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所有创痛都应该被温柔治疗

簡體傳統

来源　东方早报记者石剑峰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畅销台湾一个月有余，龙应台终于松了口气回到德国，并以台湾出版商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昨天还在书展场馆做了一场名为《我如何解释我自己》的专题演讲。在参加书展间隙，龙应台接受了《东方早报》专访。

　　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邂逅龙应台几次，《大江大海》中的主角之一小儿子菲利普时刻陪在妈妈左右——就算在采访现场龙应台说，如果你觉得无聊做自己的事去吧。正在上大学一年级的菲利普还是留了下来，倾听母亲如何回答记者提问。对于自己不同意的观点，菲利普还会打断母亲说话，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母子俩就开始激烈争论，当然最后谁也没说服谁。而这也是《大江大海》中不时发生的场景，在这本书中菲利普穿针引线在不同场合出现，带领年轻读者进入历史深处。

　　试图让读者进入1949年深处的《大江大海》，提出了反思、批判、忏悔、对话、倾听等主题，不过对于这段特殊历史的处理，激烈的反对和无意的误解也在情理之中。不过，龙应台说，“这是我该做的事情。” 龙应台说写作一开始，她关注的是1949年前后流离来台的那200万人，但后来她发现自己对那块土地上原来已经存在的600万人，所知更少，他们甚至比外省老兵更弱势无声，因此这本书后半随着转向，她也进入到台湾乡下本省人的故事。“他们正代表台湾社会里，一个个从未被打开的记忆黑盒子。60年来，我们竟没有问过这些身边的人，你心里的痛是什么？如果伤痛的黑盒子没有打开，就会继续造成彼此的怀疑和政治的斗争。”她说，“所有创痛都应该被温柔治疗，即使60年后也不晚。”

　　写历史的人，通常把光打在一将功成上，这本书是写‘万骨枯’。

　　早报：《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出版之后，马上成为港台畅销书，目前累计销售已经近20万册，对于这样一部厚重的着作能够被市场接受，这出乎你的意料吗？

　　龙应台：我其实没有想过它会卖得怎么样，特别是写书的时候不会想市场的问题。但是后来，书出版之后把所有人特别是出版商都吓了一跳，没想到卖得那么好。台湾和香港加起来一共3000万人口，6周内印刷了20万册，这已经超过了我之前所有畅销书的数量。所以《大江大海》的畅销对我而言就是社会现象，告诉我一个信息，这种销售量代表了什么？我在写书的时候，预期是为社会集体疗伤。在台湾，60年来彼此不喜欢、冲突的两个族群，我希望他们彼此了解，消除代跟代之间的鸿沟，通过这个书的销售，已经发生了作用。比较意外的是香港，香港很少有书能卖过1万册，这本书在6周内卖了近4万册，一方面是香港人本身发生了和台湾相似的过程——我们的父辈是这么过来的。但有多少大陆读者在香港买了这本书？这个数量可能也很大。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第一读者是台湾读者，但从头到尾如影随形的第二读者是大陆读者。

　　早报：《大江大海》这么畅销也说明这本书不是一本学术性的历史着作，它打动人的是它的文学性，不少读者都是忍着泪水读完这本书的。

　　龙应台：几乎所有的台湾和香港读者都对我说，他们带着眼泪看完这本书。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我从头到尾都不希望它是历史书。

　　早报：可是在这样一部文学性的书里出现那么多的历史注释，你为什么要故意打断读者的阅读连贯性？
　　龙应台：就文学阅读而言，有那么多注释是一个障碍，尤其是文学读者在读文本的时候，突然跑出一个号码来。第一他不会去看注释，第二他挺讨厌它们，因为阅读情感就这样被打断了。一位学者或者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舞台不会太了解，专门做文学的作者也不太会去做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所以我个人花了很大力气对历史资料做功课，但最后要用文学来呈现。文学和历史这两者之间有张力存在，会引起争议。这些争议我暂时没有回应，我想让读者的阅读维持其饱满性。所以，这本书本质上还是一本文学作品。我做资料研究就像在腿上绑了石头，当我进入文学舞台的时候，就必须把绑它们的绳子全部剪断，要像蜻蜓翅膀一样轻盈。

　　早报：你说在写作《大江大海》期间，强忍住自己不要流泪，书出版了之后呢？

　　龙应台：人是很渺小。写历史的人，通常把光打在一将功成上，这本书是写“万骨
枯”。这对我这个写作者确实有点残酷。在写作的时候，专心致志到一个程度，情感是不能进来的。我写完之后，反而是更加平静，这种平静像为亡魂上完一炷香后的平静。所以这本书完了之后，一段时间内我将不再写东西，这有一种内伤，我需要去慢慢疗伤。

　早报：你从《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到《亲爱的安德烈》、《目送》然后这本更大的“目送”《大江大海》，读者可以看到它们有一个延续性在里面。而且你的叙事对象都是你的儿子安德烈和菲利普，这是你特意安排的叙事手法？

　龙应台：是的。比如说，《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为什么以菲利普为写作对象？首先很私人的原因是，菲利普从小对历史很感兴趣。此外，我希望这本书能在族群和族群间、代与代之间做一个跨越。我太了解台湾年轻一代不知道谁是陈诚，甚至连孙中山是谁都不知道。我写书时，帮我校对的年轻人，他不知道“孙立人”三个字怎么写，讲到黄百韬就问是国民党这边的还是共产党这边的。我想做代跟代之间的桥梁。所以把菲利普作为叙述对象，如果这本书能被一个19岁的欧洲青年接受，那说不定20岁这一代的中国读者也能接受。菲利普作为书中叙述对象，他出现不多，但很关键。他在书开始的时候出现，然后像河流进入地下，可是到了讨论纳粹“罪与罚”时他出现了，到了最后他在想要不要服兵役时，又出现了。那是文学的考量，也可以拉近年轻读者，我写这本书非常重视怎么让年轻人进来。

