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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

起因

    毛泽东的最后十年——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病亡——经历的这一场国内政治斗争，震撼了中国、令外界世人惊愕，也造成可怕的破坏。中共的“迷失的二十年”是以一九五七年整倒无数知识分子的反右派斗争开始的，现在以此做为闭幕终曲，确实毫不逊色。这一场大灾祸直接牵涉的人就在一亿左右，现有已经说出来写出来的资料要算是其“完整历史”，还差得太远。
    美国人若想理解文化大革命，应当先想象在一位“伟大领袖”与党的专政统治下的社会，这个社会之受统治，只因为其人民在政治上是被动的，对权威是顺从的。这些人没有人权，因为他们被教导，主张人权（依法应享的）是自私而反社会的，所以是可耻的。而且主张人权是要受严厉惩罚的。这种现象种因于中国乡村的家庭生活，教人以守本分服从长上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儒家思想在这儿生了根，其深远影响至今犹新。
    我们理解文革的起点，是要认清此刻的毛泽东已经养成行使古时皇帝某些特权的习惯了。他为什么几乎把自己建起来的党毁掉？为什么使革命事业濒于灭绝？这么复杂的问题，必须从好几方面来析解。
    起初，毛泽东因为厌恶城市官僚主义，打定主意要乡村成为中共革命的最大受惠者。他久居农村的经验使他很清楚中国农民为什么过不到好日子。然而，即使他怀着“解放”农民的理想，一旦得了势，还是觉得利用农民建立一个共党领导控制的中国比较重要。
    后来，毛渐渐不放心那些似乎非有不可的中央政府机构以及其中的层层官员干部，因为他们似乎又登上了帝制时代地方士绅的地位。毛恐怕统治阶级欺压村民的事会重演。事实上，由于现代社会需要专人式的管理，中国统治阶级又革除不掉营私舞弊的习性，毛的心态不能算是杞人忧天。
    六〇年代初引起毛泽东不放心的更迫切原因是，共党高层普遍而持续不断对毛的政策作为表示不满。在一个标榜团结和谐的国家政府里，不同派系的领袖不可以直接指名相互批评，以免造成不识大体、存心惹麻烦的印象。因此，中国的领袖自古以来就养着一批官用知识分于，构成其派系的外围喉舌。民国以来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大多被共党当作右派分子清算掉了。他们原来的作家、主编、记者报人等地位，已经换上了一批年轻人。这些新人和政治领导人同路，以党内知识分子的身分发表社论、评议、剧本，以表达其立场。六〇年代初，一群颇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代表共党高层班子，用寓言、引经据典、借古讽今等间接手法，批评大跃进以及毛的各种群众动员策略的不是。有的人甚至质疑毛于一九四二年说的一句话——一切文学应当直接为革命服务。批评意见主要都是从北京发出，而此时此京党委会的头号人物乃是彭真。
    本来就唯恐中国人民革命步入歧途的毛泽东，看见苏联的情形，忧虑更加重了。苏联有“修正主义”在作祟，不再对人民及其集体组织有一视同仁的关注，反之，让一群享有特权、集中于都市、受过专精教育的人渐渐形成新的上层阶级，他们也和一般民众一样，随时受强大的秘密警察系统监视。西方对苏联的党独裁一般口碑不错，难怪毛要紧张。总而言之，他个人的动机是要把和自己想法相同的追随者推上权利高位，夺回共党的掌控权。
    毛泽东轰倒彭德怀之后，国防部长一职就由另一位帅林彪接任。当权后的林彪推动了军中的政治化，编纂了“小红书”——毛语录——以便进行思想灌输，并且证明自己乐意在争议发展中与毛同进退。不久，他就取消军官分阶制，恢复政委系统，把彭德怀代表的职业军人降了一格。“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似乎又表示军方的政治化足以为整个社会的楷模。这么做，也违背了共党一向以军服从党的先例。
    文革名义上只进行了三年——一九六六年初至一九六九年四月。但许多人都指出，文革式的活动其实持续了整整十年，到一九七六年才结束。我们且从毛泽东本人讲起。

