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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明末农民战争一度转人低潮

第一节明廷十面张网和增兵增饷

崇祯九年七月高迎祥的被俘，只是当时农民军中最强的一支遭到重大挫折。就明末农民战争的全局来说，仍然在继续高涨。李自成等部活跃于陕西、宁夏，甘肃;张献忠、革左五营、罗汝才、刘国能、李万庆等大部起义军则驰骋于河南、湖广、安徽的广大地区。起义军行如飙风，使明政府地方当局顾此失彼，应接不暇，处处陷于被动状态。朱由检感到需要挑选一个有反革命才能和魄力的官员担任兵部尚书，统筹军务，把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他根据素来的观察，选中了原宣大总督杨嗣昌。当时，杨嗣昌因为父亲杨鹤病死，正丁忧在家。朱由检用人心急，特旨"夺情”，起用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到达北京。陛见时，他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侃侃而谈，仿佛他一上任就能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杨嗣昌为人机警圆滑，深得事君之道。他善于揣测朱由检的意思。奏对时多方迎合。朱由检听得十分人耳，每次接见都谈得很久，对杨啊昌的建议言听计从，连声说道:“恨用卿晚”[1]

杨嗣昌上任以后，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制定战略;二是议兵议案

[1]《按寇记略》卷五。

照五章 明末农民一搜特人低期

三是推荐人才。

在战略方面，杨嗣昌对明廷面临的军事形势作了一个全盘的分析。在兵员和财力都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究竟以对付关外的满洲贵族进犯为主。还是以镇压中原的农民起义为主?杨嗣昌主张集中兵力打垮农民军，即所谓“安内方可攘外”。他在崇十年四月初二日的《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中说:

窃臣犬马弩钝，加以草木幽忧，一切失其常度。蒙恩破格起用，叠奉明旨星趋，首以安边荡寇勉臣料理。似乎安边第一，荡寇次之。微臣乃言必安内方可攘外。何也?窃以天下大劳譬之人身，京师元首也，宣蓟诸边肩臂也，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人之一身，元首为重。边峰讧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诚不可缓图，

而深者尤不可忽视也。诚使腹心又安，脏腑无恙，则内输精血，外运肢骸，以仰戴元首而护卫风寒于肩臂之外，夫复何忧?今腹心流毒，脏腑溃痛，精血日就枯乾，肢骸徒有肤革，于以戴元首而卫肩臂，岂不可为栗栗危惧也我!以故臣言必安内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后足兵，必保民斯能荡寇，此实今日证治之切，根本之图。非敢缓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内耳…..…[1]

这个奏疏的中心意思，是认定农民起义是腹心之患，而山海关外的满洲贵族只是肩臂之疾。因此，杨嗣昌反复陈言，主张把军事重点放在镇压农民起义上面。为了达到“安内”的目的，他建议集中兵力、财力对农民起义军展开大规模的围剿。为此，他提出了“张十面之网”的反革命军事部署。具体说来，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这四个农民军活动的主要地

[8]场融品《杨文明先生集》卷九。在这以前，崇桢九年春，更科都给事中颜继祖题本内就提出:"天叔先天寇。逆姓负固，义在必讨。但以寇较之，奴尚隔藩篱，寇直遏堂臭矣; i.犹条病之疾，寇则青育之宗矣。”(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一二〇页)说明持这种“媒外必先安内”反动观点的人在明朝延内颇有影响。后来在政策上体现为一面浓人同满调素族秘密议和，一面对起义农民加紧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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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日召对大臣时说道:"去岁谕令勋威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怎公体国之心。就是省直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了。怎么这个愚?”朱由检在指责勋戚乡绅时，颇有点旁观者清的味道，可是一谈到自己的内帑就暴露了他同样财迷心窍。他说:“贼定要大剿，定要用大兵，只是钱粮若不出于民间，就该发帑藏了。目今帑藏空虚。因粮与加派无异。前查约数若干限二日内奏夺，如何不见奏来?”[11

皇帝带头叫穷，勋戚和乡绅也抗拒不捐，增加的兵饷就只有全部乐到髓干血尽的贫苦农民身上了。杨嗣昌的建议，这二百八十万两银子的主要来源是按田亩加派。在这以前加派的方法是根据卢象升的建议，凡缴纳地亩粮税在五两以上的加征若干。这种方法称之为因粮，其特点是由纳税粮多的地主承担加派。尽管它归根结底还是落到佃种地主土地的农民身上，但一般农民缴纳税粮不可能达到五两以上，也就不在加派之列。卢象升的建议多少考虑到了当时农民的实际状况。他明白，农民们之所以纷纷起义是因为无以为生，再要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银钱，势必驱使更多的人参加起义121。杨嗣

