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在中国》（三）第四章结论--世界和平之路与我们反共的信心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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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论——世界和平之路与我们反共的信心和立场第一节　　中立主义对共党「和平共存」中的地位及其使用价值
　　我在前面各编中，叙述了我们中国以及我个人三十年来与俄共及其傀儡中共的经历，说明了我们本党和政府为什麽不止一次，而且是三次与共党「和平共存」的国内和国际的情势。
　　我现在不惮重复的在结论中还要提起中立主义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三十年与俄共「和平共存」的经历，特别体认到中立主义的危险性，其对於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虽不像共产主义那样威胁之大，但其为虎作伥的罪恶，为害人类之甚，实有过之。
　　中立主义的前提，乃是自由国家能与共产国家在和平与繁荣的状态之中共存。但是我们中国与俄共相处的经验，指出了一个事实，就是只有共党需要一个喘息的机会，来巩固他侵略所既得的战果，或重新集结他的武装暴力，来准备下一次的战斗，他才运用这「和平共存 [366] 」的口号，来制造中立主义的幻想，并且鼓励这种和平共存的心理，转而影响其敌人，使之自陷於瘫痪的状态，听任他来施展其政治和军事的袭击。
　　中立主义的效用，在通常的情况之中，只有那些缺乏自卫的能力和自立的意志的执政者，才会利用这中立主义，企图苟安自保。但在最近两三年间，中立主义是在两种情况之下猖獗起来的﹕其一是那些投机主义者企图在侵略者与反侵略者对立之间，得到了一些利益，并寻觅机会来坐收其渔利；其二是中立主义者为自大狂所动，企图在侵略者与反侵略者之间，自居於和谈的地位，而且自夸其为世界和平制造者以自重。每当共党准备其决战行动之先，需要这一段和平共存的时期，必有这种中立主义者大肆其活动。其最为确切的实例，就是我们中国所谓「民主同盟」，在马歇尔特使来华调处的时期所扮演的这一脚色。这些政客们，以中立姿态来替共匪对国际社会作说客，对国内民众作宣传，使其误信中国的前途，只有对共和谈，并组织联合政府。而在实际上，他们这中立主义的活动，不过是为共匪的武装叛乱乃至为其暴力决战来作准备而已。
　　基於上述，我以为任何国家，对於中立主义的任何鼓励，是与其 [367] 对共产主义予以直接帮助，有同样的危险。我们至此，必须认清中立主义，乃是共产主义对民主主义作战的一道战濠，亦就是保护其共产主义的一种武器。我们尤须警觉，在今日这反侵略与侵略者双方的力量接近平衡的时期，中立主义的危险性更是特别重大。因为只有这个时期，中立主义者才能抬高其使用价值，而对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进展，亦更有其特别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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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第三编　　第四章第二节　　世界和平之路
　　反共斗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仔细考察共党的「长期战争」的战略，我在前面各章中，已经提到了。有些人所谓战争，其特徵是军事行动和宣传，但在共党的观念上，战争是一个永久的状态。就苏俄来说，战争只有在其世界革命计画完成之时，才告终止。换句话说，俄共的长期战争状态，必须继续至其对象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及民族自由主义完全绝迹，才算是他的成功。亦有些人仍然要问苏俄何时发动一个战争。实际上，我们已经是在战争之中，或许是一个冷战，但毕竟亦是一个战争。因此，我以为自由世界对俄共长期战争的对策，应该先要策定一个总体性的基本方略。这一总体性的基本方略，就是﹕