毛泽东的目标和资源

    外人必须发挥一番想象力才能够理解毛泽东其人。首先要认清他至尊地位的本质。毛有两个生涯，一是造反头子，另一个是现代版的皇帝。他已经得到了后者的权势，显然却仍保留着前者的形象不改。由于权威在中国是由上而下的——即便走群众路线也是如此，共党一旦当权，其领导人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不但是一般人民膜拜的对象，而且在党组织之内也是高高在其它人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内部靠毛泽东促成的部分太多，简直可以说党就是他创造的。如果他要改革党，那也是他的特权。我们非得把他看成一朝的皇帝，才有可能想象，素来被训练得忠心不贰的共党领导班子为什么顺着毛的意，让毛把他们一个挨一个地全部消灭。
    他人有这种独特的心态，才会使毛认为菁英阶层出现是革命失败的迹象，一定要恢复平等主义才能纠正错误，恢复平等主义又必须毛本人与其它人完全不平等。连毛本人都为自己所迷惑了。总之，毛这个独一无二的公认有权的地位，几乎使他可以为所欲为。
    但是毛泽东究竟在做什么？也许可以总括地说是要把“民主的中央集权”变得多一点民主、少一点中央集权。他眼见新官僚走上古时专制政府的路，不免要把农民大众压在自古未变的社会底层地位，受新的统治阶级剥削。为了挡住这种趋势，毛要党利用群众路线发掘而且响应农民的忧苦，并配合以行政权下放。以后地方决策就不靠北京了，政府要以为地方农民群众谋福利、灌输思想为目标，不能只求自强运动时代的“富国强兵”老套。
    毛这么做乃是断然推翻中国政治传统的一个基本信条。依此信条，人民必须受统治，而统治者必是受过仔细调教而忠贞的菁英阶层——如阁员部长及从属官员、带兵的将领、有职务恃权的高干。毛泽东定义的“修正主义”包括舍弃革命目标、接受特别地位与累积世俗财物之恶行，也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复辟。
    毛推动并操纵这次社会大震撼的时候，本能地安排了以当权阶级为靶子的攻击行动，即便原先是他自己帮忙这些人爬上去的。他的推理原则离不开阶级斗争，而且他认为阶级斗争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仍未停止。像苏联那样让腐化的官僚主义颠覆了社会主义政府的理想，毛认为中国正可以对这
种“苏修”进行斗争。
    似乎毛泽东还打着另一个主意：青少年学生可以动员起来打击当权阶级，并且肃清中国的修正主义。这将是一种受操纵的群众运动，而毛基于经验知道这是启动社会变迁的引擎。他只要煽起都市的年轻人，给他们起一个头，党高层的任何整风原则都可以不当一回事。其结果是，毛向当初从延安跟他来的领导人宣战了。他利用这些人服从党命令的老规矩，把他们捆得动弹不得，处处只能照他的意思做。在某些重要的节骨眼上，周恩来的支持不可或缺。而周恩来则是善尽其平时一向的职分，设法在毛企图整肃同志的时候缓和其中的不公正、不切实际之处。对党忠心耿耿的共党领导阶层，事先都没料到什么祸事会降临自己头上。
    事实上，情势愈演愈过分，甚而转为暴力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数度试图予以约束，但是都未成功。结果，文化大革命像大鸣大放运动一样，变成他想也没想到的东西。各方估计的数字虽有不同，但党内官员大约有百分之六十遭到整肃，可能有四十万人因受虐待而死。“四人帮”于一九七七年受审时，江青及其“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三名同僚被控陷害七十万人，其中有三万五千人被折磨至死。因受迫害而身体残伤精神不健全的人数更多，另外也有极多的人自杀了。

解放军的角色

    毛泽东之能够煽起文革，最重要的是有军队支持。长久以来，解放军内部一直有军事专业与意识型态之争。回顾苏联红军的发展，可以看出其党军关系是以“政治挂帅”的方式解决的。这也就是说，专业军人要听政委的。然而，以后军事专业性随着参谋部的壮大占得了上风。
    中国也有类似的进展过程。蒋介石主持的黄埔军校创造了一支做为北伐先锋的党的军队，一九二七年以后，蒋建立起职业化军队，完全不用靠平民百姓的游击战。穷乡僻壤中的共产党却得回过头来用中国古老的农民流寇技术，如：小撮的移防、声东击西、与某一区域内的农村百姓相通声息等。在江西共军基地时期，为首的十多名司令都主张军队专业化。其中有几人曾到莫斯科学过军事，其余也都吸收了苏联的观念。和这些人意见相左的主要人物就是毛泽东，他那时候就热烈支持动员农村群众的“整体战争”，这个立场也从来未变。
    总之，共党从一开始就有一群军事将领决心要培养有专精、有组织、有纪律的真正职业军队。这些将领都担任了必须担任的政、军职位。其中有几人在共党逐步掌权的过程中担任五个野战军的司令。“野军”都有一些地方性，长时期由相同的人带领，有类似的背景经验。这些因素都有可能酿成地方割据。不过，中央领导班子（毛、周恩来、彭德怀等）特别留意人事调动，以防派阀产生。这些政治领导人自己都带过兵，晓得该如何凝聚团结力。
    六〇年代的解放军，对外是防卫力量，对内则扮演政治领导班子后盾的重要角色。解放军的三十八个“主力”部队部署在全国十一个军区内，另外有区域兵力驻守二十八个省军区。区域兵力装备与训练都不如主力部队，只能担负地方的防卫任务，以小撮形态分散在省境之内，不善于联合野战。这种情形令人想起清朝以绿营戍守地方以八旗为攻击主力的兵制。
    古时的兵权在皇帝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军统帅则是共党主席，他通常也身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军委会之下有三个基本指挥系统，分别控制军方、指挥军事系统内的共党政治机器、处理行政及后勤事务。另一个与古时候相似的制度是，军队自己耕种作物，有自己的小规模地方企业。军队藉此可以有相当程度的自供给养，和古代边疆前哨基地的半自给屯田制用意相同。
    由于党的力量从每一层面伸入军队——许多军方人士都是党员，省级军队都听命于当地党书记或其它党内大员，省党部第一书记通常也兼任该省军区第一政委。这个政军控制网每年要处理新兵召募时，申请者都是数以百万讦的。解放军乃是乡下人向上游动的主要管道。
    渗透地方政府与公安系统的军区解放军，在林彪指挥之下变得又红又专，亦即是毛泽东的势力基础。至于职业化的主力部队，起初并未涉入文革。

