在更高层次上超越现代人本主义。他建构了一个理论上的双向运动:即科学的主体化和哲学人本主义的经验实证化,试图将当今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融整为一体。故此,他认为人具有高于自然的特征,但又应使人能在世界主宰地位上给自然以人的光辉;他以个人的生存体验为经验基础,但又让“真正”自我实现的人“代表着人类的类本质的现实行进方向”;他几乎是一个实验心理学家,但竟然又让神秘的主体体验把理性扬弃为自身的内在前提。由此可见,马斯洛确实代表着当今哲学人本主义逻辑中的整体主义倾向[(16)]。总之,马斯洛的这场“静悄悄的心理学革命”最直接的哲学价值,使近乎步入绝境的存在主义哲学获得了新生。
  (二)从上述马斯洛心理学创生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与马斯洛心理学的结合,是彼此拯救的一种出路,虽然这种彼此结合、自救的出路,在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是极为有限的,但马斯洛心理学创生过程中所运用的思维方式、方法及所选择的道路,对当今我国哲学的发展极具启发意义。因为“真正的哲学应当是人类文化精神的外显。20世纪的人类学、文化学、人本主义思潮、新马克思主义等从不同侧面揭示着这样的主题。文化所昭示的是人的世界和历史最深层的东西,即人的生存模式或生存方式。所以,文化哲学研究不再停留在历史的表层,而是切入它的深层和内核。这样的研究可以把对人及其世界的形而上的理性反思和实证的文化历史思考结合起来,为面临困境与挑战的中国哲学提供真正的生长点。”[(17)]当前我国出现的将哲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创构新的文化哲学,特别是通过对日常生活批判,开拓文化哲学的新领域,事实上都和马斯洛一样,是在遵循着人类共同的思维逻辑、规律。所以,深入研究马斯洛,对于我国哲学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看到马斯洛现象不仅仅属于西方,这一现象的意义、价值是属于全人类的,在剔除其糟粕的同时,我们不失时机地吸收其精华,对于通过中西文化的融通,促进我们民族文化的繁荣和进步,是大有裨益的。
  下注:
  (1)(6)(10)(12)(13)A·H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8页。
  (2)(3)(4)(5) 弗兰克·戈布尔:《第三种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3、14页。
  (7)(8)(14) 《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53、654页。
  (9) 参阅(美)J·P查普林与“T·S克拉维克合着:《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4、35页。
  (11) 周国平:《尼采一本世纪的转折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5)(16) 马斯洛:《动机和人格》第323页,《前言》第3页。
  (17) 《<开拓文化哲学新领地:日常生活批判>一访衣俊卿博士》,刊《哲学动态》1995年第1期,第1页。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政府直属机关职工大学)
                     〔责任编辑 李小娟〕
  
  
  
求是学刊哈尔滨037-039B4心理学滕君19951995 作者:求是学刊哈尔滨037-039B4心理学滕君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0: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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