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三十年》四、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的前因后果简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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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的前因后果简述（下）

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根据后来政治局势的发展，写历史的人，就不难把毛氏发动此一运动的来龙去脉，从头说个明白了。毛的原始计划显然是先把这一运动，披上一层「文化」的外衣，揪出个既是史家，又是文艺家，也是党员官僚的北京副市长的吴晗来祭旗，以发动这个「文化革命运动」。从吴晗再扩大至所谓「三家村」（与吴长期合作的名作家「三家村札记」作者，「人民日报」总编邓拓，和「前线杂志」总编廖沫沙）；依次蔓延至其它党内外所有的走白专路线的学术权威，再升级鼓励各大中学革命师生，向各学校、各单位的领导和「当权派」夺权、造窝里反，来他个天下大乱，并乘机拿下陆定一把持的中央宣传部、和周扬的中央文化部，以及两部属下的报章杂志和广播电台，以统一宣传口径，让国内外听不到一点杂声。毛的第二步，显然是夺取那个被彭真所盘据的、「针插不进，水滴不透」的北京市委（彭真是当时的北京市第一书记，兼北京市长），和北京地区的一切媒体，尤其是受市委控制，由邓拓总编的「人民日报」和广播电台。掌握好了北京这个根本重地，然后再循党的既定程序，通过政治局和人民大会，来把刘少奇隔离审查，如此，这个运动只要搞五个月，或「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就可以恢复秩序，达到四海归毛，天下太平了。这样，毛主席也就可以只做个总设计师，和总策划人，永远在幕后指挥，用不着揭开帐幕，抛头露面，自已来赤膊上阵了。想不到，可能也是想象中事吧，姚文元这篇书评，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汇报」刊出之后，反应冷淡，纵是毛用党中央的名义，推动全国报刊加以转载北京的「人民日报」和华南各大媒体，则认为它立论太左，不得人心，而加以杯葛。这显然是因为在彭真控制下的北京市委，和杨尚昆掌握中的广东省委，初不知此一新运动是由毛主席躲在背后，亲自发动的，并且要雷厉风行的。他们显然误认为，这只是若干极左派，柯庆施，康生者流恃毛之宠，而兴风作浪，他们也可以在必要时说服主席，而加以抵制也。这主要的原因是，毛此次所搞的，是绝对的「阴谋」，而非「阳谋」。他搞「绝对保密」的结果，连极度敏感的周恩来，也被蒙在鼓里，对毛的这着新棋，毫无所知。党内其它高干和全国朝野，对此也没丝毫的心理准备。才有华北华南一致杯葛的情况出现。毛如一开始便披
挂上马，谁又敢对他作正面抵抗呢？因此这一尴尬局面，可能就不会出现了。再者，在姚文发表之后，主席只装作同情，只表示有意发动一个文化革命运动，来加以推广之时，他还是按照党的旧体制，组织了一个「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所谓「五人小组」），作为指导机构。提名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为组员，并指定彭真为组长。这个杂糅左右派于一炉的「五人小组」，竟使彭真毫无感觉，这是「引蛇出洞」的旧戏重演，也是他自己罢官、审查、坐牢的第一步。相反的，作为五人小组的组长，彭真竟认真的于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在该小组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或「二月提纲」。根据这项提纲，五人小组乃把这个「文化运动」的范围，完全局限于「文化」领域中去，并认定「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的罢官，二者不是一回事。这样，他就保护了吴晗，也把政治问题，给完全撇开了。可是彭真这一无意的、公开的反毛安排，却激怒了暗中有意去彭的毛泽东。他终于揭开帐幕，丢掉假面具，走向前台，自己就赤膊上阵了。毛氏这一计从幕后走上幕前，为时虽短，却程序复杂。我们只能删繁就简，长话短说，那就是毛为对付彭真的杯葛，终于在四五两月，连续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于五月十六日，经他自己「八次修改」之后，才抛出的一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誓师词，所谓「五?一六通知」是也。【笔者附注】「二月提纲」和「五?一六通知」，在一九六六年都是全世界媒体上的大新闻。而全世界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都苦于无法知其全文，正好有个原在北京学习的日共党员，他在北京街头花了两分钱人民币，买了一份铅印本的「二月提纲」，当他返日路过香港时，发现国际媒体和美国特工，都想抢购此一文件。谁知这位日本共产党原来是个走资派，他乃提高价钱，和购者讨价还价，最后据说被一美国人以两千美元高价构去。那位老美可能以更高价格，转手出让，亦未可知也。呱呱坠地的四人帮和极左派在这项「五?一六通知」里，和由此而演变出来底政治新形势，简单的说来，便是一、彻底废除「二月提纲」，并把这个「反革命」文件，订出「十大罪状」，昭示全党，二、解散原「五人小组」，另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对上直接听命于政治局常委，对下则直接指导文革（包括后来的红卫兵）底一切活动。并指派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组员则有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他们不用说了，都是当时中国，甚或当时世界上，极左派的共产党人了。新小组成立未及两月，江青便再度窜升，代陈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后来再从上海工总司招揽一个王洪文，就形成了以她为首的「四人帮」了。江青，这位主席枕边人，在一九六六年初本已受林彪「委托」，负责主持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工作，穿上了军衣。如今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就文武兼资的进入党政军的最高阶层，襄赞主席爱人，来从事全党全军的改造运动了。从此领导个世界驰名的「四人帮」，权倾朝野，一帆风顺，直到主席躺入玻璃棺材，