文革序幕

    一九六五年末至一九六六年夏天，毛集团和共党领导班子之间的紧张升高。毛原已有林彪领导的高度政治化的解放军支持，现在又加上毛妻江青带起来的一批上海激进派知识分子——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即是这些人组成的。毛集团的人物颇不易归类。林彪虽是一位善战的元帅，却很细瘦：永远戴着帽子（他是秃头），是个相当狡诈而没有领袖魅力的人。他虽是精明如狐狸的内斗能手，站在因高胖而倍增气派的毛泽东身边，却十分不起眼。至于江青，未到延安来征服毛主席之前，只是不甚出色的电影明星，后来却表露出厉害政客的架势。她有心要接管文化领导权，以便拿重返基本原则为幌子，暗行激进改革之实。她登上掌权地位，一部分是靠着和林彪一同主持解放军的文化部。另外，她也和上海的激进派知识分子连手，使上海成为抨击北京文化势力的大本营。
    巩固毛集团势力的决定性一步棋是，于一九六五年底把与林彪意见不和的解放军大将罗瑞卿逮捕、囚禁、审讯，随即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将他的所有职位都撤销。其实际作用是压制军中的不同意见。知识分子中，北京副市长吴晗也因发表《海瑞罢官》一剧遭到同样的攻击。由于剧中描写清官海
瑞被昏君革职，据说毛泽东认为这是影射他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罢黜彭德怀不公。北京市党主委彭真难免把吴晗的事看做是冲着自己来的，经过调查，洗刷了吴晗居心叵测的指控。但是毛随后又在上海策动批判彭真的讨论会，于一九六六年四月让彭真下了台。这次事件让大家都明白现在风在往那个方向吹。
    毛泽东牛刀小试，除掉了几个对他的行动反应欠热烈的人。这是得到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当权派默许的。他们一向习惯附和伟大的毛主席，却不知道自己被带上山，正往火山里走。中央政治局此时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直属常务委员会。文革小组之内挤满了毛的支持者之外，几个部门改组之后，毛的支持者也纷纷渗透，抓到了重要职位。
    对修正主义与党内“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者）不指名的批判，在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八月间达到高潮。在这一般称为“五十日”的期间，激进学生动员起来，贴大字报批判学校当局。毛泽东却跑到华中地区隐遁，把北京交给刘少奇。从来以党为重的刘少奇不会听任群众组织胡为，他派出工作组，到各大学和工厂对低层党组织进行详查。每二十五人一组的工作组，共派出大约四百个。把毛泽东利用群众的行动挫了回去。

    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怨愤日深，周恩来一如往常在扮演说和的角色。在他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主持的一次会议里，一边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激进派，另一边是保守的军方及国务院领导人，包括三位帅和五位副总理。这次会议代表的是文革时期一再出现的反对意见，后来却被激进派指为“二月逆
流”。
    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七年一月的文革第二阶段期间，毛主席曾有极精彩的演出。这时候，注定要走上末路的刘少奇还在尽本分，安排着党内忠贞分子的反修正主义运动。一九六六年七月，人民大众听说毛主席要北上，途中还要游泳渡长江，无不兴奋莫名。由于乡下人民一般都不会游泳，会游的人也不会去横渡长江，毛的此一举，就和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宣布要游泳渡英吉利海峡一样惊人。显然毛主席是一位有超人特技的运动健将典范（照片显示，他的头完全在水面之上，可知他游的不是蛙式、自由式、仰式、蝶式的任一种，而是用他自家的游法——直立式。看计时成绩，他的速度也是超乎常人地快）。
    毛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在上海召开了十一中全会，这其实是中央委员的拥毛派会议。会中把刘少奇从共党中央第二号领导人的地位降到第八位，把林彪升到了第二位，成为毛的假定接班人。十一中全会也提出了毛对于反修正主义运动的大致看法，其目的是要让中国人心态彻底改变。毛自己说，精神的新生应当重于经济发展。阶级斗争的法则要应用到所有知识分子、官僚、党员身上，以铲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时候大家还不知道他指的是谁。
    毛使出的这些招式，无非是要使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挑起攻击党内当权派修正主义的群众运动。过不久，红卫兵运动便爆发了。

