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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起义打期明政府的对策和义军主力转人山西

县一线活动”。十月二十八日，由于饥民的内应，起义军占领了晋西北重要城镇河曲，控制了黄河渡口121由于明政府改变了以抚为主的政策，调集大军由新任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指挥，加紧了对陕西农民军的追剿。在军事上受到压力的各部起义军，陆续转移到黄河以东。因此，从崇祯四年到六年，起义军活动的重心是在山西境内。除了早先人晋的几支起义军外，王嘉胤、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部都先后进入山西。其中实力最强的是王嘉胤部。

起义军的大举人晋，使明政府山西当局深感不安。他们一面调派兵员堵剿，一面指责陕西当局“以邻为壑”，没有将起义军就地歼灭。然而，严酷的阶级对立在山西也同样存在。来自陕西的义军不过起了一种催化作用而已。起义军所到之处，得到了山西贫苦群众的热烈欢迎，大批破产农民涌进了起义队伍;有的州县农民也自发地举行起义。崇祯四年三月，太仆寺卿郑宗周上言:

盖晋土自天启初年以来，无岁不突，而去年尤甚。重以浴黄之派，急于星火，转运艰难。在朝延虽算价二十二万，而民间所费实已不止百万。有司但顾考成，新旧并催，崇子卖妻，削心敲髓，民之皮骨已尽。今日春雨未沾(指朝延分文不予救济)，凤霾日异，人心汹汹，朝不保夕。弱者转于沟壑，强者嗔目语难。斩揭四起，势所必至。13]

另一位明朝官僚则说:“沁(阳)之南暨邑(指阳城县)东西，贼建号树帜者不一而足，或以万计，或数千。既揭竿，胁从者且十五六。至若

[1]《平寇志》卷一。《国被》卷九一等书说，起义军进入山西后，"臧首自号横天一字王”。

这个说法常见于史学论着。其实，正确的写法应是横天王，一字王，这两个人也并不是入看各都起又军的共同首领。

[2]《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顺治七年《河曲县志》本载:“乱民王可贵引威入，城递陷，时

十月二十八日也。”[3]《崇桢长脑》卷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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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试争更

在高墙里面的“罪宗”(宗室囚犯)也被释放。三天以后，听说南京等方面的官军快要到了，起义军才从容离去。

起义军的攻克风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对于朱明王朝来说，中都告陷，祖坟被挖，在精神上是个极大的打击。当时一个地方官僚就哀叹道，“万世根本之地，一旦竟为骷髅之场，良可痛也，良可恨也。”[1]消息传到北京，兵部尚书张风翼“惊怖欲仆”12，崇祯皇帝更是垂头丧气，为之素服避殿，哭告太庙，下诏罪已，足见震动之大。另一方面，它表明起义农民在政治上逐渐成熟，他们焚毁皇陵，打出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帜，意味着公开宣布同朱明王朝彻底决裂，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第五节 崇祯八年起义军在陕西的胜利

凤阳被起义军攻克之后，朱由检气急败坏，严令追查责任。结果凤阳巡抚杨一鹏被处死列，巡按风阳御史吴振缨遣戍，守陵太监杨泽畏罪自杀。对起义农民，朱由检更以百倍的疯狂加紧镇压。他一面“谕中外刷国耻尽心杀贼”[3);一面调洪承畴所统陕西兵出关，同中原各省官军夹剿。经过一番紧张的调兵遣将，明政府终于拼凑了边、腹官兵七万有奇。发京、省帑金一百多万两充作军饷，并且立下限期，规定六个月内把农民起义全部荡平。

鉴于陕西官军出潼关进人中原，起义军“遂由潼关、内(乡)淅

[1]吴世济:《太和县御惠始末)[2]张凤翼:《柜政录》策寇卷九[3]《经寇纪略》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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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8 19:00:24