她才被捉进牢里去。就当四人帮呱呱坠地，极左派日上东山之时，彭真这位「混进党内三十年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分子」（毛主席这时公开送给他的帽子），自然就相对滑坡了。为处理彭真事件，还是毛主席的话，说得最清楚。毛说：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一个指头就捅倒他。〔见「批判彭真」（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页六四一。〕北京市委被撤换之后，彭真不久便锒铛入狱，一坐十二年，到江青也入狱了，他老人家才恢复自由。与彭同其命运被斗臭斗垮的，有所谓「彭、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大反革命，也就无须一一交代了。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的全盘清洗文革初期，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之下，除人事安排向极左发展之外，意蒂牢结自然更是左上加左了。毛氏认为中共「进城」之后，把旧时代旧社会中的旧知识分子「全部包下来」的政策，是个绝大的错误。其结果不但是新中国的文教机关被旧知识分子把持了，其它党政军财外诸单位，没一个不是充满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有的（像彭真包庇的吴晗）已经当了新政权的领导；有的「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像「玉皇大帝」刘少奇），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边」。这些人「打着红旗反红旗」，一有机会，他们就要专无产阶级的政。所以毛氏要在全国全党，党政军财外，中央地方各单位来个总清洗。清洗的办法恕我们搞历史的替他老人家综括叙述一下，抓住中央，则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竿到底。中央有人搞鬼，大权旁落了（这是林彪讽谏毛主席的话），那就「号召地方来攻击他们」。党政军财外，各单位，各山头，当权派，土皇帝，阎王爷出毛病了，那就发动各该单位之内的有野心，胆大肯闹事的小鬼，造窝里反，向他们争权。对付朝野上下，赫鲁晓夫以次，一般的当权派和反动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则发动在学校读书的小鬼，「一不上课，二管吃饭，三要闹事，闹事就是革命」。【见毛主席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对撤工作组的指示」，载上引「思想万岁」，页六四五。】在另外不同场合，毛也一再提到，要全国学校，停课六个月，让学生「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并鼓动他们打倒一切权威，树立新权威，毛自问自答：「现在权威是谁？是姚文元。」【见同上页六三七，三月二十日，毛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及上引严家其书，卷一，页二六。】学生要闹事，军警一概不许干涉，放手让他们闹去，打砸抢，又怎样？只有他们才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陈伯达奉命于五月三十一日代替吴冷西，接管「人民日报」之后的第二天该报的通栏大标题）。只有通过大乱，才能求大治。学生造反愈乱愈好。毛主席有解放军四百万；武装和便衣特务，不计其数。他老人家可以随时的拨乱反正，有什么可怕呢？
不过话说回头，毛公对中国的高知，还是有点顾虑的。上篇我们曾提到过，一九五六年的鸣放期间，毛曾想利用高知，来帮助他整风清党，结果弄成了全国高知联合反党的尴尬局面。这次他老人家吃一堑长一智，再不敢利用高知，连大学生也不敢轻动。因此他搞一不上课，二管吃饭，三要闹事，原是从中学开始的。搞出经验了，红卫兵才渐渐上了大学的。果然，在五一六之后，红卫兵就在北京的几个中学，先从清华，北大附中来起，蔓延至北京全城几十个中学里，中学生数十万人中，迅速的出现了。主席的红卫兵，太后的义和团「红卫兵」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怪胎，吾人虽着书百万言，也是说不完的了。笔者在个人论史的拙着中，曾有论述清末「义和团」的长篇。在该书中，我曾反复强调慈禧太后的「义和团」，便是六十六年之后，毛泽东主席的「红卫兵」。今日吾人来谈红卫兵，则反之亦然。毛主席的红卫兵，便是当年慈禧太后的「义和团」。一个「闹教」，一个「闹革命」。毛主席有个「四人帮」和「文革小组」，巧的是西太后也有个「亲贵四人帮」，和指挥义和团的御前小组。两者都是让读史人哭笑皆非；正反两面，永远说不清的历史大闹剧。只是论规模，则后者要比前者大出一百倍以上吧了。被西太后请进北京「闹教」的义和团，大致不过十余万人；可是毛主席在北京八次检阅前来「闹革命」的红卫兵，据说总数在一千一百万人上下，真是不可想象。这两位，一个无知的老女人；一个强不知以为知的老男人，为此，几乎都把国家民族弄到万劫不复的程度。是怎么回事呢？【参阅拙着「晚清七十年」，卷四，「义和团」。】要回答这个历史问题，还是「气功师」说得好：「真理半张纸，闲言万卷书。」你说他复杂，则万卷书，岂能尽意？你说它简单，也最简单不过了。那就是在一个充满不平的社会里，人心动荡，身受不平的人都蠢蠢思动，也可说是民心思乱吧。清末的社会不平，权且不谈，人民中国在解放后的社会不平（Social In justice）并不比解放前，有什么太多的改善。因为中国最基本的问题是国贫民穷，孙中山所谓「大贫小贫」是也。中共在解放后，杀了几百万「小贫」（地主、富农），但是并没有解决几万万「大贫」的问题。加以多年搞公社化的恶政，死人数千万，做土皇帝的地方干部、党员的仗势凌人，为非作歹，黎民百姓敢怒而不敢言，青少年就更有思乱之心了。一旦社会发生动荡，他们就成群结队的参加造反了。这在传统帝制时代，就会发生农民起义，共产党管得太紧，暴动不了，他们就只有寄望于朝中的包公和海瑞了。如今有海瑞、包公，甚至皇帝和娘娘都来领导造反，造反有理，也就管不得是造谁的反，和造反的头头是老几了。造反本身就是个对社会不平的发泄。再者，解放后中共的工运，也只是制造一些另一种的社会不平。解放后，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了。但是真能享受统治阶级之特权的（如终身职、铁饭碗、医药保险、休假、旅游、疗养、儿女教育等等），也只是极少数，极少数，大致有几十万人的产业工人（Industrial Workers）；其它几百万、几千万所谓合同工、服务工、替工和待业工，还是一穷二白，一无所有。大家同是工人，为何有贵贱