　　早报:安德烈和菲利普频频成为你书中的主角，他们接受吗？

　龙应台：菲利普还没有读呢。他知道我写了这样一本书，但还不知道我的细节。《亲爱的安德烈》里，我和安德烈是平等的交换，而在这本书里，菲利普自己的声音还没出现，但等到他看到德文、英文版的时候，他可能会发出反对的声音了。

　　我对这本书完全不求客观和史实，如果你对我说1949应该是这样的，我会对他说，我看到的是这样的。

　　早报：我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江大海》章节顺序与你刚刚完成的最初版本是不一样的，因为目前的版本章节顺序更能体现你的父母辈在那段历史中的艰辛，所以我更情愿把《大江大海》看作是你个人的家族史。

　　龙应台：这种理解符合我创作的原意，但是它出来之后，大家愿意赋予它更大的主题。对此我也无能为力。我对这本书完全不求客观和史实，如果你对我说1949应该是这样的，对不起，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我会对他说，我看到的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一个叫史实的东西，我在这本书里不在乎。

　　如果别人对1949有不同的看法，那就应该有更多人去写啊！但到现在为止，写1949，大陆的书大部分是写战争，写军事和政治；台湾这边写1949，大部分是关于蒋介石如何，宋子文如何，基本上都是大人物的幕后解密，要不然就是黄金和故宫文物是怎么运过来的，所以像我这样的比较少。

　　早报：可是在“2009”这个时间点上，还是出现了不少个人回忆性质的着作，比如成英姝和父亲成汤合着的口述着作《我曾是流亡学生》，着名作家齐邦媛《巨流河》等，你的历史记忆创作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龙应台：有一点要注意，这本书不只是关于200多万外省人的，相当部分是关于1949之前就居住在台湾的600万本省人。写这本书，我其实花了很大工夫写这600万人。对于1949，人们第一个反射的动作就是，你要写外省人，好像1949是这群人唯一拥有和垄断的。我写这本书心里想的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不去了解本省的600万台湾人情感和伤痕，你无法理解自己父母这代外省人。在这个阅读资料的过程中我才了解到，以前我们对1949年的认识限定在被丢来的外省人，这是非常片面的。所以，才会有这本书与其他相似题材不同的地方，它往回走，走到1945甚至1942。

　　尤其在写本省人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更悲惨，因为他被自己的国家一次、二次的背叛，他们更失落。其实台湾人的长辈比我们外省父母受的伤害更深。

　　早报：我知道这本书你从1999年就开始构想创作，但直到今年9月才出版，这给许多人感觉你在台湾写作，也是在特意追1949这个时间点，这样赋予这本书更多含义。

　　龙应台：第一次意识到我的书会在9月出版，然后变成对台湾的“献礼书”，我自己都吓了一大跳。因为1999年我就开始打算写了，而到了去年才下定决心写这本书是因为父亲的去世，这让我意识到了时间的急迫感。我压迫自己一年内一定要完成，之所以书会在9月完成出版，因为9月我要在香港大学开课了。这也可能是冥冥之中的事情。我在闭关写作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建国大业》这部电影，当书出来的时候，结果有人开玩笑说《建国大业》Vs《大江大海》。这本书在9月出版可以说是冥冥之中的机缘巧合，但也该到了写这段历史的时候了，否则1949年就只有一个声音。发现有这个巧合，我也觉得很安慰。

　　早报：前面几个月，台湾出版一批以1949为主题的书，是不是台湾也在反思？

　　龙应台：台湾这边对历史的反思基本上很少，这比不上大陆。因为只有压迫才想往深处走，去做灵魂的探索。台湾这里没有探索灵魂的迫切感，台湾这里有反思吗？没有人在意，连知识分子也很少。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对读者没有预期，因为我一直担心读者进不来，然后这本书就无声无息地走过。但就算《大江大海》无声无息的话我也能接受，因为这是我该做的事情。

　　早报：你写这本书最大的愿望是为战争说声对不起。

　　龙应台：建国60年，除了欢呼胜利，还需要一点追思，毕竟当年的战争死了那么多人。或者最低限度的，大家都不要用一些词来描述对方。因为我在写作中发现，原来同一个战场上，胜利和失败的双方可能都是山东、东北的子弟，很可能是同一个村子出来的，这太残忍了。所以我们还需要一点悲伤的纪念。

　　早报：不过这本书在台湾，蓝绿双方都有争议。

　　龙应台：我写的时候，我也知道有政治的暗潮。书还在报纸上有节选连载的时候，就有读者写信过来说，我描述的“二二八”污蔑了我们外省人，没有“二二八”的镇压还会有现在的台湾吗？而另外一边也有反应，但主流的反应不是这样的。所以还是很欣慰。我对于那些战争中死去的人给予灵魂安慰，我们基金会每天都接到八九十岁老兵的电话，他们很激动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不过对于书中的某些内容，就算是台湾也不能完全接受，因为台湾这边也有刺痛比如对于台湾籍日本兵的描述，刺伤很多人习惯性的感情，可能挑战某些人的底线。

　　而年轻一代，更应重新认识那个时代，对那个时代有尊敬和体恤。大陆人接触台湾人，常常说台湾人天真。你的天真是因为你的上一代经历了艰辛的挣扎，为你赢得了今天的和平安定。所以你对你的天真要有感恩，这也是这本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