红卫兵

    文革的群众以十来岁的青年学生为主，这与五〇年代中期农业集体化、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大跃进的农民群众大不相同。文革起初并未影响到农民，只有城市邻近的公社受到波及。基本上属于都市运动的文革，自一九六六年中开始以红卫兵担纲主演，到一九六八年中他们才鞠躬下台。这一大群想要“从革命中学习革命”的幼稚青年，具有极大的破坏力。一个城市之内的不同红卫兵团体，甚至会公然互斗。
    红卫兵的派系主义是其来有自的。六〇年代的教育系统，前文已讨论过。此系统下最有资格挤入大学的学生分两类：第一类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因家风熏陶之故，学业成绩优秀，他们凭本事考来的成绩是实实在在的。第二类是高干子女，有革命的一流阶级背景，也有进入公职的门路。至于学业成绩，就不如第一类了。但是第一类的阶级背景却是非常低的。这种阶级背景差异，正是红卫兵派系争斗的起因。
    毛泽东发出“炮轰总部”、“在革命中学习革命”等口号，以鼓动激进青年。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之间，北京一共有六次大规模运动。在中央文革小组和解放军的安排下，来自全国各地的约一千万名志愿加入红卫兵的青年，免费乘火车到北京聚集。他们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此时学校已经停课，不久，各大学都关闭了。
    不论毛泽东当初心怀什么浪漫意图，到了红卫兵手上全都变为残暴恐怖的破坏行动。他们闯入富人、知识分子、高干官员的家里，烧毁书籍文稿，差辱毒打屋主，甚而将屋主杀死。他们口称这是为了革命“破四旧”，要大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群青少年学生年龄在九至十八岁之间，不分男女都戴着红臂章，只要看见有一丝一毫外国的或知识的迹象，立刻捣个天翻地覆。
    到了一九六六年底，中央文革小组操纵下的红卫兵行动，从原先的攻击所有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人，升高至“揪斗”党内干部和政府官员。不久，红卫兵就把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定为头号大叛徒的“走资派”。刘邓二人，以及其它数千人，都遭到批判、囚禁、公开羞辱。毛派势力动员都市青年打击党政的中央当权派，显然希望这场大混乱能成为有益的革命运动。被红卫兵攻击的党内领导人的反击方式是以毒攻毒，派了自己的红卫兵上场。党的领导班子组织强韧，并不是一斗就垮的。但他们毕竟敌不过决心要把党毁掉再重建的毛泽东。

夺权

    文革的第三阶段始于一九六七年一月的夺权运动。由北京授权，再由红卫兵以及其它人在全国各城市执行。红卫兵把现职的官员赶走，把挡案乱翻或索性烧掉。然后，这些毫无行政与领导经验的年轻人自己坐上官员的职位，并且迅速展开不同派系间的互斗。
    在此以前，解放军一直只许做壁上观。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下令军队协助反修正主义的革命行动，打倒保守派的反革命分子。情势混乱到连毛也管不住的时候，只有解放军是社会上仅余的一股团结势力，因而渐渐在地方上成为有力量左右局面者。这时候，“主力”部队仍未涉入，地方军队却因为和地方党部的关系密切纠结，不大可能跑去站在革命委员会那边帮着另组新的省政府。接到支持左派反右的命令后，只有四个省分顺利组成革命委员会。
    因此，中央文革小组打算扫除省级解放军内部的顽抗分子。一九六七年七月的武汉事件证明，地方军队不会成为文革的好帮手了。两名来自北京的中央委员会文革小组大员被戍卫武汉的军队挟持后，北京不得不派下主力部队来控制大局，并且自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下令红卫兵揪斗军中走资派以后，暴乱出现，进而演变成内战。红卫兵派系互斗之际，地方军队也加入混战，而且也有派别。一九六七年九月以后，地方军队司令被批斗的情形渐缓了，派系互斗的风气却有传染性，地方军队和主力军队之间发生了摩擦。北京对这种危机的应对之策是，下令解放军停止支持任何一派，并且应接受政治教育。然而，到了一九六八年间，主力部队内部也有了派系互斗。这种情况再发展下去，毛泽东将无王牌可打了。