之别？这种占工人阶级中绝大多数的「贱民」，心怀不平已久，而投诉无门。忽然间「文化大革命」起来了，听说毛主席夫人江青同志，领导了中央文革小组，专替俺工人打抱不平，这真是俺工人阶级告御状，出头之时。成千成万工人上京告御状，蒙江青同志接见，谈到俺「合同工」的苦处，江青同志当众洒泪，人家是「娘娘」呢。同情俺工人苦命若此，你说她不是圣母娘娘、观音菩萨、穷人的救星、工人阶级的至高领袖？朋友，在这环境之下，你说江青同志只是个野心家、白骨精、「坏婆娘」（邓小平语）？江青同志也有她的革命群众和社会基础呢。当然，社会既有其不平，大路不平有人铲，革命家、慈善家、宗教家、烂政客，和坏婆娘，也就都有他们插手的机会了。你能说只有彭德怀才是英雄？朋友，当年慈禧太后时代，一分为二的社会，也是如此呢。不上课，管饭吃，闹风潮总之，红卫兵的组织一经发动，立刻便如火之燎原，一发难收。读者贤达，设身处地想想看。我们都做过中学生。在我们做中学生的时代，学校忽然停课了，大代数、解析几何的习题也不要做了，英文背诵甩过一边，学校伙食免费供应，要我们青年男女，成群结队上街去闹风潮，乖乖，天下哪有这等好事？我们对毛主席他老人家，能不山呼万岁？到后来，搞串联，出任务，调查反革命黑材料，火车轮船一概免费。有特殊任务（像出差成都去抓彭德怀归案），还可坐免费飞机，俯看秦岭、三峡、都江堰等名胜。到处有解放军招待，小将长，小将短，恭维溜须之辞，不绝于耳。身为红卫兵小将，颈系红巾，手执皮带，雄赳赳，气昂昂，好不英俊？看到牛鬼蛇神，只要一声吆喝，对方无不俯首听命。朋友，短短数十寒暑，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劝君应惜少年时，像这样风光岁月，一生能有几年？您怎能怪我们小将，搞打砸抢之起劲哉？只是在毛主席鼓励声中，在诸小将棒下鞭下，祖国大地上，不知又平添几干百个屈死的冤魂罢了。如在眼前嘛。当年替毛主席佩带红卫兵袖章的，在北师大附中就读的高干子弟──小美女宋彬彬，主席嫌她芳名太文雅了，劝她要武一点。果然她就改名宋要武。其后在要武的铜头皮带猛抽之下，就有六个牛鬼蛇神被要武活活打死。后来改革开放了，这个美丽的小杀人犯、murderer，曾再度改名到美国留学，结婚、流产。霜晨月夕，面对在暗处徘徊的六条冤魂，不知她姑娘何以自遣良宵？朋友，彬彬原来也是个受害人啊。关于这六条命案，法官应该判她呢？还是应判她背后的唆使犯？想到我们美丽的祖国，何以一时变成如此的鬼蜮世界？我们又从何说起呢？第一张大字报在红卫兵的大小兵团，三千五千，三万五万逐日增涨，千万个红卫兵全国「串联」，轮船火车都被他们挤得瘫痪之时，近代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大字报」，也铺天盖地而来。众所周知，在这数十万张大字报的领先之作，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领衔写的。聂是一位中年妇女，在北大搞党十分起劲，与该校党委书记陆平有宿怨。今次「中央文革小组」改组之后，康生、江青等乃看准北大这块政治沃土，乃想利用聂元梓与陆平的恶劣的关系，在北大「点火往上
搞」。聂元梓得到中央文革的暗中支持，乃联合同事七人，于五月二十五日贴出北大，也是中国的，第一张向上级领导造反的大字报，质问：「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是北京市委中陆的上级领导，彭则是陆在北大的同事校委。在共产党的体制中，「下级服从上级」是有其铁的纪律的。犯上作乱，向为党纪所不许。加以聂在校中声誉本不好，而宋、陆等又不知聂与新「中央文革小组」的秘密关系，乃发动全校各单位遍贴大字报加以反击，一时北大校园之内，一片字山报海，掀起了文革期间第一阵大字报大辩论的狂潮，而聂同志则眼见势有不敌也。中央文革一见大事不好，乃夤夜将聂氏大字报原文，报向在西湖刘庄度假的毛主席。毛即下令公开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在五月三十一日，陈伯达强制接收改组了的「人民日报」上，聂文乃在翌日该报上以通栏标题，与上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同时刊出。一时真相大白，北大全校，乃至全国的形势顿形逆转，原在下风的聂元梓，一夕之间就变成北京大学的「老佛爷」了。随之，便是一阵狂风暴雨，北京城就是造反派的天下了。所有各机关、各学校的党委领导，都变成冲击对象而摇摇欲坠了。在同一个北京城，六十六年前曾是义和团小将们的天下啊。「工作组」问题始末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事务的刘少奇和邓小平，见大势失控，二人无能为力，乃联袂飞往杭州请示，扳请主席回京坐镇，为毛氏拒绝。毛嘱咐二人回北京安定大局。这样才出现所谓派「工作组」问题。原来按共产党办理一般党务的传统，遇有大事，都由党的上级指派「工作组」，进驻各单位就地解决所发生的问题。此次刘、邓依照老办法，乃由留京中央常委一致通过派「工作组」进驻北大、清华等重点学校。盼将革命师生的造反行动纳入正轨。刘少奇为慎重其事，竟把自己的夫人王光美也派为驻清华的「工作组」成员，以了解下情。可是，这时一不上课，二管饭吃，三要闹学潮，大家揪斗原在校中作威作福的当权派，大造他们之反，正在起劲之时，忽然中央派来了工作组，大泼其冷水，就激起众怒了。闹学潮就必然会出头头，后来的天安门事件，出了王丹、柴玲、吾尔开希等头头，这次在中央文革小组，公开和秘密的搧风点火之下，清华北大就要产生司令了。果然，清华化九班就出了个与王光美正面冲突的蒯大富，蒯司令了。蒯司令其后极盛之时，曾拥众数千人，终至数万人，甚或数十万人，一时风头之健，实非后来的柴玲、王丹可以望其项背。笔者在个人拙着里，曾一再强调：「天下无不是之学运」。那么我们对蒯司令这种学潮，如何评价呢？曰，是是非非。盖共产党是个极权政党，一党专政，老子独大。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大学中搞老子独大的领导，搞久了，很少不是学阀的。可是这些学阀所面对的，却也是一批趾高气扬，小子独大的小学阀，大学生，特别是清华、北大这一级的大学堂，有志青年，一旦考入这种学堂，哼！老子将来不是***（中大、交大），也是朱镕基（清华），你这个作威作福的小小的校党委、老学阀，算个屁。老子能斗你一下，就请你「坐坐飞机」。毛泽东也就是掌握这种群众心理的九段高手，面对此一情况，真是得心应手。