[1]《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二。

[2]明朝末年，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不少人认识到加派赋税起了为渊驱鱼的作用。例如，崇祯

八年山西巡抚吴甡在一件题为《残黎望恩孔急议蠲万不容缓》的疏中说:“晋民有三苦一苦于凶荒，无计糊口则为盗;一苦于追呼，无力完粮则为盗;一苦于杀掳，无策保全则为盗。此三苦不除，尽人皆盗，比户皆盗也，特有待而起耳。秦中覆辙，殷鉴不远匪故曰:未来之盗无穷也。普唐太宗与群臣论止盗，谓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役繁;轻控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臣三复为之流说。虽然，此犹就居食言也。今观三晋之时势则尤可哀病矣。卤寇交汇，兵荒涛至。臣尝行间目击有数千家之芭。竟日不见炊烟，但数间破屋，仰见天星而已。惟见白骨横野，一二老婺衰翁，奄奄气意不属而已。盖其庐舍已荡为黄埃衰草。问之，刚曰某氏之居也，某死、某逃、某盗。田因已鞠为断葛荒葵，问之，某氏之产也，某死、某逃、某盗，臣欲招其复业任耕，则曰某死，某逃，某盗已若而年，逋赋已若而岁，业其业则赋其赋，有死不敢，况又无人可招，无力可耕乎?臣为之拉泪相对。及抵州县，则应比之里甲星稀，司府之催橄雨下。动曰崇祯四、五、六、七年之逍赋若干矣。捉一欠粮花户如获大敌，比至，朴之，枷之，板死而无以应也，可奈何?则为晋之民者催科既无可催科，徒驱零星赤子殉之于敲朴之下而已;敲补又无可敲朴，徒驱逍赋顽民尽之于潢池之中而已。为晋之官者考成既无可考成，徒令为法受过者束手而待参罚之至而已;参罚又无可参罚，徒令日暮途穷者灰心而待槌斥之及而已。”《柴庵疏集》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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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无粮的，及城头根夫又皆鬼形鸠面而垂毙者。城中一无可恃，有累卵题

震之危。11)

他一方面建议福王。敦促河南巡抚李仙风急派军队来洛阳加强城防另一方面又指出官府库藏如洗，要求福王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拿出钱来解决军队的粮响。吕维祺特别举出宜阳、永宁二城被起义军攻破的事作为前车之鉴。两座城里的宗室官绅，"悠悠忽忽，靠天度日，一筹不断，一钱不舍，一言不听，今虽噬脐，嗟何及矣。”[2]希望朱常洵不要充当眼光短浅的守财奴，最后落到噬脐无及的地步。可是，朱常洵偏是个爱财如命的人，根本听不进去。

崇祯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李自成部义军进抵洛阳北门，开始攻城。守城的官军知道福王府库里的金钱财物堆积如山，却叫自己饿着肚子去守城一个个愤愤不平。有的士兵公然在路上大骂:“王府金钱百万，餍粱肉，而令吾辈枵腹死贼乎?”(3)当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守城的官军士兵以至一部分中下级偏裨都毫无斗志，迅速地转到了起义军方面。二十日晚，总兵王绍禹的部卒在城头起义，逮捕了明兵备副使王胤昌，大开城门迎接起义军进城4]。二十一日凌晨，义军占领洛阳全城。福王朱常洵和世子朱由崧慌忙逃出王宫，躲进迎恩寺。在义军搜捕时，朱常洵被活捉，世子朱由崧钻空子逃脱，这就是后来在南京登极的弘光皇帝。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也被俘获。当押解这批吸血鬼向起义军领袖献俘时，朱常洵向吕维祺大叫:“吕先生救我!”吕维祺也哀叹:“我命亦在顷刻。”他从封建纲常出发，劝朱常洵别忘了自己是当今皇上的亲叔，“毋自屈”，得装出个样子来[5]。可是，贪

[1]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卷十五,《上福藩启》。[2]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卷十五,《上福藩启》

[3]赵吉士:《奇园寄所寄》卷九;《绥寇纪略》整八;孙之脉;《二中野永》卷八[4]-说王绍禹部辛用绳索引义军上城，见《明德先生年谱)。

[5]《谈往录》遂中:《昆山王源鲁先生遗稿》,《残明前编·杂传·吕雌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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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8 19: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