    一九六八年七月，毛泽东终于解散了红卫兵，指他们没有达成任务，并下令解放军完成在各省内组织革命委员会的任务。红卫兵一解散，便被整批赶到乡下，从原来的政治地位高峰堕到谷底。取红卫兵的地位而代之的激烈行动分子叫作“革命造反分子”，行为之残酷可怕不亚于红卫兵。同时，主力部队驻防地点各有调动，以降低派系互斗之压力。结果是，各地革命委员会都由军方人士主导，大多数的党部第一书记部是解放军军官。
    一九六八年七月至一九六九年四月的文革第四阶段，毛泽东试图重组政府。新领导班子里，五分之二是军人，五分之二是新旧党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只占很小一部分。军方稳占优势，因为新近挤进党政高阶的人质量都太差，能力多不如被红卫兵斗倒的旧人。
    文革于一九六九年四月的共党第九次大会时达到高潮。林彪在会中做了政治报告。新的党章特别强调了毛泽东思想与阶级斗争的重要，并且规定党员阶级出身应受限制。新党章比旧的短很多，除了把党组织挤到暗处，还宣布“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一千五百名与会代表中，三分之二是身着军服的，军人在新的中央委员会中代表比例占百分之四十五（一九五六年只占百分之十九）。此外，一般民众代表之中的激进青年学生不多，其中三分之二是省级单位人员。中委会里绝大多数委员是新人，但平均年龄却在六十岁上下。这次的中委会不但军人气息比以前的浓，而且教育程度比以前的低，办理外交事务的条件也不如以前了。

外交

    文革时期的外交和内政一样，都受没头没脑的狂热运动的负面影响。文革不但对一切旧的事物怀有敌意，而且仇恨所有外国事物。其反知识分子心理和恐外症是并发的。一九六五年，周恩来以亲善大使身分访问亚、非洲各国，中共扩大外援的政策渐渐把革命狂热和谍报活动混而为一。原定要在阿尔及尔成立“第三世界国家会议”——将苏联排除在外，结果却一败涂地。此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变又失败，几乎被印度尼西亚政府完全消灭。这些败绩使中共在文革时期的外交上收敛很多。
    即便如此，红卫兵的横冲直撞还是伤害了中共的外交关系。一九六七年六月红卫兵占领外交部以后，有系统地烧毁文件档案，使外交关系完全无法衔接。外交部长陈毅被迫数度在几千名学生的叫骂下自我批判，批斗大会的主席即是周恩来。外交政策只得透过周恩来的办公处进行。
    红卫兵的全面进行革命的精神扩散到外交方面后，中共驻外使馆就变成驻在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思想鼓吹与煽动的中心。一九六六年九月至一九六七年八月间，中共这种激情外交导致与数国中断邦交，所有驻外大使都被召回——仅一名例外，外贸额也下降了。在国内，红卫兵冲入苏联和英国大使馆，放火把英国大使馆烧了，后来又对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如法炮制。开群众大会声讨邦交国实在是很笨的外交手法。

    文革带来的一项重要转变，是中共对美、苏的关系。美国在越南的陆空战力于一九六五年升高之际，美国与中共都采取了避免正面冲突的措施。前文也提过，美军在可能与中共再开战之前戛然煞住。美国明白承诺，将尽力避免让飞机侵入中共领空。中共与紧挨着中国边境作战的美国开战的威胁由是而降低。
    中苏的关系却出现相反的转变。中苏共党于一九六〇年拆伙以后，各据一方互相谴责，双方关系持续恶化。长达六千余公里的共同边界上开始发生事端，苏联因此加强了驻守兵力。苏联红军于一九六八年八月占领捷克的时候，提出了布里兹涅夫（Brezhnev）的信条——共党政权一旦确立就不允许被颠覆。此话听在中共耳里却带着侵略性。北韩与苏联热烈合作时，中共与北韩的关系随即恶化。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二日，中共的一支狙击武力登上乌苏里江一个主权仍有争议的岛。苏联边界巡逻兵寡不敌众而败，事后却施以强硬报复，而且不只在此一地。以后的一、两年内，中苏边界多处爆发事端，中共受到很大压力。一九六九年底中苏关系趋恶之时，中共却开始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美国起初对文革的印象乃是文革宣传的反映，一般多认为这是毛泽东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保存平等主义价值观、避免官僚主义和国家主权主义而做的努力。后来，红卫兵的胡作非为、虐待知识分子的消息渐渐传出去，才露出专制领导下极权狂热运动的模样来。尼克松总统和季辛吉国务卿要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政策，虽然是共和党右派在主导，仍得放慢脚步。