本来这种目空一切的小臭老九们的心态，也没啥不正常。笔者在中美两国都参加过学运，实在觉得全世界小臭老九，都是一个娘生出的。只是北大造反派，最后竟把陆平的母亲埋在冰雪堆中，活活冻死，这就不是人类的行为了。他们为北京大学光荣的校史，写上最可鄙可悲的一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就在这个「工作组」和蒯司令的红卫兵斗得难舍难分之际，蒯司令终于力有不敌，被捉将官里去，而刘、邓两司令，也不知下一步如何是好之时，忽然晴空霹雳，毛主席于七月十八日，在畅游长江之后，突然返回北京，未待刘、邓有机会申诉，毛即公开申斥工作组为反革命组织，并立即加以撤除。恢复蒯司令自由，并放手让闹事的学生闹个够。一时北京城内，欢声雷动，数十个中学的红卫兵，和各机关的造反派乃应声而出。刘、邓亦一时手足无措，盖他二人亦不知毛搞起这个运动，究竟所为何来也。为扩大此一红卫兵运动，毛乃于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正式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会中途，八月五日，毛氏忽然在中南海贴出一张他自已亲撰的大字报。标题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一下一直藏身幕后三四年之久的毛主席，至此终于赤膊上阵了。在此之前数日，有人问刘，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刘少奇还在感叹地说：「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它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在此之后，则黑白分明，正如邓小平自我检讨时说：「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参阅「文革十年史」，上，页三七，一○二。】这一下好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就阵线明朗的表达出，它是个「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中央全会」。至此全党全国也和刘邓本人一样，才恍然大悟，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干掉刘少奇，如此而已。以后大会决议，有规范红卫兵活动的「十六条」，就不必多费笔墨了。文靠陶铸，武靠林彪由于毛的赤膊上阵，有许多人民政权中的不解之谜，一下都豁然开朗了。例如陶铸的升降，和最后的被迫害至死的这一谜团，写历史的人就不难解开了。陶铸（1908─1969）这位湖南学徒出身的黄埔五期生，是个允文允武的领袖人才，和笃信马列的共产党员。他和林彪一样随着共产党出生入死。国共内战期间，陶原是林彪四野的骨干，解放后文革前，陶已历任广东省长、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等方面要职，有南天王之称。在一九六五年毛泽东计划发动文革时，陶调职中枢，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六六年六月，陶又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陆定一被打倒之后又兼宣传部长、文革小组顾问，有权指导文革小组的一切活动。八届十一中全会时，陶又蒙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跃升为毛林周之下的党内第四把手，可见毛对他期望之切，和倚畀之深。显然的，毛在炮打刘邓之后，希望提拔陶铸和林彪，一文一武，彼此牵制，为他大举推动文化革命的哼哈二将，肱股大臣。这
一现象极其明显，毋待赘述。不幸陶氏正是司马光所称述的，「德胜于才」的一个方正之士，既不像二把手林彪，主动走向极左，甘愿做主席的打手和鹰犬；他也不愿师事三把手周恩来，对毛氏无条件的驯服。陶铸自有其个性，不愿指鹿为马，将非作是，因而他对极左派江青，和文革小组成员的言行，每每不能同意，反而对刘、邓时有宽恕之辞，以致与文革小组唱其反调，而激起文革小组发动群众，来打倒这个「叛徒」、「保皇党」。揪陶批陶运动逐渐升级，直至把陶铸与刘、邓同列，一齐打倒而后已。纠纷拖到一九六七年初春，最后轮到毛泽东自己来落锤定案了。显然的，毛认为陶铸不识抬举，既不能引为朋友，就必然要打为仇人。在那个毛泽东年代，一旦被列为仇人，那就非置之死地不可了。毛的结语是陶是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人，只有让红卫兵去解决他了。红卫兵应声而来，陶铸就由失去自由而失踪了。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六十一岁的陶铸被发现死在合肥。尸身无人能辨识，因为上面只有一个号码。在陶死的十八天之前，刘少奇的尸体也在开封被发现，也是无人能识。陶比刘小十岁，但只比刘多活了十八天。林彪大唱个人崇拜的独脚戏文化大革命中，陶铸这幕小小的插曲，表面看来无关痛痒，其实关系大矣哉。因为从各项史实看来，毛想把他自己的权力声望，和个人崇拜，推到巅峰，他原先的设计，是让陶铸、林彪，一文一武，来合唱其「对口相声」的。陶铸半途罢工，终于被迫害致死，这台对口相声就唱不成了。最后由林彪来独唱，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林彪这位中华五千年史上都难得一见的名将，岂是个省油灯？他眼见彭德怀、刘少奇、彭真、陶铸、罗瑞卿等人的可悲下场，他能心中没有警惕？朋友，这只是个常识嘛。你我读史者、看戏人，都看得很清楚，何况这位最会搞「知彼知已」、「虚虚实实」、「兵不厌诈」的历史上的「名将」？