　　一、世界反共斗争必须确定一个总目标，就是以维护人类自由和 [368] 解放被压迫的民族与人民，重建世界和平与安全为宗旨。
　　二、为达到这一总目标，必须结合并协调下列的三种力量﹕第一就是西方民主集团的资本主义；第二就是东方民族的独立运动；第三就是共产铁幕中的反共革命运动。我们相信这三种力量的结合与协调，不仅能够制止苏俄对自由世界无止境的侵略，并且能够迫使苏俄放弃其对於附庸的控制，同时鼓励俄罗斯人民推翻其苏维埃极权暴力的统治。
　　三、为达到这一总目标，必须结合军事战术与政治战术，采取各种不同的斗争型态，而不能拘限於唯军事或唯武器的战略观念，和硬性的单一斗争方式。这就是说，民主集团要采取弹性的与多元的斗争方式，首在政治与社会心理战场上获得胜利，才能迫使苏俄放弃其武装侵略的企图和世界革命的计画。
　　四、为达到这一总目标，必须维持并加强其军事实力。因为政治与心理作战，并不能代替军事作战。政治与心理作战的任务，在转移敌我双方实力的对比，并改变世界战略形势，使侵略者彻底觉悟其军事作战决无制胜的可能，才肯甘心屈服。所以民主集团不能放松其军事准备，并且要加强各地反共武装的力量，使其随时随地对共党侵略，可以独立接战和决战。
　　我在上述各编中，指出了俄共从南亚和中东向欧洲迂回，同时中 [369] 共从东南亚向中南美迂回的两条战略路线，共党集团这一迂回战略，说明了俄共征服世界的企图，其胜败的关键是在亚洲，也证明了亚洲民族及其所拥有的广大人口在世界反共斗争中的重要地位。
　　今日俄共利用亚洲民族主义的意识和情感，来挑起其反西方殖民地主义的运动。民主国家对於这一运动，我以为应该要主动的协助其成功，而且帮助这些民族，使其进入政治民主和经济建设的道路，使之领悟共产主义真是他们惟一敌人，而引导其共同反共，脱离其新殖民地主义的陷阱。尤其要维护其民族文化，重视其民族尊严，才不致给予俄共以渗透、挑拨、制造纠纷，以便利其操纵和颠覆的机会。
　　然而今日共产集团已控制亚洲的心脏部，并进而建设其为未来全面战争的最後基地。我们知道，和平是不可分的。我们不能想像亚洲如此广阔土地与众多人口，听任其无限期的陷在铁幕之内的冻饿死亡线上挣扎，而残存的自由地区人民，仍可保持其自由。我们更不相信东方反共国家在其为俄共强制的割裂状态之中，而亚洲还有什麽和平安全的可望。所以民主国家单是援助亚洲自由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区域安全，还是不够的，只有对亚洲反共国家予以物质的和精神的支持，使其能自动的对共产铁幕，展开其民族革命战争，或能随时随地策应其铁幕内的反共革命运动，来解放其被奴役的同胞，恢复其领土的完 [370] 整与国家的统一，才是瓦解共产集团的唯一途径。
　　我在前节中，提出反共总体性的基本方略问题。我知道一般人说到战争，不仅是想到军事作战，并且想到必须美国参加作战，才能争取胜利。我的意见决不如此。我认为反共的军事作战，要在欧亚大陆上进行，而美国自应以积极的世界反侵略战争的兵工厂自任，但不能被动的只准备其本土为反共战争的主战场。
　　这并不是说，美国只是为一切争取自由或恢复自由的国家来制造武器，和供给物资的援助，而是说美国应该负起他自由世界所公认的领导者，对於世界反共斗争中所应负的指导责任。而且为了整个世界反共作战的根本问题，美国本身就不应该卷入战争漩涡之中。惟有如此，整个反共战局，方能运用自如，而不致限於被动地位。亦惟有如此，方能确保反共总兵工厂所在的基地安全，更可使反共斗争立於不败之地。所以我认为美国对反共斗争，应该采取间接作战的迂回战略。而民主集团对於反共战争的基本方略，就应该确定其三个原则﹕第一、只要俄共对美国不首先采取奇袭行动，或俄共本身并未在其他地区参加战争，则美国本身亦不应随时随地参加战争。第二、反共战争必须在铁幕之内或接近铁幕的边缘作战，而不应在远隔铁幕的自由地区作战。第三、自由世界对抗共产侵略，采取重点主义，应该预先选 [371] 定地区，只要其共产集团无论向任何一国挑战侵略，则自由世界仍照其预定地点，主动反击，而这一反击，就不应限定在被侵略的当地。