工业下放与第三前线

    文革虽然在一九六九年四月正式结束，许多恐怖主义式的行为却持续末停。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间，军方安全人员毫不留情地追查一个“五二八团”的成员，连这个团体是否虚构都未确定，就滥抓无辜刑求招供，前后处死了几千人。至今仍不能证实这个团体是否存在过。
    文革的高压作风于七〇年代传到乡下，农民被迫停止养猪、养鸡鸭等一切副业，为的是要“砍掉资本主义的尾巴”。对许多农民而言，这么做了就得挨饿。
    卡尔．芮斯金（Carl Riskin，见Joseph等，1991）析解毛的经济计划，认为他是在寻找一条介乎市场经济与苏联式中央管理两极之间的中庸之道。中国由于领土广大，不宜用中央部门管理全国各地的发展。毛要中央控制，但不要中央管理。他希望公社能发挥一点管理作用，此处无暇论其细
节。总之，他的政策遇上实际困难后，变出一个“动弹不得的四不像”。
    外国的注意力原来都集中在文革的政治面上。近来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美国进军越南的七年中——一九六四至一九七一年，毛泽东推动了中国西北、西南内陆偏远省分的大规模军事工业投资开发。他唯恐美、苏会有阴谋，所以在不易攻入的高山地区内开辟了自给自足的防卫基地。就当时的空军实力成长趋势而言，毛的这个“第三前线”战略当然是过了时的；但是中共仍盲目地把已经不充裕的资源大量投下去。
    中共也以庞大费用修筑穿山越岭的铁路线，把这些机械制造厂、军械厂、铁矿、炼钢厂、发电水坝连接起来。这些新工厂都建在远离人口稠密区的地方。巴瑞瑞瑞·瑙顿（Barry Naughton，见joseph等，1991）指出，此一严重浪费的建设计划把国家资金的一半投入第三前线的十个省分，而这些地方在一九六五年的工业生产量只占全国的百分之十九。第三前线的事先计划就欠完备，实行起来困难重重，运作起来也是效率低劣，有相当大一部分根本不可能完成，只得半途而废。到一九七二年，第三前线的一千六百个建设计划中有大约一百五十个暂缓实施。由于这些都已成为既得利益了，结果真正取消的只有八十一个。
    与第三前线同时进行的，是工业管理权的普遍下放。省级政府可以成立中央计划之外的小规模乡村工业。一九六五年间在中央部门控制下非军事性企业总共有一〇五三三个，生产量占国营企业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七。到一九七一年，下降到一百四十二个工厂，生产量也减至百分之八。
    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在宋代或更早就已开始。当时是因为农家让妇女和儿童从事制茶、养蚕、织棉布、编篮等手工艺，藉以增加收入。进入工厂时代以后，据克里斯廷·王（Christine Wong，见Joseph等，1991）表示，小规模乡村工业乃是“毛泽东开发策略的中央支柱”。到了一九七九年，全国共有将近八十万个小型企业，以及大约九万处小型水力发电所，雇用员工二千四百万人，生产量占全国的百分之十五。其产品之中包括全国使用的农具、中小型农业机械的大宗、化学肥料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水泥总产量的三分之二、煤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五。
    据中共宣传，这些成绩都是靠地方自行出资得来的。果真如此，的确堪为楷模。但近年来的统计研究指出，中央政府出资量非常大。“自力更生”根本是神话。与肥料厂等大规模工厂相比，地方的小型厂房效率低而成本高。有许多是仓促建厂，以致规模大得超出地方的供需力。奖励开发的办法本身就有问题：亏损归中央政府，盈余由地方保留。成本会计程序也有问题；例如，厂房扩建超过需要，而建新厂的钱来自所谓的生产“亏损”。这种做法能被接受，是因为没有人在意有无盈余。
    因此，七〇年代初的中共有三方面的事业需要投资。第一是继续完成第三前线计划，第二是地方政府自理的不甚有绩效的小型工业发展，第三则是新加入的外国进口科技，其中有些是整座工厂，还必须有东海岸扩港与增加基本设施的条件。这许多经济开发，中共根本应付不过来。据瑙顿说，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的时候，中共领导班子其实已对经济束手无策了。此时中国的经济与人口成长丝毫没有稍停，高投资额使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二年的年平均工业成长维持在百分之十三点五，人口则是从一九六五年的七亿二干五百万成长为一九七五年的将近九亿二千万。同期的农村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却停滞不进。工业管理下放的主要受惠者，似乎是构成新的地方统治阶级的那些党干部。这种结果全然违背了毛的本意。