林将军原是个「病号」。据说他怕光、怕水、怕风，到大小便失禁的程度。我的朋友、美人张宁女士，对他就有最直接、最深刻的观察。看他老人家风烛残年的样儿，他绝不可能是个搞篡党夺权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他是在退休养病的状态中，被毛主席征调到庐山上去接替彭总的。自此骑虎难下，就欲罢不能了。林彪的另一不幸，是他娶了个受过高等教育，而本质上是个泼辣无知，却野心勃勃的老婆，简直和汪精卫的陈璧君一模一样。更可叹的是林彪底两个子女。他二人为爱护爸爸，而走上了对立的路线。立果是个北大毕业的硬汉子。眼看毛公对爸爸的玩弄和压制，他气愤填膺，就要搞「武起义（五七一）计划」，来加以反抗。立衡（豆豆）是个柔弱的好姑娘，她看不惯她母亲叶群那女光棍的作风把父亲推入绝路（和陈璧君逼汪精卫做汉奸一样），她转而乞怜于周恩来，请周总理来保护父亲。可怜小儿女，不解忆长安。他们这对小青年，怎能搞得过曹操和诸葛孔明？下节再说吧。总之，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在「十六条」的号召之下，全国红卫兵数百万人，一哄而起。大家免费旅游，南征北讨，全国「串联」的最高潮（和当
年的义和团小将们一样），便是奉召晋京，受毛主席亲自检阅，「闹革命」。果然在一九六六年秋季三个月之内，毛主席八度亲自检阅红卫兵，前后达一千一百万人之多。这些如潮似水，蚂蚁蝗虫一般的红卫兵小将、小义和团、小长毛把个北京城闹得天翻地覆。他（她）们一见毛主席出现，无不涕泪交流，把「毛主席万岁」、「破四旧、立四新」各种革命口号，喊破了嗓子。火星上如有居民，火星也会听得见。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也因此打破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纪录，而达到巅峰状态。【这时笔者有个十一岁的小外甥也在芜湖「失踪」了，把他父母急得半死。原来他也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检阅去了。】这次史无前例的红卫兵运动的「总司令」，不用说是毛主席了。但是总招待、总指挥、总提调却是新近窜升党的「第二把手」的林副主席（刘少奇这时已退居第八位）。林彪不是个狂热的人。他对毛内心原是深恶痛绝的。他这次搞毛的个人崇拜，搞到如此狂热的程度，显如美谚所说的「搞不过他，就加入他，和他同流合污」的结果。没个陶铸作伙伴，在这场搞毛氏的个人崇拜的舞台上，林彪就只有大唱其独脚戏了。毛之发动红卫兵，志在驱刘，后来刘一旦被驱，接着毛林之间的直接冲突就无法避免了。毛对个比较忠厚老实的文人刘少奇，都不能容忍，刘去林来，林比刘要诡谲得多，而又手握兵符。刘垮之后，毛之不能容林，而林为着自卫，势必用尽各种解数来反制，二人之间又没个第三者（像陶铸）足以牵制和缓冲，则治丝愈棼，就不堪设想了。此是后话。刘少奇主席之死因此文化大革命发展至此，驱刘诛刘，已经沦为次要的问题了。在帝制中国的传统里，和现代极权国家的政争里，像刘少奇这样的政敌，一旦失败，都很少有寿终正寝的先例。毛对他一定要斩草除根，免留后患。刘在发现自己对毛的驱迫无法抗拒之时，曾访毛要求辞职，「还乡务农」，毛只微笑，要他读书学习，不许辞职。毛之驱刘诛刘，至此已不是问题。问题在采取何种方式而已。刘毕竟是国家元首。他一未违宪，二未违法违警。毛要动用军警法院，面子上都无法交代。他在深思熟虑之后，就只好动用红卫兵了。毛是熟读古书的人。他在「史记」和「通鉴」里就学到了无数政治权术，而能活学活用之。史记匈奴列传里就有一则故事：一位单于王子想阴谋篡位，乃养了许多善射的死士。他训练他们，他自己射向何处，战士就一致射向何处。一次他把箭头射向自己的爱马，众箭齐发，就把自已心爱的马给射死了。另一次他又把箭射向自己的爱妾，众箭随发，就把爱妾射死了。最后在一次宫廷宴会上，他把箭头射向老单于，众箭齐发，就把老单于射死了，他就继位做小单于了。毛主席也有个许世友，主席指到哪里，许就打到哪里。但是以许驱刘，对全党全国，面子上无法交代，万全之策，毛公就决定使用红卫兵了。毛始用红卫兵斗杀高知吴晗、翦伯赞、老舍等人，都如响斯应。再用红卫兵斗彭德怀、贺龙等老帅，也得心应手，再升级，就可揪斗国家主席刘少奇了。
前已言之，在毛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贴出之后，群众随之大搞其揪刘批刘运动，已如野火燎原。在毛氏纵容之下，批刘群众乃迅速扩大。至毛氏贴大字报一周年时（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天安门广场，曾有三百万人集会庆祝，「誓师」声讨。中南海内外亦聚集数十万群众，呼啸批刘。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住宅内外的红卫兵千万人则正在以最难堪的方式（如「坐喷气式飞机」和拳打脚踢），分别揪斗刘陶两对夫妇。刘为着「扞卫国家主席的尊严」，曾手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愤怒抗议，然究有何用？总之，从是日起，刘夫妇、子女均遭分别拘禁。刘则被关入中南海中一间囚室，日夜遭受红卫兵对身体和精神不断地磨折和屈辱，终至百病丛生，瘫痪在床，而奉命来医治和「抢救」的医师和护士，为着自保，在施诊之前，均要对刘辱骂殴打一番，然后，才打针服药，也是药石乱投。刘被磨折殴辱至两年之久，其遭遇之惨绝人寰，史家执笔记之，有不忍卒书者。至一九六九年冬，刘少奇已被磨折成一具活的骷髅，奄奄一息。毛显然不愿让刘少奇死在中南海，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刘少奇这具活的殭尸，乃被专机送往开封，关入一幽闭小院。在这小院中，刘的生命又拖延了二十七天，在十一月十二日早晨六时四十五分，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首，终于抽尽最后一口气，孤独地死去，时年七十一岁。当他底遗体被送入火葬场时，工作人员发现尸身上的名字叫「刘卫黄」；职业栏填的是「无业」；死因是「烈性传染病」【参见「国史全鉴」，卷四，「刘少奇冤案经纬」，页四一四四─四一五八】。邓小平则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底，由专机送往江西劳动。周恩来闻讯乃密电江西当权派，严嘱善加保护，差免一死（见「细说周恩来」）。陶铸命运，大致与刘相似。一九六九年冬他被秘密囚死于合肥时，尸身上挂的假名，则为王河。