因为共产集团狡狯的侵略手段，并不一定对准着自由世界有军事准备，或有集体防卫协定关系的地区，故美国亦不能被动的随时随地应战，予以反击，或就地报复。我以为领导反共的美国，不能采取普遍设防或到处参战的方针，而应采取间接作战的迂回战略，并采取重点主义，选择其主战场，予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若对亚洲来说，就应该针对亚洲共祸的根源和俄共世界革命战争的最後根据地，来综核东方各民族反共革命武力的统一计画，负责指导，总以转变世界战略形势，阻止共产集体的侵略，使整个自由世界免於第三次大战为最高指导的原则，同时亦得以解放共产铁幕，重建世界和平与安全。这是今日民主集团对於反共战争的基本原则，我相信这个基本原则，如能适切实施，则人类浩劫自可免除，而世界和平亦必能重建。

——　　——　　——　　——分节——　　——　　——　　——

3-4-3. 第三编　　第四章第三节　　自由而统一的中国与世界和平的关键
　　我们可以说，国际共产主义今日威胁世界的焦点完全在亚洲，而亚洲共产主义的威胁，主要的来源，乃是在中国大陆的中共。中国大陆的沦陷不仅是世界上一个悲剧，而且整个世界从那时起直到现在， [372] 亦就没有得到一天和平安全的日子，其严重性已为世人所公认。如果我们政府仍在大陆，必不至发生韩战和越战，以及北韩和北越为共党所占领的灾祸。所以亚洲的反共斗争，必以中国大陆为起点。
　　我在本编第一章第四节中指出中国大陆乃是亚洲局势的枢纽之所在。因为苏俄的世界战略阴谋，是以中国局势为其转移的枢纽。今日我们中华民国正是在他这个枢纽上，始终不懈的与之苦战恶斗。并且在自由世界反共斗争之中，我们反攻复国的战斗，乃是国际反侵略阵线，与民族革命反共战争汇合的关键。唯其是国际反侵略阵线之一环，我们有要求国际道义的权利；唯其是民族战争，我们相信这一战争发展的过程，将得到东方一般为独立自由而奋斗的民族的同情；唯其是反共革命战争，中国大陆的同胞，必将群起策应，坚决参加这一庄严的阵营。因之，我更加相信中国反共抗俄的整个战争，必能与我们过去北伐剿匪和抗战诸役一样，最後获致全面光荣的胜利。
　　以上各编曾经检讨了政府和我个人在反共斗争中的错误和缺失，及其对国际国内所发生的形势与影响。我许身国民革命，已四十九年，从来不计个人的毁誉，亦决不推诿自己的责任。一九四九年美国政府发表其中美关系白皮书。当时我已经宣布下野，离开政府已有六个 [373] 月了，惟闻政府亦要计画着一个白皮书，指责美国政府自雅尔达会议以後，在中国局势演变中，所应负的责任。我极力反对这个作法。我当时就告诉来台徵求我意见的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说﹕我们中国在美国还有多数的友人，并不因白皮书而对中国国家的前途感觉失望，亦不因此而对中国政府的信誉有所怀疑，现在我们政府如果为此，要与美国来作无益的辩论，这不止使我们两国人民百年来所建立的传统友谊，将受到莫大的损害而无法补偿，而且其结果，惟有增强俄共离间中美阴谋的助力，达成其所预期的目标，更使其称快而已。
　　我们中国立国处世的道理，是「厚於责己，而薄於责人」。若要追问过去大陆上反共斗争失败的责任，只怪我们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国家建设没有基础，因之对强权侵略者，没有维护我们领土主权的力量。更只有怪我个人自己，在这长期反共斗争中，应该见到的，未能预见，已经见到的，又未能取信於人。然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只要我们全体同胞能保持自己国家的人格和民族的正气，只要我们能维护民族崇高的文化和悠久光荣的历史，只要我们能痛定思痛，提高警觉，埋头苦干，雪耻图强，向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建国的目标，直前迈进，深信我们必能践履自己的责任，掌握自己的命运，完成我们反共抗俄复国建国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