接班斗争

    自一九六九年起，谋取党内第二号地位的权利斗争就在进行着。谁争到了这个地位，就能够以毛主席的接班人自居于。文革正式结束后，林彪把军方势力大举引入党政系统，他的第二号位置似乎稳若泰山了。
    然而，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一年间，林彪的地位渐渐不稳了。原因之一是，毛要淡化军方在政治系统中的影响力。于是，毛精心设计了以这个对他已经无用的人为目标的批斗，显然照例是由担任总理的周恩来监督执行。攻势从多线进行，方式还是中国政治用得最精湛的文字讽喻象征暗示。例如，一个反林的人被安排为林的下属时，由周总理和两名元老级的将领陪同，气派非凡。又如，以前发布的照片总是毛、林两人并排的，现在却把林放到背景里去了。此外，曾任毛的助理且与林关系密切的一个人遭到批斗，而且照例要自我批判。这些都是指明风向的行动。总而言之，林彪一度是十分有用的，现在那些用处都没了．至于第三号人物周恩来，依然与毛密切合作，尤其是在外交与政府重建方面。
    毛泽东用的另一个攻击绝招是四出巡视，对地方军司令讲话，并批评林彪。消息传到林彪耳里，林知道自己地位不保，便听从了儿子林立果策划的密谋。这个先发制人的密谋，据说是要暗杀毛泽东，以军事政变夺权。林立果在暗中做了很周详的准备，但显然有人已向毛、周密报。后来林彪被逼得走投无路，带了妻子乘飞机逃亡。这架飞机却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坠毁，位置在蒙古，可想而知它是以苏联为目的地。
    按极权国家常例，官方新闻社并不发布这么重要的消息。要等到一年多以后，才在配合有完整资料文件和详细证据的情况下发布。林彪究竟遭遇到什么事，至今仍是一个谜。
    在长期塑造林是毛最亲密战友的形象之后，突然发生林彪背叛，终于使人们对毛主席的信任破产，认为这老头子若不是糊里胡涂信任了叛徒林彪，就是在扯谎污蔑林。

回顾文革

    简短的统计数字表达不清革命大动乱的经验——不论是红卫兵的激烈暴行或这些暴行的受害者。不久，“伤痕文学”开始报导许多个人的惨痛经历：有些学者亲眼目睹自己一生心血写的手稿被付之一炬；有的丈夫试图与被指为右派的妻子离婚，只求保住子女的阶级地位；有着名小说家被活活打死；有老校长被指定扫厕所。
    由于粪尿在中国是一种重要肥料，被罚扫厕所以体验下层群众生活的人，不只是拿拖把擦洗沾在瓷砖上的脏污，而是要掏粪的。但是，这种苦役的折磨远比不上斗争大会。被批斗的人通常必须站在平台上，谦恭地向群众低着头，承认自己犯错，并反复述说自己的意识型态罪行。被斗的人免不了要“坐飞机”，即是两臂后伸出，摆成喷射机状。斗争群众中若有被斗者的朋友，可能是眼中含着同情的泪水，口中却跟着群众一起讥笑叫骂。被斗者若不堪连续一  、两小时被罚保持同一姿势的疲累而倒下，群众会笑骂得更厉害。鲁迅在二〇、三〇年代的作品中，特别表示对于中国人幸灾乐祸的习性感到痛心。毛泽东的文革却是鼓励群众集体幸灾乐祸。有些被斗的人甚至宁愿以自杀了结。
    文革期间受迫害的人数，估计在百万上下，其中有相当数目的人被折磨至死。中国人本来就非常在乎同侪尊重，在包括自己同事、老友的群众之前挨打受辱，简直是生不如死。受过迫害的人一般都会有愧疚感，这是受抨击者必有的反应。被斗的人若是忠于党而敬爱毛主席的，会更觉得罪孽深重。假使控诉的罪名过于夸大，批斗的经验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尤其是亲眼看着原先折磨他的人因为风向突然转变而沦为被折磨者，难免觉得自己是白白受苦了。斗争大会那种一步步来的残暴行为，和中国观众对于这种暴行与权威支配的接受态度，是相辅相成的。即便代表权威的是一群无知的青少年也不减其威力。文革便是这种群众任由权威左右的心态养大的。
    安德鲁·瓦尔德（见Joseph等，1991）的评论很有道理。一般人观察文革，多会把他们看来毫无道理的荒谬因素归入“过度暴行”，就算交代过去。但是，证据愈积愈多以后，文革不再被视为追求抽象理念的行动，应该是“政府煽起的一阵空前的迫害、刑求、帮派火拚、不用脑筋的暴力的大波涛”。在这一切的最核心处，是先假定有阴谋存在——知识分子与党内部“隐藏着敌人与叛徒”。这是从斯大林主义的摆样子的公审与集体清算“直接搬过来”的题目。
    我们如果回头看一下帝制下的儒家思想，又可以把文革的这种形象加以扩大。按历史记载，阴谋似乎一直是主要的行事模式与恐惧的根本来源。以明太祖为例，为消灭宰相胡惟庸一二八〇年的阴谋，处死了四万人。清朝的乾隆皇帝在一七六〇年代曾唯恐有阴谋，晚清的新政也是因为一八六一年的辛酉政变而起。孙中山更是大半生都在对付阴谋。西方文明基于国家权威与其政策不混为一谈的原则而可以有“效忠的反对党”（Loyal opposition），中国既无此物，只得时时留心阴谋。
    按帝制的儒家思想，统治者必须待其顺应天理的作为促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和谐，才能确立其合法性。异议是不和谐的，因此，有异议的人要伪装忠诚以自保。统治者既知有这种伪装的存在，就算不患上妄想狂，也是很容易犯猜疑的。这个体制里没有给公开表达的反对意见留下空隙，因为统治者的政策是统治者的德行的一部分，也代表他的合法性，是不容反对的。反对意见必须在暗处，它可能促成秘密结社，无疑以夺权为宗旨。不可能有效忠的反对派这回事。从这种观点看去，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门的争民主示威行动既然要求改变，似乎就是和共党大老们敌对的意思。预期阴谋的人总是会找出阴谋的。
    琳·怀特三世（Lynn T.White Ⅲ，1989）明确举出三种行政做法为促成文革暴力的原因，都是与斯大林主义的阴谋恐惧无关的。即是：（1）人人都被贴上阶级地位标签，这使“右派”或“坏分子”的家庭永无抬头之日；（2）所有人都从属于工作单位，生活的每一层面都受制于上级；（3）接连不断的各种运动使人人自危，随时恐怕下一个挨整的就是自己。这些都是很差的控制人民的手段，引起的怨愤长久积压后，在文革的暴行中浮现。
    就毛泽东式政治提出精辟见解的人很多。我自己的意见是，儒家式政府那些只重“文”的书生大臣所写的中国政治史，只完成了一半。阴谋和如影随形的暴力本质上却都是“武”的。中国史料时常把这一部分搁在不重要的地方，现代历史学者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未见太大成绩。政治学者因此受到限制，不能借用中国的历史研究来扩大视野范围。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无疑将会迅速成为人口稠密区。