【见同上引「年鉴」，卷四，「陶铸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页一一五八─一一六○。】九大前后的毛林暗斗毛泽东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原是自清君侧，尤其是搞垮刘少奇。由于刘集团在全党全国潜力深厚，不开无把握之会的毛泽东，就执意破坏党章，拒不召开中共的「九全大会」（大会应该五年召集一次）。直至一九六九年，刘集团和刘本人都已奄奄一息之时，毛就决定召开「九大」了。可是林彪这时已代替了刘少奇窜升为全党第二人。手握兵符的林集团，可比刘集团更可怕啊！九大中如何安排林彪，因此就为毛氏腹案之中（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最「主要的矛盾」了。从林彪的一方来看，「诡计多端的林秃子」（这是红军老帅们对林彪一致的评语），岂不知道「狡兔一死，走狗必烹」的古训？他在「九大」中何以自卫？自然也是他心智中的第一要事。因此，毛、林二人各有腹案，都不能明言，两方就难免于「暗斗」了。关于毛、林这一计暗斗，大陆史家（包括老友严家其夫妇）几乎都一致诅咒秃子叛党叛国，最后一家灭门，死有余辜。他们对四人帮的兴亡，也是持相同看法的。可是我们在海外，隔洋观火，却认为这一看法是「吠非其树」。狗儿追猫，猫儿跑得快，一下就跑到树上躲藏起来了。狗儿未看清楚，不知猫儿上的是哪棵树，往往向无猫之树仰首大叫。洋人看得好笑，因而有此洋格言叫〝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其实「林、四」都只是毛主席的两颗棋子、两头狼犬（江
青同志早已公开承认她是主席的一条猎犬）。如今狼狗咬死人了。狗主无罪，警察只把狼狗拉上法庭，判无期徒刑。这样判罪，对狗儿就有欠公平了。上引宋彬彬小姐这个美丽的杀人犯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彬彬也是受害人。教唆犯才是主凶！中国共产党的「九全大会」是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的。在毛主席底政治日程里，这个会应该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之会也。「文化大革命」的所有既定目标，都已达成了。如今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但是在这一新时代里，它有「五年文革」所制造出的新生事物要加以落实；它也有「十年浩劫」中途所发生的新问题和后遗症，要加以处理。新生事物大致可以列举的盖有如下数项：第一便是毛泽东的「绝对威权」（Absolute power）之建立。文革之前，这位开国之君，已享有至高之威望。而绝对威权，全党全国再没个人敢对他说半个「不」字，则是文革后期的事。因此在一个全国无片纸之法的大帝国里一切的军政大事，都以他的金口御言为断。他底片纸只字，一喜一怒，都是法律，也都是全国政治气候的风向。可惜（也是可叹可喜吧）他老人家已渐入暮年，「老王晏驾」可期。宠臣、佞幸，固在准备接班；敢怒而不敢言者，也不无「看尔横行到几时」的乐观期待。因此这个一千五百人的大会，开得非常成功。举凡毛氏极左的意蒂牢结，什么阶级斗争，不断革命论，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毛所推动的四清五反、文化革命等等实际工作成果（如肯定刘少奇为「内奸、工贼、叛徒永远开除党籍」），都一概落实。再者，为酬劳有功，在修正了的「新党章」中，也破例规定「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根据后来党史家的观察，这篇新党章删去了党员权利的条文，只有党员义务的条文，「党员处于无权利之地位」。新党章内也「没有了丝毫党内监督」【见「国史全鉴」，页四一七五】。因此九大虽然很成功，但也制造了新问题。公平处理「九．一三」对「九大」所制造出的新问题，不吃睡药就昼不能眠的当然还是毛主席自己。罢掉个彭德怀，突出个刘少奇；搞死了刘少奇，又换上个林彪，并且写入党章。这在毛公「不断清党」的安排之下，简直就是王小二过年了。为免养痈成患，毛在九大结束之后，立刻便作出收拾林彪的安排。地点还是选择了收拾彭德怀的庐山！现在我们还得回头看看九大。九大原是结束文革的论功行赏之会。而在文革中，全力襄赞毛公，不惜自身毁誉的，原有「林、四」两组势均力敌的鹰犬。九大论功行赏时，所有党政军要职因此也就由这两组人马分担了。且看下列名单：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唯一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以下按笔划排名）、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政治局委员：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按简体字笔划排）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在这群统治中国要人的名单里，除朱德、董必武、叶剑英、刘伯承等备位元老，和毛公的公安系统中的康生、谢富治、汪东兴以及许世友、陈锡联两位原是张国焘归属的军区司令员之外，就是林四两派的天下了。林四原是同林鸟；是一个动物园饲养出来的鹰犬。现在毛主席可要把他两派分开来互斗一番了。设置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是非显然是为解决林彪问题的「九届二中全会」，是在一九七○年八九月之间（八月二十三日─九月六日）在庐山召开的。主要议题是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并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在修宪的消息中，毛曾一再明言和暗示将不再设置国家主席。这显然是防范林彪的第一着棋，因林彪和其夫人叶群，尤其是后者，早就有志及此。以故在二中全会开会之初，毛立即作此声明，而为林彪所反对。林认为一国不能无主，因此力劝毛公回任国家主席，毛曾六拒其请。斯时身为政治局五常委之一的陈伯达，竟然也认为一个国家不能没个元首，林党中人，自黄永胜、叶群以下也一致附和。二中全会时，林彪还有个罪状叫「天才论」，那显然也是个欲加之罪。林彪从江西时代起，就是毛党的骨干。在西柏坡时期，王明就是因为有暗结林彪，挖毛公墙脚的嫌疑，为毛所痛恨。