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孫子》第二講　怎樣讀《孫子》用世界眼光讀《孫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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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世界眼光读《孙子》（1）
    现在，研究《孙子》，眼界很重要。对我来说，这点最重要。
    上次，我们讲《孙子》的经典化，重点是书本身。书是中国书，要按古文献的方法原原本本读书，没问题。我的《吴孙子发微》和《〈孙子〉古本研究》，就是讲这种读法，这里不再重复。现在，我要说的是，《孙子》是兵书，人家外国也有兵书。中国人读《孙子》，外国人也读。他们是两只眼，我们是一只眼。我们只读中国的兵书，不读人家的兵书，等于瞎了一只眼。我们是现代人，现在的《孙子》，是世界军事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应在世界军事文化的背景下读《孙子》，要多少注意一下其他文化的想法，有一点古今中外的比较。
    和这个问题有关，我想讲一下《孙子》在海外的传播。
    我们先说日本。
    中国人讲日本，有个大错误。我们老是说，他们是学生，我们是老师，学生打老师，不像话。这是倚老卖老不自尊。其实，近代日本，他们的启蒙是脱亚入欧，脱是脱中国，入是入欧美。我们不要搞错了，人家的老师是欧美，根本不是中国。亚洲近代化，他们捷足先登，何曾拜我们当老师？
    中国给日本当老师，那是往事，一千多年前的事。汉唐，中国强大，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和明清不一样。明朝，他们来叩门，已经发现我们的弱点。清朝，汉族被满族征服，满族被汉族腐化，最后是四面受敌，列强瓜分，他们瞧不起。我们有悠久文明，没错，但也有文明之痼疾，不但腐化，而且自大，病得不轻，还讳疾忌医。他们骂我们是清国奴。日本人讲硬道理，吃硬不吃软，我们不能强迫别人佩服自己。
    《孙子》外传，最早是日本。流行说法，公元734年或752年，也就是唐开元、天宝年间，有个日本留学生，叫吉备真备，他把《孙子》传到了日本。另一种说法，比吉备真备还早，公元663年，有四个百济人，也就是今天的韩国人，他们把《孙子》传到了日本。甚至还有一种说法，公元516年，是中国人把《孙子》传到了日本。
    不管谁传，反正最晚到唐代，《孙子》就传到了日本。
    前891年，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其中着录了六种《孙子》书。
    虽然，《孙子》很早就传到日本，但很长时间里，《孙子》是秘藏，并不是广泛学习的读物。日本武士，他们的传统，是来将通名，捉对厮打，比我们蛮，比我们横。中国的兵法是万人敌，比他们阴，比他们柔。他们真正学《孙子》，主要是明清以来。
    我们要知道，蒙元之后，世界有大变化。五百年前，欧洲在崛起。四百年前，日本开始打中国的主意。利马窦来中国，他就说过，倭寇对中国震动很大，日本虽小，但很凶悍，中国怕日本。中国抗倭，有两位名将，一位是福建晋江人，叫俞大猷；一位是山东蓬莱人，叫戚继光，都是海边上的人。俞大猷有个老乡，叫赵本学，字虚舟，是个黄石公式的隐士。他拜赵氏为师，深得秘传。赵本学的兵书有两种，一种是《孙子校解引类》，后面有俞大猷的序；一种讲阵法，叫《续武经总要》。《续武经总要》共八卷，卷一至卷七是赵氏的《韬钤内外篇》，最后一卷是俞大猷的《韬钤续篇》，主要是传赵氏法。两本书都是俞氏所刻，用以“平岛夷”。军人都知道，敌人是最好的老师，文人没这个雅量。俞大猷打日本人，据说是用赵氏法。日本对赵注很推崇，中国反而没人读。日本是谁把他打败他佩服谁。比如美国，它就佩服；中国，它就不佩服。二次大战，它不认为，是咱们中国打败了它。赵氏的《孙子》注在日本影响很大，特别是德川幕府时代，原因也是中国打了它。此书有明隆庆本（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有收藏），以及晚一点的翻刻本，但一般人看不到，坊间的刻本反而是从日本回传。比如，我手头的本子，民国九年（1920年）的益新书局本，就是翻刻日本文久癸亥（1863年）本，即亦西斋刻本。还有，日本有樱田古本，服部千春极力推崇这个本子。他说这个本子很古老。但这个本子是什么时候才有，实在很有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本子是日本嘉永五年（1852年）刻，里面有赵氏的改动，可见并不古老。
    日本的近代崛起，是靠两场硬仗。一场是甲午战争（1894年），占朝鲜，割台湾；一场是日俄战争（1904—1905年），夺辽东和库页岛。两次战争，都是奇耻大辱，给中国留下深刻印象。近代中国学西方，经常是从日本学。比如科学术语，就多半是经日本转译。同盟会学，北洋军阀学，就连杀身成仁的武士道，也有人学。秋瑾，“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七律《日人石井索和即用原韵》），照片上拿把刀，诗词歌咏，也是刀刀刀，满纸铁血主义。这是日本作风。
    不打不相识，战争总是相互学习。近代的我们，其实是学生。
    《孙子》传入欧洲，年代比较晚，是18世纪，拿破仑战争前。
    《孙子》的第一个译本是法文本。他是由一位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受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国务大臣委托，替法国调查中国的诡诈之术，带有情报性质。这个传教士，汉名叫钱德明（P.Josephus Maria Amiot）。他生于1718年，1750年来华，1793年在北京去世。外国传教士，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是葬在车公庄的栅栏墓地，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是葬在正福寺。正福寺的墓地，现已荡然无存，我去原址寻访，只看到一块半截的残碑，扔在一户人家的门口。其他，都拉到五塔寺，现在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钱德明的墓碑也在那里。
    钱德明的译本，是《武经七书》全译，不光译《孙子兵法》。1772年，钱德明的译本在巴黎出版。这一年，拿破仑3岁。钱德明死的那一年，拿破仑24岁。他在钱德明的家乡土伦打了一仗，以战功晋升准将。
    1804年，拿破仑在法国称帝。从此，是拿破仑战争的时代。1806年10月13日，法军攻入普鲁士的耶拿。当天，黑格尔正在城里，刚好写完他的名山之作，《精神现象学》。法国兵闯进他的家，他拿好酒好菜招待他们，一拨走了一拨又来，只好揣上自己的手稿躲到耶拿大学副校长的家里。他给朋友写信说，我看见了“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就是拿破仑。拿破仑是当时的英雄。贝多芬写《英雄交响曲》，本来就是献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