后果

    七〇年代初，以四人帮为首的上海派势力继续把持文化与通讯媒体。然而，即便有毛泽东撑腰，却不可把政府与经济管理权夺到手中。毛虽然稳坐党的头号人物宝座，决心要发展经济的行政领导系统却渐渐凝聚到周恩来之下。一九七三年以后，周因癌症病倒，便提议让邓小平来接自己的总理位置。邓是文革既定要斗垮的目标，但他也是资历老、与军方关系好、有才又有能的人，若把他像刘少奇那样搁置不用，未免可惜了。一九七五年一月第四届全国人大会将举行之前，邓小平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兼权力核心政治局的常委。然后，人大中又任命他为第一副总理，成为紧跟在毛、周之后的第三号人物。同时邓也上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在会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主张，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的公开行动。
    周于一九七六年一月逝世后，四人帮禁止一切追悼活动。到了清明节这天，却阻挡不了数以十万人计的群众聚集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向已故的总理致哀悼。这次四五天安门事件，在历史上与“五四”是相对应的，由反对四人帮的人士安排，代表一般人普遍的失望灰心。这次示威行动遭到镇压之后，邓小平又被撤销了全部职务。
    不过，四人帮压不住七月间的唐山大地震，北京以东的这次天灾造成五十万人丧生，居民们不得不露宿街头。农民无不相信天灾与人祸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么大的灾难恶兆之后，毛主席非死不可。果然，毛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去世。继承人是湖南公安部长华国锋，毫无引入注目之处，外貌却很像毛。十月间，四人帮被逮捕待审。经过复杂的权力战术转换，邓小平于一九七八年底再度出头。
    对大多数中国人——乡村的人——而言，文革的最终后果是毁掉大家对社会主义政府的幻想，使人民回头依靠家庭。举几个怪现象为例：五〇年代划定了阶级地位以后就不能改了，一代代传下去，此时简直和印度的种姓制度一般无二了。被列入“地、富、反、坏”（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百分之六人口：水远生活在阴影之下。此外，从都市往乡下流动一直是禁止的。农民生活始终予人粗陋、不文明的印象，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一千四百万都市青年下放农村后，并未改善这种印象。集体化以后的农村经济并未显着提高生产，盛气凌人的无知党干部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在六〇年代，毛泽东崇拜取代了农民旧信仰的神祗。到了七〇年代中期，文革的暴行和林彪垮台玷污了毛的形象。公共卫生措施成功，加上农业的绿色革命（化学肥料、杀虫剂、作物品种改良等），却使人口加倍成长。小学教育推广、道路运输与报纸收音机等通讯普及，都是大成就，却也揭
露了中国落后的事实。外国的帝国主义侵略已经停止了，但是外来的刺激力也停止了。反而是旧的“封建”思想和腐化风气仍然深深嵌在中国社会里。
    以后的历史学者可以说，毛的角色是要破除在中国存在已久的分化——少数受教育的统治阶级在上，广大平民百姓在下。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究竟成功了多少。总之，经济在开发中，新的政治结构却有待毛的接班人来建立。

费正清 2013-08-22 11:0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