王明其后不逃往苏联，下场不会比陶铸更好。国共内战末期，林彪主宰东北，毛主席曾有「关以外，将军主之」的名言。将军将百万之师，未辱君命也。「文化大革命」中，毛引林彪为第一号打手，林彪也是「主席指到哪里，我打到哪里」的愚忠人物。为毛背黑锅做代罪羔羊，血债如山，为全党全国所痛恨，至今未已。然对毛未辱所命也。举世皆知的毛主席的「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三个天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也都是林彪炮制起来了，叫了多少年了。主席老人家，一直被叫得飘飘然呢。怎么文革刚结束，狡兔尽死，走狗待烹之时，一下都变成罪状和「屁话」了呢？（毛告诉美国老友斯诺之言。）毛公这一逆转，使读史者都不能理解，首当其冲的林氏夫妻父子，对这个「B-52」的翻脸不认人的狡诈，就恨入骨髓了。（注：B-52是一种美国重轰炸机，林立果用作毛的代号。）极左派军师陈伯达的下场毛主席为警告林彪这个军人集团，不得妄窥大位，乃先捉起一个秀才陈伯达，以杀鸡儆猴（毛说，这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林系全班男女都被迫作口
头和书面检讨之后。大会刚散场，陈伯达就以反革命大罪锒铛入狱了。陈伯达（1904-1989），福建人，曾任教授，为一留俄归国的老共产党员，抗战期中去延安，做过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长于写作，有「夫子」和「理论家」之称。解放后随毛流入极左派。五十年代中期，毛氏大搞公社化时，「人民公社」这一名词，便是陈伯达发明的。文革发轫时，那项极左文献「五?一六通知」的原稿也是陈氏的杰作。「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陈氏迅速上升，至为全党第五把手（陶铸当时名列第四）。九大中，陈再次擢升，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五常委之一。名次竟与周恩来相颉颃，甚或有以过之，实为陈一生搞党从政地位之最高峰。孰知，在上述二中全会中，偶一失言，竟于一夕之间，从琼楼最上层跌入谷底。这时党中央亦发动全党「批陈」，来势之猛，不在批刘批陶之下也。其实毛之原意显然是以陈代陶，制衡林彪，而陈未能善体上意，致沦为陶铸第二。批陈事小，其作用（且用个台湾政治术语）盖为山雨欲来之批林运动「造势」也。我国古法家有言，「用智莫如乘势」。形势比人强，大势所趋，虽千万人吾往矣。毛公当国二十八年，无年无月不在搞运动，然无一运动，不从「造势」开始也。如今批林之势已成，尤其是毛氏提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之后，又决定「南巡」吹风，公开批林。看趋势风向，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之召开，必为批林整林之会。届时林彪夫妇和林系人马，势必亦步亦趋走上刘少奇、陶铸的绝境！小舰队VS.B-52 这一来，林氏父子才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为着冲开毛主席所布置的天罗地网，二十七岁的林立果，竟自作聪明的，于一九七一年三月伙同他在空军总部里，几个副处长级的青年同事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由于执笔，草拟了一份搞武装政变的计划叫「『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就是「武起义」的谐音【全文见上引「全鉴」，页四四五一─四四五六】。同时他们也组织了一个执行此计划的小团体，叫「联合舰队」。这一名称是立果看日本电影所得来的灵感。【见「文革十年史」，上，页三四四。】立果乳名老虎，是林彪、叶群的儿子，一九六五年他二十一岁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即由林彪介绍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任低级职员，二年由吴介绍入党，三年被擢升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由于林副统帅的关系，司令员以下的各级领导，对他都奉承备至。军中因有「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四年太上皇」的顺口溜。【见「全鉴」，页四三六六。】立果是个很标准的「高干子弟」，气大才粗，目空一切。但他也确是个很杰出的北大毕业生。此时他父母为他寻找异性对象，一时传为「选妃」，轰动全国。后竟然找到一位绝代佳人，文工团员出身的张宁小姐。张宁曾把他二人的哀艳故事谱成专书，笔者曾应约为她写了一篇长序。有深入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也。但是他此时不知轻重，要以他那支「小舰队」，来对抗那无坚不摧的〝B-52〞，那就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了。原来毛主席在「批陈」高潮之中，宣布了短期之内召开「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之后，乃决定专车南巡，安抚四方，
稳定阵脚，使两会开来万无一失。主席专列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自北京开出。携有名厨、美女、医师、护士、随员、警卫和羽林军八三四一部队数百人，浩浩荡荡，直趋武汉。沿途戒备森严，各省文武百官，恭谒请训，请圣安如仪，这皆史有前例，远自秦皇汉武，隋炀帝，以及康熙爷、乾隆爷，六下江南，七下江南，故事哪里说得完？如今毛皇帝下江南，熟读史书的人，都不会大惊小怪也。毛主席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绍兴、上海都分别驻跸，召见各省督抚，文武百官，或安抚或警告，各取所需，在一片万岁声中，毛特别提出林彪近年所犯的错误，以及他自己和「中央」，如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菩萨心肠。毛亦庄亦谐地说他用尽「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底一切方法，削弱了林彪集团，以暴力或以和平转移方式夺取国家政权的一切阴谋。暗喻文武百官，莫再对林副统帅存丝毫幻想，自取灭门之祸！毛这系列所谓「南巡讲话」一出炉，立刻有人报告在北京的总参黄永胜，黄立刻转报叶群、林彪。老虎自然也立刻得报，他就要立刻发出「动员令」，要他的「小舰队」立刻向「B-52」开火了。在开火之前，他显然要老爸写张手令，以俾号令全军。果然林副统帅就在九月八日，写了一张手令曰：「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这是林彪生前搞武装政变，唯一的第一手证据，而这证据是他逃离中国前五天才写的。「何以在逃亡前五天，才决定搞武装政变？」严肃的读史者不免要问。我们的观察是林彪生前对于搞武装政变，始终是犹豫不决，直到最后已无可挽回之时，在老婆和儿子的催逼之下，才匆匆地写了这十四个字。我记得汪精卫对做汉奸投日，也始终是犹豫不决的。直至木已成舟非干不可了。陈璧君再逼问他，不能再「反悔了」。汪才说：「决定了，决定了。」林彪的「决定了」，岂亦如此哉？！吾不知也。刺毛的闹剧和林彪之死关于林立果的小舰队刺毛的闹剧，我底中西朋友和学生们，都把它当成侦探小说来看。亲毛的总会诅咒林彪父子如何叛国反党，这样，那样；恨毛的则慨叹这样那样，棋差一着，如何可惜可恨云云。笔者喜读史书，阅人多矣，从不作此想也。因为林立果这几个毛头，能把老毛杀掉，岂不把早年的蒋委员长气煞哉！蒋公当年出了天文数字，二十五万银元的赏格，要购毛之头而不可得。其后想杀毛的世界仇人，会少于一百万？而毛之头无恙也。你这几个毛头，有若是之本领，能把毛公宰掉哉？不怪自家无见识也。予亦尝细玩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觉得它只是童子军帐棚之内的一种露营笔记，哪能算历史文献？写这样历史文件的去乱搞杀人的政变，只能算是自杀了。果然在上海刺毛不成，被毛漏网而去，专列一溜烟便于九月十二日下午安抵北京。立果得报，不得了，毛主席马上就要抓人了，林氏全家乃匆忙逃窜。这一情况不是不可预料的，为啥不早为之计呢？立果这个少不更事的毛头，害了他全家，也害了美人张宁！
再者，林家于十二日深夜十时半从北戴河赶往山海关机场的情报，是林立衡（豆豆）告密的。豆豆与其母叶群早有矛盾，与其弟立果亦不协调。她向周恩来告密，恐亦非一朝一夕之偶然事件也。林彪对他一家四口的矛盾都掌握不了，遑论党国大事。还有林家匆忙逃走时，他的卫队曾奉命阻止，而晚了一步。他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也在半途跳车，并与立果开枪互击，凡此皆可说明，林彪的逃跑，非正常的逃跑也，而是一种变相的「越狱」。他们林家在「中央」不动声色的严密监控之下，早已身在牢中矣。不自知耶？抑是知亦无可奈何耶？！记得大陆上有一位前高干朋友告我说，你们在海外说俄国是铁幕，中国是竹幕。告诉你，我们毛主席的中国是个「铁桶」！吾读史至林彪逃亡记，才粗谙吾友之言的真意。总之，林副统帅那架二五六号三叉戟，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晨零时，从山海关空军机场于黑暗中冒险起飞。一机八男一女，却未带领航员和足够的汽油。周总理接报，曾用传呼电话，向该机呼叫，劝林氏回头是岸，未闻回音。该机终于凌晨一时五十分穿越国界飞入蒙古。当周总理以此消息报于毛公时，毛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谁知他此去未到四十分钟，约在二时三十分，三叉戟就坠毁于外蒙的温都尔汗。曾经显赫一时林副统帅的一家，就机毁人亡了。林氏坠机后，欧美曾盛传，林彪在瑞士银行存有私人存款美金四百万元。此消息的正确与否，就要看人民政府将来开放的国家档案了。毛周双亡的历史意义林彪死后，毛周二公也只有五年好活了。二人皆身罹绝症。走入历史朝夕可期。四人帮虽一帮独大，还在兴风作浪，然张春桥、江青那一套，比林立果的「小舰队」高明不了多少。这一群小猎犬，虽然还在仗主人之势，狐假虎威，继续搞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希望干掉周公就可以向毛公接班了。毛泽东虽也有意去周，以扶植老婆接班为武后、慈禧，然强弩之末，尸居余气，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四人帮没个老头子作后台，兴风作浪，就是自取灭亡了。笔者在不同的拙着里，都曾一再说明过，在毛泽东政权里，周恩来是个「政治建制」（Political Institution），代代承传有人。（事实上，周死之后的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乃至今日的***、朱镕基，都是接周氏衣钵的。）古人所谓「五世其昌」也。而毛则是个独夫，人亡政息，一世而斩。毛是个熟读古书之人，他似乎也看到这一点，虽然角度不尽相同。毛虽有意栽培寡妻，但他也觉得四人帮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爱莫能助。溺爱之反足以害之。毛的角度是他底老经验：「枪杆出政权。」解放军是政权之本。但毛也极为清楚，他警告四人帮说：「我活着，解放军跟我走；我死后，解放军跟老帅走。」
因此他活着的时候，要把老帅杀光（像朱元璋那样），才能传妻。但是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杀掉三个──彭德怀、贺龙、林彪，已筋疲力竭了。还有七八个（包括二野政委的邓小平）未杀掉，老婆哪能接班呢？──可叹的是无知的四人帮，乃至后来凡是派的头头华国锋也不明此理，因此一个个都被「老帅」们消灭了。所以林彪死后五年（1971-1976）直至毛周双亡，中共政权走向一个「反高潮」（Anti-climax）的灰暗时期，不值得再过分浪费篇幅了。故事就说到此处为止吧！汉末的十常侍．明末的魏忠贤最后，读者们或许还要问问我们搞历史的，对文革，甚至毛政权整体的评价。这是一本大书，一言难尽。我们只可说毛政权最后二十年，不但搞得死人数千万，文物财产被他破坏得无法补偿。最糟的还是他把整个中国弄到廉耻丧尽，是非全无，几乎到了万劫不复的绝境，三代五代都不易恢复也。我们肯定在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第二次大转型中，毛泽东政权，是传统帝制的回光返照。但是在两千年帝制传统里，也只有汉末的十常侍和明末的魏忠贤的乱政，才差可与毛政权相比吧！乞读者教之，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